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的研究而外，国别史研究和专题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两大主轴。顾名思义，国别史研究以各个主权国家的历史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专题史研究则可以是超越国家概念的多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主题研究，如近些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但即便如此，以国别为限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然占据着该主题研究的重要地位，因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其实离不了政治权力也就是各国政府，于此又可凸显国家的无所不在，国别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亦毋庸多言。

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国别史研究，涵盖了世界各国，但无论是研究数量或质量，仍以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国别史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研究队伍更庞大，研究经费更充足，学术地位更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是社会需要更迫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更能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一 美国史

在世界国别史研究中，美国史研究可谓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心中的中心地位。在为学界认可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评选中，美国史研究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长江学者中数量近半，为其中以研究方向论的第一大群体，可见其成就所在。

美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还在1953年，老一辈学人黄绍湘就撰写出版了《美国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为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在那个年代，毋庸讳言，美国史研究也不能不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中美尚未建交，且处在激烈的对抗中，正常的美国史学术研究较难进行，美国史研究的目的，更多在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1978年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之中美在1979年年初建交，为美国史研究打开了全新局面，并由此而蓬勃发展，成为世界国别史研究的第一大热门。美国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地位，引起中国上下全方位的关注，也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学习和赶超对象，有强大的社会需求；英语又是中国第一普及外语，便于接触和处理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史资料，这些都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学界的美国史研究队伍迅速成长，老中青研究人员齐备，并形成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若干研究中心。美国史研究领域发文和论著出版数量众多，论文年均发表百篇以上，论著年均出版若干部，而且研究主题扩大至美国史的几乎所有领域，除了以往研究重点的政治史、外交史、内战史之外，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史备受关注，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等日渐兴起。这些研究，排除了过去“左”的干扰，回复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既论及美国历史发展的长处，如其科学创新精神和文化包容融合，也不回避美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如其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现。可以说，美国史是当下国别史研究中最为全面的学科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的阐释体系。随着高校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培养的美国史研究博士和硕士数量众多，后继研究者不断加入研究队伍，形成代有传承的良性循环。

美国史研究成果丰硕，构成了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内战时期、两次大战时期、战后时期直至当下的全时段研究。通史研究，以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6 卷本《美国通史》为代表作。[※注] 专史研究异彩纷呈，各擅其长，如老辈学者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注]、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注]、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注]，中生代学者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注]，新进学者李剑鸣的《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注]、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注]、赵学功的《当代美国外交》[※注]、李世安的《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注]、梁茂信的《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注]、王立新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注]、张勇安的《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注] 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

美国史研究的进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学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得美国史的一手档案文献史料，大大提升了研究可信度与科学度，同时，中美学界的交流，也促进了研究的进展，中国学者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吸收美国学界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但是，当我们对本土研究理论方法缺乏现实关怀和自信时，也可能太过被动的被别人的研究理论方法牵着走，从而不易凸显本土研究的自主和创新。这是有待未来解决的问题。

二 英国史

英国史研究，是1949年以后较早得到发展的世界国别史研究领域，以南京大学蒋孟引教授的研究为代表，集中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圈地运动等研究领域。还在1956年，刘祚昌就撰写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78年以后，英国史研究得到更大发展，是目前世界国别史研究中，研究人员数量较多、论著和论文发表数量也较多的研究领域。与过往研究相比，近些年的英国史研究，更关注社会、文化、宗教等主题的内容，而习见的圈地运动的论题几乎消失不见，传统政治史研究论题，也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制度、政党、议会等主题，研究中心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

英国通史著作基本出版在1978年以后，如1981年出版的程西筠、王璋辉著《英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的王荣堂著《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是比较完全意义的英国通史。其后，又有若干部英国通史类著作出版，如阎照祥的《英国史》[※注]、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注]、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注]。2016年，钱乘旦主编的6 卷本《英国通史》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注] 可以说是近70年来英国通史研究的一部总结性成果，涉及英国史多方面的内容。钱乘旦是中国英国史研究开创者蒋孟引教授的博士，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第一个博士，从蒋孟引到钱乘旦的英国史研究，可以看出英国史研究传承与发展的脉络与轨迹。

因为英国史研究开展较早，基础较好，故英国专史研究亦较为深入，对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可谓其中的代表，如马克垚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注]、孟广林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注]、《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注]、李云飞的《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黄春高的《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郭方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注]、戚国淦、陈曦文主编的《撷英集——英国都铎史研究》[※注]、刘新成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注]、刘季富的《英国都铎王朝史论》[※注]、沈汉的《英国议会政治史》[※注]《英国土地制度史》[※注]、陈祖洲的《通向自由之路：英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研究》[※注]，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注]，以及阎照祥的系列论著《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贵族史》《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注] 等，都是英国史研究中的可读之作。对英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无论是史料还是分析，都需要相当的功力，这体现出研究者迎难而上的学术研究本质。相比较之下，对英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却偏少偏弱，这与历史研究中的厚今薄古风潮似有些距离，也是需要在今后改进者。

三 法国史

法国史也是世界国别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那些每每激荡人心的革命史篇章，曾经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起到过相当的激励作用，从而也为学界所关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在法国比较活跃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虽然如此，对法国史的研究在1978年以前却比较零散，系统研究基本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研究者较为集中。法国通史类著作有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注]，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注]、[※注] 吕一民的《法国通史》[※注]、陈文海的《法国史》[※注] 等。法国历史的时段研究相对比较完整，从王养冲、王令愉的《法国大革命史》[※注]，到孙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注]、郭华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注]、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注]，大体为法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演进勾画出了基本脉络。但是，有关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权和自由法国运动的研究则偏少。至于战后法国当代史，则有周荣耀主编的《当代法国》[※注]、沈坚的《当代法国》[※注]、金重远的《法国现当代史》[※注] 等。

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法国史研究，其传承性和创新性可以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为例。法国大革命史，始终是法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还在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曹绍濂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过去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关注的是革命的基本面相及其发展，如雅各宾派专政与罗伯斯庇尔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开始重视与大革命相关的其他面相尤其是其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如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注]，这也体现出与中国史学发展大体相一致的轨迹。前些年，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热销，又掀起了一波对法国大革命史的关注，并且更加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和对象，如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注] 涉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乐启良的《近代法国结社观念》[※注] 涉及革命的组织问题，等等。法国史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限于大革命史，法国史各个方面的内容，都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法国现代化中的农村转型问题（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注]），法国史上的思想、宗教、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主题，乃至法国的服饰与游戏，也都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

四 德国史

英国和法国而外的西欧（包括南欧北欧）国家，在1978年以前的研究很少，多数研究成果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以德国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且从起初分散的个案研究的学术积累，逐渐发展到集合式的通史类著作的撰写，研究队伍以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较为集中。

德国通史研究有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注]，丁建弘《德国通史》[※注]，孟钟捷《德国简史》[※注]、郑寅达《德国史》[※注]。2019年，由邢来顺、吴友法主编的《德国通史》[※注] 出版，[※注] 是德国史研究最新的集大成之作，涵盖了从古至今的德国史方方面面的内容，代表了德国史研究的新高度和新水准。在德国专题史研究方面，学者较为关注德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如普鲁士和德国的现代化问题[※注]等，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兴起前后的德国历史[※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演进，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注]。

至于其他西欧、南欧、北欧国家的历史研究，至今仍然成果不多，如曾经的奥匈帝国，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意大利，至今也仍然欠缺成规模的系统的通史论著，其间原因甚多，语言因素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在外语中的英语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即便是法语、德语、俄语等大国语言都被视为“小语种”，学习者的人数有限，更不必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了。其实，除了作为母国的母语之外，法语在非洲国家、俄语在东欧中亚国家、西班牙语在拉美地区，都有着广泛的使用，这方面迫切需要我们纠谬正误，大力鼓励学习这些语言，方可有利于相关世界史和国别史研究。

五 俄国史与东欧史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时，因为中苏间的友好关系，苏联史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史，曾经是世界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不仅研究队伍人数较多，而且有很多留学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为以后的研究准备了充足的人员基础。但大量苏联史的翻译著作出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国内学者研究的空间，以初始阶段的中国苏联史研究水准，确实很难与苏联学界的研究相较量，而且，有关苏联（俄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民族压迫等问题，格于中苏友好的原因又不宜多说，也不利于学者研究的积极性。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出版的有深度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苏联（俄国）史研究得到了大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实行，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和东欧的学者，此时正值盛年，有多年的学术积累，并有良好的俄语运用能力，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苏联（俄国）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并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表现最为突出。

有关苏联（俄国）研究的通史类著作有，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1953—1964》[※注]、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注]、张建华《俄国史》[※注]。2013年，人民出版社推出集体分工写作的9卷本《苏联史》，其中已经出版的有姚海《俄国革命》、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专史研究方面，有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注]、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注]、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注]、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注]、黄立茀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注] 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苏联（俄国）研究，研究者得以有机会利用不少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根据原始档案文献编译的36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集》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使苏联（俄国）史研究可以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较过往研究的简单化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区别。

在苏联（俄国）史研究中，因为现实的观照，研究者的兴趣显然更多集中在20世纪的苏联史，而且有个明显的研究主题与切入角度的转移过程。1978年以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苏联革命史，如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等等，以正面评价为中心。1978年以后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苏联体制的弊端，如肃反问题、民族政策、农业集体化、大饥荒、苏联体制发展的停滞与僵化等，负面评价增多，尤其是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肯定的逐渐少于否定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国内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也影响到中国学界，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一些负面评价，与此是有关联的。及至网络兴起后，不少有关苏联历史的讨论被置于网络空间，参加者来自各方，且不少人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更加剧了讨论的复杂性，其中不乏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有人开始质疑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而质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不少历史问题上，随着苏联（俄国）及西方的自由派历史认识起舞。这些对苏联历史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许多属于主题先行式的主观价值判断，但其对正常学术研究的不良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东欧国家史研究，与苏联史研究有相似之处，其主要研究成果，多半出版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为研究中心，是多年研究积累的产物。如孔寒冰《东欧史》[※注]、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注]、刘祖熙《波兰通史》[※注]、马细谱《保加利亚史》[※注]、《南斯拉夫兴亡》[※注]、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注] 等。

随着老辈学者的退出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的苏联（俄国）及东欧国家史研究，出现了明显低落的过程，尤其是东欧国家史研究，对小众外语的要求很高，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才能化解那些不利于研究的因素，扩大那些有利于研究的因素，使苏联和东欧国别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六日本史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之间既有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则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国间的关系恩怨交织，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大体以万峰著《日本近代史》[※注] 为其开端，其后得到不断的发展，并以南开大学为研究中心之一，代表论著有吴廷缪主编《日本史》[※注]、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注]、冯玮《日本通史》[※注]、王新生《日本简史》[※注]、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注]、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注]、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注]、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注] 等。日本史研究比较强调其现实观照，从中日近代历史发展的对比考虑，明治维新研究为学界所关注，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成功了，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改革却失败了。再就是因为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有大量论著集中在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领域，既可以被归入日本史研究，也可以被归入中国史研究，这是中国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的特点，此处不赘。但是，如果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相比较，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在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七 亚洲史

亚洲是中国所在的大陆，中国的周边邻国又都集中在亚洲，所以，亚洲史研究在中国也得到相当的关注。亚洲史的通史类著作出版不少，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王辑五《亚洲各国史纲要》[※注]、朱杰勤《亚洲各国史》[※注]、何肇发《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注]。近些年出版的有，陈佩雄《亚洲史》[※注]、杨军与张乃和《东亚史》[※注]、孙绍武主编《亚洲史》[※注]。2010年人民出版社推出以地区史为主题的通史类论著，如彭树智主编《中东史》、王治来《中亚史》、梁英明《东南亚史》。其他还有如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注]、纳忠《阿拉伯通史》[※注]、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注]、王治来、丁笃本《中亚通史》[※注]、刘德斌《东北亚史》[※注] 等。这些著作大多出版在21世纪，是长期研究积累的产物。

亚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论著则有林承节《印度史》[※注]、林太《印度通史》[※注]、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注]、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注]、朴真奭等《朝鲜简史》[※注]、曹中屏、张琏瑰等《当代韩国史（1945—2000）》[※注]、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注]、段立生《泰国通史》[※注]、贺圣达《缅甸史》[※注] 等。作为中国的近邻，且与中国有着相同的被日本侵略的经历，中国的韩国史研究集中在近代，尤其是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复旦大学为研究中心，出版了系列研究论著。印度同样是中国的近邻，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印度史研究相对还不够，尤其是缺乏新近研究者的加入，有待将来的发展。

中东国家是亚洲国家中颇为特殊的群体，西北大学为研究中心之一。由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注] 共13 卷，包括了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海湾五国、也门、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塞浦路斯、以色列18个国家的历史，其中除埃及外，都是亚洲国家，是目前亚洲国别史中比较成系统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比较注重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各种内在联系，并且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论述，体现了创新性。

八 非洲史

非洲长期是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争夺的中心地区，20世纪50—60年代的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得到中国的鼎力支持，并因此而建立了中国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良好关系，也才有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史研究得到持续的发展，出版了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注]、3 卷本《非洲通史》[※注] 等通史类著作。但是，因为研究资料和人员等原因，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研究较为缺乏，除了北非的埃及等国外[※注]，其他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较为少见，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注]《非洲华人华侨史》[※注] 是非洲专题史研究中的佼佼者。中国的非洲史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民族主义与反殖运动，同时也对中非关系史较为关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研究亦渐趋兴盛，不少高校都设立了非洲研究中心，但以现实研究为主。如何推动非洲史研究迈向全面和深入，仍为后来者的艰巨任务。

九 拉美史

拉美远离中国，较长时间里，与中国的建交国很少，[※注] 受关注也较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拉美史研究也有了进步，但研究规模始终不大，研究队伍人数不多，是比较专门而小众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注]《拉丁美洲史稿》[※注]、郝名玮《拉丁美洲文明》[※注]、林被旬与董经胜《拉丁美洲史》[※注]、冯秀文等《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注]、刘文龙《墨西哥通史》[※注]。拉美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拉美被殖民史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拉美经济发展中的依附问题等。未来拉美史研究的重点，可能仍在拉美主要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历史研究，以及专门史研究中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如拉美的社会发展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