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作为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而兴起和不断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理论学习被列入干部教育基本课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党内先后两次出现学习党的建设理论的热潮。1977年中央党校恢复开学后，党校系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党的建设教学与研究的教师队伍，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和研究有了课程和队伍的依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不仅各级党校有党的建设教研机构，各级党委组织部也设立了党的建设研究所，一些高校也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二级学科设立党的建设研究方向，招收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也有党的建设教学研究单位或队伍。在此基础上，在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范围的党的建设研究会。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基金项目，党校系统、教育系统、社科院系统的科研基金项目中，都不同程度地设有党的建设方面的课题，甚至是重点课题或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形成新的高潮，不仅原有的党史党建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加强党的建设研究，其他一些学科例如政治学、法学等也加大党建研究的比重；不仅党史工作部门、组织工作部门、全国各级党的建设研究会等持续开展党的建设研究，各级党委也把党的建设研究纳入常态工作范围。可以说，在全面从严治党、全党抓党建的推动下，党的建设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成为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中的一门“显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文规定，“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注]并将其作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党的建设理论的艰辛探索

一 改革开放前党的建设的实践

（一）执政党建设的初步探索（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执政条件下，党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

1.制定执政初期党的建设方针

随着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执政初期的党的建设方针。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公开监督，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要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三是要注意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注意发展与其他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加强自身建设的努力，向全党敲响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号角，为新时期在全党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2.开展党组织的发展和整顿

1950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指出党的发展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法稳步推进，提出了公开建党以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依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和《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3.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是党确立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对新的形势，党的八大正式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任务。在党的群众路线方面，党的八大提出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在民主集中制方面，党的八大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的领导方面，党的八大强调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党和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党的八大还提出，要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处理各种违法乱纪的言行，指出监察委员会不应当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检查党员遵守党章党纪、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

（二）执政党建设的曲折发展（1956年9月—1966年5月）

党的八大以后，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向党进攻的复杂局面，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执政党建设遭遇挫折。

1.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到党的八大召开前后，中央决定从1957年9月开始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初衷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党的作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但是，由于对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发展的方向没有谨慎地把握，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对执政党建设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注]

2.党的指导方针的失误及其对执政党建设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在政治思想方面“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同时，党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也出现了失误。然而，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主义进行了多次严厉的批评和明确的指责，同时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给执政党建设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在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发展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把党内矛盾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为今后党内进一步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依据。

3.中央领导集体为纠正“左”的错误所做的努力

1961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总结“大跃进”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基本终止了长达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对执政党建设有一定意义的积极影响。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研究了党的基层工作和干部工作，提出党要管党、党管干部的重大论断；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召开七千人大会，恢复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发扬优良传统。中央领导集体为纠正“左”的错误所做的努力对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执政党建设发生严重失误

七千人大会以后，“左”的错误依然在逐步扩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后来被称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对执政党建设危害甚大。这次全会后，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展开了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次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以及阶级斗争的处理问题方式，导致大批基层党员和干部受到打击，冤假错案频生，严重削弱了基层党支部的作用，损害了基层党组织的团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破坏。

（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挫折（1966年5月—1978年10月）

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执政党建设遭遇重大挫折。

1.“革命委员会”与党的一元化体制的极端发展

“文化大革命”对执政党建设最大的破坏就是开展向党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否定党的领导，架空各级党委，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行了更高程度的集权，执政党建设畸形发展。

2.“五十字”建党方针

196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批示后来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此后，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整党建党活动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试点。

3.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在北京举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党的性质和党的建设、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左”的结论，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十大延续了九大的错误。党的九大和党的十大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没有起到任何积极意义。

4.执政党建设在徘徊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从这时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出现了党的建设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段时期，党中央首先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时整顿和调整了一些领导班子。在这个过程中，华国锋同志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报告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表示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前进，错误地肯定党的十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就严重影响了全党的纠“左”进程，妨碍了党的事业的前进。[※注]

5.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由此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党建学科开始在党校系统建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很重视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问题。早在1933年，李维汉同志便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设了党的建设课程。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也开设党建课程，并设有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可见，中央党校党建学科的建立是有悠久历史的。

根据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1954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决定普遍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规定高、中级党校开设五门课程：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初级党校开设三门课程：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和党的基本知识。并要求全国高、中级党校成立党的建设教研室。根据党中央这个要求，中央党校成立了党建教研室。当时许多省市党校也都成立了党建教研室。刚成立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人不多，只有四个人，他们都是从党校毕业学员中选调的（主任许邦仪是第一期学员留下的，郭冠儒、刘维新、周逸三人是四、五班毕业的学员）。1955年继续从七、八班毕业生中选调了三人（胡庆山、陶漠如、李淑清）。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增加了几位（牛甲英、刘俊林等）；另外从北大应届毕业生选调三位（冯成国、雷明志、鲁真荣），在教研室从事资料工作，周逸同志兼任秘书。

教研室成立之后，教研人员从学习钻研经典著作入手，用一年时间刻苦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有关党建理论的篇章，在此基础上组织大家练笔写文章，锻炼党建理论研究的基本功。当时领导干部班的党建课教学，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专题讲授，而且主要是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党校校长来讲，教研室就是由主任做一个引言报告，其他教员的任务就是下班。

从1957年开始，先是整风“反右”，后搞“大跃进”，教员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锻炼，党校教学基本停止。

到1959年秋，党中央决定中央党校复课，继续培训省、市领导干部，党建学科建设才又重新开始。这一段时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编写党建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当时编写的教材定名为《党的建设讲义》，以党章内容为主来设专题，包括：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员、党的干部等。编写的教学辅导材料有：《列宁论党的建设》《斯大林论党的建设》《毛泽东论党的建设》（语录摘编），以及选编了列宁《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的辅导材料（借助人民大学力量）。二是举办党建专业理论班。在59级学员临近毕业时，各教研室提出了培养各学科理论骨干队伍的问题，党建教研室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了校长王从吾的支持，于是确定在1961年成立党建专业理论班，学制为三年。在59级学员中动员大家报名，结果有11个人报名。党建专业理论班的学习课程，第一年读原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党建的著作，进行专题研究；第二年开设党建课，请中央领导同志和许邦仪主任进行专题讲授；第三年外出调研一个月，而后写毕业论文。

1964年中央党校开展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周逸同志被划为所谓的“杨家党”，被免去教研室副主任职务，加上许邦仪主任久病不起，党建教研室被撤销，作成一个党建小组划归党史教研室领导。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校停办，党建学科建设也就完全中断了。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开始，党建教研室又重新设立。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下达，《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级党校必须以整风精神搞好党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学习。当时胡耀邦同志任常务副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恢复了党建教研室，开设了党建课。中央党校刚复校时，党建同党史教研室先是合在一起（李践为同志任主任，周逸同志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但很快党史、党建就分设为两个教研室。当时全国省级党校有七家设立了党建教研室。胡耀邦同志对党校党建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1977年7月，校委会议讨论秋季开学准备工作，制定教学计划，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对马列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党史、党建学科应编写出教材。党的建设教学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艰巨，又是一门新学科，应作为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主课，在教材中建立起本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要求党史、党建编写教材时，应注意其思想性、理论性、条理性，帮助学员弄清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作风。根据他的意见，经大家讨论，对党建学科名称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会后，党建教研室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教学计划，请胡耀邦同志参加，他又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如讨论到阅读书目时，有的同志提出，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比较难懂是否可以不列入？他说：越是难懂越要读，该书第二章谈党章问题必须选入。当讨论到编写教材时，大家感到党建是新学科，如何着手有难度，胡耀邦说：可以向老同志请教，我们拿毛驴当马骑，教研室能增加到70人，有外出调研的，有在家进行教学和科研的，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进入新境界，执政党建设理论逐步形成。

一 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

（一）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转折（1978年10月—1992年10月）

1.实现了党的建设的重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注]：一是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基础上重新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三是推动党内民主的恢复和发扬，为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

2.制度建设新路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相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中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指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党的各项制度在经过一定程序制定出来后，就具有独立性和法规性，它不会受到任何领导干部看法的干扰和影响，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3.党的十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十二大报告重申了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大党章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有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比较完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党的总任务。（2）第一次完整地规定了党的领导原则，即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3）对党的组织制度和体制做了一些新的规定，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4）党章增加了“干部”一章，对干部的政治品质、思想觉悟、业务知识、工作能力、工作作风、政策水平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比普通党员更高的要求。

4.做好新时期整党工作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议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还做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1987年5月26日至30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整党工作正式结束。

5.党的十三大与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十三大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三大对党章条文做了部分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次采用部分条文修正案形式修改的党章。修改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做了明确的规定，以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民主集中制；二是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从而有利于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把党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忽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的现象；三是对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和设置也进行了修改。

6.南方谈话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在党的建设方面，他重点强调了四个大的方面问题。

一是反复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性。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就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

二是提出正确的组织路线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三是再次强调要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四是提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1992年10月—2002年10月）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

1.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四大。中共十四大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全面概括的同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十四大以后，全党深入开展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理论学习，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加深了理解，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保证了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落实。

2.提出和实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决定》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工程。”[※注]

全会指出，全党在落实十四大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这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一次明确表述。“新的伟大工程”的明确提出和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强调，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3.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注]十五大的重要贡献，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4.全面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此为“三讲教育”。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三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建设的新突破

江泽民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注]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历史方位的判断具有突破性。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方向和目标的确定具有突破性。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具有突破性。在党的性质上，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思想。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具有突破性。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10月—2012年11月）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开展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建设方面，会议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增加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对党的性质做了新表述，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2.科学发展观形成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注]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十六大以后在党的建设方面开展的两大重要活动，也是在新世纪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注]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学习、教育活动。

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等制度性文件，在全党贯彻执行，进一步推动了党建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既回答和解决了当前党建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又为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5.党的十七大构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七大为党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发展规划和工作部署，推动了党的建设前进。

6.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正式启动，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到2009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取得明显成效。

7.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第一，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第二，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第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第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会议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

8.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后，中央进一步作出了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部署。这次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意见》明确提出，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做到“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要努力做到“五带头”，即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在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历时两年半，从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前完成。

二 执政党建设的热点问题

（一）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

较多学者对于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指出，要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处理好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既要继续改善党的领导，又要防止出现前几年那种削弱党的领导的现象；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又不可放松或停止改善党的领导。[※注]还有学者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又在于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诸多方面和诸多因素，其中最基本的是决策的正确和作风的纯洁。[※注]较多学者指出，要在改革中改善党的领导。如张震廷认为，在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在坚持党的领导时贯彻改革的精神，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注]

对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学者指出，作为执政党来说，首先，就是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思想行动上正确解决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其次，要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再次，健全党委制，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最后，一定要学会领导经济建设，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专业知识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而努力。[※注]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和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研究成果增多，较多学者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也有学者指出，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加强党风建设和消除腐败现象。[※注]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党的领导行不行？”“怎样看待党的错误、挫折和党内阴暗面？”“为什么两党制或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几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注]

（二）党政分开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注]在此之后，学界掀起了一个对党政分开问题研究的热潮。

大多数学者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周景堂则认为，从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革命性转变。[※注]有学者对于党的历史上党政分开的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出党关于党政分开理论的早期形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把党和“政”区别开来，而不要混淆起来。（2）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机构，但这种领导的方式是特殊的。（3）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建设法制，党必须首先遵守法律[※注]。

有学者对党政分开后基层党委领导职能的转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党政分开后基层党委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3）集中主要精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4）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5）加强对本单位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领导，卓有成效地做好群众工作[※注]。

若干学者对于高等学校实行党政分开推行校长负责制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认为，党政分开与校长负责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党政分开，本质上是一个原则，而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学校领导体制的一种具体组织形式。二者是不能等同的。但又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容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注]另外，也有学者对企业实行的厂长负责制进行了探讨。1988年，中央党校研究生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主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一书由春秋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党政分开问题也做了一些大胆探索。

（三）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第一个伟大工程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把我们党建设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第一个“伟大的工程”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地域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壮举。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第二个伟大工程。两个伟大工程及其理论结晶产生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3.面向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领导全党继续全面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五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进一步做了概括。江泽民则进一步指明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不仅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深化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和内涵，而且深刻地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使我们党在“三个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四）关于党的性质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学者对此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两个先锋队”思想不是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观点

有人认为，“两个先锋队”思想不是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创新成果，因为在1935年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早已提出。这在当时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论，今天以此作为支持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根据无可厚非，但以此作为贬低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两个先锋队”的创新意义则不足为据。[※注]

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创新的类型，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原则、解释模式、解释视野的创新；二是创立新的原理、新的科学体系；三是对前人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或基本原理，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的基础上，以新的观点、范畴、理论原则等形式，作出新的补充、丰富或新的论证和发挥；四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对前人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梳理或重新梳理，使其系统化；五是重提或凸显已被后人遗忘、淡化或埋没了的前人提出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原则和观点，使其发扬光大。[※注]从理论创新的第五个层面来说，我们党多次进行了这方面的理论创新。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就是这种理论创新形式的又一个范例。

2.关于“两个先锋队”会把我们党变成“全民党”的思想

有人认为，“两个先锋队”思想的提出，会把党的性质“普化”，会把我们党变成“全民党”。有学者认为，“两个先锋队”与“全民党”是有根本区别的。“全民”和“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党”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注]首先，“两个先锋队”思想并不是要使我们党走向“全民党”，而是坚持党的阶级性和社会基础的辩证统一。其次，“两个先锋队”思想不是要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踏踏实实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要成为“两个先锋队”，根本目的是要使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为我们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最后，“两个先锋队”思想并不是要把我们党变成一个组织松散、纪律涣散的组织，而是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

3.关于“两个先锋队”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的阶级基础“转移了”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但这并不说明党的阶级基础改变了或“移化”了。一方面，要正确看待工人阶级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另一方面，不能以知识分子群体取代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不但不能否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反而是提升、加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便进入了一个深化的阶段。

1.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背景问题，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多数学者从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几个方面的形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括，普遍认为，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党中央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审时度势提出来的，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2.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学者们关于执政能力的概念理解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多数学者是从一般和总体意义上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众多学者从多维的考察视角、各异的学科视野和不同的学术旨趣，对执政能力的内涵进行的阐释和界说，充分说明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内蕴是丰富多彩的。

3.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

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即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种执政能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但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广义上的理解。具体来讲，还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主要内容：党执政本身方面的能力、党与国家关系方面的能力、党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党与人民关系方面的能力以及党与国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还有学者分不同的层次对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论述，认为党的执政能力的第一个层次是作为执政党这个整体层次的执政能力；第二个层次体现在作为宏观层面的各级党组织的政权建设能力上，重点是提升基层党组织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实践者和发展者所需的各种能力；第三个层次体现在微观层次的党员个体和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上。[※注]

4.关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理论的研究最终要为实践服务，对党的执政理论的研究最终要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服务。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学者们有的强调素质，有的强调机制，有的强调思想意识，从多种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六）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意义、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关于开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意义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当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命题，也为今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以党建科学化为研究对象，体现了理论研究者的知识价值和理论价值。党建科学化理论研究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把握规律的价值，二是降低党建成本，三是提高党建效率。通过开展党建科学化理论研究，可以解决多年来对党的建设认识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它能够明晰党的建设的发展方向，因而应该充分肯定其研究价值。

2.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的内涵

有的专家指出，科学化就是规律化，就是自觉认识和运用规律，就是按规律办事。对党的建设科学化内涵的理解，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并不是说过去党的建设完全没有按规律办事，而是说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是党的建设不断积累的过程。二是党的建设科学化要求在新的实践中增强应用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去解释和回答党的领导所面临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从基本理论上、制度体制上、方式方法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三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过程，也是对党的建设总的要求和总的方向。由于党是靠自身建设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就是在认识规律上做到三个“自我”，即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3.关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

学者们认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本着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研究。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准确分析和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现状的基础上，对提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基本思路、主要途径和具体举措等进行对策性研究。三是分别考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发达国家主要政党、发展中国家主要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状况、主要做法和经验教训，着重考察一些政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创新性做法和有益借鉴。

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重点问题：一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的整体性研究；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科学化的历史进程、主要特点、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研究；三是目前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以及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对策建议研究；四是党内已有的制度体系及其不断完善的研究；五是党的建设科学方法和党内科学管理方法体系的构建研究。[※注]

三 党建学科建设长足发展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大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校系统对党建关注依然较少。中央党校在党建学科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充实教师队伍，健全教研机构。那段时期，教研室人数最多时有40多人，教研机构也不断完善，教研室主任一正两副（周逸主任，陈中、段学夫副主任）；建立了党组织，书记由副主任段学夫兼任。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教研室下设党的建设原理组、党的学说史组、党的领导组和资料组，后来教研室机构又经过一次变动，1985年中央党校下发《关于教研室机构调整的通知》（中校字39号）：“经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成立党建教研室一室、二室，隶属进修部、培训部领导。”一室主任万福义，副主任张文正；二室主任蔡长水，副主任孙敬勋、张中。1990年又重新合并，升格为教研部，下面的组成为教研室。除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党的建设原理、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三个教研室外，又陆续增加了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和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

二是抓教材建设，通过编写教材把学科立起来。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为了编写出教材，形成党建学科的科学体系。根据他的意见，首先注意向老同志请教。如，1979年秋，请邓颖超给全校学员讲党的建设，请章蕴讲党风问题，请吴亮平给教研室同志谈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党建课程的教学情况。在编写过程中，1983年党建部还写信请教李维汉，他回信说：要以党章为范本，研究执政党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并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是常青的，要永远坚持。当时的教育长宋振庭1980年、1982年也几次到党建教研室，谈他对加强党建学科研究与教学的意见（这些谈话收录在他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一书）。其次是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通过每年召开的党校系统党建教学经验交流会，讨论党建学科建设问题。从1980年在辽宁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每年都坚持。按惯例，都是常务副校长到会。1981年在兰州召开，当时的常务副校长李荒参加，甘肃省委书记冯纪平和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出席，他们对党建学科建设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主要是应加强执政党建设研究，认为权力二重性问题是执政党建设要研究的重要问题。1983年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党建教学年会，蒋南翔常务副校长参加，会上传达了李维汉的信，集中讨论党建学科体系问题。会上有学者提出，既然党建成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就应该超脱党章的体系，扩大研究范围，寻找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另立其教学体系。再就是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了苏联中央党校和民主德国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学大纲。形成了当时我们对党建学科的以下一些认识：第一，党的建设研究对象。党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应该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实现领导作用的科学，是研究党的自身建设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说法被广泛接受。第二，党建学科的特点。它具有很强的党性、实践性和针对性，不是纯理论学科，它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原则都有新的发展，所以学习研究、编写教材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三，党建学科体系，应立足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党的思想建设，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特点。（2）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并且用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凝聚和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3）党的组织建设，这是为了保证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有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党的一大优势。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核心是干部问题，在这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标准、干部政策和制度。（4）党的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把党风建设作为党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和社会风尚，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以上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每一个方面都还可以列出若干专题。

根据以上认识，中央党校从1978年开始积累资料，拟定提纲，着手编写《党的建设大纲》，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党建教材，于1983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内容除引言外共12章：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路线、党的领导、党员、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组织机构、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作风。这期间，还编了一套党的建设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学说文件和党章汇编，共9本。这些资料对研究党的建设很有帮助。各地党校结合本地实际也陆续编写了一批自己的党建教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党建研究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于是从1983年开始，又着手编写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1984年8月完稿，在党校内部印发。后来，又陆续编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党的领导概论》《党章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经典著作导读》《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世界政党比较概论》等教材。

三是在党建著作出版发行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首先，整理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党建文献汇编。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室编的《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由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由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其次，出版了一些党建理论著作。比如：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编辑组编的《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天荣、力平、王仲清主编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概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周逸、蔡长水、万福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由中共中央党校附设函授学院作为内部讲义1986年出版；胡万双等著的《党员队伍建设概论》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出版；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党校党建教研部编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由北京出版社1986年出版。最后，出版了一些党建学术著作。比如：赵生晖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腾霄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戴舟著的《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的《改革开放中党的建设——经验选编》由求实出版社1988年出版；刘继增、毛磊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党建学科发展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成立了全国党建研究会 1991年8月，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五家单位发起成立。1992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薛驹当选为会长。当时的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央党校，办事机构设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95年，主管部门改为中央组织部，办事机构改设在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

二是培养党建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 中央党校复校后，除了领导干部班，还举办有理论宣传干部班。理宣班共办了两期，按专业来分班，分哲学、政经、科社、党史、党建五个专业。根据中央（82）53号文件精神，从1983年正式开始招收党建硕士生，第一届硕士生共招了30多名，同时还办了两年制理论研究班，有学员20多名。硕士生课程安排，第一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党的建设经典著作，熟悉党建学说的基础理论；第二年按照党建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行专题研究，掌握基本理论原理脉络，联系当前党的建设现状深入思考；第三年进行调查研究，撰写毕业论文（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省市党校经过申报批准，也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招收党建博士生是从1987年开始，1986年秋接国家教委通知，批准周逸同志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首次学科专业目录的制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已有党的建设专业、党建学科名称和归属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划在中共党史专业中，从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1997年颁布的《目录》和2002年教育部批准的学科门类划分，仍是这样规定。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专列“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并列。2017年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

截至2016年年底，中央党校已培养党建专业硕士生250名左右，博士生100名左右。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逐年完善，除基础课外，专业课开设有：党的学说史、党建经典著作导读、党的建设原理、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世界政党比较、党章学、中共建设史等。领导干部班的党建课，主要是讲授若干专题，而且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讲授内容。

三是党建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为党校系统以外的学者所关注 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党的建设没有理论，不是一门科学，认为党的建设没有什么可学习和研究的；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大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有的甚至主张取消。1982年，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天石就呼吁全党建立党学，就是研究党的学问，研究党的科学。对此，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不同意见。现在对党建是不是一门科学大概争议不大了，党建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光是各级党校把党建课程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就是其他部门也有很多人来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党建研究开始成了一门“显学”。

四是出版了一些重要成果 以“党建”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该时期共收录文章19700余篇。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关于党建学科研究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命题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创新的重大任务。当然，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大命题，从不同的切入点来研究会有不同的线索和看法。从党的建设的目标、党的建设的进程、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等切入点进行研究，或者从党的建设的不同领域，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切入点来研究，都是可以的。但很难涉及每条线索、每个切入点，因此必须选好重点，抓住能够做得到、可以做得好的方面。

二是形成了“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 长期以来，关于党建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主张按党章体系；一种是“几大建设”体系：三大建设、五大建设、现在讲的“5+2”；一种是“几大关系”的框架：分党政关系、党群干线、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党内关系来研究；一种分“大党建”和“小党建”，等等。综合以上意见，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三是成果丰硕 以“党建”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该时期共收录文章32200余篇。

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党建和政治研究室。2013年12月，更名为党建和党史研究室。2005年12月—2014年12月，陈志刚研究员任研究室主任，2014年12月至今，戴立兴研究员任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专家代表有李慎明、姜辉、邓纯东、辛向阳、金民卿等，出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政党与群众》等专著。此外，发表了大量相关学术论文，上报了一些有分量的要报信息。

五是高校研究党建的学者越来越多 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数量比较突出。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丰富与发展

一 新时代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

1.党的十八大与“八项规定”的颁布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八大报告对党的建设的总体格局和目标做了新的阐述，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思路更加清晰完整。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此外，报告还明确提出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注]。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颁布之后，各地从狠刹歪风、邪风，让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活动将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首提“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

4.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为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央决定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即“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注]。“三严三实”，是对作风建设的进一步升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所提出的：“要融入领导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不是一次活动。”可以看出，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始，没有系统的工作部署，不再分批次，这说明党中央此时是把它作为一次经常性学习教育来进行的。

在以上认识基础上，为将作风建设抓实抓紧抓严，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突出提出了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要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2019年6月，党中央作出部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上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5.党的十九大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注]

6.实行监察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员，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7.好干部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注]对于好干部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概括地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就是五个方面二十字的标准。

2018年7月3日至4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会上指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开创性贡献。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做好组织工作的根本遵循。

二 新时代党建热点问题讨论

（一）党大还是法大？

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历来争议不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给予了权威、科学和明确的表述。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辛向阳一针见血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我们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的直接针对性，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及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从根本上修改我国宪法，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试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西方‘宪政民主’论，我们要自觉予以抵制”[※注]。

北京大学强世功提出：我国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但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注]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明确了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第二，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在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和行使国家公权力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并在党内实行党内民主，都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党。[※注]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张传鹤认为，“法治”代表着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趋势，相对于人治、德治和其他随意性较强或柔性的治理规则，更能体现集体理性，且具有强制力、透明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普遍的约束力，更有利于实现党决策的科学化、规范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安定有序，防止党的执政使命在部分党的领导干部手中被异化，为坚持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注]

总之，正如中共中央党校谢春涛所说：“所谓‘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甚至是一个陷阱。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法治、依法治国都是虚假的了，法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法比党大，那好像党的领导又出了问题，难以实施了。事实上，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是我们也强调党要带头执行，带头遵守，所以我认为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注]。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党的十九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意义重大，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研究，学术界、理论界正处于起始阶段。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不难发现，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2017年年底以来，党的政治建设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有学者提出要从理论依据、历史逻辑、现实基础、时代价值、实践路向五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指出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经验，现实基础是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时代价值是强化政治引领，实践路向是思想引领[※注]；有学者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角度系统分析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和实践逻辑[※注]；有学者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建设思想统一起来，系统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内容和意义[※注]；有学者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需要从“政权意识”“利益代表”“政党纲领”“政治关系”的视角加以推进[※注]；有学者从党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治理能力和党的政治建设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以政治建设助推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注]；有学者提出，当前学术界、理论界多从政党建设的一般意义来阐述党的政治建设，认为政治是政党的基本属性，这是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基本原因。然而，提出了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什么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的疑问，并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新时代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现实背景着手分析，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党的建设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侧重点，这样才能够不断巩固党的自身，加强党的领导，他认为在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基本要求，包括遵守党内规矩和纪律、严守党内法规以及共产党人价值观和党性修养三个方面[※注]；有学者从政治状态优化论、政党形态完善论、政党生态净化论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实践理路[※注]。

三 新时代党建学科中国化发展加快

一是发表了数量较多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与党建相关的词为检索条件对论文进行全面检索，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建方面的文章发表数量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党的建设学科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如下[※注]：

二是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著作。在读秀学术搜索上，以出版图书“书名”与党建相关的词为内容检索条件全面检索，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图书情况如表6—2，总体上呈现比较繁荣的情况。

三是课题研究持续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课题指南中共党史·党建类课题、全国党建研究会确定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重点调研课题总体上呈增多态势。如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课题指南中党史·党建类课题共96项，其中党建课题37项。全国党建研究会确定的重点研究课题有3项：“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研究”“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研究”“从严管理干部与完善干部激励保障机制研究”。确定自选课题共80项。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2016年共确定6个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研究”“滇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研究”“中国特色党建智库建设研究”“以五大发展理念谋划推动组织工作问题研究”“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问题研究”。

四是相关党建文献汇编推出。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编著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机关党建重要论述》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2016年修订后再版；2016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央宣传部编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2016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等文献也收入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章论述。

五是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召开了较多与党建相关的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承办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每年定期举办，在全国党建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中首届论坛在广西临桂县举行，论坛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与当代中国党建实践”；第二届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主题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第三届论坛在宁夏召开，论坛主题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第四届论坛在广州召开，论坛主题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问题研究”；第五届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主题为“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与新时代政党自信”。

此外，这段时期党建相关的比较重要的会议有：2013年1月25日至26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会暨全国党建研究会五届三次理事会；2013年7月6日，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中国企业党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2013全国企业党建创新论坛暨全国企业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表彰大会”；2016年3月23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召开的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及其领导机构；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2017年7月11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以“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创造新成就新经验”为主题的党建高端智库论坛；2018年，由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首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2018年12月11日，在台州召开的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

六是党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2016年，根据中办发31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党建学科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表明党建学科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各级党校、高校、社科院系统也加大了对党建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招收力度。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就在中共党史专业下设党的建设方向。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家科研单位则招收了第一批党建专业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党的建设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2018年党建研究方法基本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这一主体，基本采用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比较研究、学科交叉、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研究等方法。在研究内容上，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共产党建设论、党务工作、世界政党比较等都有深入的探究。

党的建设学科性质、自身定位、研究对象和学科的主要任务，决定了该学科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体系等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作为一门科学，党的建设学科必须遵循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不能游离于学科和学术之外；同时，它又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是一门具有“姓马”“姓党”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的社会科学学科。因此，党建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尤其需要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从研究思路来看，党的建设学科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以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中心，以国外主要政党的兴衰成败和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借鉴，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目标取向，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重点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重大问题、难点问题，并对党的建设前沿性问题进行前瞻性探讨，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学科支撑、学术支持。从主要研究方向来看，党的建设学科可以设置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与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历程及其经验研究、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党务工作研究、国外政党建设及其借鉴研究等研究方向。从课程体系来看，党建学科需要开设的课程可以分为公共必修课、学科通识课、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核心课等若干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