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第三节 西方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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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从浅入深不断深化。该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西方社会史、文化史、后现代史学、全球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的研究，体现在现代化研究、世界通史研究以及全球史的性质、全球史观、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唯物史观在全球史研究中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中国国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为世界整体和平发展做出的贡献，将为全球史研究提供新的沃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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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文化史 西方史学 西方 社会史 年鉴学派 学者 史学史 史学理论 影响 世界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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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方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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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新文化史，不仅突出强调史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而且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开辟新的史料来源，对西方史学的很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促成了今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引发学界反思。作为近30年西方史学表现最强劲的流派，它也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引介和应用。
我国学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国内“文化热潮”产生的。初期以介绍、评析心态史学研究为主；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年，学者们既有对学科的整体研究、也有对经典史家及其代表作的介绍，同时关注西方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我国学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著作类成果增多。首先是译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火热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大量翻译出版西方重要史家的经典之作。其次是学术性较强的专著开始出现。如《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再者，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国内一般性的史学理论类著作都对西方新文化史的某一方面有所介绍，如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徐浩等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等。这些译著和专著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热潮，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脉络、最新走向以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注]
第二，清楚梳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脉络，主要是对旧文化史家及其文化史观的研究。如张广智从广义角度梳理从希罗多德到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史传统。[※注] 夏继果主要研究了美国史家哈斯金斯和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注] 对西方旧文化史的研究不光清楚梳理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脉络，还促进了我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认知，如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关系、文艺复兴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而且，只有了解旧文化史研究的历史，才能更清楚的认知新文化史研究的特色所在。最近对宏大叙事、整体观念、历史规律的呼唤，也证明西方旧文化史研究在当代仍有其研究价值。
第三，从学科构建角度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背景、发展进程、理论、方法、价值做整体性介绍与评述。如庞秀成探讨了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性质。[※注] 俞金尧指出要将新文化史放入新社会史的范围内来认识。[※注] 这些研究基本解答了“西方新文化史是什么”、新文化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及其渊源、西方新旧文化史的差异等问题。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其正面意义，其缺陷与不足还较少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
第四，英法美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在法国方面，年鉴派第一代史家的心理史学和第三代的心态史学是研究的重点。如吕一民对心态史学做了整体研究，分析法国从社会史过渡到心态史的原因、进程等问题。[※注] 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更注重研究法国史学的新趋向。[※注] 在英国方面：国内最早围绕E.P.汤普森的文化史观、工人阶级文化、文化概念等进行研究。[※注] 21世纪以后以彼得·伯克为中心，他的文化杂交观念、图像证史、印刷研究等都受到热捧。[※注] 美国方面：我国学者最早关注的是美国心理史学与心智史学的定义、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以罗凤礼和田晓文为代表。21世纪以后，林·亨特、罗伯特·达恩顿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三位大家受到学者的大力关注涉及的内容包括他们在西方新文化史转向中的作用、他们各自新文化史研究的特征、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的影响等。[※注]
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说明，西方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研究也存在几个重要问题：1.虽然最近几年已经开始不断有学者反思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弊病，但大多数学者仍更多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正向一面，对其史料、理论方法的不可靠性、研究碎化等不足还缺乏足够重视。2.多数研究仍以介绍性为主，缺乏独立的深刻的评析，简单的重复的研究比较多。3.研究仍以欧美为中心，其他地区的文化史研究关注较少。
西方文化史研究在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两个层面都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世界史研究层面，首先，除了上述理论层面的研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文化视野和方法上从事具体领域的研究[※注]。其次，西方文明理论在中国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是中国学者据此提出自己的文明理论，1999—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大系”12卷就是其影响的成果再现。其二是激发国内学者对文明起源、文明发展规律、文明之间对话与冲突等人类历史进程中重大理论问题的高度关注与反思。[※注]
在中国史研究层面，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如彭卫在1986年即撰文介绍美法心态史学的理论方法，主张适度借鉴其研究成果和方法。[※注] 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引入极大开拓了中国史学家的视野，在中国原有的文化史复兴的基础上，帮助中国新文化社会史学科构建、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研究相结合。如刘中玉明确指出，他们提出“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时，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撑。[※注] 最终中国新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如医疗社会史、性别与身体史、大众文化史、符号与礼仪、历史记忆与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有新意”的成果问世。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带来了文化史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注]。这一评价虽然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而言的，但适用于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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