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各卷陆续出版。[※注] 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前后历经40年之久、聚集几代民国史学者之力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 卷，由中华书局统一推出。36卷本《中华民国史》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此前，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1985年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 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成为民国史研究中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在1949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叙述中，学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不高，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的革命。1981年，以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为契机，史学界推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充分论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加深了对辛亥革命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注] 此后，随着“现代化范式”的兴起，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民国创立过程中的贡献与作用、辛亥革命时期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状况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以后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推动了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失败原因之类宏观问题的讨论逐渐减弱，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多开始关注与南京临时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等个案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多为零星论及，缺乏系统论述。翟国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一书，则较为全面论述了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与《临时约法》相关的具体问题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原先习以为常的问题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注] 杨天宏的《论 〈临时约法〉 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一文，深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内在结构缺陷。[※注]

二 北洋政治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注] 这样的论述从宏观上看是成立的，但是有些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实证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开始具体探讨军阀形成的历史原因。[※注] 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等方面具体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注] 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社会基础问题，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北洋军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注] 80年代中期之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社会基础与阶级属性的问题研究有所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定的发展而使中国社会性质有所变化。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不仅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注] 对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历史作用问题，80年代前后，史学界经历了从一概排斥、彻底否定到对其中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注] 80年代后，不少学者跳脱阶级分析的单一评判标准，开始转换研究视角，从近代化视角全面审视北洋集团对民国前16年的统治。[※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作用之类宏观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少，围绕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与军阀混战展开的个案研究逐渐增多。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一案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政局的走向，成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廖大伟从民国初年帮会（共进会）的角度来观察“宋案”，通过对涉案函电的解读，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注] 张永认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存在不少疑点，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注] 尚小明的著作《宋案重审》是关于“宋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指出，过去“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而实际上“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是民初政党政治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注]

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段祺瑞执政府视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将段祺瑞为了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注] 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采取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注] 此后，杨天宏进一步从段祺瑞执政府试图整合北洋各派系的角度，重新论证召开善后会议的意义，认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注]

三 南京国民政府研究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权的性质，一直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由于国共政治上长期敌对关系，加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下国民党政权被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注] 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重要举措，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国民党“清党”是影响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关键事件。以往研究多从革命史视角，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注] 王奇生从国民党内部视角出发，考察了“清党”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被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注] 杨奎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注]

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是透视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关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张亦工通过对国民党成立商民协会的探讨，揭示了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的认识过程和基本态度，认为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对大资产阶级由反对转向合作。[※注]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国民党政权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王奇生以发生在1932—1933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个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描述劳资纠纷过程中资本家、工人与国民党的博弈过程，得出结论认为：“三友案”中，国民党中央更多压制和谴责资本家阶级，甚至最终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对付资方的顽抗。“三友案”之所以引发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垒，主要源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与此同时，上海资本家阶级在与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交锋中，也展示了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注]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来透视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注]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专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注]

国民党最后为什么失去内地，是所有关于内战时期国民党史研究的终极之问。抗战胜利后举行的国共重庆谈判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走向的重要历史事件。邓野将重庆谈判放在1944—1946年从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到公开反对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这一战后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来观察和分析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认为：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注]

国共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双方统帅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金冲及先生通过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会战过程中双方统帅战略指导方针和实际作战指导能力的认真考察，认为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国军之败，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 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