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厚今薄古”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尽管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起步，但并未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科仍处于形成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注] 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注] 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新中国亦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术建制层面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予以大力扶持。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类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新中国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中提出，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注]。

二 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近代史学科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已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

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强领导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础。

革命史家注重历史的整体框架建构。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注]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由此构建起一个近代史叙述体系。这个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与此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三次革命高潮”架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得到加强，但“三次革命高潮”说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这一诠释体系规范下的近代史研究，忽视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 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国共产党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 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三 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 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丛刊》的出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丛刊》的出版，在海内外史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注] 至今，该《丛刊》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备资料。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注]

在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丛刊、丛编的同时，史学界也注重相关专题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54年，近代史所成立以荣孟源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创刊《近代史资料》。1960年前后成立“史料编译组”。编译组启动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近代史资料专刊》及相关专题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从1957年至1963年，近代史所共整理出版了16部专题资料。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接收保管并负责整理原国民政府国史馆保管的国民党政权中央系统的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各地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220 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注] 1956年6月，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

这一时期，文史资料及回忆录资料的撰写，突破了传统档案文献资料的局限，拓展了史料的类别。到1966年5月，全国政协共征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 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35万字，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注] 在革命回忆录方面，至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星火燎原》10集，收入回忆录637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红旗飘飘》16辑。这些资料涵盖晚清、民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为多，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方面、重要人物。有学者认为：“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出现了一个新门类，或叫‘新史源’，这个新史源即是文史资料。”[※注]

四 热点问题的讨论

（一）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它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获得革命领袖认定。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刘大年曾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划分标志，是对历史大变动节点的正确把握，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分期点。

2.中国近代史的下限

与近代史开端的相对确定性不同，对于近代史的下限，学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1949年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撰作中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分册”，“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作者身处时代为下限。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问题。因此，近代史下限问题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1919年下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说。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1949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意见，但是以1919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建制体制化。

3.近代史分期的标准

胡绳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他主张把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 7个阶段：1840—1850、1851—1864、1865—1895、1896—1900、1901—1905、1906—1912、1913—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

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代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1864、1865—1894、1895—1900、1901—1914、1915—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了分期标准。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4年出版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明确提出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的存在，就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看，已具备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注] 此后，近代史学界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热潮。

1.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 邓拓认为：“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末，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外国资本势力很快地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终于把中国拖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注]

2.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歧和争论。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论。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问题。讨论中，多数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但究竟开始于明代何时，则存在不同看法。黎澍对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持有怀疑。[※注]

第二个问题是鸦片战争前清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及其作用。尚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清中叶已遍及于各地，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注] 吴大琨则认为，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并未产生出什么重大的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注]，认为把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过早地提到明代中叶以及清初的社会中来是不妥当的。[※注] 学者们还通过具体实证研究，回答了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问题。从翰香认为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整个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注]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迟缓的原因。吴江、钱宏等人指出，这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某些特殊因素促成的。[※注] 吴海若指出，封建地租侵蚀了利润，这是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萌芽很早，但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注]傅筑夫、谷书堂指出，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稳固性，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而造成这种稳固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文化大革命”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有学者统计，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内地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200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注]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筚路蓝缕，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等，确立了基本原则，为后来研究者们所沿用。为了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要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写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