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革命史向着学术研究的方向不断进步，一批批学术成果开始涌现，革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发展的高峰期，研究框架也进一步完善。80年代到90年代，通史性著作大量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2卷），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国民革命研究

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革命史研究中受到重点关注，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问题都得到认真、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得到确认，使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国民革命运动一直是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共产国际、陈独秀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尤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将相关考察放到这样的背景中予以衡量。视野的变换有助于更加持平地观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本身在这场运动中的是非功过。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做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注] 因此，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注] 共产国际视野的置入，使得关于陈独秀乃至国民革命运动的考察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空前开展，这是国民革命较之前的政治运动最为显眼的变化，不少的研究者都对之作了研究。金冲及发现，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他从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中体察到：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注] 正因此，接下来，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革命就显得水到渠成。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过火行为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农会干部的自发行为，同时也和国民党对农民的错误态度，共产党人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相关。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注]

二 苏维埃革命研究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革命。革命中的群众动员是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不同的研究关注到群众动员的不同侧面。比如有研究者关注革命暴动中的宗族组织，指出1927—1929年中国共产党暴动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国共产党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国共产党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注] 另有研究者考察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强调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能够迅速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注] 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查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鼓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注] 这些观察，都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机制及具体展开过程的认知。

苏维埃革命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当年的革命实践中，曾经对这些经验教训做过认真总结，革命史研究也应进一步做出学术上的研究和认知。关于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的研究，戴向青做出突出贡献。他的研究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注] 苏维埃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研究者对此做了认真考察。出现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年轻，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成熟，加上第三国际的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为党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按中国的实际国情处理问题。[※注]

三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建立民主政治，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管道和方法，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的民主实践，使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激发出巨大的民主热情。[※注] 中国共产党在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均创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尤其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多种形式对日作战，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关于这场人民战争的具体开展过程，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足。有研究者选取地道战这一广为人知的战争形式，探讨其兴起的背景、实际运作及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指出，地道工程的开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高度追求效率的组织和动员体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军政运作的特质。[※注] 关于抗战初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发展策略设想，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说曾广为流传，并用来指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杨奎松指出，这一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后来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发展规划，不过是对1940年年初中共军事发展实际结果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注] 革命的军队需要革命的民众，民众如何进入中国共产党军队，大有研究空间。当时部分人因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参军，多数人在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时，很大程度上依然遵从其日常生活的逻辑。追求物质利益、摆脱生活困境和提升政治地位成为华北农民参加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要动机。[※注]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抗战作为人民战争及如何实现人民战争的认知。

1947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共战争中逐步占据军事主动权，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这一重大转变，以往研究远远不够。金冲及专门著书讨论了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一步一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强调人心向背对这一转折发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注] 在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城市接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考验。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进程、步骤和内容作了系统梳理，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最先夺取的大城市——石家庄建立政权、尝试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过程。[※注] 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迈出的新的一大步，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这是革命史研究值得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相关研究专著不断涌现。[※注] 近年的研究趋向是，研究者越来越注意到土改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换，还关涉到政治结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文化权力等诸多层面，相关研究努力展示土改的多层面相。有研究者注意到华北土改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认为土改期间，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注] 还有研究者以晋蒙交界的偏关县为例，发现该县土改改变了偏关人固有的“走西口”生活方式，打破了他们以商业纽带为基础的经济组织模式，代之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注]

四 主要问题的讨论与推进

世纪之交，围绕着1949年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曾引发过一场这些年来革命史研究中仅见的大争论。1998年、1999年，胡绳连续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胡绳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时，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这在实践中导致人为地促成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完成和迅速人民公社化，丧失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成果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注]

胡绳的观点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沙健孙提出，毛泽东从未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从未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虽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国家工业化任务实现之前建立，但从未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而是将制度革命与由手工业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并举的。[※注] 王也扬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性质不够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简单化，以为大工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超越常规地建成，产生了避免走资本主义、搞所谓“穷过渡”的思想。这应该是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注]

五 两点思考

（一）革命史研究要入乎其内

历史研究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现象，二是历史趋势。观察历史运行的趋向需要了解历史现象，但是仅仅了解历史现象并不足以发现历史趋势，理论的视野和深度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几乎所有有远见的历史研究者都予以高度肯定，这一点可以说已成共识。对于革命史的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对革命历史的研究，除了必须具有出乎其外的理论判断力，还要有入乎其内的理论理解力。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力的研究对象。

（二）革命机制和政治文化的深入挖掘

人类历史上，大概很少有哪支政治力量像共产主义政党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理论性，而这个理论又圆满自足，不仅提供认识论的解释体系，而且提供建基于宇宙自然认知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融，理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先导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承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组织和信仰，造就了一个党性特别鲜明、执行力和组织力异常强大的政党。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内部监督，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形成所生发的力量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得到展现，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中国共产党干部普遍具有的实践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不仅使之掌握了解世界的认识论，也获得处理纷繁复杂问题的行动利器。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阵营中生根发芽，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