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专题史均有著作问世。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陈寅恪从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5）将唐代的各种制度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1948）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并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

1949—1966年是中国内地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阶段。此时，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出版了多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著作，如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195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61）、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1958）、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1958）和《南朝经济试探》（196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注]

1978年以来，随着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的复苏阶段。随着全国学者研究工作的全面复苏，各种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会应运而生，组织了规模各异的学术讨论会。1980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亲自组建并创办。198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1999年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自此每三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等，他们或每年或几年不等地组织召开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出版物增多，尤其出现了几部综合研究专著和《魏晋南北朝史》断代史著作，它们成为各高校历史系的通用教材以及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参考著作。[※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外史学理论的相继传入，中青年学者注重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在对待史学理论上，持不同态度，由此也产生了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在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的同时，出现了个案研究、统计分析等新方法，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家大族的个案分析，对南北朝时期人口状况的分析统计等。新的考古发现改变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材料状况，成为推动研究向新方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包括西北魏晋简牍、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简帛材料和墓葬、墓志、造像砖、造像记等的出土，对深入研究当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制度以及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进入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原有学术积淀下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领域更加细化和立体化。通过几代史学大师和史学研究者的辛勤耕耘，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的问题已经基本被爬梳，不同的研究课题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如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研究渐趋回落，而此期礼学的研究却受到学者的重视。一些新的课题也被提出来，如史料批判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

一 简纸文书、墓志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丰富材料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筑工地第11号井出土了近10万枚吴简，走马楼吴简出土至今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嘉禾吏民田家莂的性质及其形制特征、田家身份及其佃田与租税、田类名称及其含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已公布的竹简中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和制度，如“二年常限”“户调”“督军粮都尉”“还民”“关邸阁”“口算钱”“旱田”“熟田”“调”、吏户、算、赋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课题涉及三国孙吴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方面。[※注] 随着吴简的大部分出版，学术界多利用揭剥图对其中的簿书进行编连，对涉及名籍等各类簿书等进行整合研究。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首次大规模、系统地复原整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采集簿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吴简文书学”；又运用“二重证据分合法”研究模式，以确认的簿书为依据，对孙吴临湘侯国文书行政的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探讨了孙吴在汉晋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承续和革新作用。[※注]

西北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简牍、纸本墨迹较多，其中楼兰文书残纸为研究楼兰鄯善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和古丝绸之路文化史的重要历史材料。侯灿主编《魏晋简书风》《魏晋残纸书风》（2000），并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1990）、《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999）等专著。

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深化了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的认识。唐长孺对高昌郡军政制度的研究，收入《山居丛稿》（1989）。陈仲安、吴霞、陈国灿、朱雷、卢开万、王素、孟宪实、宋晓梅等对麴氏高昌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史、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注] 王素《高昌国史稿》现已出版《统治篇》《交通篇》，系统地展现高昌的历史。[※注] 2006年吐鲁番洋海赵货墓发现了《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为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公布之后就引起学者们的热论。[※注]

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城市建设，使很多掩埋在地下的碑刻资料“见天日”。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利用关中发现的25种碑铭，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揭示了史书失载的一些历史现象。[※注] 近年来，侯旭东搜集到1600 多种五六世纪北方造像记。他以此为基本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当时北方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注] 邵正坤《北朝纪年造像记汇编》收录北朝造像记材料1200余通；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北朝家庭早期的宗教信仰及其转变，北朝家庭宗教信仰的类别及相关状况，宗教信仰对北朝家庭的影响。[※注] 魏宏利全面收集了陕西、甘肃等省的造像记，不仅对石刻出土、保存和著录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还参稽史籍，做了简明的疏证，便于学者研究。[※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对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墓志石刻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至隋唐各层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史家对这段历史的重构、解读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墓志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涉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跨学科、综合性特征明显。伴随着考古发掘报告与单篇墓志考释、墓志资料的汇编与集释，部分学者编著了有关魏晋南北朝出土墓志的目录及研究索引，并对魏晋南北朝墓志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魏晋南北朝墓志的细化与深入研究，表现在对墓志石刻文字词语、文体特征、书体风格、形制等级、家族世系、门第婚姻、职官地名及史实关联等不同角度、各个层面所做出的探讨。近年来，还呈现出墓志文献数字化建设、墓志史料的批判、墓志史学拓展的新趋势。[※注]

二 魏晋南北朝赋税、土地制度研究的持续深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家对魏晋南北朝重大赋役制度的动态研究和整体把握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唐长孺对魏晋户调制和匠役制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新资料对北凉、西魏、麴氏高昌国的赋役制度进行研究，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白。80—90年代，唐长孺、高敏、郑欣等的论著考证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内容多有发现，周国林对曹魏、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田赋制度进行了考证。[※注] 自长沙走马楼吴简出版后，吴简中的“户调”问题便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高敏、杨际平、张荣强与于振波等分别发表论文，讨论口钱、算钱、户等划分、人丁“丁中老小”的划分、调的性质、户籍文书的内容等。

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中，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课田占田制和北朝隋唐的均田制，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热点。改革开放以后，高敏、朱绍侯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全盘探讨。[※注] 均田制度作为北朝隋唐国有土地制度史上最为完备的制度，更是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84年出版韩国磐著《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1984）及韩国磐等翻译的日本学者堀敏一的专著《均田制的研究》（1984），后译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学界对均田制研究的各家之说，给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带来很大的刺激，让中国学者接触到许多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此后，均田制研究热烈展开，[※注] 据不完全统计，有150余篇文章对北朝均田制的产生、发展、内容、实行、性质，对均田制中的桑田、露田、永业田等具体概念均有论及。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土地所有制性质的争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一起沉寂下来，经济史的研究也不复以往盛况，近两年来学者很少涉及均田制的研究，这反映出学术关心的转移。

三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政治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收获最多的领域之一。举凡这一时期的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体制、选官制度、封爵制、俸禄制、监察制度、考课制度、武官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如魏晋禅让、西晋政争、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六镇之乱等，都有专门研究。

九品中正制度广为学者所熟悉并普遍受到重视。[※注] 20世纪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中正的职责、功用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注] 胡宝国对九品中正制的演变作了系统考察。[※注] 学者们还对官品、资品、上品等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对这一制度创立的原因和时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对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的讨论，还集中在中正的设置及职权、中正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中正品定士人的品级与起家官官品的关系、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目光投向以前比较忽略的十六国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使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更加立体、全面。[※注]

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学者们对这一重大问题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和研究热情，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行者杨筠如、杨联陞、王伊同等人先后从制度、婚宦等层面对汉魏六朝的士族门阀进行考察与之同时，陈寅恪先后对魏晋之际统治阶层的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北朝士族与鲜卑统治者的关系，梁陈之际江南土豪的兴起等问题进行缜密考察，尤其是从种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对海内外的学者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阶级分析方法占绝对主流的大背景下，士族的概念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士族研究成为学界的主流。唐长孺在建构魏晋封建说时，对士族门阀制度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他对士族制度的形成、发展、变化和衰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是士族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中对美国学者伊沛霞的个案研究进行了评介，引领了以后国内中古士族政治研究的新风气。[※注] 从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开始，内地学者开始尝试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个案剖析方法考察六朝士族。[※注] 从研究内容上看，个案研究大多侧重于家族源流的梳理、婚宦特征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文化特征的研究、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析。大量的具体而微的研究，让学人获得了诸多新见和新知，却也使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既在宏观方面有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又在微观方面有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证及巧妙运用。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尤其是与皇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创造性论述。[※注] 在其后，罗新、陈爽、刘驰、韩昇、王永平[※注]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碑志资料的大量刊布以及范兆飞、仇鹿鸣、林晓光等年轻学者译介的一批海外士族研究名著和方法论反思，使得中古士族研究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陈爽在文章中就提出引入历史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借用历史人类学的某些成熟的研究方法，对中古时期有关士族的诸多“典型史料”进行全景式“观察”，并借此对传统士族理论进行反思。[※注]

四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和民族政权的深入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和民族发展的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黄烈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各族政权的民族性质问题、民族战争问题、民族融合问题。[※注] 其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系统地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鲜卑、匈奴、氐、羌、卢水胡等少数民族源流、关系及影响，阐述了民族关系的理论问题。[※注] 黄佩瑾、白翠琴、邱久荣、朱大渭等对此问题均有探讨。

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研究这些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注]、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1996）。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等对匈奴有专考。[※注] 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宗教信仰、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注] 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1984）、《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85）。

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962）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周伟洲、林干、曹永年、赵向群等钩稽了鲜卑族南迁历史。[※注]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石室发现者米文平发表《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等文章，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注]拓跋鲜卑早期政权性质也是学者热论的问题之一。唐长孺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注] 黄烈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注] 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注] 田余庆探讨了拓跋前期的封建化问题。[※注] 李凭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勾勒出北魏前期政治史的变迁轨迹。[※注] 楼劲对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和相关史实作了进一步考证，在北魏基本政治结构及胡、汉关系格局的认识上有所推进。[※注]

对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进行了全面探讨。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辩证分析。[※注] 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还有周伟洲《汉赵国史》（1986）、《南凉与西秦》（1987），蒋福亚《前秦史》（1993），齐陈俊《五凉史略》（1988），赵向群《五凉史探》（1996），高然《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2019）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为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

五 魏晋南北朝著名战役及兵户制度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动乱和战争。相较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军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起义战争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的魏晋南北朝军事史的研究领域更开阔，研究也更加立体，主要集中在军事制度、战争战役、战争策略等方面。朱大渭、张文强《中国军事通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1998），围绕50余次大型战争，全面论述了各个政权国防、军制、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指挥正误等与军事相关等问题。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战争，如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夷陵之战等重大战役前的形势、战争双方胜负原因、战争的进程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关于侯景之乱，[※注] 高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的影响，[※注] 李万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的发展上。[※注]

兵户制度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是研究魏晋士家制度的代表作。[※注]80年代，陈玉屏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对士家制度提出不同看法，其后，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兵户制度作了整体研究。[※注]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北朝隋唐的府兵制就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出版岑仲勉《府兵制研究》（1957）、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1962）等专著。改革开放初期，谷霁光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发表《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长的辩证关系》《府兵制的确立与兵户部曲的趋于消失》等论文。[※注] 麦超美以墓主虞弘的个人背景、经历及官职的迁转作为例证，展示了历时约二百年的府兵制度前期和后期的发展和变化。[※注]

六 魏晋南北朝著名历史人物研究更全面立体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关羽、刘裕、梁武帝萧衍、苻坚、王猛、谢安、王导、宇文泰等。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普遍摆脱了简单的阶级两分法，更加全面地分析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等，使历史人物更加真实、立体，而不再是脸谱化、简单、苍白的盖棺定论。不过我们也看到很多重复性研究并存。

诸葛亮和曹操仍是所有人物研究中的热点。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民族政策、军事才能、经济思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田余庆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注] 对曹操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细化，学界更重视曹操本人的性格及其对施政的影响、人才观和用人思想、治国大政、军事思想和在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文学思想和建安文士的关系等，力图全方位的解析曹操这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

一直以来，关羽研究以关羽史传、关羽形象、关羽崇拜和关羽传说四个方面为主，尤以关羽崇拜、关羽传说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19篇，[※注] 其中朱大渭《千古名将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分析了关羽由人变为神的文化内涵。刘海燕探讨了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轨迹及其多种形态，侧重从关羽形象去探寻关羽崇拜的文化底蕴。[※注]

七 礼制研究得到重视，玄学、佛教、道教研究成果丰富

传统中国礼文化研究是自清代以来，学者用力甚勤、成果丰厚的一个研究领域。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儒学和礼制的研究被迫中断。[※注]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核心儒学和礼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礼仪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陈戍国、李书吉、梁满仓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的研究。[※注]

魏晋时期，玄学曾一度昌盛。汤用彤在《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中同意玄学是经过名理之学发展而来的，不过更强调从汉末经学的衰微到魏晋清谈的兴起再到玄学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注] 冯友兰指出，玄学实际上是士族意识在思想界的反映。[※注] 学界对于玄学的分期、玄学不同流派、玄学的理论问题、玄学的代表人物、玄学的历史地位和评价等论题有热烈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的历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第二卷（1982），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2）、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1986）、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2001）等出版。学者们对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本身的演变、佛教教义、佛教玄学化、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的原因、灭佛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魏晋以降，天师道在原太平道的基础上流传起来，经过葛洪、陶弘景等人的改革，道教的教派、义理更加丰富、经典大大增加，出现了神仙道教思想。卿希泰《中国道教史》（1988）、任继愈《中国道教史》（1990）、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1989）都是研究这一时期道教的系统著作。学术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道教的改革，道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道教教派及教义、少数民族与道教、道教典籍、民间道教信仰、道教与丧葬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