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形势与新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1984年，李时岳发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二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向下沉沦，后者向上发展，应该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注]

李时岳的观点引起了近代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汪敬虞认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足10%，还谈不上半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注] 李、汪经过再一轮的讨论后，汪敬虞发表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明确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注]。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引发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次大讨论。一些学者支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同意汪敬虞把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作为主线，认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所发展的。除了要关注资本主义这一因素，有观点认为还要考虑中国传统因素，在更大范围内考虑中心线索这一问题。章有义认为落后不等于沉沦，要着眼于内部封建经济结构的因素。[※注] 章开沅认为，作为主线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一定能够构成一个国家的近代经济史的主体。[※注] 沈祖炜认为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都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注] 2002年，汪敬虞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研究》，该书是他对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讨论的进一步思考。[※注]

二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成绩斐然。

（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含义和指标

丁世洵较早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含义和指标问题。[※注]吴承明开始重视从数量化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对甲午战后四个年份的现代化工业、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在相关各部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估计[※注]，提出了“产业资本”的概念和指标。[※注]

（二）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按吴承明的估计，1894年中国的产业资本为6749万元，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为5406万元，在绝对数值上中国产业资本大于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约1/4，这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和功绩。[※注] 这一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资本主义初起之时的资本水平的大致轮廓。

（三）一战结束前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吴承明认为，在1920年产业资本总额中，外资占51.6%，华资占48.4%，且华资发展的主力是民族资本。[※注] 除了资本额，还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是总产值。吴承明估算了1920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交通运输业的相关数据。[※注]

（四）抗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王玉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1936年币值，下同），增加为1936年的306.1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一倍。几项指标都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学者认为由于战争影响，整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1936年的水平相比是下降了。丁世洵认为，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仅合43.12亿元（按1936年币值），比1936年实际下降约31%。[※注]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亟待厘清的史实问题。这一研究促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所倡导的数量化概念，影响深远。[※注]

三 商会史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注]

（一）商会的起源和性质

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会的诞生，虽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谕令有关，但更关键的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迁。关于商会的性质是官方机构[※注]，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虞和平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注]，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注]

（二）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

商会是全体工商界的组织，其发展程度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水平。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从而使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注] 对商会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进行比较全面研究的，是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他从商会的产生发展与资产阶级的自身现代化问题，从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业资产阶级成长等角度，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两大方面作了研究。

（三）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

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注]。虞和平则认为，近代中国虽然不存在完全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但是作为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民间社会无疑是存在的。[※注] 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书，对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四）商会史与西方理论

多数商会史研究者从实证研究出发，倾向于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个中国式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的扩张”。近年来对商会史研究的反思，使商会研究开始关注商会的复杂性和区域性差异。[※注]

四 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的理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理论传入我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化理论也进行了改造，对中国现代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概念与内涵

长期以来，对于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10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学术界多以“近代化”来概括。罗荣渠不赞成使用“近代化”概念，主张使用“现代化”概念。虞和平把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注]。21世纪以来，“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已广为经济史学者所接受。

（二）中国现代化开端

有两种说法：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端说；二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端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此外，吴承明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注] 虞和平认为，把16世纪视为中国现代化开端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注]

（三）中国现代化的类型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注] 罗荣渠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注]。虞和平则认为“传动性”现代化可能更为合适。“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注]。

五 区域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蔚为风气，学者对华北、江南、东北、华南、四川盆地、边疆地区经济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在区域研究中，围绕不同的议题也展开了诸多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的学术争论，限于篇幅，以下仅举两例。

（一）“过密型增长”的争论

“过密型增长”论来自于黄宗智，他从近代江南研究出发，认为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不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总产出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下的“过密化”扩展。[※注] 王建革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却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注]

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李金铮将其称为“发展与不发展论”。张丽认为发展并不是农产量的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徐秀丽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考察，认为20世纪前30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都有所增长，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但农业经济仍旧是落后的。史建云则从农村手工业角度考察了其在近代的命运，认为确实存在着衰退，但衰退只是暂时现象。[※注]

（二）近代华北农村生活水平争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处于衰落和崩溃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此问题形成了衰退论、增长论。章有义对近代徽州和东北地区的研究，认为农田亩产呈下降之势。刘克祥也认为晚清以来全国农业收成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不断下降。[※注] 郑起东则认为，华北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都处于增长趋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慈鸿飞的研究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中等农户的人均收入可与90年代中期相当。[※注]

六 历史上的GDP研究

在巫宝三、刘大中，以及吴承明等众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之后，近代经济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的GDP研究开始出现热潮，很多学者参与进来，一时蔚为壮观。

刘巍利用已有的近代中国GDP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总供求角度尝试估算了1913—1926年的GDP数据。[※注] 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认为麦迪森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就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注] 同一年，李伯重对19世纪20年代江南华娄地区的GDP 进行了研究估算，翌年，发表了该研究的专著。[※注]2011年，李敦瑞、朱华对1936年的上海GDP做了初步估算。[※注] 2012年，刘巍出版专著，估算了1887—1936年时段的GDP数据，并对估算值进行了验证。[※注] 2013年，杜恂诚认为以长距离贩运的商品量来测算近代中国市场规模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忽略了城市的就地贸易，会低估市场规模，在此基础上他估算了1933年的GDP数字。[※注] 倪玉平、徐毅和范鲁文·巴斯从GDP角度梳理、评述了对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进行估值的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估算方法、基础资料和历史GDP研究的国际比较是历史GDP研究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尤其资料问题，是重中之重。[※注]

GDP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们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GDP的定义、GDP的研究方法、GDP的估值。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GDP研究引起我国经济史学者高度兴趣，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GDP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可以预期，我国经济史上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