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史学科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关系，思想史历史分期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讨论，思想史本身的学科建设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思想史学科建设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与会学者肯定了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主张将思想史研究向下移到民间思想研究上，创造新的研究范式。

为改变哲学史笼罩下的思想史研究，拓展思想史研究的思路与视野，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在研究“精英”与“经典”的同时，应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观念。这一主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反响。耿云志认为，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但必须注意思想家思想应对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各家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以及思想家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罗志田强调了视角转换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来不为人所重视的史料，史学理解也就更进一层”。他主张运用社会视角来研究思想史。这样，思想史的研究就不仅要认真研读经典文本的内容，还要具体考察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郑大华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如果说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其途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而在此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即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

二 资料整理与通史性研究

在资料整理方面，文集、日记、年谱、学术史资料等各种文献大量出版，其中通论性的资料有：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黄克剑、吴小龙编纂的《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谢遐龄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此年，还有《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中国社会思想史史料选辑》、《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等思想史资料集整理出版。在人物资料的整理方面，魏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纷纷面世。

宏观体系的构建有了新的探索，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通论性教材、论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不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后，通论性教材、论著则多以“思想史”或“思想史论”命名，如汪荣祖的《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和《民国思想史续论》、启良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雷广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汪学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论》、黄顺力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汤奇学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谢世诚、朱小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等，这反映了学者们试图匡正以往思想史偏重于政治思想的缺陷或不足。

三 近代思想家和思想进程研究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取得了两方面的显著进步。

第一，在思想家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所谓保守型、落后型的思想家，如倭仁、张之洞、林纾、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储安平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劢传》[※注]和《梁漱溟传》[※注]、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注]、左玉河的《张东荪传》[※注]、李细珠的《晚清保守主义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注]、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注]、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注]、谢泳的《储安平与 〈观察〉》[※注]、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注]、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注] 等。

第二，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除了对学界与政界等有影响外，思想家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中，探寻精英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也是21世纪以来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例如，尤小立的《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注]、徐希军的《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注]、李建军的《“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注] 以及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注] 等，在对胡适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进行细致、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对胡适的心态变化、家庭婚恋、人际交往等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位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胡适。

在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80年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对思想进程展开新的研究，如对洋务思想，涉及鸦片战争前后洋务思想的萌芽、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发展、反洋务思想的兴起等多个方面；或从新的角度分析、评论近代思想进程，如从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思想转型和近代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讨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的发展和影响，从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动员人民参加社会运动的角度重新评价清末的立宪思想和革命思想；或从史实考订入手，对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进行考订、厘清，如有的学者对是否真发生过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或根据从时代发展获得的灵感，对近代思想进程作多元的解读，全新的阐释，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的多重解读。

四 近代思潮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有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潮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代思想史著作也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来构架，例如，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周积明、郭莹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等。彭明、程啸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这方面的著作。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可以说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五 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除了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另一标志，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热的兴起，并渐成显学。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除了一批重要的学术典籍以及大量学者的著作、文集或全集重新出版或整理出版，从而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外，并且先后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朱杰勤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等一批学术史著作，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由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学者的系列成果，其中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影响较大。

罗志田、桑兵、李帆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他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脉络，从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脉络，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出鲜活而丰富的近代学术史，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比如罗志田就提出，“学术史”就是学术的历史，而且只应是学术的历史。而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应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学术作品的创造者和学术争辩之上，着眼于特定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的发展进程。

六 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又一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冯天瑜的《“封建”论考》，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

第二，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耿云志主编），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该丛书由九种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著作组成，它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提出，“世界化”和“个性化”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所谓“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的创造精神”。

第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方面，除关注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与此同时，其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而涉及他们的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方方面面，知识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

第四，在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从研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会下层的小老百姓；从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间（或大众）文化和社会心态，从研究社会改良、革命和政权变更，到研究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庙会、医疗、身体、性别和物质文化。

第五，在报刊史研究方面，在继续推进对《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了对其他报刊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表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细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更显示了当今学术界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努力。学者们除了运用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对报刊进行解读外，不少人还试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对其进行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