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伴随新中国的发展一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有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但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改革开放之后，因解放思想、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之需要，国内有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研究。2005年，教育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为一级学科，其中涵盖的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此，国外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一个规范学科在我国加以开展研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及其几个相关概念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

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经过有关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包括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二，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思潮研究，主要包括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激进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拉美亚非地区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第三，欧美国家的各种左翼思潮研究，例如，社会民主党思想研究、绿党思想研究等。[※注]

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二级学科的通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在全国范围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建设过程中，少数院校如复旦大学将它置于哲学学院框架下进行建设；相当多院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学院框架下进行建设；还有众多院校将它置于人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文法学院、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等框架下进行建设。

1981年复旦大学在外国哲学博士点下设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1985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1999年成立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后，复旦大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获得重要推动，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领域，即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个案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前沿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形成了“三个侧重、三个拓展”的发展战略，即从侧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拓展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全方位研究；从侧重于哲学研究，逐步拓展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思想的跨学科研究；从侧重于复旦大学自身的研究力量，逐步拓展到国内国际合作的开放性研究。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四个注重”的研究特色，即注重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相结合；注重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注重文本解读与现实反思相结合；注重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国际学术交流。

除此之外，其他高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各具特色，设立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南京大学）；国外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国人民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代国外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山东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山大学）；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外政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等。[※注]

200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2006年4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学科，由“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共同承担；2009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部”改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独立承担。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之下，有国外共产党、国外左翼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三级学科，分属于同名的三个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布局比较合理、齐全，研究人员配备全面，是有很强实力的国家实体研究单位承担的二级学科点，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学科建设符合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学科布局整齐、全面、科学、合理。比如，2005年《通知》规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范围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研究、当代国外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评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研究，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布局即按要求设立。国外共产党、国外左翼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级学科设立齐全，研究领域涵盖面广。在研究领域的涵盖面及成果积累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除此之外，与高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优势还在于它是设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唯一的实体研究单位。

（二）几个相关概念

由于长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因此有几个相关概念需要首先提出来予以交代与辨析。

1.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从最初柯尔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注]，继之梅洛·庞蒂在50年代加以明确表述[※注]，进而于70年代在佩里·安德森那里用专著阐发[※注]，直到后来我国对这一概念的引进，其间其内涵和外延甚至性质规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对这个概念仍是有争议的。这里指谓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其中包括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和人物等。这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即通常特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安德森的话称“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广义上，它还可以笼统地指谓，当代西方（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翼的各种研究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现象，还包括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等。

2.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稳定的学术学派存在，具体地说，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体融入西方学术界，但其学术创作仍然有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70年代后欧美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于：（1）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2）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3）对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3.苏联马克思主义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可以分为五个不同时期：激进革命意识形态时期（列宁时期）；理论体系化模式化时期（斯大林时期）；改良化探索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构建发达社会主义研究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混乱消解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

4.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英国的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第一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此后，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迅速广泛地在欧美流行，至今仍是西方理论界中的一个常见话语。

拉克劳、墨菲、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等被视为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前这段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大的形势和环境的影响，严格说来，这段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服务于这段时期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的政治运动，但对后来所列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的某些人物也有了涉猎。

（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关注与批判

1.对卢卡奇美学思想和异化理论的关注与批判

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和异化理论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国际上，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把卢卡奇判定为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影响，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和物化理论是作为修正主义思想被批判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学术研究开始进入“勇于探索，善于探索，在探索中创造，在探索中前进”[※注]的新时期，逐渐摆脱政治批评的视角，开始从人道主义精神视角出发审视人及其生存状态，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卢卡奇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备受瞩目。特别是卢卡奇逝世之后，国际上举办了一系列纪念他的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不仅恢复了卢卡奇在国际政治、学术界所应有的崇高地位，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卢卡奇的美学和物化理论也再次进入国内学人的研究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界对卢卡奇美学和物化理论的接受是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过程中开启的。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被重视，且比较系统、全面地被介绍到中国，与以下三方面因素密不可分。一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引发了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热烈探讨。在讨论的热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被介绍到国内。二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三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人道主义、人性等问题的研究讨论，这又是一个重要因素。70年代末以前，由于长期受苏联社会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将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一律采取排斥、批判的态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对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进行反思、批判，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些政策的变化催生了学术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与发展，并引起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人道主义思想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恰恰是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内容，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界接受卢卡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触并注意到卢卡奇的美学和物化思想并积极着手研究。

2.对萨特人学思想的关注与批判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对人学思想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萨特人学思想研究比较明显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萨特人学思想研究的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这导致当时国内学者对萨特人学思想很少有实质性的接触，很难做到公正客观。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在60年代前前后后，存在主义同西方任何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翻译不是为了宣传，介绍是为了批判”[※注]。

20世纪50年代初，学界对萨特人学思想持“反动的”“唯生存主义”的批判观点，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我国又把萨特视为“进步作家”了，并且在他访华前后对其进行了肯定的宣传介绍。这种友好的转变主要鉴于下列几个客观原因：其一，1951年年底，法共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拒服兵役而被捕，萨特应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请求，参加了营救马丁的运动，并使后者最终获释。其二，1952年5月，法共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在抗议美国侵朝将军访问巴黎的示威游行后被捕，萨特原本就痛斥美国的侵朝政策，认为“美国方面寡廉鲜耻”，这时迅速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支持法共，在政治上与法共保持接近，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其三，1955年6月戏剧《涅克拉索夫》的上演。如果说1948年上演的戏剧《肮脏的手》在客观上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涅克拉索夫》则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它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中为制造反共高潮而运用的种种卑鄙伎俩做了无情的揭露和公开的讽刺。所以，1955年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萨特与波伏瓦两位“进步作家”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对萨特的人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从50年代中期的“进步作家”又变回研究批判的对象。1957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文中他虽然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注]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知识已经停滞了，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又系统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是“我把‘存在’的思想体系和它的‘统摄理解’方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了它，却同时弃绝了它”[※注]。所以应该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说就是要用“人学辩证法”去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历史人学”去代替历史唯物论。那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完全歪曲了、变质了。这样一来，萨特就结束了他与共产党“同路人”的关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必然遭到批判。

（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关注与批判

1.对沙夫观点的关注与批判

亚当·沙夫（Adam Schaff）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波兰“人文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沙夫著有《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原名《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等作品。沙夫的主要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异化现象，反而使它加深了；党官僚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质变；等等。

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沙夫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方面。认为沙夫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曾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对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过批判，这期间写过不少有意义的著作。但60年代以后，沙夫的思想急剧地向右转，很快与科拉科夫斯基等“新马克思主义”同流合污，成了波兰“人文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为了分析存在主义思潮，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结果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观点。沙夫提出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发现青年马克思，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他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点，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异化。沙夫因此受到批判，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1984年又被开除出党。沙夫实际上充当了推动“和平演变”的思想领袖，完全是一种修正主义谬论，其意在于贬低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一时期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时代和理论发展所限未能给予沙夫等人积极全面的评价。

2.对科拉科夫斯基观点的关注与批判

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波兰“人文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受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华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亚当·沙夫的助手，并接受波兰共产党的安排专事天主教哲学批判。1956年之前，科拉科夫斯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曾批判亚当·沙夫的人道主义理论倾向。波兰“十月革命”之后，其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并运用宗教研究的成果反思、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其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于1959年辑录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及其超越》。该书为其在欧洲左派学者，尤其是英国新左派中赢得了声誉。因为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科拉科夫斯基在波兰国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于1968年之后被驱逐出国，后辗转到英国牛津大学任教。

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认为，科拉科夫斯基针对斯大林主义及理论上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借用自己此前在从事天主教批判工作时所接触的术语，将前者比作神甫的理论，而自称为小丑，从事思想上的异端活动；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左派学者；他还提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以未来的共产主义为借口，取消了当下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使命，因而必须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败坏负责；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原理或体系，而是一种促使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的哲学激情；在此基础上，他反对决定论，高度赞扬理论上的非一致性，并将其视为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科拉科夫斯基的所谓理论观点，主要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上。正像他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他是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然后以杀回马枪的方式极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对科拉科夫斯基之类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揭露与追究，这应被看作我们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对弗兰尼茨基观点的关注与批判

弗兰尼茨基是南斯拉夫著名哲学家，是“实践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其观点比较严密、温和，不像其他人那样偏激。弗兰尼茨基长期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积极参加“实践派”的理论活动。他撰著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为著名，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弗兰尼茨基认为“人是唯一实现对待自己客体的生物，或者说人从规定来说是实践的生物”。[※注]弗兰尼茨基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认为斯大林主义致命的缺陷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重视人的重要地位，没有把人置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地位，更没有为人的发展创造一种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社会体制。相反，他建立了严重束缚人的自由与发展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从一开始建立，就成了人类发展的桎梏。他对苏共在理论界的指导方针，特别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给予了严厉谴责。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在现存社会主义中异化现象也远未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国家集权主义是压抑人们首创精神的主要异化形式。他主张通过社会主义自治等途径，消除异化，逐步实现共产主义。

我国在这一阶段对弗兰尼茨基所坚持的以实践观点反对反映论、否定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论”等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关注并予以深刻批判，认为弗兰尼茨基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它起着扰乱人们的思想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必须给予有力回击。同时认为，“实践派”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和流派，仍然值得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创造性发展的条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基于当时尚没有一本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著作，苏联人从自己的经验和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方式出发，构建了以本体论思维方式为指导、以知识论体系为特征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理论宣传和普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显学也开始在世界哲学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在斯大林的组织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教科书形式的理论成果。我们将它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成果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我国开展理论上的学习，即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实践，而在这方面最权威的教科书就是在斯大林指导下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一方面，它长期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书目之一；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56年，它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苏联的学习，很快形成了学习苏联的热潮。这个热潮盛行于1953年至1955年，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及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列研究著作的大量重版与翻译出版，1956年以后有所降温，但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新中国本身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回顾我国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5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全面肯定，全部照搬。60年代初中苏关系疏远后，我们对苏联哲学的研究逐渐减少甚至停滞，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对苏联哲学不仅全面否定，而且中断了研究，图书资料进口剧减，俄语人才数量下降，致使这时对苏联哲学的状况基本不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少数人重新开始收集资料，翻译苏联哲学的新论著，介绍它的新动态、新现象、新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展了研究工作。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严格地说，我国真正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其中先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先导，后来学习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开始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关注与进行研究。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有国际和国内两个重要背景。从国际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飞速扩大的年代。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形成了普遍学科的建制，形成了各种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指南。正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学术活动日益活跃，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有材料显示，到1984年国际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200名[※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也得到大量出版发行。由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共同策划出版的“MEGAsup2”，从1975年起至1990年共出版了43卷。80年代以来，国际上还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著名的有：原苏联学者A.叶戈罗夫和J.奥伊则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六卷本、南斯拉夫学者P.弗兰尼茨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T.博顿莫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R.戈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与实行，国内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介绍，开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徐崇温先生译介到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强烈的必然性，党需要将改革开放的政策“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贯穿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在国内经历了由临时性的政治任务向长期性的专业研究的发展过程。

据徐崇温先生回忆，1977—1978年，胡乔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即提出要下属机构做情报资料整理工作。因为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前去受领任务，这项任务由该所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杜任之先生推荐给徐先生[※注]。由徐崇温整理的系统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情况的材料上报中央后，经过其具体讲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乃至全国高校、党校以及讲习班、研讨班引起巨大反响。徐崇温在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思想资料[※注]。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于1982年出版，在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内产生的一种与苏联模式，即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左”的思潮，并梳理介绍了从卢卡奇、葛兰西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和流派。由此，便展开了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在80年代对不少学科都起到促进和影响作用。其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20世纪80年代，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一种哲学研究，因此无疑直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范式。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或思潮被介绍和评论的，开始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分支学科的一部分，后来又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分支学科的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问题研究，直接带来了现象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领域的新研究高潮的到来，不仅填补了以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更为全面认识和把握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直接推动和带来了激进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谈到激进经济学时，一般指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反越战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激进经济思潮。它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批评了正统学派的或者说是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激进经济学者认为，“引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决不是‘政策性的’或‘结构性的’，而是‘制度性’的。”“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社会主义。”[※注]在国内，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掀起了对激进经济学的研究热潮。90年代初期，布鲁斯·麦克法莱恩的《激进经济学》和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在国内被翻译并出版发行，大量学术论文纷纷发表。激进经济学的研究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帮助了国内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特点及缺陷，其中有关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说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派别，对其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分析与批评，尤其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道路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丰富和延伸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对我国政治学领域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8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公正和平等话题的谈论，无一不涉及社群主义，进而涉及英、美等国的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和主张。新编的许多介绍国外社会主义新流派和思潮的教科书中，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往往也得以独立成章成篇。

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展开与发展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或解释模式中最具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着“斯大林化”的进程，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苏南冲突、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接连爆发，东欧国家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又具有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拓展的理论流派和理论家不断涌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强烈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学术动态栏目中，便有文字介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况，虽然段落寥寥。改革开放不久，我国就派出一些学者前往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与留学，学习它们建设的经验。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仕康研究员是国内第一批派往南斯拉夫进修和访学的人员之一，他很快就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以研究南斯拉夫实践派为选题，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此后1984年，黑龙江大学也派年轻老师前往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都表明我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步。由此，我国学界一般界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特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卢卡奇等人所代表的早期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内部反叛。包括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坎格尔加和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等人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等等。总的来说，当时我国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领域。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研究

南斯拉夫实践派是20世纪50年代在南斯拉夫大规模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实践派核心人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成员包括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考拉奇等；二是以萨格勒布为中心，成员包括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坎格尔加、苏佩克等。1964年创办《实践》杂志，并以此为阵地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十年后，杂志被迫停刊，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实践派核心成员被解除教职，实践派开始走向解体。

国内关于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译作方面，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翻译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和由周裕旭、杜章智翻译的《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在评介性的著作方面，有贾泽林的《南斯拉夫当代哲学》，另外还有《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等。

通过马尔科维奇和彼得洛维奇主编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一书可知，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包括关于哲学的性质、出发点、方法以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等概念的内涵。首先实践派认为哲学的基本职能就在于提出一种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能够指导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全部活动。其次实践派指出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指明如何走向自我实现以及实践。而实践派哲学家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对正统辩证法概念的拒斥。实践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主张对全部现实进行批判，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而这种超越在历史上的实践形式就是革命。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人道主义”等核心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阐述方式，也为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打上了印记。

（二）匈牙利布达佩斯派的研究

布达佩斯学派是由卢卡奇的部分学生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人，围绕卢卡奇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最具代表性的思潮。1945年卢卡奇回到匈牙利任教于布达佩斯大学，布达佩斯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如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卢卡奇身边学习和开展工作的。60年代初期，卢卡奇的学生们组织了“布达佩斯”小组，讨论异化等理论问题，随着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1年卢卡奇的逝世，学派成员被迫流亡西方，布达佩斯学派在组织形式上便不复存在。

国内对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黑龙江大学为核心。他们曾较早翻译了赫勒的《日常生活》等著作并出版，发表了《人的需要及其革命——布达佩斯学派“人类需要论”述评》等文章，此外，从时间上看，魏建平翻译了赫勒《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研究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理论成果的。后期对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焦点存在一个转向，即转向了对布达佩斯学派文化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关注，其中以傅其林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有《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等著作，《论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美学思想》《论布达佩斯学派对艺术制度理论的批判》等文章，这构成了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文艺理论的基石。

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主张上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派别相同，首先是主张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将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有的学者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人道化便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此相对，布达佩斯学派也存在其理论特色，学派在理论研究上发展了需要理论和日常生活理论两大主题，其中以赫勒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赫勒在对布达佩斯学派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她认为要真正实现基本需要的革命，除了需要社会决策领域的民主化，还必须有微观层面上的改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由此可见，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赫勒的研究更是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波兰哲学家沙夫观点的研究

沙夫是波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沙夫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在理论生涯中经历了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向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沙夫的这一转变是从其讨论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开始的。

国内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对沙夫思想研究关注，译著和译作方面有《人的哲学》《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续）》等。随着80年代的到来，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译丛》为核心，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关于沙夫的思想理论，如《A.沙夫的〈人的哲学〉（英文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一书简介》《应该研究异化理论——〈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的序言》《社会主义与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同时，沙夫的著作也被广泛翻译出版发行，如《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微电子学与社会》等。

沙夫所关注和研究的哲学主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沙夫的人学观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观主要集中体现在其《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两本著作中，在这两本著作中沙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为人的充分发展和完全幸福创造条件，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异化批判理论。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沙夫将批判的主题指向了异化问题的批判。关于异化批判的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沙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中就指出异化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的核心所在，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中，进一步阐明了异化、自我异化、物化的概念内涵，从而揭示和批判了社会主义异化的异化现象。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沙夫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和《微电子学与社会》中以社会主义异化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新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的危机与未来走向。他认为，“在未来的20年中，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变化”；另外，“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危机之中，这至少将妨碍它在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注]。

（四）科尔内等经济学观点的研究

科尔内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是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也是最早主张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更多利用市场机制的东欧经济学家之一。在方法论上，他批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对非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和概念体系作出重要贡献。在理论上，他在多级计划和等级控制、集中和分散、非价格信号和数量调节、长期增长以及短缺经济的一般理论等方面阐发了独到见解，并力图建立以客观描述和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匈牙利自196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取得了重大进展。80年代，我国正面临改革的全面开展，因此理论界形成了对科尔内经济学，以及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显现出了较高的关注度。在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经与匈牙利协议，由匈牙利外交部安排，对匈牙利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与考察，之后形成了《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1983年，以廖季立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再次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形成《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主编并出版的《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丁贵安主编的《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见闻》和周新城撰写的《匈牙利经济体制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科尔内（也被译为科尔奈、卡尔纳、科尔纳等）的著作也逐渐被我国翻译出版，主要包括《短缺经济学》《科尔奈经济改革理论》和《短缺与改革——科尔内经济论文选》等。这一时期，关于科尔内经济学观点的译介性文章也十分丰富，如杨建文的《亚诺什·卡尔纳经济思想评介》《科尔纳和他的“短缺经济学”》、徐坚的《一般均衡理论与科尔纳的反均衡思想》、郑旱的《政府经济与短缺——兼评科尔纳宏观水箱学说》等。

我国关于科尔内经济学观点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主题：一是短缺经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中，书中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以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为主线，以企业行为分析为重点，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方面剖析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科尔内指出，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普遍性存在的。短缺是造成一系列现象的原因，也是一系列深刻原因的结果，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短缺[※注]。二是经济体制改革。科尔内认为，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持久短缺状况的出路，是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旨在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果。科尔内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同时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渐进的改革，二是改革的配套展开。总之，科尔内立足匈牙利国家的基本现实，系统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及内在矛盾。通过对科尔内经济学观点的研究分析，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做法与经验，为当时正在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国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功地融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中。他们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

在1989—199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同时上演了戏剧化的一幕，各国执政多年的共产党纷纷以各种方式垮台，而政权转移到了亲西方的右翼分子手中。他们打着“回归欧洲”的旗号，正式同社会主义告别，转而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这场波及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地震让整个世界惊叹不已，虽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及其东欧各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却没有消失，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和探索也从未停歇。东欧剧变之下，社会环境的变迁赋予了东欧马克思主义更新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形式，在摒弃了苏联模式后，拉近了与西欧发展模式的距离，再加上东欧各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使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就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了否定的批判态度，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认为正因为如此，在它出现之初，就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声喝彩，其著作多在西方大量出版，并被广为传播。后来，它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扩散，而且在国际理论界、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引起国际政治中东西方关系的争端（如1979年鲁道夫·巴罗逃亡西柏林事件），都得力于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到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受到国外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着力鼓动，思想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代表人物及其活动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充当了推动“和平演变”的思想领袖。

也有学者摒弃了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旧有观点，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充满“新意”，这种“新意”在于：以人的实践为本的本体论、以异化理论为基础以扬弃异化为目的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基本内涵的社会改革纲领。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人—实践的层面上批判（扬弃）。认为作为人类精神凝结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为时代的、区域的实践特色，而这一特色又是通过不断地对既有的哲学以及现实生活的哲学批判来实现的。批判是手段，是为了扬弃异化，是为了超越和重建，这便构成人类通向自由殿堂的根本途径。同时，就中国现实而言，它引出了如何借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的视角和层面，来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亦即如何通过哲学批判达到超越，完成马克思主义具体地中国化问题，以使哲学源于生活又正确地指导生活。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先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处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自90年代中期起，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

我国学者也敏锐地看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范围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并对新的发展情况做了概括和归纳，及时将新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学界。

徐崇温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中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新动向：第一，社会主义问题被提到首位。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不会灭亡，但需要进行改革。第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对此，越共、法共和俄共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注]

陈学明总结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点，一是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以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为依托的研究，西方的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种现象顷刻改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再以政治家或党的理论家的身份，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是由经院式的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如果说剧变前西方世界，还有一批所谓的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而远离现实生活，那么在剧变后，已经很少见到此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了，从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换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强化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变得脱离实际，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这些高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贴近生活，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解决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三是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剧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打破学科的界限，从过去分门别类的单学科的独立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整体的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雅戈·彼岱在概括“95国际马克思大会”，以及自此会议召开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动向时，也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视为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四是论战式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探讨式的研究。如前所述，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从以政党政治为依托的研究，转向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随着政党与政治团体的消失和削弱，原属于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纷纷来到独立的研究机构工作，他们在同一机构工作，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政治上的界限不明显了，也不在意了，平时大家在交流中就已经基本上做到寻找共同点，寻找真理，在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他们更不会去进行无谓的争论了，而是倍加珍惜已经创造的和衷共济的气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研究，可以说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在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疯狂的叫骂声中，走到一起来出席会议，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为了对付敌人使马克思主义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扩大影响发挥作用，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新趋向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嗅觉灵敏的西方资产阶级，似乎已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新趋向中预感到了些什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说，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这些新特点的形成，标志着走向21世纪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

在对马克思思想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之中一些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东方社会理论、人类学研究等。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逐步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多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如人学、人本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交往哲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等。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客观的解读。

因此，我们看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研究互动的格局。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方面，“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个口号，更成为实际的行动，并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过程中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课程已经在很多大学展开，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教材的同时，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为基础，学界开始重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和新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解答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也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逐渐成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下面对此有专门介绍。

第三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涉及不少流派，因此，要介绍和分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的情况，实有必要给予具体论述。

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呈现为这样一种格局：随着萨特等人的逝世，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可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明日黄花；法兰克福学派在六七十年代曾一领风骚，成为西方学生和左派造反的指导思想，与该派有渊源关系的思想家中，如今能独树一帜的，也唯有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景气”的思想背景之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它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很自然的。[※注]分析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兴起的一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为主的新思潮，是西方传统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产物。鉴于分析哲学对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重要影响，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来冠名确能代表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向政治哲学研究。1995年柯亨发表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标志着柯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注]。罗默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以及后来的《分配正义理论》等著作，还有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埃尔斯特的《局部正义：社会机构如何分配稀缺物品和必要负担》、赖特的《审问不平等》、斯坦纳的《关于权利的一篇论文》、乔舒亚·科亨的《新的不平等》等。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我国学术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始自80年代末。198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埃尔斯特等人来我国讲学。1989年2月，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在我国翻译出版。此后，一些报纸杂志还刊登过少量国内外学者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直到余文烈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出版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缺乏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说，余文烈的这本书填补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评介性的专著。全书共有八章，除第一章是从总体上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特征做一般性的介绍以外，其余各章是围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七个主要问题对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做逐一的评介。《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它第一次勾画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并对其主要成员的基本观点和所运用的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介。

在之后的1995年9月，柯亨应邀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并做了专题报告，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其后，余文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还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不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引人注目的争论。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分析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翻译出版该学派学者的个人专著和多位学者的合著专集，由徐崇温主编的译丛和由段忠桥主编的译丛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品；二是对国外学者对该学派的相关文章的译介，对该学派代表人物专访，如郑一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评介》、文成的《英国学者埃·赖特评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魏小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访G·A.柯亨教授》；三是对该学派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各自专题观点的评析，这主要体现在国内各种刊物和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如孟鑫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论证——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述评》认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值得称道的探索[※注]。他的有关实施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对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有借鉴意义。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论证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失误，尤其体现在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平等主义，并进而认为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是可有可无的。此外，他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配决定论和平均主义为依据的。由于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失误，罗默提出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国内进行研究的现状是：第一，对分析学派的研究论文大都是从个别层面作出的探讨性分析，深度有待加强。还缺少系统、深入的专著。对他们著作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需要进行深入论证和提炼。第二，学者们探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时大都仅停留在评析其思想内容上，还很少有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挖掘、追本溯源的。第三，分析学派一些重要著作尚未翻译成中文。

二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它是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现在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究竟产生于何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这一派别真正产生重大影响，其理论真正得以深化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张宇等人全面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分析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大大向前推进的原因，以及其最新形态的将征和当今的形形色色的分支。

对“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理论讨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展开。到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新自由主义危机等原因，欧美再次掀起建立“社会主义新模式”热潮，其中主要模式之一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介绍进国内，并做了一些积极的探讨。这一阶段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分五阶段、四阶段或者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说。但不管阶段如何划分，都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围绕着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依次深入的重大理论突破。一是“兰格模式”，虽然它只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还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但其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已内在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资源配置形式。二是“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中性机制论”是“兰格模式”发展的必然结论，它明确提出了“兰格模式”中蕴含着市场和计划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工具的思想。“中性机制论”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联姻论”则是“中性机制论”的明确化，实现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三是“市场主导机制论”，它是“联姻论”的进一步发展和逻辑结果，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对“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不同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在这些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及其侧重点也不同，但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既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注]在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用最概括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市场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目的状态的理论，将市场则视为程序性制度。既然市场只是一种程序性制度而与任何实质性的目的状态无必然联系，它就可以被作为一种手段来运用于任何目的，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因此，市场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市场社会主义’正是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注]。

第三，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的认为它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有的认为在现阶段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可行的社会主义等。究其分歧的实质是对于市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根本看不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而只是把社会主义肤浅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二者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方面，都存在根本的不同。同时，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包含着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比如“联姻论”“中性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及一些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这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由北美形成后影响迅速扩大，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没有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飞速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解决生态危机已成了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从而比其他任何生态主义派别都要具有吸引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在于，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完全改变了以前还或多或少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我国学者自此开始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学术研究的群体，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归结起来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上：一是总体层面上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具体层面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还可做一个地域的划分，即分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在总体层面上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如何界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是比较统一的，普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理论渊源关系。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我国学术界对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意见也不统一，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潮，王谨教授是这一观点的首创者和代表。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含关系，持此观点的有陈学明、俞吾金、王雨辰、郇庆治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此观点以周穗明和刘仁胜为代表。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个学说的两个不同侧重点，郭剑仁是持此观点的代表。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在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混乱，有时冠以生态社会主义的名称时谈的内容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之亦然。

第三，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我国学术界涉猎不多，任皚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纷呈，根据对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价值定位不同，可分为“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大阵营。

第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在进行中，而且主要是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散的个案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因此，难以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但是，国内的一批青年学者还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劣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如曾文婷、包庆德、王世涛等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制度上探索生态危机的成因，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之路在于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做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生态危机理论取代了经济危机理论，技术取代论及稳态经济论等方面。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德烈·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斯、戴维·佩珀等的思想。

第一，关于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阿格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著作中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我国学者以他的这本著作为文本，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理论。王雨辰认为，本·阿格尔从反思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切入点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向了生态领域和消费领域，呈现为生态危机。二是异化消费理论。王雨辰认为，阿格尔是在劳动—休闲二元论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两方面来论述了他的消费异化理论，并分析了产生异化消费的四个方面的原因。[※注]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力图呈现出阿格尔生态社会主义观点内在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它对于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注]

第二，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我国学术界基于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两个文本，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对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研究。一是控制自然观念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通过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渊源的追溯，揭示出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控制自然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反抗，由此，莱斯提出由控制自然走向解放自然。二是科技与生态伦理观。王雨辰指出，莱斯不仅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被纳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科学技术价值的实现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相关的，要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必须将“控制自然”的观念置于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三是需求理论。通过人的需要与商品的辩证关系，重建马克思的需求理论。[※注]

第三，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佩珀是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特别是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可谓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形态。1995年他的著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英文版问世，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国学界对佩珀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对佩珀的主要学术贡献的评价。学术界一致认为，佩珀充分肯定了在生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法，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阐述生态问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是可以来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没有必要去拯救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提出“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分野，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生态主义，实现“绿色红化”。二是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佩珀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或归因于“支配自然”观念或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价值观念，或归因于技术的失误等，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三是绿色政治战略。佩珀强调把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密切结合起来。[※注]

第四，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高兹是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对他的思想的关注是晚近的事情，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途径问题等。认为安德烈·高兹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阐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属于经济理性的范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必然破坏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先进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他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这种战略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直接目标，而从工人的工作场所开始合法的斗争，逐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达到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注]

总之，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入国内来后，就积极地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取得大量的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分散的个案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代表人物的思想介绍性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在代表人物思想研究的地域分布上主要侧重于北美学者，而对其他地区的学者的思想研究相对薄弱。

四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活”，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复活”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又常常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当代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侧重于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态度和历史方法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经验，努力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确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郤继红等将“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些其他派别，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特别是作为当代“女权主义”主流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做了详细比较，并指出，它与其他“女权主义”派别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强调消除妇女压迫必须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以一种新的视角把女权主义的关怀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一阶段国内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划分和界定问题。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否是一个流派？如果是两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如何划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关系如何？我们可以从国内有关西方女权主义流派的介绍和评价中看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1）流派介绍中对二者界定不清晰。例如在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中介绍了艾丽森·扎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流派；在王维和庞君景著的《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两个不同的流派加以介绍；在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亦是如此。但是在俞可平的《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并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而是将其中的一些观点融合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中介绍。王跃华、张国盛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所阐述的一些内容与李银河、肖巍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内容的介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对生产、再生产、性和儿童社会化的介绍。（2）代表人物的身份重叠。例如，海迪·哈特曼是哪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王谨的《新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海迪·哈特曼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俞可平的著作中她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朱丽叶·切尔身上，在王跃华、张国盛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她是重要观点阐述者；在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她是主要代表人物。（3）在目前介绍到国内的观点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重复较多。例如，对私有制的批判，对父权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等等。这些现象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界定和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困惑。

关于女权运动的分期问题。关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分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郤继红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而张晓玲则认为女权主义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根据郤继红的观点，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20世纪初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玛丽·玛穆勒、美国的伊丽莎白·凯·斯坦顿。第二阶段，20世纪初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女权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凯特·米丽特、西蒙娜·波伏娃。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权主义多元化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戈尔·卢宾、凯瑟琳·麦金侬、朱迪斯·巴特勒。而张晓玲在《妇女与人权》中认为，当代女权主义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妇女研究理论，以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和贝帝·弗里丹的名著《女性的奥秘》为代表；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和学者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流派介绍到中国，传播女权主义思想，介绍西方妇女解放理论，借鉴西方妇女学的研究经验，在拓宽国内对西方思想的研究领域方面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给人们带来了西方有关妇女解放的较完整的、较系统的思想，为国内妇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丰富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理论方面同样作出了贡献。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内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流派和观点的介绍阶段，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评论。虽然有的专家和学者对一些流派进行了简单地评价，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没有从妇女解放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流派的产生、发展、未来走向进行客观的论证和探讨，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其哲学基础、理论主张、实践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同时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也十分匮乏。总之，相对于国内对西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较少，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和商榷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五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探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余年的孕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结束和西方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论证，这一趋向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

20世纪8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理论性质、现实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在我国当代学术论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大体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该时期基本上是无意识地翻译了一些与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一些论著。国内早期涉及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主要文献有南斯拉夫学者S.朱罗维奇的《评〈人类的发展和社会〉》[※注]，日本学者山琦熏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注]和詹宇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访莱文教授》[※注]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贝斯特与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1991）以及詹姆逊、德里达等人的系列著作的翻译出版直接酝酿了我国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奠定了最基本的文献基础。之后是有意识的文本传入、系统介绍与初步研究并存时期，这大体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90年代初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初步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了，如童世骏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一文。1997年6月20日至7月9日，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思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来华参加学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在长沙联合举办的“批评理论：中国和西方”国际研讨会）并进行学术交流，先后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哲学所、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

1999年8月17日至22日在云南召开的“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议，首次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始自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促使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的事件是2002年12月13日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和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着重就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欧、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划界标准问题，以及“后马克思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新范畴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单独设立有关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分论坛。上述各类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

就研究的问题而言，这一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基本内容的划定（定义域、问题域）、理论特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等上，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由于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几乎是与其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同步进行的，部分研究者本身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版的翻译者，所以，虽然国内自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不长，但整体研究起点较高。不过，毕竟囿于时间、文本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尚不深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应该说该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集中成果体现在周凡的《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

第四节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走向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理论研究与创新层面，都取得了跨越性的进展。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正式建立，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了多次大讨论，并出版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新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将更好地整合研究队伍、综合联系各分支学科，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新阶段。

一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正式建立

（一）学科的建立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体现在学科设置方面。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等单位发出《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其主要事项之一是：“一、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注]这就使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个普通的二级甚至三级学科“现代外国哲学”所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介绍，而正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一级学科所属的五大二级学科之一。

（二）学科建立的重大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这个学科的最大中国特色在于，它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的视角、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正由于采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研究范式，以往争论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难以处理的问题，比较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承担着为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资源的重任，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立后所取得的成绩

（一）学科建设发展成就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立后取得的重要成绩，首先表现在机构设立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上。复旦大学不仅有了教育部直属的“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而且成立了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外国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中心力求从当代中国处境出发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化为应对和反思中国现实问题、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直接思想资源。

南京大学也有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育部直属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该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一座“重镇”，除了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传统特色和领先优势之外，近年来特别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经典文本、基本流派、最新进展等研究上也独辟蹊径、初具规模，取得引人瞩目的累累硕果。

此外还有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哲学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与价值开始凸显，黑龙江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便开始自觉关注文化哲学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以20世纪人类经历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为背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解读为文化批判理论，从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方面展开关于现代西方文化批判的研究。作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在文化哲学研究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承担了大量国家和省部级重要课题、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省级社科基金课题，在国内文化哲学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问题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重大成绩，还表现在以重要的研究机构为阵地，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首先是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主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至今已顺利开展十三届，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论坛主题涉及有“当代世界变化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西方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等。其次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该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先后举办过“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拉康精神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欧洲思想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跨学科伦理：经济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水准的国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了特瑞·卡弗、雅索普、齐泽克、西原和久、德里克、凯尔纳、凯文·安得森、布隆内、柯林尼克斯、郑文吉、巴加图里亚、斯蒂格勒、大卫·哈维等知名国际学者前来进行学术访问和驻院交流。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互动交流，也扩大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二）研究成果的新进展

国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大重要进展，表现在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得以出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其标志性成果有《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1—4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代表性成果有张异宾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2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刘怀玉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胡大平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张亮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等。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系列理论丛书和译丛的编译出版成为新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思潮译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这些都是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标志着在我国学术界自觉地、系统地全面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建设有待规范

由于以往我们所采纳的各种研究范式的限制，即或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使得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学科偏重于哲学而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分支学科各自为战而影响学科形成更大优势。就第一个问题而论，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无论是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还是杜章智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都主要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或思潮来介绍和评论的。就第二个问题而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从来是分散进行、各自为战的。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十分不明确。

以往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科定位问题。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境遇，开创之初，它被作为“现代外国哲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来介绍，后来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因此，人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一直意见不一致。现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大二级学科之一，为这门学科的定位做了最好的规定。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完善和补充。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有待明确

每一个二级学科都是有多个所辖分支学科，也可以叫三级学科的支撑才能成立的。具体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它的三级学科是什么？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十分庞杂，要把这些十分庞杂的内容统统搞明白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可以基本上确立以下五个三级学科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主要支撑学科。

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续流派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学科在我国是发展得最好的。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个研究在我国以前叫作“激进经济学”，这也是一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名称。其实在我们研究的“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很大。当然，在引进和评价这些成果方面，我国学者也有不少成绩，因此，完全可以构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成熟分支学科。三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学科以前在我国也有较强的队伍和很好的基础，出版过不少成果。四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五是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与思潮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国学者关于以上问题的研究，都取得过不少成绩，可以作为其成熟的分支学科之一。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不少领域是特别需要加强，且可以发展为三级分支学科的。例如，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几个主要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由于它同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联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关流派的突出理论贡献，也可以进行专门研究；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研究，在西方都有一些影响很大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这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矿藏都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走向深入发展。

四 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并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设立为其中五大二级学科之一，既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提出了挑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们应该重视这一新的机遇，善于反思，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本学科的发展。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确立和认可，国内从事于这个领域研究的队伍应该理顺和重新统一起来，分支学科应该明确和联系起来，各分支学科的齐头并进和走向综合，是今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