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以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为标志，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边政学”得以提出与展开，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边疆史学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40多年间，中国边疆史随着第三次高潮而推进，中国边疆史研究各领域硕果累累，全国学术界共同致力于中国边疆史的学科建设，普遍呼吁加快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史学科在继承前人成果、优良传统基础上得以兴起、发展，又与我国广大学者、众多学术机构的合力推进密切相关。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1983年成立（2014年起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此后协调、带动国内史学工作者，以中国近代边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内容，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变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历史上治边政策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1996年，“边疆史地”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扶持学科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支持下，不仅中国边疆研究所的科研实践取得重大进展，而且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体系进一步得以确立，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领域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学科门类。经过不断的科研实践，边疆史地研究有了新的飞跃，在不断拓宽基础研究学术范畴的同时，加大了应用研究力度，并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术体系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中国边疆史研究工作者开始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21世纪之初成为学术界的共同心愿。不少专家学者以实际行动，努力推动中国边疆史的学科建设，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是回顾中国边疆史理论研究与各领域的学术史，总结理论研究与各专题研究历程、成绩、经验和教训，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厚植学术基础。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成绩，学者们不仅发表了多篇论文，比如苗普生、厉声、贾建飞等学者撰文对新疆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注]，方铁、王明珂、李绍明、孙宏年、王振刚、林文勋、罗群、潘先林、杨永福等学者撰文回顾、总结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历程和成绩、得失[※注]，对一定时期中国边疆史研究或某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而且出版了多部学术史著作，如马大正、刘逖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注]，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注]，马大正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注]，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学年鉴2016》和《中国边疆学年鉴2017》[※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和2019年第2期还专门组织专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进行总结、展望。这些专著、年鉴、学术论文都努力总结中国边疆史学术研究的成绩、得失，努力深化中国边疆史的理论研究，为构建“中国边疆学”作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

二是档案文献整理取得重大突破，为深化中国边疆史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档案、文献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基础，学术界一直重视国内外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既对国内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献进行了整理，又努力利用国外收藏的相关资料。比如在少数民族文献方面，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开始整理、翻译彝文《西南彝志》和傣文《泐史》《景谷土司世系》等文献。[※注]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边疆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成果丰富，比如在西南边疆档案、文献的整理进展良好，一是《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西南彝志》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整理、编译、研究方面又有新成果。二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大量珍贵档案得到系统地整理，首次公开出版。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从珍藏的档案中精选、整理，2013年后陆续出版200多册（卷）的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这些档案涉及民国时期广西、云南两省区政治、经济、海关、民政、文化教育、社会变迁、涉外关系等众多领域，均为第一手的重要文献，绝大部分又是首次公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外，国内外涉及西南边疆的多种汉文文献、口述史料，如《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等陆续出版。[※注]

三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科研项目不断增加，不仅一些省份、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各级各类的西南边疆研究课题，而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地资助学者们从事包括西南边疆研究在内的中国边疆研究课题。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和“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

四是从不同学科出发，积极探索中国边疆史的学科定位、内涵和外延，进而开展学术争鸣，通过“学术大讨论”推动“中国边疆学”构建。1992年，邢玉林发表了第一篇带有“中国边疆学”概念的文章，初步探讨了中国边疆学的定义、功能、学科内容等。1997年，马大正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认为“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周伟洲则提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上述定义发端于深厚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传统，大体代表了历史学者的思考，但在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看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或学科定义显然并非如此。多年来值得瞩目的是吴楚克、周平等学者所力图构建的中国边疆政治学，“边疆政治学”是否与“边疆经济学”“边疆民族学”“边疆社会学”等一样，是从属于“中国边疆学”下面的分支？这或许是“美丽的误会”，吴楚克认为“‘边疆学’自身是否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不制约‘边疆政治学’”，“边疆政治学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成长于历史上的‘边政学’，发展于当今的民族学和政治学的复合之中”。在周平看来，“边疆政治学”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一门科学，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中国边疆政治学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虽然在学科属性上，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边疆政治学应该属于“政治学”下的分支学科，但在学术雄心上，他们其实是另辟蹊径，力图建立与中国边疆学齐头并进的中国边疆政治学。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研究方面似乎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如马大正、李国强、邢广程、周伟洲、方铁、李大龙等，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立足于中国传统，同时关照西方理论与现实实践；另一个是以政治学学者出身的或者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以周平、吴楚克、罗中枢、孙勇、杨明洪等人为代表，主要关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实践的适应性问题。[※注]

2018年前后，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以周平为代表的“边疆建构论”与以杨明洪为代表的“边疆实在论”的争论，而且两个“阵营”在有关“中国边疆学”的概念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学术讨论、争鸣仍在进行。在孙勇和杨明洪等学者看来，以“中国”限定“边疆学”，实际上就限制了学科的发展，他们主张构建“一般边疆学”。在以历史学为方法的李大龙看来，“边疆”概念的确定才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李大龙认为，政治属性是“边疆”得以形成的第一要件，或称为决定性因素；“主权国家”理论较“民族国家”理论更适合阐述多民族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边疆”是动态的，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陆疆”和“海疆”是构成今天“中国边疆”的两大基本要素；“边疆”具有地缘优势，既是军事防御的前沿，也是连接一个乃至多个国家的纽带；“边疆”不能脱离“疆域”而存在，将其泛化也不利于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注]

中国边疆史学科如何发展，它与“中国边疆学”构建关系如何？李国强长期思考和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建问题，2018年他撰文指出[※注]，学术界就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思路，比如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安全学等，这些命题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专业视角下边疆学的学科架构，而且不同程度上助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但是中国边疆学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也不是“边疆+某个学科”的简单公式。他认为，中国边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知识体系。其所包含的第一个要素即为“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把中国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边疆起源、演进的规律以及国家治理边疆的全过程。其所包含的第二个要素即为“独立知识体系”：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包含了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在空间格局上，以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为主体，涵盖我国所有边疆地区；在时间脉络上，遵循历史发展轨迹，覆盖中国边疆由古至今的全时段；在研究内容上，通过对边疆历史和边疆现实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诠释国家历史疆域与国家领土的形成与演进、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的嬗变与精髓。中国边疆学的缘起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边疆研究悠久的历史，二是边疆研究的时代发展，三是当代边疆治理的现实挑战。就“边疆研究的学术传承”而言，边疆历史研究的千年延承和积淀，特别是20世纪以来边疆研究所取得的众多学术成就，为边疆史地研究向更具复合性特征的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古至今的历代学者对边疆的关注、记述、研究和思考与其他领域相比，从未有过弱化的倾向。从《尚书》《管子》《尔雅》到《史记》《汉书》《清史稿》，凡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与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及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古代历史文献，不仅为我们还原边疆历史、追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同时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思想，从而使边疆研究成为中国史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研究学术史清楚地表明，无论哪个时代的边疆研究，几乎都发轫于边疆历史，肇始于边疆历史，边疆历史研究是不同时期边疆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它厚实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渊源，汇聚成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思想源泉，奠定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基石，因而成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规律。如果背离了这一学术规律，我们构建的中国边疆学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源头、失去了延承，就很难成为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