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科的生命历程都遵循着发展的一般规律，考古学科从诞生至今，既有低谷踟蹰，也有高潮与辉煌。建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重大收获。近年来，我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与追求，使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新高度，考古工作迎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应集中力量，着眼学科发展重要方向，解决重大问题，将最新成果推向世界，使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向世界。

7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因种种原因，我们的工作也存在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广袤的国土面积与严重不足的考古科研力量之间的矛盾；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源与极度匮乏的科研人才队伍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快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疲于田野工作的考古队伍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考古学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在新时代为考古学学科发展继续深入思考、积极奉献。

一 积极推进重大学术问题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我国考古学亟待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以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动规划、科学设计、实施开展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价值的重大项目，是提升中国考古学科研水平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学术课题，积极有效地整合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学科的研究、技术、人才资源，推进了一批学术目标明确、研究团队配置合理的考古发掘项目，相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研究仍将是未来史前考古重要的工作。此外，定居和农业起源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探讨。关于“最初的中国”的认识是值得深入开展的研究方向。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格局是有中心的“重瓣花朵”还是面向内陆的“西高地”和面向海洋的“东平原”之间的互动？“中原文明”是客观存在还是大一统“怪圈”内的主观构想？是否可以依据距今5000年前后的社会发展及“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提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认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最初的中国”的形成还是最早的在“天下之中”的国家级政体的出现？这些都是可以推进我们古史建设的重要问题。

都邑与聚落考古的持续深入研究。采用“勘探为主，重点试掘”的办法，对都邑、中心聚落遗址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分期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特别是研究都邑规划，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环境与资源等的关系。以重要聚落考古发现和研究为基础去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认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是今后的重要研究内容。通过历史时期都市遗址更加广域、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学者开始思考并总结中国古代都市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例如“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等[※注]。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进行的指导性的研究和论述[※注]，为今后深入都市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对“城市考古”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进行的实践和总结[※注]，也为都邑考古研究的再发展注入了动力。

二 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学研究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多学科手段的应用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可以引发各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已经得出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并很可能取得新突破的研究方向，包括古DNA分析对亲属关系和驯化农作物及动物演变的研究；淀粉粒等食物残留分析对古代食谱、酿酒和宴饮等活动的研究；锶同位素分析对人群迁徙和农产品再分配的研究；土壤微结构分析发现遗址使用和废弃的详细信息等。多学科结合的大型课题应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家文物局实施的“考古中国”计划已经显现了协同攻关的优势。

随着多学科交流的逐渐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也在不断提高，甚至修正了以往的看法，同时也存在很多争议，这就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检测和科学整合。一方面，新的科学方法、理论需要更多验证和完善；另一方面，传统的考古学方法、理论不能停滞不前，需要发展。随着科技考古各领域的日臻成熟，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学已经充分糅合成为一个整体，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应用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充满活力的一级学科。

三 考古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考古学理论总结、反思和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强化理论意识，超越“证经补史”传统思维方式，才能不断拓展新思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基础上，为建构更加丰富的历史学叙述，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新发现与新视角、新思路的阐释，新手段的采用等都有待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研究尚待全面开展。目前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都还有待完善，很多遗址的年代学框架还需进一步补充细化。特别是，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缺环更多，这些地区的考古学基础工作都还有待加强。这些研究的基础是从宏观到微观田野考古学的深入思考与提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充分利用多学科合作和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田野考古学水平，最大限度地科学准确地获取学术资料，成为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要求。

四 积极拓展考古学国际交流

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期待，并应该精心培育的新学术生长点。

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文明起源已经成为热点。东北亚地区的史前互动也曾发生了深远影响，涉及玉器的起源、农业的传播等重要问题。南岛语族的扩散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我们理解华南地区社会演变和人群移动的关键。除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了解其他伟大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开拓国际视野的另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走出去”考古的蓬勃开展形势喜人，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研究也会取得丰硕成果。

五 重视考古遗产保护与利用，为社会发展做出学科贡献

我国文物数量众多，出土文物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保存如此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科学技术的有效支撑和引领作用仍显不足，文物保护科技人才匮乏，技术力量分布不均衡等现象仍很严重。文化遗产属于公众，考古学不是象牙塔的学问，考古成果不是少数专家的独享成果，社会对古代历史知识有广泛的需要，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有巨大的热情，文化遗产保护和成果的展示、利用应该不断加强，考古学服务公众的意识应该不断提高。如何不断强化公众服务意识，将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更多、更有效地推向公众，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是考古学未来需要探索和强化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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