一 人骨考古

20世纪20年代陆续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和头盖骨化石标志着中国古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50年代吴汝康提出了“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论点，60年代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形成了人类进化的“镶嵌说”。1984年吴新智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理论假说，即“多地区进化说”。后来补充修正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对应于1987年由海外学者根据古DNA分析提出的“人类非洲起源说”。

中国体质人类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古人类化石研究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人类骨骼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几位体质人类学学者，研究内容主要是人类起源和中国古代人群的种族类型。然而今天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大院校，研究内容和方法也突破了古代人群种族类型划分的单一方法，有一系列的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应用，包括古病理和创伤现象、牙齿人类学研究、古DNA研究、食性分析及锶同位素方法等，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还有学术专著如《中国远古开颅术》《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线粒体DNA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等，从多学科的研究角度共同再现古代社会和人群。

二 动物考古

动物考古学70年来在中国经历了形成期（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叶）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现在）。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从最初只对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部分标本或代表性标本进行种属鉴定发展到对遗址出土的全部动物遗存进行全面鉴定。从对遗址的动物遗存进行笼统分析发展到对遗址不同区域、遗址内不同考古背景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探讨。从使用“较多、比较少”等模糊的语言介绍遗址发现的各类动物数量发展到使用统计可鉴定标本数与最小个体数等方法对遗址动物遗存进行定量统计，使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真正建立在了定量化的基础上。遗址的考古报告从单纯的动物种属鉴定报告或围绕发现的动物遗存仅开展简单的人与动物关系分析的动物考古报告，发展到大多数报告都包含了以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多个角度的探讨、多学科的整合研究。

此外，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日益全面、系统与深入。从最初的研究遗址动物群的构成，简单地分析不同种类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初步判定，偶或探讨动物的外来动物种及其反映的地区间文化交流、各类动物在当时生活中的功用、反映的气候变迁等，发展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各种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开发与利用动物资源的各种行为乃至思想、文化，这些内容包括重建遗址与区域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探讨古代居民渔猎对象、渔猎技术、研究家畜饲养及与动物利用有关的生业经济，探讨古人对食物的选择以及加工食物的方法，尤其是肉食资源的获取方式研究，研究动物在礼仪及宗教方面的使用特点、规律、作用及其发展，研究骨角器等手工制品的制作与生产及其来源、流通，研究动物资源尤其是毛、奶制品与畜力的开发与利用，研究古代社会结构、发展及动因并探讨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及文明化过程，以及动物资源与相关动物驯化、动物资源利用等技术的中外交流等。

三 植物考古

植物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发展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以及发展和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起步阶段能够见到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但研究的内容仅限于植物种属的鉴定。发展阶段，植物考古在概念、方法和综合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进展，植物考古学开始正式起步。1992年，赵志军在《植物考古学概述》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植物考古学。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植物考古方法不断被介绍和采用，一批考古人员转入古代植物遗存的专门研究，植物考古在植物遗存提取方法、植物种属鉴定方法和标准、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进步，植物考古逐渐成熟，植物考古方法在中国加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浮选法的普及和推广。

随着浮选法为代表的植物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和普及，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微植物遗存研究的推进，植物考古领域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植物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小米和稻米这两类代表性的本土起源作物的传播路线和时间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而以小麦为代表的西亚起源作物进入中国的情况也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考古证据显示，大小麦为代表的西亚作物传入中国至少存在三个途径，即草原通道、绿洲通道[※注]和海洋通道。

植物考古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形成，复杂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包括粟、黍、稻、麦和大豆在内的农业经济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已经建立；而小麦的传入促使当地的农业种植制度逐步地由依赖小米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还导致了北方地区灌溉系统的发展，加速了文明化的进程。

在木材考古研究方面，包括三部分内容：树木年轮分析、木炭分析和木材分析。

科学的树木年代学是美国的天文学者道格拉斯博士于20世纪初研究建立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树木年轮分析已经成为定年和古环境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树轮年代学实验室于1999年建立，是我国考古界唯一一个树轮定年实验室。建立了柴达木盆地可追溯到公元前1575年、跨度为2376年（前1575—800）长序列的考古年轮年表，并对墓葬进行了定年和对青海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注]

木炭分析开始于欧洲，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有大量的成果发表。我国考古遗址出土木炭分析开始比较晚，直到21世纪初，其重要性才逐渐被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树轮年代学实验室在2002年开始木炭分析，以后开展木炭分析的单位逐渐增加，利用考古遗址出土木炭，推测古代人类对木材的利用，复原遗址周围的气候和环境，[※注] 在研究中注意把树木学的知识与木炭分析结合，综合研究古代人类对木材的利用和高分辨率的环境。

考古遗址木材分析在我国开始得很早，几乎与国际同步。1948年和1951年，何天相先生对考古遗址木材进行了科学鉴定，之后陆续有文章发表，多数是对葬具材质、漆木器和船舶材质的鉴定，同时也对遗址出土木材进行鉴定，提取古代人类利用木材的信息，复原遗址周围的植被和环境。[※注]

木材考古在理论方面也对树轮年代学、木炭分析的方法、木材研究史、木材考古学概论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木材考古学这门植物考古的分支学科。

四 食性分析

食性分析，主要是利用碳、氮、氢、氧、硫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研究古代人和动物的食物结构。该方法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等相关研究。1984年，蔡莲珍和仇士华撰文首次介绍国际学术界碳同位素分析方法的研究现状，并对相关遗址人、动物和植物同位素进行了检测，明确指出该方法在研究我国农业的起源、传播与早期发展过程方面的发展前景。[※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本世纪初食性分析才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多个研究专题，为我们系统探讨我国粟作农业的起源、传播与早期发展，麦作农业的传播与发展、先民生业经济的转变、人群迁徙与民族融合、人群分化与社会分层，家畜的起源与驯养，祭祀用牲的饲养与征集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注]

五 古DNA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PCR扩增技术的出现使得对残存在古代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DNA的提取和分析成为可能。古DNA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人、动物、植物、考古的土壤、古细菌、古病毒等，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动物和人的古DNA分析。

人类起源与迁移是古DNA研究中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最初是通过对现代人的线粒体DNA进行分析讨论现代人起源问题，得出不同的认识，其中最著名的是“线粒体夏娃”理论。[※注] 随着古DNA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人类化石的基因组已经获得，这就避免了由现代人的遗传信息分析来推断古代人类群体的遗传结构和进化模式的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

古DNA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1998年吉林大学考古系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古DNA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先后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项目，发表论文多篇。此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几家单位陆续建立了专门从事古DNA研究的实验室，并发表重要成果。例如，从古DNA角度对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特别是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蒙古族源、北方古代游牧民族、新疆地区古代人群以及三峡等长江流域古代人群的人类学研究都提出了重要的认识。此外，对距今40000万年前的中国田园洞人化石的DNA研究，也开展了现代人起源与进化问题的研究工作。[※注] 动物的古DNA研究揭示了马、牛、绵羊、山羊、猪、驴等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起源与驯化的历史，为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丝路文化交流提供了古动物DNA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