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史研究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英国对古老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围绕这次战争，学界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其一，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中西贸易状况以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否实行闭关政策以及如何看待闭关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其二，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之间的冲突和交涉以及战后中外条约的签订过程，从中揭示鸦片战争既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同时也存在两种不同文明制度的冲突，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由此确立。其三，从军事史角度，对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之战、厦门之战、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中英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及伤亡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中国的失败不只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及一些清军将领和官员的投降卖国、临阵脱逃，也在于清朝军事的落后。其四，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评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关于鸦片战争性质问题，尽管有少数学者将这场战争看作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通商战争”，但学界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注]。对于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学界就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三次大沽之战分别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动因和目的以及英军和法军的不同责任问题作了考辨，同时探讨了这场战争对中西关系及清朝政局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注]。

二 太平天国史研究

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并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其中，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反满革命，有的认为是宗教革命，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但主流观点仍认为太平天国为“农民革命”或“农民战争”。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广大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政权的反封建革命性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认为是封建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土地制度实际实行的仍然是保护地主所有制，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有的认为具有革命和封建两重性，或认为经历了由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的转化过程。关于太平天国政体的性质，少数学者以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认为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但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农民革命宗教，与西欧中世纪教会统治根本是两回事。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政体是一个虚君制政权，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实际权力在于军师；也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政体应属于君主专制政体，洪秀全集最高军、政、教权于一身。学界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讨论，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中国既往历次农民战争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此外，学界还就太平天国宗教问题、军事问题、典章制度问题和相关历史人物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注]。

三 洋务运动史研究

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学界着重就这场运动性质、作用和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持久的讨论，大致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否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它只是“在联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因此，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另一派则以肯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学界还就洋务的军用和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政策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以及洋务派和洋务思想的评价等问题，分别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历史上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近代化运动。[※注]

四 中法战争史研究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间的第三次战争，也是中法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也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一，从军事史角度，对各次重要战役的战况、战果、胜负原因及对战争的影响，分别做了考证和分析。其二，在中越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另一观点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其三，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而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这显然有悖学术客观性。其四，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注]

五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国内学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1.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2.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3.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4.1890年起发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5.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军事因素，认为武器装备的落后，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都是导致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认为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批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此外，相关论著还就中日双方陆战和海战的部署、胜败原因、甲午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清政府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注]

六 戊戌变法史研究

1895—1898年的戊戌变法既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学界一直予以正面评价，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学界仍存有争议：一派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其理由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都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他们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另一派反对给戊戌变法冠以“改良主义”称呼，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不妥，戊戌变法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有的认为即使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丝毫不损害其进步作用。对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一派充分肯定其所起的作用，认为康有为在变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有为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他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另一派反对将康有为看作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指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有的甚至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应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负责[※注]。

七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对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批评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具有反动性。但主流观点还是对义和团的弱点持同情理解态度，反对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简单斥为“封建蒙昧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也反对将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全然看作农民的蒙昧落后和排斥先进生产方式加以斥责，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人为回击帝国主义侵略所能产生的原始反抗形式，是一种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是“一种原始的民族革命思想”，“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不应看作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此外，学界还就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兴起原因和影响，以及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统治阶级的反应、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列强的对华外交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注]

八 清末新政史研究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关于这场改革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多持否定评价，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但80年代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指出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对于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而遭失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有的认为是受了清末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以“制度决定论”为基础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清末出现的权威危机的挑战，以及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诸如地方主义的离心力量的形成、政治的腐败、利益集团的冲突、财政危机等“改革综合征”的影响；有的认为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的民族矛盾、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与清政府的错误对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及改革者的素质等，均是导致新政失败并走向反面的深层因素；有的认为清末新政之所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恶化了官民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及清政府与民间立宪派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清朝统治基础，同时也是由于新政本身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彼此并不矛盾。新政的失败，显然是多种原因综合所致。[※注]

九 辛亥革命史研究

1894—1912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国内学者一致肯定其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在历史作用评价上仍存在分歧，并出现两种不同评价体系。在革命史评价体系下，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基本采取两分法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高度，认为辛亥革命存在软弱性，不够彻底。根据现代化史的评价标准，一派学者仍肯定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但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后果，认为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打断了清末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有些学者甚至因此批评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强调立宪派的改良或“调适”主张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更好选择。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显然不是基于对当时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可取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