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编辑出版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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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从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我们的事业。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力度逐渐加大,出版的种类、数量和方式都有很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典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出版,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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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编辑出版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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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从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我们的事业。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力度逐渐加大,出版的种类、数量和方式都有很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典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出版,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出版的丰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基础和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编辑出版的历史沿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全译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1938年5月5日,党中央成立延安马列学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短短几年时间,马列学院编译部相继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著作,全党上下掀起了阅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据资料显示,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已达500多种。
一 中央编译局的成立及编译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典著作编译和出版专门机构的设立、专业化编译队伍的建立,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开始真正大规模地开展翻译工作。1949年年初,中央宣传部成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任务是翻译《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译文初稿。194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就成立外文翻译机构、训练外文翻译人才、俄文干部的调查登记等问题作出规定。1949年6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口译、笔译,并主持俄文人才之训练调查与分配等项事宜”[※注]。
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党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这两个单位为基础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这是系统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就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大事,从那时起,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攻关,即以编译局同志为主,同时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同志参加,还邀请苏联专家等,打造出一卷又一卷学术精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部全集的中文版的完成,第一次在我国较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貌,为我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文本。
中央编译局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编译和研究成果,大量编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集本、选集本、单行本和专题读本,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形成并不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的版本体系。“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矢志不渝的科学信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周密部署,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和研究事业。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马列著作译本逐步形成了种类齐全、风格多样、不断完善并在亿万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版本体系。”[※注]
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多种版本、多个系列的经典著作,形成了基本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集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精选本,“选集的编译出版,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篇幅适中、编选科学、重点突出的读本,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注]中央编译局还有针对性地组织编写一些单行本、选编本和介绍性读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成立以后,对单行本的校订和编辑工作非常重视。在中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一方面发挥着理论普及作用,另一方面,也作为译本改进的重要载体而受到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的译文均经过多次修订,这些工作成果为马列著作各版本全集中文版的编译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单行本有效地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要,因而深受欢迎、影响广泛,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独特贡献。
进入21世纪,中央决定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把经典著作的编译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要适时地吸收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新成果,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目前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在编辑并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就是这一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新成果。我国及时将这一成果翻译成中文,目前,这一工作正在推进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发挥了重大作用。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成立,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紧密配合中央编译局的编译工作,在封面装帧、版式字体、插图安排等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和出色的创新。通过出版发行机构的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成果和大众普及读物不断问世,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
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了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的大量工作,“把党的领袖人物宣传好、维护好,把党的文献编辑好、出版好,把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好、阐释好”,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光荣使命。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5月,前身是197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集,党的重要文献集,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年谱、手迹、画册,为资政育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26种;专题文集115种;年谱、思想年编、传记27种;手迹选、画册、画传71种;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48种,以上计有近1.5亿字。其中最重要的编研成果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并与其他党政机关合作编辑出版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等专题文献集。这些重要文献记载了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历史进程、重要经验、辉煌成就,是党的丰富历史资料中的经典,是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文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积极开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要文献的编辑研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为推动全党深入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教育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加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统筹党史研究、文献编辑和著作编译资源力量,构建党的理论研究综合体系,促进党的理论研究和党的实践相结合,打造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高端平台,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这一机构将继续开创党的文献事业新局面,更好地发挥党的文献库和思想库作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所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摘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编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专题汇编、专题摘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等都编辑出版了大量这一形式的著作,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很多方面,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形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史、巴黎公社、经济危机、政治工作、历史评价问题、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作社、科学技术、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宗教问题、国际贸易、统一战线、民族文学、文艺、工资、统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祖国统一、党的群众工作、改革、青年、“一国两制”、“三农”、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在这些著作中,汇编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论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美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欧洲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际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俄国—苏联和东欧中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拉丁美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等一系列著作。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很多,包括大量的专著、论文、时评、演说、手稿、笔记、批注、书信等,还有一些需要全面考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成果,“《马恩全集》的出版,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和出版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是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光辉的篇章。马恩全集的翻译出版,使两位伟大革命导师的凝结着人类智慧的6000多件、3200万字的珍贵文献,变成了中国人民可以直接享用的精神财富”[※注]。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和出版
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是由中央编译局从1955年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依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同时参考一些重点著作的其他外文版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
俄文版原定出39卷(共41册),后来苏联从1968年起又出了11卷补卷(共12册)。正卷加补卷共50卷(53册)。195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卷问世。当年我国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正式启动。第1卷1956年出版,到1985年年底50卷出齐。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年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50卷);到1985年,中文版50卷(53册)全部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总字数约3200万。全书共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2000多篇著作和4000多封书信;400多件文献资料,其中包括马克思家庭成员的一些书信,同时代人给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书信,马克思、恩格斯的未经本人审阅的演说和谈话记录,以及他们参与起草的各种决议、文件;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大体分为三部分:
著作卷 正卷中第1—26卷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军事等方面的著作和各类政论文章。这一部分集中了他们思想的精华。
书信卷 第29—39卷是书信卷,书信中的思想十分丰富,内容十分广泛,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
补卷 第40—50卷。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一部分原来没有编入和后来陆续发现而来不及编入前39卷的一些著作和书信。第46—49卷和第50卷的一部分,集中发表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各种手稿。
在翻译过程中,党中央的领导和领导人的关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70年12月,毛泽东作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1971年3—7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多次讲话,着重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工作。他指出,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还要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周恩来特别指示,要尽快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两个4卷本,并陆续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又经毛泽东圈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各地执行,文件明确要求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放在首位。
1986年5月5日,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政协礼堂小会议厅主持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指出:“这个宝库中的许多基本的思想已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是,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消化,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这部全集出版,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起重大推动作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辑出版,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貌,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比较扎实的文本依据,也为后来更高质量的编译成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普及事业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和出版
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编译局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第2版的编译工作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为蓝本,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预计出版70卷,中文第2版的一些卷次从1995年起开始正式出版。第一批出版的是第1、11、30卷,其他各卷逐年陆续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第1版存在如下缺点。
20世纪50年代,中央编译局着手编译《全集》时,《全集》俄文第二版是唯一能依据的最好的版本,因此,《全集》中文版除《资本论》等少数著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这样,不根据原著文字翻译,中译文就带有转译的缺点,《全集》的译文就存在有不确切之处乃至错误。
《全集》并不“全”。没有收入许多新发现的文献;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为自己著作写的很多准备材料;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很多重要的笔记;误收了一些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不能确定是他们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全书总计70余卷,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29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有公开发表的著作以及手稿、草稿、提纲等(《资本论》及其手稿除外)。此外,还在附录中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或经他们修改过的由别人撰写的文章和资料,其数量远远多于中文第1版,这为全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佐证。第二部分为第30—46卷,收录《资本论》三卷及其直接有关的著作和准备材料,收录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以后的各种经济学手稿。这些珍贵资料对于研究《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第三部分为书信卷,是第47—60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书信。第四部分为笔记卷,是第60卷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笔记数量很大,这些卷次收入各类笔记,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包括札记、摘录、批注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特色,包括:收文更全,结构更合理,充分反映了国内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和编辑的最新成果。版本依据更可靠,来源更丰富。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全集》第2版收入的所有著作都按照原文翻译或重新校订,避免转译的缺点,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意。在编辑方面,新版做了改进,第一、二、三部分基本上按照著作的写作时间编排。注释内容更加丰富。资料部分也有很大改进,每卷都有导读性的《前言》介绍本卷收入的著作的写作背景、当时的国际形势、某些国家的内部情况、工人运动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方面的活动、重要著作的主要论点等。对人物的评价尽量做到客观、恰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工程,得到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21世纪经典著作编译工程将继续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历史地、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
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版的编译和出版
选集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同时也是理论工作者在研究、教学和宣传工作中的必备文献,重印次数多,发行总量大。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中译本于1958年出版,它是根据苏联出版的中文本校译的,共选入文章38篇、书信20封,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约少三分之二。初版以后,没有再版过。
1965—1966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完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4卷,但未正式出版。1972年,经过重新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正式出版,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著作89篇,书信96封,总计211万字。这一版多次重印,发行量高达900多万套,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文献选录方面,总体上,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献所占比重过大,约占全部篇幅的70%以上。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不够充足。这部选集在编辑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仅出版了21卷,一些重要著作和书信尚未译成中文,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文献的来源。此外还存在俄文版转译的影响,在资料获取方面的局限导致注释的内容不够充实和准确等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编选一套选材更全面、译文更准确、资料更充实的新版本已是客观的迫切需要。1995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这一版对各卷篇目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重点增补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充实哲学篇目,删除一些观点重复的内容,更加全面、完整地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力求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他们的基本观点,以便于读者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他们的基本理论。译文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全书由编译者依据原文德文、英文、法文做了精细的校订。查考核实了一些讹误,纠正了误译之处以及由于理解不准确而造成的错误和疏漏。
新版本仍和第1版一样,是供广大干部群众阅读的版本,内容既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又保持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新版和第1版一样,分为4卷,总计约270万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在编目方面有重大改进,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中新增著作40篇,《资本论》节选内容大大扩充,第1版选录而在新版中删去的文章和书信共48篇。新版本编译者增加了说明性和注释性资料。各卷增设了导读性《前言》;各篇文章均加有题注,对原著的写作背景和流传情况做了简要的说明;卷首注释、人名索引重新做了审订,力求去粗取精,纠正错漏,充实某些必要的内容;各卷增加了名目索引,列有数千条涉及重要名词概念、理论观点、学说流派等的条目,供读者检索之用。
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和出版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作出了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决定。这项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点著作的译文,编成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资料更详实的基础文本”[※注]。2009年,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和标志性成果。
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重要著作的精编本。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主要是因为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出版进展较慢,70卷本的中文第2版相应地也进展缓慢,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中央编译局先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论著的译文加以审订出版。
10卷本文集正文约543万字,各种资料约226万字,总计约769万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文集既反映经典作家理论创造的历程,又突出重点著作的地位。文集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辑方法。
第一,创新了编辑体例。为了满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求,客观上需要编辑卷次不要太多,而又能涵盖经典作家主要代表著作的文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反映了这一客观需求,首次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辑方法。第一卷为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时期的著作;第三卷为第一国际成立至马克思逝世前的著作;第四卷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资本论》;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最后一卷为书信专卷。这种新的编排方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又突出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译文的质量有较大提高。编译者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译文的准确性、权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选择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作为审订依据;还收集了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文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做了认真研究,汲取了其中合理的建议。对收入文集的全部译文逐字逐句严格审订,努力使译文做到忠实确切而又明白晓畅。
第三,资料题注得到进一步完善。为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原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除了正文,还编入了内容丰富的各种资料。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编辑说明、注释、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和名目索引等,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
10卷本《文集》所收的108篇著作专门编写了题注,简明扼要地阐述各篇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帮助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还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文译本出版情况的说明,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第四,增强了现实针对性,更体现中国特色。以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都是根据苏联编的各种版本编译的,资料部分也基本上采用苏联编写的现成东西,其中有一些内容明显不符合我国读者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在出版过程中避免了此类问题。[※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出版后,得到中央领导、学术界和理论宣传部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
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的编译出版
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质量,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准确性和规范性,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央编译局决定充分利用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新版4卷本于2012年9月正式出版。正文和资料部分总字数约为310万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全部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并再次进行了严格的审订,体现了更加严谨而又新颖的编辑思路。首先,在文献选编方面,我们对第2版选集的篇目做了调整和增删,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加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地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更加全面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法律、历史、教育、伦理道德等领域的精辟论述。其次,在整体结构方面,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编年与专题相结合的编排方式。最后,在资料整合方面,我们力求使各卷的卷首说明、卷末注释、各种索引以及大事年表真正成为内容丰富的有机整体,成为对理解正文、研究经典具有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辅助材料”[※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与过去的选集版本相比篇目结构更合理,译文更可靠,资料更翔实,可以更好地满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的需要,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原著。这一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最新进展,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本的特色。
第三节 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编译和出版
列宁的著作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在我国广大辽阔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不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列宁著作的传播和出版工作。
一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和出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及其补卷为蓝本,总计39卷;第1—33卷为著作卷,第34—35卷为书信卷,第36卷为补卷,第37卷为家书卷,第38—39卷为笔记卷。收载列宁文献4285篇,总计1500万字。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1955年第1卷出版,1963年出版最后一卷,即第39卷。在这期间,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社会各界出现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为了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列宁著作的迫切需要,实现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理论界能够尽快一睹列宁著作全貌的夙愿,中央编译局开始了《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翻译大会战。1958年出版9卷,1959年1—9月出版22卷,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完成全部卷次的翻译出版,实现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创举。当时俄文版增补的第39卷尚未出版。1963年,我国翻译出版增补的第39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注]
《列宁全集》是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的重要文献。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展现了一代编译工作者的时代精神风貌,为达到高质量的译文水平他们付出了艰巨劳动,保证了这一著作的编译,成为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出版及时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需要,推动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二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和出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问世以来,对我国人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一版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大量的列宁文献没有收录在内;译文还不够完善,各卷的参考资料种类少,注释过于简略,不利于读者对某些内容的理解;等等。此外,出版的时候因为赶速度、抢时间,特别是1959年,突击出版了22卷之多,译校相当匆促,不可能精雕细刻,错漏也就在所难免了,也有一些排校印刷上的错误。因此,后来出版单行本或选集时,译文都经过重新校订,这样全集本的译文就同选集和一些单行本不同;有的单行本校订过,到收入选集时又校了一遍,单行本与选集译文也不一致。[※注]
列宁的一些著作的译文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汇编本和选集出版时做过一些修改和补正,一般来说,1972年重编出版的《列宁选集》版的译文是最新的,而《列宁全集》各卷的译文都比较陈旧了。同一著作多种译文并存使得读者阅读和引用都很不方便。这也就急需重编一部新的《列宁全集》版本来克服这一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是,苏联从1958年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的新版,即俄文第五版,共55卷,他们这个新版的篇幅比第4版增加很多,所附的参考资料包括注释索引等,也更加丰富,到1965年全部出齐。相比之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就显得不足了,翻译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的俄文第4版中有一些列宁的重要著作没有收进去,其中有不少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和文献,对今天有参考和借鉴作用。从1957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就着手对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出版的各类列宁文献展开普查。1975年,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的前期筹备工作正式开始,并得到人民出版社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室的大力协助。为使我国读者早日看到尚未译出的列宁文献,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作出规划,组织全国17所高校的教师参加翻译,经中央编译局校订后编成17卷《列宁文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卷《列宁文稿》是补遗的性质,在编辑体例上不系统,是把许多卷所补充的文献材料编译在一起。这套文稿成为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补充文献的重要基础。
经过6年的积极筹划和准备,编译新版《列宁全集》的条件日趋成熟。1982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编译局的有关报告,正式决定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新版全集工作随即全面展开。1984年10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首批4卷与读者见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献礼。此后,新版全集的编译工作以每年8—11卷的速度推进。“在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里,大家殚精竭虑、含辛茹苦、默默耕耘,顶住了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喧嚣所动摇,坚守职责,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倾注于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注]中央编译局经过整整15年的努力,1990年12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60卷全部出齐。这是一部我国自行编译的,文献更加丰富、译文更加准确、资料更加充实的《列宁全集》。
多年来,中央编译局为了准备这个新版,从编选文章,撰写前言、注释、索引,到重新校订译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多次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翻译家征求意见,共同研讨并协同工作,最后确定编选方针,反复校改译文,做到精益求精,使得这一新版确实具有文献丰富、资料充实、译文更为准确、比较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特色,在各方面大大超过了旧版,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可以说实现了我们长时期来希望有一部中国版的《列宁全集》的愿望。[※注]
新版《列宁全集》是以1958—1965年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55卷为基础,并增收《列宁文集》俄文版中的部分文献编译而成的。这部全集共60卷,分三大部分: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卷为书信卷,第54—60卷为笔记卷。这一版共收载列宁文献9289篇,比第1版增收了5009篇,同第1版相比,《列宁全集》第2版多了21卷,共收2500万字。文献总容量超过了苏联通用的俄文第5版,成为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版本。“新版中文版没有直接照搬俄文第5版,而是在充分汲取其丰富材料、研究成果和编辑优点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列宁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中国读者的需要出发,在文献汇集、译文校订、资料考订等方面都有改进和创新。”[※注]
文献较充分地反映了列宁的思想遗产。新增加的文献中很大一部分是列宁十月革命后国务活动的文献,如指示、命令、决定草案、电报、批示、公务信件、对他人起草的文件的修改意见等。这些文献大多比较简短,但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对外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从这些文献中,可以了解列宁如何根据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新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完整的文章和讲话,这类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有些是很重要的,如《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第4—10章)。新增的文献大部分是十月革命以后写的,反映了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捍卫和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建设实际深入学习和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由于翻译力量、背景资料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有的译文还不够完善,第2版依据最新版本的原文对全部译文重新做了校订。新版全集的译文比过去更为准确。补正了第1版中的漏译和错译,订正并统一了全书中的各种术语、译名和引文。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参考资料比较齐全,内容翔实。第1版全集各卷的参考资料只有前言、注释和年表,而且内容简略。新版各卷由编者写的前言,介绍该卷所收入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和年表资料比较充实,书后附有资料性的注释,另外还增加了第1版所没有的人名索引和文献索引,包括简介人物的人名索引,列宁引用和提到的文献资料的索引,记述列宁主要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年表。
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文版还收载了53幅我国在20世纪20—40年代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的书影插图,这些早期版本,是编译人员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旧书店中查找到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我国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一件大事,是值得为之庆贺的。”[※注]这一新版为我们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思想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的一大贡献。
2010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协商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进行增补和修订,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以便在重印时为读者提供更加完善的版本,于2016年全部出齐。增补和修订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将《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和第2卷中比较重要的文献按发表时间顺序分别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相应卷次中。二是根据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对列宁著作(包括注释)中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引文加以统一;利用《列宁专题文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版修订版的编辑和研究成果,对全集各卷的前言进行适当修订和完善;等等。
三 《列宁选集》《列宁专题文集》等著作的编译和出版
《列宁文选》(两卷集)中译本于1954年前后出版,它根据苏联出版的中文本校译,共选入列宁文章及斯大林论列宁的文章八篇。与此同时,还出版过《列宁文集》第一至七册,实际上它是根据解放出版社的《列宁选集》重新编印的,收集了《列宁文选》中未选入的从1894年至1923年间列宁的其他重要著作。初版以后,没有重印。
1.《列宁选集》的编辑出版情况
《列宁选集》先后三版各4卷。《列宁选集》中文第1版共4卷,于1960年出版,收入1894—1923年的著作205篇,共257万字,包括了列宁在各个斗争时期的重要著作。选集中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收入选集的著作大部分照全文刊印,只有一部分是摘录原著中的章节。中文第2版于1972年出版,共4卷。在这一版中,有些译文不够准确。1972年出版的第2版选集对译文做过个别的修改和补正,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另外,中文第1版《列宁全集》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翻译的,而这一版俄文全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存在严重的缺陷,对列宁文献的编辑处理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同样影响到了中文版全集和选集。[※注]
两个版本的《列宁选集》在选材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文献选得偏少。列宁的有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选收的有些文献从内容上看显得有些重复,或者过多地涉及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具体细节。还有个别选收的著作经考证不是列宁的著作。
中文第3版于1995年出版,共4卷。对文献的收载做了较大调整。采用《列宁全集》的新译文。有主题索引。这一版选集在内容方面的安排上尽可能照顾社会各界的需要,力求既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列宁思想遗产的精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所做的理论贡献,又能全面反映他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的变化。这一版选集适当增加了列宁晚年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著作和书信,为了帮助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提高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一版选集还增收了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论述。第二版选集收入列宁文献187篇,约238万字。经过调整,第3版选集增加了32篇(另有一篇文章增加了一章),计增加27.5万字;删去24篇(另对3篇文章做了部分删节),计删去35.5万字。共收列宁文献195篇,合计约232万字。
2.《列宁选集》第3版的修订版
1995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结构严谨,编目合理,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选集各卷出现的马恩著作引文必须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统一;其次是涉及重要理论问题的译名必须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复核和勘正;最后是各种相关资料必须充实和完善。基于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21卷,对其他经典著作编译成果进行了相应的修订。例如,考虑到列宁著作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新版本对《列宁全集》第2版和《列宁选集》第3版进行修订。
2012年出版的第3版《列宁选集》修订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是各卷译文更加完善。对理论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及其译名逐一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对选集中出现的马恩著作引文进行了统一,进一步展现两部新版选集之间的内在联系。
选集各卷中的马恩著作引文必须全面审核。在《列宁选集》第3版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文总共有446条。其中在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经过审订的引文总共有367条,这些引文必须与《文集》的最新译文统一;另有未收入《文集》的引文总共有79条,需要按照《文集》的编译标准重新校订。
二是各卷说明更加充实。以准确简练的语言阐明列宁著作的时代背景、理论要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帮助读者理解列宁思想的精髓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贡献。首先是选集各卷的卷首说明需要补充和修订。按照编辑体例和读者需要,卷首说明必须简洁而又完整地阐明本卷著作产生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综述列宁在这一时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主要脉络、重要贡献和深远意义,然后对本卷所收文献逐篇加以介绍。《列宁选集》第3版正是这样做的,但从内容的完整性、叙述的逻辑性和立论的科学性来看,各卷情况不够平衡,需要吸收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成果,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三是各卷资料更加详备。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对各类注释和人名索引进行了审订,并全面修订了名目索引,增补了列宁生平大事年表。
对涉及重要理论问题的译名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复核和勘正。各卷资料必须修订和充实。《列宁选集》第3版的卷末注释总计有1488条。这些注释对于读者理解原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有的注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不够准确;有的注文中的重要提法与马恩著作的相关注释不尽一致;还有一些注释说明同一个问题,但在各卷中的评价和表述互不相同。
此外,在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的个别条目中,也存在评价不够确当、定位不够妥帖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加以勘正。基于上述分析,中央编译局决定保留《列宁选集》第3版的结构和编目,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订工作。[※注]
在这个基础上,中央编译局认真研究了新时期中国广大读者的理论需求,吸收了学术界提出的宝贵建议,考察了迄今为止各国出版的同类版本,按照联系实际、贴近群众、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原则,制定了新版选集的编译方案。新版仍编为4卷,总字数约为339万字。
3.《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
为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的现实需要,中央编译局编辑了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部文集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列宁专题文集》突出了编辑原则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为此,编者采用了按专题设卷的新编辑体例,分专题编为5卷:《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方针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为基础,精选了列宁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文章、报告、笔记和书信。各卷以文献选编与重要论述摘编相结合的形式,从60卷《列宁全集》中精选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时从本卷未收的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论述,编成《重要论述摘编》共117条,作为对所收文献的补充。既反映了列宁重要理论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同时又体现了收文“少而精”的原则。[※注]
文集各卷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索引。每篇文献前面都附有介绍有关著作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的导读性题注。这是文集在编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题注是为了帮助读者把握各篇著作的理论精髓而设的,具有导读性,力求言简意赅地介绍每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和理论要点。
五卷文集正文约130万字,各种资料约34万字,总计约164万字。按专题形式反映列宁的思想,能够完整系统地反映列宁在某一领域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这也是专题文集不同于全集也不同于选集的最突出的特色。专题文集可作为全集和选集的重要补充,可以在一个专题范围内帮助读者深入地领会有关思想。
四 斯大林著作的编译和出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各著作集的外文版本情况和社会的现实,翻译《斯大林全集》的条件已成熟。1953年3月首先启动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随后不久开始了《列宁全集》的翻译,当时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条件还不够充分,工作的重点是收集和整理各类资料,进行前期准备。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根据苏联1946年开始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翻译,译文初稿是苏联外文出版社已准备付排的《斯大林全集》译稿。1952年由刘少奇访问苏联回国时带回来,后来译稿转交给中央编译局。1953年9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正式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刚一问世就发行100多万册。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的译校工作是集体形式,集体译校的实践促成了对经典著作翻译标准认识的不断统一。这一卷的翻译工作为建立科学的集体译校制度、确立经典著作的翻译标准、在职培养编译人才等几方面探索了经验,为《斯大林全集》其他卷次的翻译和陆续启动的三大全集编译工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3年12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出版。从1954年至1956年,每年出版3卷,1957年和1958年分别出版1卷,总计13卷,收入斯大林1901年至1934年间的著作近500篇,共340多万字。
1962年,中央编译局汇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未收录的大部分斯大林著作,编成《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下册),它收集了《斯大林全集》第13卷以后,从1934年到1952年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斯大林的部分文章和言论103篇,共46万字,内部发行。
1985年在《斯大林文选》基础上,重新编译斯大林在1934—1952年间发表的著作和讲话,总计111篇,编成一卷本《斯大林文集》,共50万字。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出版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编辑出版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形成了中央领导集体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等,这些著作的编辑出版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系统地对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度重视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党中央就对党的文献的编辑、研究、出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专门成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如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一样,《胡锦涛文选》为我们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提供了一部系统性重要教材,对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
一 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
毛泽东著作发行过多种版本的选集、文集、文稿、著作选读、专题集等,这些著作集的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传播。
1.《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
《毛泽东选集》有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两种。《毛泽东选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大量出版,版本较杂,主要从抗战后期开始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先后出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10月至1960年9月出版,共4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于1991年6月修订出版第二版,107万字。
第一个版本的工作开始于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951年春,出版工作全面展开。1951年4月17日,出版总署发出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担。这一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工作,确定篇目,对编入的著作做了一些文字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还写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题解和注释。《毛泽东选集》于1951年9月开始出版,到1960年9月出齐4卷。初版是竖排,后改为横排,多次重印发行,并于1964年4月出版了4卷合订本。曾出版了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近20种外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于1977年4月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毛泽东自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其编辑指导思想、文稿选择、出版说明、题解注释等都有不够恰当甚至错误的地方,出版不久就不再发行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党70周年之际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修订工作按照毛泽东1962年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的意见进行。保持了原有的篇目,仅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失误以及少量错字、漏字,做了订正;对有些题解做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同时新写了几篇题解;改正注释中某些史实的错讹和不正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注释。第二版编入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159篇,近110万字,于1991年6月出版。
这一部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代表,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最主要的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文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法、西班牙、俄、日、德等多种外文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分上下两册,共58.2万字。由于《毛泽东选集》只收录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著作,而且篇幅较大,中共中央于1960年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重要著作没有选入或者只节录片段。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重新编辑出版两卷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编毛泽东1921年至1965年间的著作68篇。其中选自《毛泽东选集》的有51篇;《毛泽东选集》以外的,包括在本书中首次发表的著作有17篇。这部著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普及读本。[※注]
《毛泽东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至1999年6月出版,共8卷,233万字。本书选入毛泽东1921年至1975年的文稿803篇。《毛泽东文集》是将未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重要文稿,经过比较系统的选编而成的,全书共八卷。
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编辑,至1999年6月完成全书编辑、出版工作。第1—5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504篇;第6—8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共299篇。本书是对《毛泽东选集》的重要补充。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一般不再收入。只有一篇例外,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全文共八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已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本书按精选原则选编。绝大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早期文本和记录稿刊印。为保持原貌,只校正文稿中的错字、漏字、衍字以及明显有误的标点,订正错讹的史实,对讲话谈话记录稿只做技术性的整理。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内容重要也酌情编入。书中著作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有些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与选集相比,这部文集在编辑选择范围上进一步扩大,文稿数量上大大增加,跨越时间长,原貌保留程度更高了。“本书比较全面和充分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展示了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注]。
2.专题集系列
专题集系列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种类很多,都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编入的著作。这些著作集大多是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和部门,为满足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学习研究需要,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共同编辑出版的。这种针对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某项工作做专题编辑性质的文献的大量公开出版,为推动相关行业和专业研究人员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这些著作集主要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文物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于1984年5月联合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由中央档案馆选编、文物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于1984年7月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由胡乔木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合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12月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本);由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4年12月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合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1年联合出版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另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该书编为上、中、下三卷,收入毛泽东有关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反侵略战争准备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对台斗争、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等方面的电报、批示、讲话、谈话、书信、题词等821篇,其中91篇为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该书收入1938年10月至1963年9月期间,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讲话、谈话、电报、书信、批示等,共154篇。其中有一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等等。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国内外第一部详细记述毛泽东自1893年至1949年思想发展和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2013年修订再版。全书分上、中、下3卷,共139万字。年谱以大量的档案材料为依据,多侧面、多角度地记述了毛泽东1893年至1949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同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也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以及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12月出版。共6卷,近300万字。本书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约71万字。本书是从毛泽东在1921年至1975年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文章、批示、信件、题词等文稿中,选取主要思想理论观点编写而成的。全书共1222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展现了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总结人民实践,创立、发展和完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过程。
3.内部发行文稿系列
内部发行文稿系列主要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等。这些著作集不公开发行,只在一定范围、供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学习、研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文稿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从1987年开始出版第一册,到1998年出齐13册,是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要求不得外传和翻印。本书编入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76年7月间的三类文稿:(1)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2)经毛泽东本人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3)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用他的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该书中,写于1976年7月10日的《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是毛泽东著作集中成稿时间最晚的一篇。
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本书多侧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进行的国际国内重大政治活动、所思考的问题和形成的政策与理论观点,历史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的艰难探索,走过的光辉历程。[※注]
《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入了当时收集到的毛泽东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的全部文稿。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合编,湖南出版社于1990年7月出版,53.9万字,内部发行。
本书编入了当时收集到的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文稿,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有文章、书信、诗词、读书批注、日志、谈话、报告、通告、章程、课堂笔记等151篇。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稿,以及虽未署名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著作,均编入正编,共132篇。其中39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39篇是当时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献,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黎锦熙提供的毛泽东给他的6封信和3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还有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讯社向当时各报刊寄发的通信稿,还收录了《大公报》刊登的毛泽东的20多篇文章。《毛泽东早期文稿》对于研究青年毛泽东,研究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原始的、准确的、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稿记录了青年毛泽东积极向上、忧国忧民、追求先进和光明的艰辛思想历程,对于研究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1995年3月首次修订,2008年10月再次修订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库》,公开发行。”[※注]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由军事科学院编辑、战士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1927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谈话、电报等共68篇,下编收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11个战役的电报共379份。该书内部发行,主要供军队领导干部用。
二 邓小平著作的编辑出版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著述。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邓小平文选》反映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思想。尤其是第二卷、第三卷在内容上相互贯通,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和科学指南。
1.《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出版情况
《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是从1981年上半年开始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内外要求出版邓小平著作的呼声逐渐高起来。1982年9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经邓小平同意,收入了邓小平自1978年12月至1982年7月的16篇文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广大干部群众更加迫切地要求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3年7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邓小平的综合著作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这是一项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上,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本书发行量达4700万册。”[※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后,编者根据十二大精神和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将邓小平在十二大上致的开幕词收入文选,作为全书的结束篇。到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发行,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这本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2年十二大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26万字,其中39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所收入的47篇文稿,反映了邓小平在1975年针对“四人帮”的破坏,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为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作出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为开启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本文选的出版,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
1983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通知中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1975年针对“四人帮”的破坏,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而进行的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教训,确定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继续按预定的计划先着手收集、整理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这两个时期的文稿。1989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这本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28年中的重要文稿、讲话共39篇,近25万字。这39篇文稿是从数千件文稿中精选出来的,其中30篇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本文选反映了邓小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这几个历史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几个方面作出的贡献。这本文选的出版不仅为总结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文选中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见解,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根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央文献研究室从邓小平在十二大以后发表的数十篇讲话、谈话稿中进行挑选并做文字整理。最后选定22篇,文稿起止时间从1982年9月至1984年12月;书名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在1984年年底出版,发行了几百万册,引起很大反响。
此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对邓小平不断发表的讲话、谈话都及时地进行研究,并对有的文稿及时做了整理。1985年7月,根据形势的需要,经邓小平同意,将他当年3月至6月的五篇谈话汇编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一文在内部出版。1987年年初,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进行增补,将邓小平1983年10月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和1984年12月至1987年2月发表的21篇文稿收入这本书,篇目由22篇增加到44篇,报经邓小平同意后,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增订本的出版,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上半年,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阐明我国的方针政策有两个基本点,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他还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等重要观点。鉴于这些思想观点对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央文献研究室将含有这些思想内容的九篇文稿整理汇编成《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报经邓小平同意后于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党内同志高度重视。到10月十三大召开前夕,又改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是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后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前,反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重要论述的最重要的两个版本。[※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是从1990年4月开始着手准备的。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理论归纳为九个方面,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在这种形势下,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同年11月,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正式通知,决定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了拟收入这本著作的119篇文稿。在审完全部文稿后,他又指示将文选清样本,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一卷收入了邓小平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共119篇,25万字,其中60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曾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等文集发表过的文稿,这次编入文选时,又做了文字整理,许多篇目根据记录稿增补了内容。邓小平亲自指导了这一卷的编辑工作,对收入的文稿逐篇审定。本卷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致的开幕词为开卷篇,以南方谈话为终卷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书的主题。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经邓小平同意,中央文献研究室对《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进行了修订增补。这两卷修订增补后,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于1994年11月出版发行。至此,《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共约85万字。
第一卷增补了4篇文稿,其中3篇是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讲话。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思想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著作,包含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第二卷增补了14篇文稿,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原收入本卷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移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次增补,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
这两卷文选再版时对正文的文字、标点和题解做了少量校订和统一体例的工作,同时增补了一些新的注释。第二卷部分文稿根据记录稿对个别地方做了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邓小平在十二大上致的开幕词移入第三卷后,第二卷的篇目需要调整。这两卷文选对全书正文的文字、标点和题解做了少量校订和统一体例的工作,同时增补了一些新的注释。第二卷有的文稿根据原记录对个别地方做了必要的修订和增补。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有一句在第一版的表述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第二版根据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的单行本,恢复了作者当时的说法:“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的出版,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权威的版本,进一步推动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编辑邓小平专题文集和有关论述摘编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各种邓小平专题文集和摘编共有40多种,大多数是由中央有关部委编辑的。内容有:论党的建设、论民主与法制、论教育、论改革、论人事、论行政管理、论工会、论财经、论青年工作、论精神文明、论旅游、论侨务、论党风廉政建设等;在这些著作集中,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未收入《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论述。
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出齐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两本重要图书,一本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这本书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分20个专题做了集纳,既有助于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体系,又为读者学习和查阅提供了方便。另一本是《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这本书虽然不是文献集,但它公布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论述,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也是研究邓小平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1994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电子版出版。它是由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共同制作的。它将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的全部内容存储在两张软盘上,阅读和检索都十分方便。读者可以组合任意关键字、词,准确地检索到所需要的《邓小平文选》中的句子,以及它们所在页码、所属段落和篇目、背景出处、发表时间、有关注释等。这种新的图书载体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著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1995年9月,《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线装版由线装书局出版,全套共12册。这部书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为版本,16开、线装,繁体大字直排,用上等宣纸精印,书皮为蓝色真丝绢面,分装三函。其采用独特的印刷手段和精美的纸张,装帧典雅别致,具有浓厚的中国韵味,为我国传统线装典籍增添了一部重要的文献。
1996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卷本繁体字版在香港发行。《邓小平文选》一卷本收入的邓小平在1956年至1992年期间的80篇文稿,是从《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中挑选出来的,着重反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香港出版这卷文选,是为了方便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了解邓小平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并通过他的著作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注]
民族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种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西班牙、俄、日、德等外文本。
2.《邓小平文集》的编辑出版
《邓小平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共3卷,80余万字。本书选入邓小平1949年至1974年的文稿406篇,上卷编入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上旬的文稿106篇;中卷编入1952年8月中旬至1958年9月的文稿135篇;下卷编入1959年1月至1974年11月的文稿165篇。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编入本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谈话、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关于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民族、统战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集中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这部文集,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渊源,理解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的编辑出版
1998年11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共26万字。本书是根据邓小平1975年至1992年的大量文稿及其他档案资料编写的,共600余条。文稿包括讲话和谈话的记录、批示、书信、题词等,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首条是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最后一条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1975年至1992年的主要著作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还有许多重要内容散见在他大量的讲话、谈话、批示、书信、题词中,没有收入文选。这本思想年谱将这部分内容同《邓小平文选》的文章摘要编辑在一起,公开发表。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对《邓小平文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更详细地反映了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编辑出版
2004年,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冷溶、汪作玲主编,分上、下两卷,全书102万字。本书是一部记载邓小平生平、思想和业绩的编年体著作。这部年谱,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的22年中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他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发挥的决策作用,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反映了邓小平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格风范。本书再现了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的丰功伟绩,再现了改革开放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年谱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书中不仅把《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中的重要思想编写进去,同时尽可能收入没有发表过的有重要思想内容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等,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提出并不断丰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同时,年谱还收录了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来自中央档案馆等中央和地方的档案部门,有些是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提供的,还有一些是同邓小平有过接触的老同志的笔记、日记和对他们的采访记录等。本书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特别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5.《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编辑出版
2009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杨胜群、闫建琪主编,分三册,全书151万字。本书上册主要记述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莫斯科学习,1926年回国后不久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领导百色起义,到中央苏区工作和参加长征,在太行坚持抗战八年直至解放战争初期的重要经历。中册主要记述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率部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西南局工作,1952年后调中央工作,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经历。下册主要记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及复出工作后的重要经历。全书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成长历程;反映了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的业绩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始终保持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的品格风范。
三 江泽民著作的编辑出版情况
2003年11月,党中央作出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的决定。《江泽民文选》的编辑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按照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专门写作班子。从2003年12月开始工作,2006年8月出版发行,一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认真阅读了《江泽民文选》送审本,对编选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江泽民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
2000年7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中国工程院党组向中央写报告,建议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和科教工作者学习江泽民为《院士科普书系》写的序言和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办公厅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将江泽民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文章、讲话编辑成册,按照程序审批后出版,以便大家学习。经中央和江泽民同意,中央文献研究室于2001年1月编辑出版了江泽民的第一本专题文集《论科学技术》。此后,又先后编辑出版了《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专题文集,这些工作为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做了一些准备。
现在收入《江泽民文选》的203篇著作,是从2000多篇、上千万字的文稿中选出来的,是江泽民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江泽民文选》分为三卷,第一卷以1980年8月21日江泽民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设置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为开卷篇,以1997年8月5日江泽民的批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的著作81篇。
党的十五大以后的著作,共122篇,分为两卷。第二卷的开卷篇是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以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的著作59篇。
第三卷以2000年5月2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为开卷篇,以2004年9月20日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经过调整充实的中央军委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的著作63篇。
《江泽民文选》所录文稿时间从1980年8月到2004年9月,长达25年。其中,最主要的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13年。收入文选中的这13年的重要著作有192篇,另有3篇是十六大以后到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党建等各个方面。这部文选还对这个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国内国外的重大事件、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措施,也做了充分的反映。
四 《胡锦涛文选》的编辑出版
《胡锦涛文选》三卷本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于2016年9月19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锦涛文选》收入了胡锦涛在1988年6月至2012年11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独创性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242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胡锦涛文选》第一卷以1988年6月8日胡锦涛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为开卷篇,以2002年9月2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扎实工作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结束篇,收入了胡锦涛同志的著作74篇。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以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为开卷篇,以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为结束篇,收入了胡锦涛同志的著作82篇。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以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为开卷篇,以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结束篇,收入了胡锦涛的著作86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胡锦涛文选》生动记录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注]《胡锦涛文选》全面展示了科学发展观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教材。
五 习近平著作的编辑出版情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习近平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思考紧密相连。
习近平的第一本著作是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在宁德任地委书记。到任3个月,习近平同志走遍了下辖的9个县,提出并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1992年7月,《摆脱贫困》首次出版。该书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的讲话和文章,共29篇。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14年8月,该书再版。2017年8月23日,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在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首发。
2006年12月,习近平出版第二本政论性文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该书辑录了习近平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和批示。此书约53.4万字,分8个章节,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已公开发表,也有少数内容是首次对外披露。2013年10月,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重印发行。
2007年,《之江新语》出版,该书是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所发的专栏结集。2003年2月25日,《浙江日报》头版开辟专栏“之江新语”,习近平以笔名“哲欣”,在该专栏发表一篇300字的文章《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此后4年多,习近平共在“之江新语”发表232篇短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了大量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两卷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翔实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也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以及习近平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全书共分18个专题,分别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2014年10月8日在当天开展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举行首发式,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全面准确地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后,为帮助国内外读者系统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应广大读者需要,对第一卷进行再版。2018年1月,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修订,改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由外文出版社面向海内外再版发行。截至2018年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27个版本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于2017年11月7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该书中文版全书569页,分为17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辑时做了注释,附在篇末。本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的图片29幅。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为《真刀真枪推进改革》,是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最后一篇文章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
本书17个专题分别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改革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文化自信;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4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式在英国伦敦隆重举行。截至2018年2月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全球发行已突破1300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除中英文版,法、俄、西、阿、德、日、葡等语种的版本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外,2017年11月27日,16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在京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共同翻译出版这些国家语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这16个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波兰、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肯尼亚、塔吉克斯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富汗。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将帮助世界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客观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互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国内外读者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为帮助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完成五种民族文字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翻译出版工作。2019年5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在全国出版发行。
《知之深 爱之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等作品的出版,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的生动范本,也是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珍贵历史资料。《习近平用典》(现两辑)、《习近平讲故事》对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内容还以论述摘编的形式出版,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目前这些出版的论述摘编主要有:《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以及《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等。这些论述摘编所涉问题相当广泛,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广大群众与不同行业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为广大群众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
为了加深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学习,中央宣传部先后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年版)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这两个读本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开论述,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辅导材料。党的十九大以后,2018年中央宣传部又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这本书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分三十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2019年6月,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出版,全书共21章、99目、200条,近15万字。全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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