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即在国内逐渐展开，产生了李大钊、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等一大批学者和著作，其研究涉及先秦时期的社会属性、国家制度等方面，影响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取得巨大发展。虽然中间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正常发展。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四十年间，史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多种史学理论和方法得以使用，先秦史研究呈现出观念和方法的多元化；众多学术刊物、学术团体成立，为学术交流和合作提供了平台；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的开发和研究经费投入的增加，以及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大型工程的展开，推动了先秦史研究的前进；而网络化和数据库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治学方法的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先秦史取得了巨大进展。

经过70年发展，先秦史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是涵盖了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历法、科技考古、科技史）在内的人文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 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注重史料的整理。1954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编“杨图”（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整理《资治通鉴》和古代地图，其成果是标点本《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地图集》。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开始组织点校“二十四史”，到1978年春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对3000余卷、4000余万言的史书全面校勘，按照统一的体例标点、分段。个人研究方面童书业先后完成《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后来二者汇集为《春秋左传研究》（1980）。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进入了快轨道。1981年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文件，1983年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加强古籍整理的统筹工作。基层的研究机构得到发展，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 多个古籍研究所[※注]。资料出版数量极多，例如，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及《续编》等。个人著述成果丰硕，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198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1995）、杜勇《〈尚书〉 周初八诰研究》（1998）、张怀通《〈逸周书〉 新研》（2013）等。以上著作并非是单纯的资料整理，更多是在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本身即是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

古文字资料整理大获成功，尤其是以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成绩最为突出。例如，《甲骨文合集》[※注] 收录传世甲骨4万多片，其出版大大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前进，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另外《甲骨文合集补编》（1999）、《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1999）、《甲骨文合集释文》（1999）也相继出版，使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成为先秦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金文方面，以《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影响最大，以此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2001）、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1）等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另外，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6—199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12）等也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战国简帛资料大量出土，如《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望山楚简》（1995）、《郭店楚墓竹简》（1998）、《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001—201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2012—2019）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简帛研究、战国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出现热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考古尤其是古代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学界对古典文献和上古史的认识有了改观。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其重要的前提和支撑即是新资料的发现。

二 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制度演变研究不断深入

国家与文明起源是研究的热点。由于受古史辨派影响，很长时期内，学者把商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1979年，唐兰提出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的观点[※注]，继而李学勤提出“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注]，号召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重新评估。

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著作陆续出版，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99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1995）、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199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9）、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2005）、沈长云与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2009）等，对文明阶段划分、社会形态方面，从事实与理论各方面进行了论证，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至于国家演进过程，学者提出了多种观点，如王震中提出中国远古经历了邦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论，严文明提出了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理论，苏秉琦则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论。有学者根据中国独特的礼制进行划分，如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2007）提出中国存在一个古礼时代，并将之分为古礼、酒礼、周礼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一脉相承逐步升级。

在国家起源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酋邦理论。酋邦由美国学者塞维斯（Elman R.Service）提出，指人类历史介于氏族部落与国家之间的阶段。这一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1995）、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2007）、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2004）都在该领域颇有建树。

多种理论引入，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与思路。但也带来概念不统一、不同理论体系相混淆等问题，导致学者的讨论各说各话，共同的术语体系没有建立。例如，文明、国家、酋邦、城邦等概念和内涵的讨论即各执一词，由此出发的讨论难以达成共识。

许多通史性的著作也对先秦史进行了整体上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史观指导下的通史撰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例如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1965）修订和扩充，改名为《中国通史》刊行。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1961）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清晰勾勒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郭沫若编《中国史稿》（1976），则是采用唯物史观充分利用新资料撰写而成的大型通史。以上著作都利用唯物史观对先秦史进行了剖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

夏代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第一个中央王朝，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关于夏代的文字记录非常少，利用少量的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成为研究夏史的主要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遗址等进行了长期探讨，其中以二里头文化为基础探讨夏史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夏史研究与考古研究联系密切，其本身即是考古如何阐释、驾驭资料的一个方面，所以夏代考古是夏史的基点和核心。夏史方面的著述有《夏史论丛》（1985）、《夏文化研究论集》（1996）、《夏文化论集》（2002）等论文集，以及孙淼《夏商史稿》（1987）、郑杰祥《夏史初探》（1988）、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1995）、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2000）、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2006）与《夏史和夏代文明》（2007）等个人专著，注重考古资料的利用是以上的共同特点。近来，以许宏《最早的中国》（2009）、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2018）为代表，对如何利用考古资料认识和重建夏史进行了讨论。

由于资料的限制，将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朝代课题研究还需要更多成果的支持，但由于夏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亟须从整体上加强研究。

按研究内容划分，商史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考古研究，二是甲骨学研究，三是殷商史研究。

70年来，商代考古取得了巨大成就，除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较早发掘的遗址有重大新发现外，山西垣曲商城、河南焦府商城、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等大批重要资料被发掘，以考古资料基础的研究也涉及商代的疆域、城市、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甲骨文资料整理全面展开，《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甲骨文合集补编》《殷墟花园东地甲骨》等书的出版，极大丰富了研究资料，推动了研究的前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所承担的《甲骨文合集三编》也已结项，对传世甲骨做再一次大规模的汇纂和整理。另外甲骨的缀合成果也颇丰，如蔡哲茂《甲骨缀合集》（1999）、林宏明《醉古集》（2008）、黄天树等《甲骨拼合集》（2010）、《续集》（2011）等四部缀合成果。

文字考释是利用甲骨文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大量成果发布，其中裘锡圭《古文字论集》（1992）、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2007）等可为代表。

与资料整理和文字考释的进展相适应，对这些成果进行进一步消化和整理也成就非凡，一些大型工具书如《甲骨刻辞类纂》《殷墟刻辞摹释总集》《甲骨文字典》《甲骨文通检》《甲骨文字释综览》《甲骨文字诂林》编纂出版，既对前期学术成果做了总结，又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分期断代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学界基本遵从董作宾提出的五期分法。以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李学勤提出历组卜辞时代应该提前至武丁时代，此后学界就甲骨分期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坚持五期方法的学者，对各期卜辞进行了更细的划分，如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1992）。坚持历组卜辞提前的学者则提出了“两系说”，认为甲骨可分为村北、村南两系，分别发展演变。代表性著作有黄天树《殷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1991）、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1994）等。两派学者长期争论，两种论点的学者都对自身坚持的理论进一步演化，但对于对方提出的诘难和矛盾，则都无法予以全面的合理解释，甲骨分期断代讨论实际上进入了高原期。

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大批专著出版，关于商代社会性质、国家形态、疆域范围、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各个课题都有所突破。如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7）、彭邦炯《商史探微》（1988）、宋新潮《殷商区域文化研究》（1991）、杨升南《商代经济史》（1992）、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199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断代《商代史》（2011）的出版，该书11卷600余万字，全面构建起商代历史的完整框架。

西周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西周甲骨文是研究西周史的重要资料，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1984）、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990）、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1997）、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1998）、曹玮《周原甲骨文》（2002）等对周原甲骨进行了研究。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资料正在北京大学整理当中，相信出版后会引起新的研究的热潮。

西周史研究综合性的著述当推许倬云《西周史》（1994）和杨宽《西周史》（1999），两书都较全面研究了西周历史，只是许书侧重史实研究，而杨书更侧重制度研究。

西周史研究全面展开，在国家、法制、官制、礼制、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大量成果，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1980）、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1989）、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1990）、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1991）、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1993）、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1992）、葛志毅《西周分封制度研究》（1992）、张亚初与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986）、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1987）、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1997）、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2000）等。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2007）、《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2010）、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2011）、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2016）等。可以看到，西周史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关于西周的全面综合性研究相对滞后。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周史》立项，将对西周史作更全面的探讨。

东周以降，诸侯崛起，周王不再是中国历史的唯一核心。本段的历史研究也相应更多关注到各诸侯国史事和地方文化上，所以关于这一时期综合性研究显得相对较少，较重要综合性著作的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988）、顾德融与朱顺龙《春秋史》（2001）等。另外专题性的著述有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1979）、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1990）、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2004）等。

这一时期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域历史研究活跃，主要有东夷与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燕文化、晋文化、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都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著述，俨然成为独立的子学科。其中以楚文化研究、东夷与齐鲁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更为活跃。

三 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加强

政治史是传统的重点课题，著述很多，如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1991）、王宇信与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1996）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先秦政治研究涉及问题很多，国体、政体、王权、继承制度、官制、内外服制、封建、礼制、法律等都是研究较集中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属于断代研究的范畴，我们有选择地总结部分内容。

关于先秦时期的社会属性研究著作很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1983）、詹子庆《先秦史》（1984）、胡庆钧《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1996）、李民与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1998）、张广志与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2001）等。

关于先秦时期的政体研究，有许多学者有论述，相关著作有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注]、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1987）、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2003）等。

军事史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代表性著作有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1991）、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1995）、罗琨与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1998）等。通史性质著作有《中国军事史》（1987）、《中国兵制简史》（1989）、《中国军事制度史》（1987）等，对先秦军事史也有涉及。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这些著作对于先秦时期的战争史、军队组织形式、兵役制度、军事后勤、训练制度、武官制度、军事思想等都有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四 经济史、社会史等新领域研究的兴起

经济史研究著述甚丰。经济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成果集中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两个方面，后一阶段注重综合性的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土地制度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井田制度研究，二是土地私有化研究。两者原本都是与中国古史分期相关的课题，后来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讨论主题，涉及井田制的有无、井田制的土地占有形式和耕作方式以及其历史演变等问题，但没有出现认同度较高的结论。代表性著作有金景芳《论井田制度》（1982）、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1984）等。自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井田制的讨论减少，关于土地私有化进程的讨论增加，学者所持观点各异，尤其是关于土地向私有转化的时间、方式各持己见。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也大大减少。井田制和土地私有化问题，基本还是可以视作古史分期的延续问题，随着古史分期讨论的淡化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随着经济史研究的升温，状况有所改变，如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1997）、曹毓英《井田制度研究》（2005）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财政制度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持续得到关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有多篇文章专门论述。代表性著作有李根蟠《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注]，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注]、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957）、吴才麟编《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夏、商、西周时期》（1990）等，推动先秦财政史研究的前进。

较系统的经济史、商业研究主要出现在90年代之后，与前期注重土地制度、生产关系不同，后期研究范围加大，综合性研究加强，同时前一阶段被忽略的城市、商业等方面的研究得到加强。在综合性著作中，以杨升南《商代经济史》（1992）、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史·先秦经济史》（2000）为代表。货币史研究也有进展，如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2005）、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2005）等。学者对先秦时期的土地制度、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经济运作方式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商业史的讨论中，除商业发展进程的研究取得进展外，对商业在先秦社会的功能也有新的认识，如打破了传统上的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单纯的抑制商业发展的观点，而将重点放于“工商食官”，认为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是官府为垄断商业对民间商业的压制，对官府控制的工商业则大力维护和发展。

与经济史相关的早期城市的研究也十分活跃，有影响的著作有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1988）、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199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93）、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等，对于古代城市的出现时间、选址、布局、功能等都做了深入研究，为全面认识先秦社会提供了资料。

社会生活史是近年兴起的研究领域，以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家族形态、生活方式及风习方面等为研究对象。

在社会组织方面，主要研究社会成员的等级与组织，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古史分期的讨论当中，但也有许多问题得到较独立的探讨，如甲骨文中众的身份、周代庶人、国人、士的地位等。这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与学者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性质的认识相联系。

家族形态最初与古史分期联系在一起，讨论的重点在于家族与阶级和政治的联系。进入90年代以后，家族形态研究注重家族本身的构成与组织，并讨论家族形态与社会、国家及政体的关系，代表性的著作有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199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1990）等。

与家族相联系的问题还有姓氏制度、宗法制度、昭穆制度等。姓氏制度代表性著作有赵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1996）、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2004）、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2008）；宗法制度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1989）、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1991）、李衡眉《西周昭穆制度研究》（1996）等。

生活与习俗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2001）、李衡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199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92）、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1992）、晁福林《先秦民俗史》（2001）、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2004）、李纯一《先秦音乐史》（2005）、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2008）等。

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既从新视角了解了先秦社会，同时又为从总体上认识先秦社会属性与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解基点和研究素材，是历史学研究的一大进展。

五 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的深入探讨

先秦哲学、思想、文化研究一直是倍受重视的领域，著述也非常丰富，除了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1980）等大量通论性的著作以外，还有大量按先秦时段或地域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如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1984）、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2002）、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2012）。但以先秦诸子哲学研究最为丰富，如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2004）、朱前鸿《名家四子研究》（2005）等。相关成果太多，兹不赘述。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史研究特点之一是竹简、帛书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帛书《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竹书《晏子》《孙子》《尉缭子》《孙膑兵法》《文子》等的发现，给学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启迪。许多学者致力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学术史的回顾和反思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代表性作品有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2001）、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200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004）、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2010）等。

六 新方法利用与跨学科研究

70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跨学科研究的加强，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融合非常明显，甚至自然科学方法也融入历史学研究当中，这一点在科技考古、年代学等表现得尤其突出，兹以年代学为例加以说明。

年代学需要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介入，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课题，所以一直为学界所忽略，基础比较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动下，中国年代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

年代学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6年之前，年代学的研究都是零散的注重个体事件与每个朝代的年代研究，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年代学研究进入多学科相结合的新阶段，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一阶段结项后，年代学研究进入一个继续深入和反思的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专门的年代学论著较少，但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如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注]，葛真《用日食、月相来研究西周的年代学》[※注]，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注] 等。从80年代中期以后，年代学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影响的著述有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何幼琦《西周年代学论丛》（1989）、李仲操《西周年代》（1991）。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立项，在其推动下，三代时期的年代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大量著述相继发表和出版。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年代研究方面的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1997）、朱凤瀚等《西周诸王年代研究》（1998）、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1999）、江晓原等《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200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2000）等、刘启益《西周纪年》（2002）、张闻玉等《西周纪年研究》（2010）等。另外，从考古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天文知识的著作也有出现，例如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2007）即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

多学科相结合的年代学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动，随着《夏商周年表》的发表和“夏商周工程”后续研究的结项，年代学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也储备了一批研究人才，为日后研究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跨学科研究因为涉及不同领域，远远超出原来学者的研究范围，很多时候需要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的合作，这就需要外在动力的推动。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云计算下的甲骨文研究”即是其中一例，通过项目联合的方式，将自然科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专家结合在一起，共同用新方法推动甲骨文研究的前进。

跨学科研究有巨大的优越，同时其不足也十分明显。例如，过于专业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和发布中，其方法和成果依然只是某领域学者小范围内能够理解和使用，很难转化为大家共同接受和利用的成果；有效方法的重复使用与不同学者之间重复性的研究在跨学科研究中也很难避免，造成研究力量和资源的浪费。但无论如何，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和前景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进一步开拓新领域、新视角和新方法的方向。

总观之，7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传统领域不断进展，新的领域得以开拓，先秦史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也不断提升，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