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 本编各章节初稿的撰写者分别为：第一章：王建朗；第二章：徐秀丽、刘萍；第三章：崔志海、罗敏、黄道炫、张俊义、郑大华、左玉河、周祖文、李长莉、李细珠；第四章：徐秀丽。王建朗对本编书稿进行了整合、增补与改写，杜继东协助完成技术性工作。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近代史学科初步形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近代史研究已经变成学科齐全、成果丰富、研究力量强大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社会需求及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研究“厚今薄古”的倡导，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空前发展。与社会各行各业相同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很快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近代史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基本内容，突出体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围绕着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及近代农民战争等热点问题，近代史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发挥了积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一大批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17年中，近代史研究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这一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十年动乱”中，史学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影射史学”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荡然无存。但史学工作者在困境中仍力图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开展，1972年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艰难中起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人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近代史研究首先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研究者既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颇观点提出质疑，也对若干史实上的错误进行了澄清，使近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学术的轨道，并为社会的“拨乱反正”做出了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经济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人们意识到，不应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近代史。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任务，追求国家近代化的努力与追求国家独立的努力一样，都是不应忽视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近代化问题的相关讨论和研究，促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丰富和繁荣。

研究视野的开阔，大大拓宽了以往的研究领域。以往基本被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的晚清与民国的统治阶级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往不被重视的社会史蓬勃发展，成为近代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由此，近代史研究体系日渐完善与合理。与此同时，各类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近代史研究整体上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可以说，人们今天已很难找到一个40年来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建与认识的更新，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准确。

第二章 近代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近代史研究

一 “厚今薄古”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尽管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起步，但并未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科仍处于形成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注] 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注] 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新中国亦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术建制层面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予以大力扶持。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类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新中国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中提出，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注]。

二 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近代史学科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已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

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强领导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础。

革命史家注重历史的整体框架建构。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注]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由此构建起一个近代史叙述体系。这个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与此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三次革命高潮”架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得到加强，但“三次革命高潮”说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这一诠释体系规范下的近代史研究，忽视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 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国共产党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 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三 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 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丛刊》的出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丛刊》的出版，在海内外史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注] 至今，该《丛刊》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备资料。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注]

在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丛刊、丛编的同时，史学界也注重相关专题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54年，近代史所成立以荣孟源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创刊《近代史资料》。1960年前后成立“史料编译组”。编译组启动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近代史资料专刊》及相关专题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从1957年至1963年，近代史所共整理出版了16部专题资料。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接收保管并负责整理原国民政府国史馆保管的国民党政权中央系统的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各地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220 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注] 1956年6月，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

这一时期，文史资料及回忆录资料的撰写，突破了传统档案文献资料的局限，拓展了史料的类别。到1966年5月，全国政协共征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 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35万字，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注] 在革命回忆录方面，至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星火燎原》10集，收入回忆录637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红旗飘飘》16辑。这些资料涵盖晚清、民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为多，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方面、重要人物。有学者认为：“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出现了一个新门类，或叫‘新史源’，这个新史源即是文史资料。”[※注]

四 热点问题的讨论

（一）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它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获得革命领袖认定。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刘大年曾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划分标志，是对历史大变动节点的正确把握，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分期点。

2.中国近代史的下限

与近代史开端的相对确定性不同，对于近代史的下限，学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1949年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撰作中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分册”，“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作者身处时代为下限。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问题。因此，近代史下限问题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1919年下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说。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1949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意见，但是以1919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建制体制化。

3.近代史分期的标准

胡绳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他主张把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 7个阶段：1840—1850、1851—1864、1865—1895、1896—1900、1901—1905、1906—1912、1913—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

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代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1864、1865—1894、1895—1900、1901—1914、1915—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了分期标准。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4年出版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明确提出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的存在，就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看，已具备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注] 此后，近代史学界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热潮。

1.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 邓拓认为：“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末，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外国资本势力很快地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终于把中国拖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注]

2.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歧和争论。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论。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问题。讨论中，多数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但究竟开始于明代何时，则存在不同看法。黎澍对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持有怀疑。[※注]

第二个问题是鸦片战争前清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及其作用。尚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清中叶已遍及于各地，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注] 吴大琨则认为，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并未产生出什么重大的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注]，认为把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过早地提到明代中叶以及清初的社会中来是不妥当的。[※注] 学者们还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回答了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问题。从翰香认为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整个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注]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迟缓的原因。吴江、钱宏等人指出，这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某些特殊因素促成的。[※注] 吴海若指出，封建地租侵蚀了利润，这是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萌芽很早，但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注]傅筑夫、谷书堂指出，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稳固性，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而造成这种稳固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文化大革命”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有学者统计，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内地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200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注]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筚路蓝缕，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等，确立了基本原则，为后来研究者们所沿用。为了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要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写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注]。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

一 拨乱反正 书写信史

近代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就是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1979年第1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随着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画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

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他提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注] 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有学者进一步申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刘大年同意“人类社会发展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前进”，但“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到1980年6月，已有近百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时期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化大革命”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

1979—1981年，学界还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

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连。李时岳在1980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四个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注] 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下，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人们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尽管意见不一，但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讨论中看法不一，但人们普遍承认，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和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评价便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党史领域开始在这些问题上拨乱反正。如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以往的结论指责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研究者指出，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瞿秋白以往被指责为自首变节的叛徒。1979年，陈铁健发表《重评 〈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旋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没有损害党的事业，更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注] 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一个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讨论，涉及文章达百篇之多。

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研究者指出，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逼供信的产物。有关西路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注]

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二 解放思想 研究视角更为开阔

（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与互容

前述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但它引起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长期争论。[※注] 近代史领域的“范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始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1995年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他对美国中国学界研究趋向的描述，同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状况竟然相当契合，[※注] 因而很快在中国内地学者中激起热烈的反响。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形成的交锋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究竟为何？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究竟孰主孰从，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对于第一个问题，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如果抓住了革命“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注]。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认为，有了现代化“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注]。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史范式”论者主张以革命史包容现代化，而“现代化范式”论者则提出以现代化包括革命。[※注]

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超越了意气之争，而主要是学理之争。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

（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影响与反思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快速繁荣的一个外部条件，是日益频密的中外学术交流。中国学术界长期封闭之后，理论和方法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要，学者渴求新理论、新方法。如前文所述的现代化理论，在经过不断的调适之后，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人们在对外来理论的引进中，逐渐形成了理性态度。

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通过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这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评总结，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的新认识，突出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主体地位。[※注] 该著作自1989年出版中文版后，在大陆学界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赞赏与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注]。

“中国中心观”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早在1990年即加以评述，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注]。此后，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中国中心观”自身潜在的矛盾，是其走上新教条主义的内在根源。[※注] 李红岩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不断地分解、分析中国历史的要素，将历史切片予以解剖，结果导致对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消解。这与其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毋宁说是湮没历史。[※注]

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与警示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以“中国中心”取而代之，势必产生以偏纠偏的问题。学界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与批评，剖析柯文方法与逻辑的内在矛盾，指陈其理论上存在的根本缺陷，确实“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时的心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成熟和深刻了许多”[※注]。

三 拓展领域 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这一时期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经在某个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与此相关联，人们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改良不再仅仅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与革命的同盟军。改良的进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积蓄了动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时，改良者通常又会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推翻封建专制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在这一视野之下，早期维新派、改良派都获得了重新观察的机会，其历史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前30年的研究中，社会史不被作为专史学科，一些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附属在革命史、经济史的叙述中。改革开放后，反省我国现代化迟缓原因成为引领史学转向的契机，一直没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社会史开始孕育萌生。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社会史开始复兴。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多，中国近代社会史这个新生学科日益成长壮大，学科地位随之获得公认。1991年的《近代史研究》附刊论文目录，首次将“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专史门类（刊于1992年第5期），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内“社会史”学科得到确立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经过几十年持续发展，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1987—2013年，近代社会史的著作数量已超过1000部。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以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为契机，内地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全面展开，各个领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展。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随着内地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深化拓展，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台湾通史著作：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注]，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注]，建立了一个完整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学科框架或学术体系。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兴起，则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扩大。口述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逐渐获得学界认可，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在众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战史领域的成果更为集中和突出。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的《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以及正在进行的张连红主持的抗战老兵口述史等。

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文字史料之外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近代摄影家、画家作品的引进和传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更多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把1840—1949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1840—1949年110年的近代史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第三章 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节 晚清政治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鸦片战争史研究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英国对古老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围绕这次战争，学界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其一，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中西贸易状况以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否实行闭关政策以及如何看待闭关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其二，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之间的冲突和交涉以及战后中外条约的签订过程，从中揭示鸦片战争既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同时也存在两种不同文明制度的冲突，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由此确立。其三，从军事史角度，对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之战、厦门之战、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中英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及伤亡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中国的失败不只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及一些清军将领和官员的投降卖国、临阵脱逃，也在于清朝军事的落后。其四，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评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关于鸦片战争性质问题，尽管有少数学者将这场战争看作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通商战争”，但学界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注]。对于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学界就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三次大沽之战分别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动因和目的以及英军和法军的不同责任问题作了考辨，同时探讨了这场战争对中西关系及清朝政局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注]。

二 太平天国史研究

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并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其中，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反满革命，有的认为是宗教革命，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但主流观点仍认为太平天国为“农民革命”或“农民战争”。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广大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政权的反封建革命性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认为是封建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土地制度实际实行的仍然是保护地主所有制，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有的认为具有革命和封建两重性，或认为经历了由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的转化过程。关于太平天国政体的性质，少数学者以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认为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但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农民革命宗教，与西欧中世纪教会统治根本是两回事。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政体是一个虚君制政权，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实际权力在于军师；也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政体应属于君主专制政体，洪秀全集最高军、政、教权于一身。学界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讨论，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中国既往历次农民战争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此外，学界还就太平天国宗教问题、军事问题、典章制度问题和相关历史人物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注]。

三 洋务运动史研究

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学界着重就这场运动性质、作用和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持久的讨论，大致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否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它只是“在联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因此，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另一派则以肯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学界还就洋务的军用和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政策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以及洋务派和洋务思想的评价等问题，分别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历史上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近代化运动。[※注]

四 中法战争史研究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间的第三次战争，也是中法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也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一，从军事史角度，对各次重要战役的战况、战果、胜负原因及对战争的影响，分别做了考证和分析。其二，在中越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另一观点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其三，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而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这显然有悖学术客观性。其四，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注]

五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国内学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1.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2.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3.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4.1890年起发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5.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军事因素，认为武器装备的落后，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都是导致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认为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批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此外，相关论著还就中日双方陆战和海战的部署、胜败原因、甲午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清政府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注]

六 戊戌变法史研究

1895—1898年的戊戌变法既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学界一直予以正面评价，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学界仍存有争议：一派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其理由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都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他们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另一派反对给戊戌变法冠以“改良主义”称呼，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不妥，戊戌变法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有的认为即使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丝毫不损害其进步作用。对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一派充分肯定其所起的作用，认为康有为在变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有为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他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另一派反对将康有为看作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指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有的甚至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应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负责[※注]。

七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对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批评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具有反动性。但主流观点还是对义和团的弱点持同情理解态度，反对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简单斥为“封建蒙昧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也反对将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全然看作农民的蒙昧落后和排斥先进生产方式加以斥责，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人为回击帝国主义侵略所能产生的原始反抗形式，是一种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是“一种原始的民族革命思想”，“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不应看作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此外，学界还就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兴起原因和影响，以及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统治阶级的反应、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列强的对华外交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注]

八 清末新政史研究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关于这场改革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多持否定评价，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但80年代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指出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对于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而遭失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有的认为是受了清末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以“制度决定论”为基础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清末出现的权威危机的挑战，以及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诸如地方主义的离心力量的形成、政治的腐败、利益集团的冲突、财政危机等“改革综合征”的影响；有的认为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的民族矛盾、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与清政府的错误对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及改革者的素质等，均是导致新政失败并走向反面的深层因素；有的认为清末新政之所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恶化了官民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及清政府与民间立宪派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清朝统治基础，同时也是由于新政本身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彼此并不矛盾。新政的失败，显然是多种原因综合所致。[※注]

九 辛亥革命史研究

1894—1912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国内学者一致肯定其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在历史作用评价上仍存在分歧，并出现两种不同评价体系。在革命史评价体系下，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基本采取两分法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高度，认为辛亥革命存在软弱性，不够彻底。根据现代化史的评价标准，一派学者仍肯定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但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后果，认为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打断了清末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有些学者甚至因此批评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强调立宪派的改良或“调适”主张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更好选择。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显然不是基于对当时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可取的。[※注]

第二节 民国史研究主要成就

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各卷陆续出版。[※注] 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前后历经40年之久、聚集几代民国史学者之力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 卷，由中华书局统一推出。36卷本《中华民国史》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此前，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1985年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 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成为民国史研究中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在1949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叙述中，学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不高，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的革命。1981年，以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为契机，史学界推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充分论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加深了对辛亥革命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注] 此后，随着“现代化范式”的兴起，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民国创立过程中的贡献与作用、辛亥革命时期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状况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以后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推动了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失败原因之类宏观问题的讨论逐渐减弱，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多开始关注与南京临时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等个案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多为零星论及，缺乏系统论述。翟国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一书，则较为全面论述了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与《临时约法》相关的具体问题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原先习以为常的问题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注] 杨天宏的《论 〈临时约法〉 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一文，深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内在结构缺陷。[※注]

二 北洋政治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注] 这样的论述从宏观上看是成立的，但是有些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实证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开始具体探讨军阀形成的历史原因。[※注] 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等方面具体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注] 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社会基础问题，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北洋军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注] 80年代中期之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社会基础与阶级属性的问题研究有所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定的发展而使中国社会性质有所变化。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不仅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注] 对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历史作用问题，80年代前后，史学界经历了从一概排斥、彻底否定到对其中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注] 80年代后，不少学者跳脱阶级分析的单一评判标准，开始转换研究视角，从近代化视角全面审视北洋集团对民国前16年的统治。[※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作用之类宏观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少，围绕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与军阀混战展开的个案研究逐渐增多。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一案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政局的走向，成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廖大伟从民国初年帮会（共进会）的角度来观察“宋案”，通过对涉案函电的解读，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注] 张永认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存在不少疑点，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注] 尚小明的著作《宋案重审》是关于“宋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指出，过去“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而实际上“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是民初政党政治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注]

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段祺瑞执政府视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将段祺瑞为了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注] 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采取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注] 此后，杨天宏进一步从段祺瑞执政府试图整合北洋各派系的角度，重新论证召开善后会议的意义，认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注]

三 南京国民政府研究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权的性质，一直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由于国共政治上长期敌对关系，加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下国民党政权被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注] 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重要举措，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国民党“清党”是影响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关键事件。以往研究多从革命史视角，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注] 王奇生从国民党内部视角出发，考察了“清党”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被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注] 杨奎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注]

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是透视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关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张亦工通过对国民党成立商民协会的探讨，揭示了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的认识过程和基本态度，认为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对大资产阶级由反对转向合作。[※注]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国民党政权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王奇生以发生在1932—1933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个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描述劳资纠纷过程中资本家、工人与国民党的博弈过程，得出结论认为：“三友案”中，国民党中央更多压制和谴责资本家阶级，甚至最终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对付资方的顽抗。“三友案”之所以引发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垒，主要源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与此同时，上海资本家阶级在与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交锋中，也展示了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注]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来透视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注]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专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注]

国民党最后为什么失去内地，是所有关于内战时期国民党史研究的终极之问。抗战胜利后举行的国共重庆谈判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走向的重要历史事件。邓野将重庆谈判放在1944—1946年从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到公开反对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这一战后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来观察和分析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认为：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注]

国共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双方统帅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金冲及先生通过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会战过程中双方统帅战略指导方针和实际作战指导能力的认真考察，认为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国军之败，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 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注]

第三节 革命史研究主要成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革命史向着学术研究的方向不断进步，一批批学术成果开始涌现，革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发展的高峰期，研究框架也进一步完善。80年代到90年代，通史性著作大量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2卷），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国民革命研究

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革命史研究中受到重点关注，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问题都得到认真、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得到确认，使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国民革命运动一直是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共产国际、陈独秀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尤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将相关考察放到这样的背景中予以衡量。视野的变换有助于更加持平地观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本身在这场运动中的是非功过。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做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注] 因此，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注] 共产国际视野的置入，使得关于陈独秀乃至国民革命运动的考察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空前开展，这是国民革命较之前的政治运动最为显眼的变化，不少的研究者都对之作了研究。金冲及发现，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他从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中体察到：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注] 正因此，接下来，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革命就显得水到渠成。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过火行为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农会干部的自发行为，同时也和国民党对农民的错误态度，共产党人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相关。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注]

二 苏维埃革命研究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革命。革命中的群众动员是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不同的研究关注到群众动员的不同侧面。比如有研究者关注革命暴动中的宗族组织，指出1927—1929年中国共产党暴动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国共产党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国共产党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注] 另有研究者考察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强调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能够迅速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注] 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查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鼓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注] 这些观察，都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机制及具体展开过程的认知。

苏维埃革命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当年的革命实践中，曾经对这些经验教训做过认真总结，革命史研究也应进一步做出学术上的研究和认知。关于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的研究，戴向青做出突出贡献。他的研究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注] 苏维埃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研究者对此做了认真考察。出现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年轻，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成熟，加上第三国际的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为党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按中国的实际国情处理问题。[※注]

三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建立民主政治，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管道和方法，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的民主实践，使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激发出巨大的民主热情。[※注] 中国共产党在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均创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尤其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多种形式对日作战，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关于这场人民战争的具体开展过程，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足。有研究者选取地道战这一广为人知的战争形式，探讨其兴起的背景、实际运作及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指出，地道工程的开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高度追求效率的组织和动员体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军政运作的特质。[※注] 关于抗战初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发展策略设想，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说曾广为流传，并用来指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杨奎松指出，这一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后来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发展规划，不过是对1940年年初中共军事发展实际结果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注] 革命的军队需要革命的民众，民众如何进入中国共产党军队，大有研究空间。当时部分人因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参军，多数人在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时，很大程度上依然遵从其日常生活的逻辑。追求物质利益、摆脱生活困境和提升政治地位成为华北农民参加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要动机。[※注]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抗战作为人民战争及如何实现人民战争的认知。

1947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共战争中逐步占据军事主动权，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这一重大转变，以往研究远远不够。金冲及专门著书讨论了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一步一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强调人心向背对这一转折发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注] 在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城市接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考验。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进程、步骤和内容作了系统梳理，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最先夺取的大城市——石家庄建立政权、尝试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过程。[※注] 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迈出的新的一大步，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这是革命史研究值得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相关研究专著不断涌现。[※注] 近年的研究趋向是，研究者越来越注意到土改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换，还关涉到政治结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文化权力等诸多层面，相关研究努力展示土改的多层面相。有研究者注意到华北土改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认为土改期间，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注] 还有研究者以晋蒙交界的偏关县为例，发现该县土改改变了偏关人固有的“走西口”生活方式，打破了他们以商业纽带为基础的经济组织模式，代之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注]

四 主要问题的讨论与推进

世纪之交，围绕着1949年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曾引发过一场这些年来革命史研究中仅见的大争论。1998年、1999年，胡绳连续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胡绳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时，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这在实践中导致人为地促成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完成和迅速人民公社化，丧失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成果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注]

胡绳的观点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沙健孙提出，毛泽东从未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从未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虽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国家工业化任务实现之前建立，但从未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而是将制度革命与由手工业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并举的。[※注] 王也扬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性质不够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简单化，以为大工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超越常规地建成，产生了避免走资本主义、搞所谓“穷过渡”的思想。这应该是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注]

五 两点思考

（一）革命史研究要入乎其内

历史研究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现象，二是历史趋势。观察历史运行的趋向需要了解历史现象，但是仅仅了解历史现象并不足以发现历史趋势，理论的视野和深度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几乎所有有远见的历史研究者都予以高度肯定，这一点可以说已成共识。对于革命史的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对革命历史的研究，除了必须具有出乎其外的理论判断力，还要有入乎其内的理论理解力。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力的研究对象。

（二）革命机制和政治文化的深入挖掘

人类历史上，大概很少有哪支政治力量像共产主义政党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理论性，而这个理论又圆满自足，不仅提供认识论的解释体系，而且提供建基于宇宙自然认知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融，理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先导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承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组织和信仰，造就了一个党性特别鲜明、执行力和组织力异常强大的政党。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内部监督，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形成所生发的力量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得到展现，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中国共产党干部普遍具有的实践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不仅使之掌握了解世界的认识论，也获得处理纷繁复杂问题的行动利器。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阵营中生根发芽，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第四节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发表了大量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内容的论著。其中，综合类著作方面，较具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注]和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注]。《帝国主义侵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首部以列强侵华史为题的通史性著作。该书严格依照学术规范，记事周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持平，成为此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部标杆式著作。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于反美斗争的需要，对美国侵华史的研究一直占居首位。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两部书名同为《美国侵华史》的研究著作，分别由刘大年、卿汝楫所著[※注]。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异军突起。从70年代中期后，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沙俄侵华史的专著，其中，尤以近代史所集体编写的《沙俄侵华史》被学界公认为该题材之集大成的力作。[※注] 整套著作从1978年首卷出版到1990年第4卷面世前后历经12年。该书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沿革进行了较为缜密的考订，对有关中俄边界的几个重要条约的背景、缔约经过和主要内容逐一进行认真的考察。该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结构严密，代表了国内沙俄侵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对日本侵华史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开展起来的。在4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对近代日本侵华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其中学者们围绕着近代日本侵华的三大重大事件“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进行了重点研究，论文发表量数不胜数。[※注] 在众多研究成果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一部最详尽、具有通史性的日本侵华史专著。[※注]

二 近代中外关系通史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中，以外交学院的学者为主撰写的一部《中国外交史》较有特色，代表了当时外交史研究的水平。[※注] 从90年代开始，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史成为研究热点，在已经出版的反映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综合性专著中，石源华所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是一重要的代表作。[※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外交史》项目组，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一部近200万字的著作，不日即将出版，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学术界还出版了不少反映中华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外关系史专著，代表作品有：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等。

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关注。除前述中国史学会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外，王铁崖综合各家版本，出版了《中外旧约章汇编》（三册），收录了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949年8月25日中意《关于贸易关系之换文》在内的1182个涉外文件。[※注]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总字数达1000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0 卷24册），努力发掘整理民国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

三 近代中外关系专题研究

（一）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相关专题研究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近代中国究竟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以往流行总计1182个的说法。有学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个审视近代约章，得出近代中国总计签署343个不平等条约的结论。这一数字虽难称精确，但应是离准确最近的研究。[※注] 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对近代中外条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跳出现有的废约史框架，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有学者对租借地特权和领水主权进行专门探讨，有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还有研究者跳出平等与否的范围，探讨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注]

在对条约制度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在废约史研究方面出版有两部重要专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系统探讨了民国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首次为中国的废约历程搭建起了一个研究框架。[※注]《中国废约史》将废约的起点从晚清时期开始追溯，并将中国共产党对废约的贡献纳入研究视野。[※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则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修约外交，指出它对此后修约或废约外交的重要影响。[※注] 新近的研究注意将废约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注]

（二）近代中国租界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租界史研究逐渐复苏，并在20世纪末形成一股学术热潮，使该领域的研究得到全面而大幅的推进。一方面，租界史考察范围不断扩大，举凡租界政治、外交、司法、市政、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皆有数量可观的论著发表，研讨也日趋深入。另一方面，租界史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许多学者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租界的发展演变，注意区分殖民者经营租界的主观意图和租界的客观历史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有数部综合性的学术专著问世，标志着相关研究的系统和深化。1988年袁继成所著《近代中国租界史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部租界史学术专著，具有开拓意义。[※注]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对各租界制度异同和历史沿革进行了较前人更系统翔实的考述，堪称这一时期租界史研究的代表著作。[※注] 与此同时，天津、上海和武汉三个租界最发达城市的学者还编纂出版了兼具研究和资料性质的租界志书。[※注]

进入21世纪以来，租界史研究继续呈现方兴未艾的景象，新的学术论著不断涌现，并出现了第一种专门的学术辑刊——《上海法租界史研究》。[※注] 随着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日益普遍，学界关注的租界史面相更加丰富和细化，视角和方法也更趋多元。其中，关于租界司法体制、市政建设与管理、社会文化和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尤多。[※注]

（三）港澳史研究

1.香港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对内地学界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学科门类，该学科的兴起与香港回归中国的政治历程息息相关。从1990年初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推出了大批以香港历史为主题的学术著述，在众多的香港史研究著作中，较为重要的有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19世纪的香港》，[※注] 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注]。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专史出版，其中，以近代香港经济史的研究著述最为丰富。张晓辉的《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注] 论述了1840—1949年的香港经济史。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经济》是内地学者与港澳学者分工协作的学术著作。该书比较深入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香港对外贸易、航运、工业、商业、金融及财政的状况，并单独撰述了日占时期的香港经济。[※注] 社会文化史方面，张丽的《20世纪香港社会与文化》依循香港从移民社会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华人社会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两条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香港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历程。[※注]

张俊义、刘智鹏《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聚焦了民国时期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该书将民国时期的香港史纳入整个中华民国历史发展的范畴内予以考察，重点发掘了近代以来香港本土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相关性与历史联系，回击了长期以来在香港史研究中西方主流学界将香港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的错误做法。

2.澳门史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回归热极大地推进了澳门史的研究。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有多种相关通史、专史及论文发表，大体描绘了澳门400年来的完整发展历程，其中重点探讨的论题有葡萄牙人东来并入据澳门的经过、明清政府管治澳门的政策、鸦片战争后澳门地位的变化、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衰落、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等。90年代后期，无论是史料的发掘、刊布还是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均呈现激增的态势。大批中文及葡文原始档案和文献整理出版，对澳门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注]

这一时期有不少关于澳门的通史性及专史性著作问世，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和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840—1949年）》、戴裔煊的《澳门历史概要》、黄启臣的《澳门通史》等。澳门回归后，陆续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的《澳门史新编》[※注]、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注]和黄庆华的《中葡关系史》[※注] 等。

（四）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其中，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外交，是外交史研究者关注的两个重点。对于过去一直给予负面评价的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动，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起点。[※注] 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则是外交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前期的苦撑待变到后期的争取大国地位，研究者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及中国国际地位获得大幅提升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被学界、被社会逐步认可的过程。研究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抗战胜利使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观点。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正式确认，抗战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第五节 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思想史学科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关系，思想史历史分期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讨论，思想史本身的学科建设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思想史学科建设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与会学者肯定了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主张将思想史研究向下移到民间思想研究上，创造新的研究范式。

为改变哲学史笼罩下的思想史研究，拓展思想史研究的思路与视野，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在研究“精英”与“经典”的同时，应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观念。这一主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反响。耿云志认为，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但必须注意思想家思想应对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各家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以及思想家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罗志田强调了视角转换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来不为人所重视的史料，史学理解也就更进一层”。他主张运用社会视角来研究思想史。这样，思想史的研究就不仅要认真研读经典文本的内容，还要具体考察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郑大华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如果说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其途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而在此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即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

二 资料整理与通史性研究

在资料整理方面，文集、日记、年谱、学术史资料等各种文献大量出版，其中通论性的资料有：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黄克剑、吴小龙编纂的《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谢遐龄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此年，还有《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中国社会思想史史料选辑》、《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等思想史资料集整理出版。在人物资料的整理方面，魏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纷纷面世。

宏观体系的构建有了新的探索，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通论性教材、论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不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后，通论性教材、论著则多以“思想史”或“思想史论”命名，如汪荣祖的《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和《民国思想史续论》、启良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雷广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汪学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论》、黄顺力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汤奇学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谢世诚、朱小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等，这反映了学者们试图匡正以往思想史偏重于政治思想的缺陷或不足。

三 近代思想家和思想进程研究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取得了两方面的显著进步。

第一，在思想家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所谓保守型、落后型的思想家，如倭仁、张之洞、林纾、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储安平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劢传》[※注]和《梁漱溟传》[※注]、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注]、左玉河的《张东荪传》[※注]、李细珠的《晚清保守主义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注]、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注]、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注]、谢泳的《储安平与 〈观察〉》[※注]、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注]、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注] 等。

第二，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除了对学界与政界等有影响外，思想家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中，探寻精英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也是21世纪以来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例如，尤小立的《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注]、徐希军的《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注]、李建军的《“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注] 以及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注] 等，在对胡适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进行细致、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对胡适的心态变化、家庭婚恋、人际交往等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位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胡适。

在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80年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对思想进程展开新的研究，如对洋务思想，涉及鸦片战争前后洋务思想的萌芽、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发展、反洋务思想的兴起等多个方面；或从新的角度分析、评论近代思想进程，如从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思想转型和近代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讨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的发展和影响，从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动员人民参加社会运动的角度重新评价清末的立宪思想和革命思想；或从史实考订入手，对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进行考订、厘清，如有的学者对是否真发生过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或根据从时代发展获得的灵感，对近代思想进程作多元的解读，全新的阐释，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的多重解读。

四 近代思潮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有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潮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代思想史著作也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来构架，例如，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周积明、郭莹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等。彭明、程啸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这方面的著作。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可以说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五 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除了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另一标志，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热的兴起，并渐成显学。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除了一批重要的学术典籍以及大量学者的著作、文集或全集重新出版或整理出版，从而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外，并且先后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朱杰勤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等一批学术史著作，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由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学者的系列成果，其中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影响较大。

罗志田、桑兵、李帆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他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脉络，从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脉络，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出鲜活而丰富的近代学术史，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比如罗志田就提出，“学术史”就是学术的历史，而且只应是学术的历史。而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应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学术作品的创造者和学术争辩之上，着眼于特定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的发展进程。

六 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又一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冯天瑜的《“封建”论考》，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

第二，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耿云志主编），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该丛书由九种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著作组成，它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提出，“世界化”和“个性化”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所谓“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的创造精神”。

第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方面，除关注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与此同时，其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而涉及他们的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方方面面，知识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

第四，在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从研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会下层的小老百姓；从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间（或大众）文化和社会心态，从研究社会改良、革命和政权变更，到研究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庙会、医疗、身体、性别和物质文化。

第五，在报刊史研究方面，在继续推进对《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了对其他报刊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表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细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更显示了当今学术界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努力。学者们除了运用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对报刊进行解读外，不少人还试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对其进行新的解读。

第六节 近代文化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与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反省，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出版了诸如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张岱年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多达600余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著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敏感问题，如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重新认识，如对“中体西用”论的重新评价，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等；二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如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因素以谋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及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中国本位的“化互为体用”说，等等。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诸如吴廷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从文化近代化视角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化人物，成为学术界的趋向，出现了众多的学术论著。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过去比较忽视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陆续出现了全面反映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及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册）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文化史研究勃然兴起。刘志琴于1988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此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后，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新词语与观念变迁、历史记忆、身体性别史、社会风俗等，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二 文化转型问题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耿云志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注]，紧紧扣住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并提出了诸如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趋势、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许多新见解，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三 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研究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出现了两种研究途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辨析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尽管两派差异较大，但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欧洲近代市民社会有着根本区别。近代茶馆、公园、剧院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勾画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层单位上日常文化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及其日常文化。他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则着力关注底层的大众文化，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四 近代新词语研究

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将新名词与新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黄兴涛从新名词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入手，尝试着揭示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传播之丰富微妙的思想史意义，冯天瑜对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及“封建”概念作了初步考察，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徐时仪从语义学和传播学角度出发考辨“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从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她”字的现代性与社会认同进行了详细解读，堪称学界有关新名词研究的代表作。刘集林对晚清“留学”一词进行词源考察，侯旭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流行的“专制”词语及其“中国古代专制说”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等，都体现了这种从文化视角揭示近代新名词的研究趋向。张帆对“科学”一词含义的考察、桑兵对近代“华南”一词演变的考察、郭卫东对“北洋”一词进行的分析，均着力发掘新名词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展现了文化分析的独特魅力。

五 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研究

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是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的领域，同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成果。郭辉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一书，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陈金龙、李军全对中国共产党节日纪念及中国共产党纪念中肖像政治的研究及李恭忠、陈蕴茜等人对民国政治符号的解读，均有新意。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一书，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侧面。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关注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赖德霖的《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一书，通过考察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中山纪念堂等问题，重新认识了中山纪念建筑作为政治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刻意义。此外，武洹宇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的释读，李俊领对民国时期泰山政治文化建构的探究，均注意发掘文化事物背后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义，充分展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和特质。

六 历史记忆问题研究

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关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8 卷《历史与记忆》，从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与后殖民记忆等方面探讨历史记忆问题。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及忻平主编《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均关注近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社会生活问题的关联。罗福惠等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以民国以来各级政府、辛亥革命参与者、民间组织、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为研究对象，以期加深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并透过百年来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加深对近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此外，王先明从绅权角度考察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问题，郭辉、罗福惠还提出了“中共记忆史”设想，马建标关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耻记忆并对其进行政治文化阐释，侯杰等人关注赛金花的集体记忆问题，孙江考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取得丰硕成绩，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格局，但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文化史研究从“白描”阶段提升到“浅释”阶段，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是从传统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为此，必须将“寻求意义”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标，从“深度解释”入手寻求历史活动的深层意义。深度解释，是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第七节 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形势与新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1984年，李时岳发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二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向下沉沦，后者向上发展，应该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注]

李时岳的观点引起了近代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汪敬虞认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足10%，还谈不上半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注] 李、汪经过再一轮的讨论后，汪敬虞发表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明确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注]。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引发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次大讨论。一些学者支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同意汪敬虞把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作为主线，认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所发展的。除了要关注资本主义这一因素，有观点认为还要考虑中国传统因素，在更大范围内考虑中心线索这一问题。章有义认为落后不等于沉沦，要着眼于内部封建经济结构的因素。[※注] 章开沅认为，作为主线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一定能够构成一个国家的近代经济史的主体。[※注] 沈祖炜认为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都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注] 2002年，汪敬虞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研究》，该书是他对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讨论的进一步思考。[※注]

二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成绩斐然。

（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含义和指标

丁世洵较早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含义和指标问题。[※注]吴承明开始重视从数量化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对甲午战后四个年份的现代化工业、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在相关各部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估计[※注]，提出了“产业资本”的概念和指标。[※注]

（二）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按吴承明的估计，1894年中国的产业资本为6749万元，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为5406万元，在绝对数值上中国产业资本大于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约1/4，这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和功绩。[※注] 这一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资本主义初起之时的资本水平的大致轮廓。

（三）一战结束前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吴承明认为，在1920年产业资本总额中，外资占51.6%，华资占48.4%，且华资发展的主力是民族资本。[※注] 除了资本额，还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是总产值。吴承明估算了1920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交通运输业的相关数据。[※注]

（四）抗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王玉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1936年币值，下同），增加为1936年的306.1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一倍。几项指标都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学者认为由于战争影响，整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1936年的水平相比是下降了。丁世洵认为，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仅合43.12亿元（按1936年币值），比1936年实际下降约31%。[※注]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亟待厘清的史实问题。这一研究促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所倡导的数量化概念，影响深远。[※注]

三 商会史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注]

（一）商会的起源和性质

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会的诞生，虽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谕令有关，但更关键的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迁。关于商会的性质是官方机构[※注]，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虞和平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注]，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注]

（二）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

商会是全体工商界的组织，其发展程度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水平。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从而使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注] 对商会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进行比较全面研究的，是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他从商会的产生发展与资产阶级的自身现代化问题，从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业资产阶级成长等角度，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两大方面作了研究。

（三）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

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注]。虞和平则认为，近代中国虽然不存在完全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但是作为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民间社会无疑是存在的。[※注] 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书，对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四）商会史与西方理论

多数商会史研究者从实证研究出发，倾向于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个中国式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的扩张”。近年来对商会史研究的反思，使商会研究开始关注商会的复杂性和区域性差异。[※注]

四 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的理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理论传入我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化理论也进行了改造，对中国现代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概念与内涵

长期以来，对于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10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学术界多以“近代化”来概括。罗荣渠不赞成使用“近代化”概念，主张使用“现代化”概念。虞和平把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注]。21世纪以来，“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已广为经济史学者所接受。

（二）中国现代化开端

有两种说法：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端说；二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端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此外，吴承明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注] 虞和平认为，把16世纪视为中国现代化开端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注]

（三）中国现代化的类型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注] 罗荣渠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注]。虞和平则认为“传动性”现代化可能更为合适。“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注]。

五 区域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蔚为风气，学者对华北、江南、东北、华南、四川盆地、边疆地区经济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在区域研究中，围绕不同的议题也展开了诸多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的学术争论，限于篇幅，以下仅举两例。

（一）“过密型增长”的争论

“过密型增长”论来自于黄宗智，他从近代江南研究出发，认为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不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总产出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下的“过密化”扩展。[※注] 王建革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却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注]

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李金铮将其称为“发展与不发展论”。张丽认为发展并不是农产量的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徐秀丽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考察，认为20世纪前30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都有所增长，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但农业经济仍旧是落后的。史建云则从农村手工业角度考察了其在近代的命运，认为确实存在着衰退，但衰退只是暂时现象。[※注]

（二）近代华北农村生活水平争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处于衰落和崩溃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此问题形成了衰退论、增长论。章有义对近代徽州和东北地区的研究，认为农田亩产呈下降之势。刘克祥也认为晚清以来全国农业收成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不断下降。[※注] 郑起东则认为，华北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都处于增长趋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慈鸿飞的研究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中等农户的人均收入可与90年代中期相当。[※注]

六 历史上的GDP研究

在巫宝三、刘大中，以及吴承明等众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之后，近代经济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的GDP研究开始出现热潮，很多学者参与进来，一时蔚为壮观。

刘巍利用已有的近代中国GDP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总供求角度尝试估算了1913—1926年的GDP数据。[※注] 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认为麦迪森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就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注] 同一年，李伯重对19世纪20年代江南华娄地区的GDP 进行了研究估算，翌年，发表了该研究的专著。[※注]2011年，李敦瑞、朱华对1936年的上海GDP做了初步估算。[※注] 2012年，刘巍出版专著，估算了1887—1936年时段的GDP数据，并对估算值进行了验证。[※注] 2013年，杜恂诚认为以长距离贩运的商品量来测算近代中国市场规模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忽略了城市的就地贸易，会低估市场规模，在此基础上他估算了1933年的GDP数字。[※注] 倪玉平、徐毅和范鲁文·巴斯从GDP角度梳理、评述了对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进行估值的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估算方法、基础资料和历史GDP研究的国际比较是历史GDP研究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尤其资料问题，是重中之重。[※注]

GDP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们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GDP的定义、GDP的研究方法、GDP的估值。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GDP研究引起我国经济史学者高度兴趣，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GDP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可以预期，我国经济史上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八节 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成就

一 研究领域的拓展

（一）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研究

人口问题是反映社会基本状况的基础问题，但在社会史兴起以前以革命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视野下关注不多，在社会史兴起以后开始出现研究成果。首先出版一批综合性研究成果[※注]，为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转向更深入的专题研究。社会精英群体，如知识群体、商人群体等，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因此一直受到较多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士绅问题的研究著作，进入21世纪以后，士绅研究呈现细化、区域化趋向。清末民国以后，受新式教育及从事新文化职业的新知识阶层逐渐取代旧式士绅，成为社会文化精英，社会史兴起后，陆续出现从新知识群体角度的研究成果。商人群体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社会经济精英群体，20世纪90年代商会史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题著作，形成一股商会史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以来，商会史研究趋向更为细化的地方区域性研究。2015年出版的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商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

开埠通商后商埠城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城市史一直是常盛不衰的一个研究热点。1990—1993年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著作，为近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城市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现一批深入研究城市空间、功能、结构、市政管理等问题的专著。除了对单一城市研究之外，还有区域城市群角度的研究，有从宏观视野进行综合性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注]

（三）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主体是乡村，社会史复兴之前有关乡村社会和农民研究，基本上都以农民运动为中心，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洋教、农村中阶级矛盾等。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步伐加快，也出现一系列新问题，需要追溯其历史变迁，近代乡村史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社会史兴起后，从社会角度对乡村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进入21世纪后，乡村社会史研究掀起热潮，研究论著出版增多，涉及地域更广泛，论题更深化、细化，并有系列性研究成果出版，如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先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乡村史、地方史发展，出现“区域社会史”热潮，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迄今仍然是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热门领域。

（四）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前对近代社会问题多从革命运动史角度关注，社会史兴起后开始逐渐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视角，研究重心也从早期的秘密社会、禁烟禁毒，到后期转向救灾、慈善，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关注重心。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一批灾荒史资料和基础性著作[※注]，为灾荒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灾荒史的研究论著大量出版，形成热潮，有的关注长时段，有的关注区域性灾荒，对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等地区的灾荒皆有研究专著面世。救济慈善史也伴随灾荒史研究而取得进展，且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慈善史研究也开始升温，形成研究热潮，有综合性研究著作，有对慈善制度的研究，有对慈善组织的研究等。与慈善事业相关的医疗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开始受到关注，出现研究成果。

（五）民众生活与近代社会转型

社会史兴起之前，民众生活几乎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之内，只有少量附属于政治运动的废缠足、剪辫易服等移风易俗内容。社会史兴起后，首先从这些论题延伸出风俗史，出现最早一批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活史逐渐受到关注，研究成果陆续出版，进入21世纪后，生活史研究成为热门领域，研究成果成批量出版。

近代生活领域的变化，首先是从通商城市开始，因此对通商城市生活史研究较早开始并较快发展。上海生活史较早出现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出现研究热潮。从2008年开始，熊月之组织“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短短三年间就连续推出了两批共25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将这一研究推向了相当精细、深入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成为单一城市生活史研究的高峰。除了上海之外的一些较大城市生活史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还有以小城镇或乡村为主体的区域生活史研究。社会群体生活史也是关注较多的领域，如知识群体、商人群体、女性群体、工人群体以及一些职业群体生活史研究都有一些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开始出现一些综合性生活通史性著作，2015年出版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合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生活通史著作。迄今近代生活史研究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热门领域。

（六）女性生活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社会史兴起以前，女性研究附属于妇女解放运动史框架内，社会史兴起以后，女性研究成为独立研究课题，研究者关注重心转向对近代女性生活状况、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作用、性别认同、自我认知等女性自身问题的探究。如对近代女性生活研究领域日益扩展和细化，关于女性交往、职业、婚姻家庭、生育、自杀、生计等问题都有更为细化的讨论。女性权利和地位受到社会制度及习俗的制约，伴随近代妇女解放的步伐，相关制度和习俗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如婚姻是制约女性的重要社会制度，近代女性与婚姻制度的变迁是长期受到关注的课题，这方面有一批研究成果。还有从女性法律权利角度的研究，有从社会习俗角度探讨女性婚姻与生育问题。

二 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以来30余年间，相继形成了几个产生一定导向性和规模性影响的研究范式，成为引领学术创新的前沿先导。

（一）“现代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开始复兴，就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现代化”成为初期许多研究论著的主题和关键词，“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解释理论。研究者在这一范式主导下，推出了一批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而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基础。“现代化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研究重心“回归社会”。第二，研究视角“下移”。但“现代化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第一，“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导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第二，以从传统向现代的目的论线性发展概括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第三，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概念化。

（二）“本土现代性”范式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力求矫正“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形成“本土现代性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现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的趋向，区域史和个案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范式的实践反映。“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拓展，“本土现代性”研究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不少研究虽然具体描述的是中国本土社会事象，但仍然以西方模式为标准对其作“现代性”评价，而没有提出本土内在的理论解释，可谓“隐性的西方中心”。二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而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三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因而缺乏普遍性价值。

（三）“国家与社会”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社会史兴起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主题，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史、区域社会史、社会生活、民间组织、救灾慈善、法律等。“国家与社会”理论对“本土现代性”范式下研究平面化、碎片化倾向有所矫正，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研究的理论高度有所提升。但这一范式也有一些缺陷：首先，“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是基于西方现代化而得出的理论工具，直接运用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其次，运用这一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会，而难以适用于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四）“社会治理”范式

自21世纪初，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治理”视角选择切入点，形成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近十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渐成规模，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有所深化：一是关注点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因素，而是以现实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来分析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至今这一研究范式还处于探索、拓展过程之中。

三 研究方法探索

社会史开拓一个新领域，确立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以往旧框架下的传统史学方法已不能满足需要，还需探索开拓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径。对此学科初兴时期就有过集中讨论，此后也一直是学界不断讨论、探索的一个重心，同时在研究实践中也不断探索、开拓、积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不断创新，改变了传统史学方法单一、框架类同、千文一面的老面孔，呈现出新路迭出、分支日增、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也成为社会史突出的学科特征和生机所在。

（一）开掘民间史料

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须大力开掘利用以往被忽视的民间史料。大量贴近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史料被挖掘利用，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对应着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换，使得社会史研究成果的面貌也与传统史学迥异。

（二）社会（田野）调查法

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与此相关的文字记录往往并不完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走入民间，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一方面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范围和种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研究者的现场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史料。

（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

由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综合性，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一些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社会史研究者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增强了研究深度，也成为社会史与其他传统史学分支不同的一个突出特征。

（四）跨学科研究

有些研究者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新的史学流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还有研究者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致力于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问题，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派。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史”等。近十年来社会史理论方法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纷纷借鉴社会史理论方法，各个学科之间相互借鉴已成常态，学科界限也日益模糊，跨学科研究成为新趋势。

（五）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

社会史在初兴时期，研究者较多关注一些宏观问题，后来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微观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个案，进行具体、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剖析。但这种微观研究方法的运用，又往往出现细碎零散、个案雷同、同质重复，偏重微观描述而缺少宏观联系，偏于个案的特殊性而缺少普遍性意义阐释等缺陷，即所谓“碎片化”，对此学界多有批评与反省。

（六）词语分析法——概念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这些新词语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内涵的概念或观念，因此运用词语分析方法所作的研究又被称为“概念史”或“观念史”研究，属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七）文化建构方法

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社会学“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有学者分析民国时期一些新礼仪、新节日的出现、确立、意涵及其社会作用。对近代女性形象和角色的建构也是女性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

除了上述列举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诸多方法的探索，呈现开放化、多元化、综合化态势。这些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与探索，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持续增进分析力与创新活力，促进学科不断深入发展。

第九节 台湾史研究主要成就

内地学界70年来的台湾史研究，各个时段的台湾史专题领域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初步构建了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台湾史学科体系。

一 台湾史研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台湾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学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台湾史研究资料获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套大型综合性资料：其一是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注]、《台海文献汇刊》[※注] 与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注]；其二是全套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309种），题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190 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其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注]、《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注]。前两种主要是关于台湾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献资料，后者则主要是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与民国台湾原始档案资料。另外，还出版了若干各个时期的专题或综合性资料汇编。

二 早期台湾史研究

关于早期台湾史研究的通论性著作较少，张崇根《台湾四百年前史》[※注] 与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注]，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关于台湾早期族群或民族研究的通论性著作，可以史式、黄大受的《台湾先住民史》[※注] 为代表。该书不同意把史前时期便迁居台湾的早期族群或民族称为“高山族”“山地同胞”“土著族”“原住民”等，而主张应该称为“先住民”，并对台湾先住民历史进行了系统论述。还有一些相关专题研究著作，如施联朱、许良国主编《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注]，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研究》[※注]，郝时远、陈建樾主编《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注] 等，多角度地论述了台湾早期族群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注]。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学术著作，具有开拓与奠基之功。

有关明郑政权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友庭《明郑四世兴衰史》[※注]。该书以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世的史迹为基本线索，系统叙述了明郑政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内地学界对郑成功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1987年在厦门举办两次重要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把郑成功研究推向高潮，随后出版了一系列郑成功研究的个人论著与会议论文集。

三 清代台湾史研究

清代台湾史研究是此前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从康熙统一台湾，清政府的治台政策与台湾开发，晚清台湾近代化，到日本侵占台湾与国人反割台运动，都有大量论著进行深入研究。许维勤《闽台行政建置关系》[※注]、唐次妹《清代台湾城镇研究》[※注]、尹全海《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注]、庄林丽《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注]，是值得关注的专题研究著作。

关于清代台湾移民史的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是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注]。该书从移民与移民社会理论问题入手，系统分析了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特点，进而讨论移民与人口及社会结构变迁，最后考察社会矛盾与动乱问题，涉及清代台湾社会变迁诸多复杂面相，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清代台湾社会史的奠基之作。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注]、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注]、邓孔昭主编《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注]和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注]，也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

关于清代与台湾有关的历史人物，研究最多的前期是施琅，后期是刘铭传。施伟青《施琅评传》[※注]和《施琅年谱考略》[※注]，是有关施琅生平事迹最重要的研究论著。学界举办一系列纪念施琅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多种论文集，使施琅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功过终究得以澄清。关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姚永森《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注] 与徐万民、周兆利《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注]。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安徽学界相继举办四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集中展示了有关刘铭传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其他人物也有不少专论。

四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

日据时期台湾史也逐渐受到内地学界的重视。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注]，是内地学界研究该段历史有代表性的断代史著作。陈小冲的新著《日据时期台湾与内地关系史研究（1895—1945）》[※注]，又着重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演变及其复杂面相。李理《日据台湾时期警察制度研究》[※注]、王键《日据时期台湾米糖经济史研究》[※注]、宋帮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研究》[※注]、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注]，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著作。

五 战后台湾史研究

内地学界的战后台湾史研究也开始起步。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及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褚静涛的专著《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注]和《二二八事件研究》[※注] 具有代表性。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研究，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1949—1979）》[※注] 与《80年代的台湾（1980—1989）》[※注]，以及董世明《台湾六十年史纲（1949—2009）》[※注]，是开拓性的断代史著作。至于专题研究则相当多，如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1949—1989）》[※注]、冯琳《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注]、徐博东《民进党研究——大陆学者眼中的民进党》[※注]、李非《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注]、程朝云《战后台湾农会研究（1945—1975）》[※注]、程志华《台湾“鹅湖学派”研究——牟宗三弟子的哲学思想》[※注]、李无未《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注]、杜继东《美国对台湾地区援助研究（1950—1965）》[※注]、汪小平《美国对台政策的起源与演变（1941—1960）》[※注]、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研究》[※注]，等等。既有对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及其对台统治与派系政治的研究，以及7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思想与学术变迁的研究，也有关于台湾与别国关系尤其是美日台关系的研究，但更多的是有关现实问题的时政分析和对策探讨，尚未完全进入理性的学术研究范畴，有待于时间的积淀及档案资料开放后继续深入研究。

六 批驳“台独”史观

内地学界批驳“台独”史观及“去中国化”取向有三个典型事例：

一是批判史明的“台独”史观。著名“台独”活动家史明所著《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日文版，1980年中文增订版），标榜用唯物史观撰写台湾史，其“台独”史观最为眩人耳目，有谓：“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以分析基层构造即社会经济为出发点，来观察台湾社会各阶段的形成发展”，“阐述台湾民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注] 史明此书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带有极端偏见、任意剪裁史料的政治宣传品，影响极为恶劣。有鉴于此，《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一书不但从学理上批判了史明虚构的所谓“台湾人”论、“台湾意识”论、“台湾民族”论、“台湾独立建国”论等诸多谬论，而且从政治上揭穿了史明伪托历史唯物论的“台独”史观的反动本质[※注]。

二是批驳《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去中国化”取向。李登辉统治时期，为推行其“独台”政策，于1997年推出新编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社会篇、地理篇），有着明显的“去中国化”取向。这种“台独化教材”一出，便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抗议，内地学界对此也非常关注。彭维学撰文明确指出：《认识台湾》是李登辉当局以教科书形式推行“独台”政策的重要步骤。[※注] 1999年，九洲图书出版社汇编陈孔立等学者相关文章，出版《〈认识台湾〉 教科书评析》[※注] 一书，不仅揭露其“政治干预”的背景，批判其肆意抹杀与篡改史实的手法，还驳斥了有关台湾史研究的种种理论谬误。

三是再驳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及教科书的“去中国化”取向。2004年11月，陈水扁时期台湾教育部门公布《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再一次引起教科书问题的波澜。张海鹏非常敏锐地指出，其抹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其“去中国化”的用心昭然若揭。[※注] 陈动、陈孔立撰文认为，在“去中国化”方面，《纲要草案》比1997年的《认识台湾》教科书走得更远。[※注] 李理对《纲要草案》及依此编写的各种版本教科书进行专题研究，揭示该纲要及相关教科书鲜明的“去中国化”特点。[※注]

更有甚者，蔡英文执政以来，又进一步折腾教科书。2017年6月，台湾岛内爆出当局将公布12年“国教”历史课纲草案，要把高中历史修改为“台湾史、世界史、东亚史”，完全将“中国史”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换成“东亚史”，意在彻底切断对中国历史的联结，使台湾下一代建立与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不再有任何历史记忆的“台独史观”。有识之士当即指出，这是一个“斩草除根去中国化”的历史课纲。[※注] 2018年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举办“‘台独’‘去中国化’历史教育批判”座谈会，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对民进党当局“台独”政策以及“台独”历史教科书和新历史课纲的谬误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批判。[※注]

第四章 近代史研究未来发展前瞻

第一节 近代史研究繁荣发展的启示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大大缩短了曾经有过的与海外学界的距离，并在若干领域及若干专题形成超越，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顾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如下有益的启示。

一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曲折；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社会环境与学术发展的紧密关系，不只是指社会环境的宽松为学术的自由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指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总是与时代存在着呼应关系。在社会注重阶级与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当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时，人们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转移并不是学者的偶发兴趣转移，而是时代的需求。社会需求是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它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二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放弃了“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这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三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影响。

以上三点，是近代史研究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应当自觉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以保障近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第二节 近代史研究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可以预期，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化与繁荣。

第一，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徒姿态”矫正之后，平等对话随之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展开的，我们既要从世界的发展中观察中国，也要从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中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化除其中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中国特色，只是邯郸学步，那就缺少对话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中国特色”，而缺少共同关怀和普遍意义，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我们期待，中国学术将在繁荣开放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第三，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在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前述商会史、社会文化史等皆是不同学科融合发展的产物。这一融合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发展自然产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及历史理论研究所六大研究机构纳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大旗之下，其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所说：“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个融合发展，既包括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也包括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包括文献研究与考古发现的融合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不仅包含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发展，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便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70年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变局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历经起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还在变，但我们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继续发展和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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