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既包含中国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方略、制度，又包括边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经济开发政策、边防政策、边疆管理机构等内容。对于中国边疆治理史，秦汉时期《史记》等史籍就有记述，此后绵延两千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历代边疆治理史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既对历代中原王朝的治边思想、制度、政策等进行持续研究，又对历史时期中国边疆地方政权的政策、制度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成果极为丰富，这里仅简要介绍综合性研究和治边思想、制度和民族宗教政策、边疆开发、边疆环境史等领域的成果。

一 中国边疆治理史综合性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经略和治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制度、政策、措施等往往是“系统工程”，因此70年来我国学术界始终重视中国边疆治理史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并在21世纪之初取得重大进展，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四大系列：

一是“中国边疆通史丛书”。马大正为该丛书总主编，李国强为总主编助理，李治亭、赵云田、余太山、陈庆英、方铁、张炜、方堃等专家学者分别撰修，2000年前后《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不仅论述了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发展过程，而且全面地阐述了从先秦至1911年的治边思想、制度和边疆政区建置、军事戍防、民族宗教、经济开发等“系统性政策”，揭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的历史发展规律。

二是“中国边疆治理丛书”。马大正为该丛书总主编，许建英、孙喆、宝音朝克图、孙宏年、周卫平、刘俊柯等学者承担撰写任务，2015年前后《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东北边疆治理》《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中国新疆的治理》《中国西藏的治理》《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今贯通、厚今薄古，以朝代为序，重点论述汉朝、唐朝、元朝、清朝和中华民国（1912—1949年）时期边疆治理思想、制度、政区变迁、经济开发等内容，并就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作了有益的探讨、分析。

三是关注历史、面向当代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成果。21世纪之初，周平、陈霖、郑汕等学者出版了有影响力的专著[※注]，这些成果都贯通古今，依托历史、面向当代，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四是中国边疆治理史的断代“综合性”和区域性“通论性”研究成果。7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或者对某一朝代或时期的边疆治理进行断代“综合性”研究，或者就特定区域的边疆治理进行“通论性”研究。断代“综合性”研究论著，专著如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注]。区域性“通论性”研究专著，如方铁的《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郑维宽的《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和《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注]。

二 历代治边思想史、制度史研究

中国历代治边思想包括“大一统”理论、“夷夏观”等多方面内容，治边制度则包含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二者又密切相关，对历代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的边疆经略有重要影响。70年来，我国学者在历代治边思想史、制度史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成果，这里仅以土司制度、朝贡制度、治边机构与行政区划为例进行介绍。

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及相关政策与中国西部边疆治理紧密相关，20世纪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等论著先后问世。[※注] 21世纪初，土司制度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据统计2000—2012年的13年间土司研究的论文721篇，著作121部。[※注] 2013—2018年，学术界开展土司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何先龙、党会先、陈旭、方铁、成臻铭、陈季君、李良品、廖钰、武沐、彭福荣、张锋峰、罗群、罗水良、徐林平、郭秀、王永健、马国君、李红香、黄禾雨、李楠、黄梅、林友宏、潘先林、白义俊、吴喜、龚梦川、龚荫、王希辉、贾益、马强、尤佳等学者发表至少60篇（部）论文、著作，[※注] 其中专著有何先龙的《土司制度论稿——中国边政之土官制度管窥》，陈季君、党会先、陈旭的《播州土司史》，等。[※注]

对于朝贡制度，中外学术界都给予高度关注，我国学术界持续开展研究，国外有美国学者费正清、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都对“朝贡体系”进行过探讨。费正清将朝贡制度纳入到中西冲突的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方法论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即把任何在19世纪中国发生的变迁，都和西方冲击扯上关系，从而否定了中国内在变迁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西方中心观，比较有代表的学者是日本的滨下武志。1978年以后，李大龙、李云泉、陈尚胜、付百臣、程妮娜、黄松筠、韩东育、刘志扬、孙宏年、柳岳武等学者，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宗藩体系”“藩属体系”“藩部体系”“册封—朝贡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注]

治理机构与边疆地区政区变迁是边疆史研究的“传统领域”，70年来学术界推出一系列成果：一是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注] 共13卷，对于中国历代边疆地方政区变迁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述；二是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赵云田著《中国治边机构史》，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范晓春《中国大行政区：1949—1954年》，等等。

三 边疆民族宗教政策史研究

边疆民族宗教及相关政策也是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传统领域”，7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边疆民族史、和亲、历史民族地理、宗教政策等领域都发表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和亲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出版多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台湾地区学者林恩显的《中国古代和亲研究》[※注] 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在建构和亲理论体系方面颇多建树。崔明德是国内和亲研究领域的领军者，他在1990年出版《汉唐和亲研究》，此后陆续出版《汉唐和亲史稿》《先秦政治婚姻史》《中国古代和亲史》《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多部重要著作[※注]，而《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和亲问题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并提出了“和亲文化”的概念。

和亲研究论文数量多，探讨和亲原因、目的及影响的有张书艳《匈奴和亲政策初探》、[※注] 彭向前《辽蕃和亲初探》、[※注] 崔明德《辽朝和亲初探》、[※注] 闫德华《突厥政权和亲史述略》[※注]，以及曹国宁《解读和亲的政治智慧》、[※注] 范香立与张金铣《唐与回鹘和亲原因解析》、[※注]崔晓莉《突厥与中原王朝联姻政策探析》、[※注] 蒋之敏《西夏与辽和亲的原因及影响》[※注]、朱桂香《西汉初期与匈奴和亲政策评述》、[※注] 曹国宁《中国古代和亲的历史作用略论》[※注] 等。虽然有关古代和亲影响或历史作用的研究视角不同，结论各异，但大多都归结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避免或延缓了武力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是和亲双方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为增进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三是密切了各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等。总之，对和亲的评价普遍侧重积极的方面，较少论及消极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和亲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论及更少。

清代的满蒙联姻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满蒙联姻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队伍不断壮大。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这一时期有关满蒙联姻研究，既有总论式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对某个联姻进行探讨的个案研究，且特别重视利用清代档案文献资料。如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注]、刘潞《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注] 及《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注] 等。2000年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注]，全书近65万字，是作者积20年之功而成的皇皇巨著，是国内迄今为止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最全面的论著，被学界称作“几十年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的集大成之学术著作”[※注]。除杜家骥在其相关专著中专门论述外，孙宏年的《清朝前期政治联姻的多种形态及影响浅析》、[※注] 闫芙蓉及李博《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注] 香莲《清代满蒙联姻关系及对蒙古的经济援助》、[※注] 孙铭研《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探析》[※注]等，都对清代满蒙联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四 边疆开发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历代边疆开发进行了持久的研究，涉及边疆屯垦史、海洋开发史等诸多领域，相关成果主要有：一是边疆开发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如漆侠等著《辽夏金经济史》，林荣贵著《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大正、李大龙主编《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史》，戴逸、张世明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注]。

二是区域性的边疆开发研究成果，如在西南边疆开发研究方面有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北部边疆开发研究成果有王玉海《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和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新疆开发史的代表性著作如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注]。

在海疆开发史领域，我国学者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不仅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渔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白斌的《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夏章英的《南沙群岛渔业史》、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岛礁开发方面有卢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造船和航海史方面最为有影响力的是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和席龙飞的《中国造船通史》；市舶司制度研究方面有郑有国的《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注]。海上贸易史和海关史与海疆开发密切联系，我国学者的成果颇多，代表性著作如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任智勇的《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核心》、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注] 等。

五 边疆环境史研究

70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21世纪之初学者们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开辟了边疆灾害史、生态史、社会史等“新领域”。这些新领域成为中国边疆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比如一位学者先后得到多项资助，包括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前期（1644—1795）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特别项目“清代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灾害研究”，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疟疾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冲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不仅如此，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成果，代表性著作如郑维宽著《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周琼、高建国主编《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杨煜达著《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注]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