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新中国7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仅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70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分为特征鲜明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确立，开启了规范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历史，也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容，可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讲话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二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思想理论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最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术领域。

简要回顾

从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到1978年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挥了自身的服务保障作用，但其间也有曲折和教训。在理论研究上呈现出明显的非独立性特征。

为适应当时思想战线复杂形势的要求，1951年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确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宣传总路线的热潮。1954年5月，召开的新中国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确定党的宣传工作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做出了全面的揭示，提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是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前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关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反修防修”“四清”“五反”教育。开展了以先进典型塑造精神的活动：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和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华罗庚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在当时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左”的路线方针的影响，遭受严重挫折，留下深刻的教训。

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要是通过党的会议决议、文献和领导人讲话等形式，在阐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针政策时体现出来的。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尚处在非独立的状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标志。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论述，为后来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学术研究做了理论准备。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思想大解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

1981年2月，在全国开展了“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活动又和“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党）活动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热潮。

198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创办了研究会会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5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1985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提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思想。1985年12月，中央批转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年，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注]1990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机遇与挑战。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南。2001年，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系统明确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2004年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200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这是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唯一的一个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自成立之初开始每年举办“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紧紧围绕党的理论创新和重大现实问题，在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建了无神论实体研究机构，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2013年开始举办“科学无神论论坛”，成为科学无神论学科具有广泛影响的交流平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学科建设依托的另一个平台是中国无神论学会，并于1999年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智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开始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部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的综合性年鉴。其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科学无神论学科。年鉴梳理总结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新成果、新进展、新动态，具有权威性、学术性和时效性。

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诞生，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历程。同年，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思想教育研究》于1988年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立，开始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历程。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鲜明特点是科学化、学术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基础理论研究、现实应用研究等方面实现突破。创立了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基础的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大大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信誉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许多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科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时代。2014年，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引导管理。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总体上形成了由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格局。

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阐释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从多个维度，深入阐发这一重要思想的主题主线、本质特征、基本内容等问题，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稳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本质特征、基本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呈现稳中前进的态势。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形成了社会学研究、大数据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跨学科研究取向，有力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水平。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活跃领域。主要包括对思想理论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和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研究，为有效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回应大众思想诉求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对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公众人物等新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得到关注。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已成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数量最多的学科。全国共有80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4个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共计94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保证。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述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方针和内容、方式方法、体制机构等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仍使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同时在很多领域内开始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提法。1950年2月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学生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国学生“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从而更好地掌握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学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在学校中贯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开展好新民主主义学习活动的重点。不久，随着朝鲜战争的全面爆发，教育部根据中央指示明确提出，要求全国高等学校要改变过去常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内容和方法，迅速组织开展以抗美援朝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教育，并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进行。1951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使用这一概念，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使用。

1951年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出，“保证在一切生产工作和其他群众性工作中具有充分的宣传工作，并且使一切具体工作的宣传具有必要的思想性政治性”。195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党中央审改时，毛泽东亲笔写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毛泽东鉴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合作化过程中一些合作社放松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注]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注]毛泽东开始把这一基本原则从军事领域引入经济领域，把做好全国的“政治工作”作为抓好一切经济工作的根本点，从而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执政后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新中国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

坚持宣传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出，宣传工作必须与党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注]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注]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经济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而绝不是要凌驾于经济工作之上，更不是指政治工作要冲击经济工作、代替经济工作。同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也要安排好，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党所领导进行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考虑和决定下来。”“如果等中心工作搞完了，再来搞宣传工作，那一定要落空。”[※注]

针对宣传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党提出宣传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内外有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是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注]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当时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及原则，同时表明党对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深化认识。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1956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对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的基本完成，敌我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凸显。1957年2月27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大成果。

一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毛泽东指出：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其中，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要使“团结—批评—团结”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和方法。二是关于“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处理政治同经济、技术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摆在什么位置，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方针问题、路线问题。三是提出“双百方针”和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它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注]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二 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为在全国范围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和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和机构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的职责范围和管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机构网。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提出了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这一系列决议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是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担负的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据统计，到1952年下半年，在全国500人以上的公、私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的学校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二是建立了党的宣传职能部门和管理体制，确认各级宣传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任务等各项制度。三是建立政治动员组织机构及制度和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建立了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宣传思想教育网络体系，如宣传网、学校网、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格局，推动了全国范围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和制度化建设，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196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指导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法规。人民军队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化、正规化、制度化建设，促进了社会各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范化步伐。

三 全方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面临着复杂艰巨的任务，更加迫切需要系统地学习理论。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通知》指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注]。在《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主要任务，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以及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宣传任务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注]

在这一系列部署下，全党和全社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是以整风整党和党校教育为主要形式，对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二是对知识分子进行以思想改造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阶级观点教育，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转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转变脱离工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转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三是对在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展了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教育。1953年12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1954年5月，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方位地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采取党员干部、党内党外分层次的原则和方法，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深远影响。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指示》阐明了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规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于指导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 对思想理论领域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

对思想理论领域热点问题讨论和研究，具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一是对党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性研究。沈壮海从分析中得出结论：“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统计的结果，改革开放、全球化、市场经济、网络、民族精神、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均曾先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或研究热点”。[※注]二是对社会变革引发的思想理论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解疑释惑的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国内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不同社会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理论热点。

1.“潘晓来信”引发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伤痕文学”、潘晓来信、“蛇口风波”，是当时思想大碰撞的反映。1980年5月至1981年4月，由《中国青年》杂志发起，围绕署名“潘晓”来信的人生观大讨论，对当时直至后来青年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潘晓讨论”中提出的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价值观，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很有市场。一些学者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科学的真理”进行批驳，揭露其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错误人生观的本质和对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的现实危害性。

罗国杰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命题本身是违反逻辑的，用诡辩的手法掩盖着问题的实质。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本质，按其实质来说，是由人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自私是一种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消失和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出现，人的所谓自私的“本性”也必然会随着改变。虽然我国已进入了实行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依然存在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批驳人性自私论，不但需要公有制的建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而且还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注]

2.对思想理论战线精神污染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文艺和理论领域，有的人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搞精神污染，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制造了许多混乱，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83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严肃地批评精神污染及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况，明确要求把清除精神污染作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全国迅速展开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精神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清除精神污染的迫切性、必要性和途径等进行讨论。

1983年《红旗》杂志第20期发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文章，列举了精神污染的突出表现，如“一切向钱看”、追求精神产品的完全商品化、封建迷信有所抬头、文艺创作和表演的低级趣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上出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文章指出，“各级党的领导亟须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在党内外深入进行反对精神污染的宣传教育”，有效地清除精神污染，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10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章，指出，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渗透进来。思想理论界有些人热衷于翻译介绍国外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学说，使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分不清其中的有益和有害的东西。一些报刊以摘登资产阶级的著作为时髦，甚至把垃圾当珍品介绍给读者。这类东西，有的是以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的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腐蚀人们的灵魂，抵消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因此，必须坚决清除精神污染。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批驳精神污染的重要武器，思想理论战线上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加以辨别、研究，决不能轻信、盲目赞赏和吸取。这场讨论对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

3.关于道德“滑坡”与“爬坡”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判断，一直就存在两种观点：“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这一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注]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注]世纪之交再次成为热点。[※注]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道德判断的标准”“当前道德出现问题的原因”“如何解决当前道德中出现的问题”等问题展开讨论。

有学者认为：衡量道德变化进退得失的标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道德本身的标准，即具体的道德标准；另一个是社会历史的标准。两个层次标准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历史的结论往往是道德标准最终要服从历史标准。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观念的冲突，其深刻的背景和焦点就在这里。[※注]许启贤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提出两个标准存在问题：割裂了具体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社会历史标准的统一，否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行为的指导作用，混淆了历史上不同社会性质的变革、转型过程中道德观念冲突的性质。不能把我国当前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转型，混淆成为“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进而认为现在要实行市场经济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一整套道德观念统统都应该根本变革、转型，否则，就是僵化、保守。[※注]

4.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善恶、荣辱、美丑不分的现象。2006年，胡锦涛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内容为“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之后，学界对其内涵、特征、践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书林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应该与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分析当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解析社会道德领域的难题结合起来，而且党的领导干部应当成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带头人。[※注]赵存生等认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方向和根本出发点，坚持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根本标准；应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任务与重要内容，切实纳入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和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中，贯穿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实践中。[※注]

研究还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吴潜涛主持的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理论渊源、形成发展、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功能特征、践行途径等方面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了系统研究。作为项目主要成果出版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被收入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随之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注]一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概念、时代背景、基本结构、建设途径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2008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突出理论意义和学术贡献的研究专著之一。

学界研究围绕以下具体问题展开。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及特征。罗国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体系，它是引领全体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团结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先进性、导向性、建设性、继承性、创新性等特征。[※注]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认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教育是基础理论性内容，党的价值观教育是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实质性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教育是民族性内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教育是时代性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行为规范性内容和操作性切入点。[※注]

6.关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问题的讨论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注]对此学界展开了深入讨论。

秋石指出：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道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划清“四个界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自觉划清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注]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事关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另一把钥匙。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政治保证。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注]

二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展开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大讨论，提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知识，在总结我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掌握人们思想活动的规律，使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一门科学”。[※注]这场讨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做了思想舆论和初步的学理准备。

1982年11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宋任穷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1983年7月，中央转发文件提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注]1983年暑期，教育部召开论证会，确定学科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依托的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初步议定专业的课程，并委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编写《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等部分主干课程教材，并决定1984年开始招生。至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被确立下来，思想政治教育开启了学科化历程，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制度意义的基础。

1984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12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方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同年6月，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培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建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的标志。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实施意见》的通知，决定从1988年开始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在其“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博士点下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方向，这是中国博士生教育层次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方向。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1997年，再次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整合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2001年，国家批准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家重点学科，首批获得的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5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至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得到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与教材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及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范畴、学科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过程及其规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目标与内容、原则与方法、环境与载体以及机制、评估、领导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基础的学科体系。

学术界最早的原理研究当属张蔚萍、张俊南合著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次界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学要研究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地位作用、目的任务等基本内容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初创标志，体现了理论工作者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

1984年由12所高校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当务之急是要编写专业教材。因此，学科建立之初，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1984年上海市高教局组编的《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基本理论”。[※注]1986年复旦大学出版的由陆庆壬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做了比较系统的探索，1991年重新修订后又增补了新的内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1988年出版的教材还有：张耀灿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邱伟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原理教材有：陈秉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耀灿、陈万柏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孙其昂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合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这些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初步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的奠基性成果。

世纪之交，教育部社政司开始组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教材，即“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共出版了两套教材：一套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由邱伟光、张耀灿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一套是“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由陈万柏、张耀灿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材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这一阶段出版的原理教材，在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等内容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得到深化。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科建立以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文献资料，界定了学科性质，明确了学科对象，规范了学科任务，构建了学科体系，总结了基本经验，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注]从研究类型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如：《思想政治工作文献选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等。二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通史和阶段史研究，包括教材及专著。代表性的有：王树荫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王树荫、王炎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49—2009》等。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史研究。如：石云霞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上、下），李德芳、杨素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史》等。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目前存在三种观点，即以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分期为标准、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为标准以及二者相结合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二是对人物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研究。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研究、不同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注]

2.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李合亮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起源与本质的研究》《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总体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内涵的研究，即追问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究竟是什么；二是如何认识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即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方法的探讨。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什么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初步形成了“政治属性论”“转化论”“管理论”“人学论”“精神生产论”，以及“政治属性和管理属性论”“政治属性与非政治性论”二重论说。[※注]此后的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这个语境。学者将这些观点概括为“一元本质说”和“二元本质说”，也有少数主张“多元本质说”。与此不同的三种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刘书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都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灌输。“灌输”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主要的范畴，又准确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有利于明确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和党性原则，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注]二是骆郁廷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掌握群众。思想掌握群众，既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掌握本阶级群众的活动，也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掌握其他阶级群众的活动，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先进思想掌握群众的活动。[※注]还有，余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宣传，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正确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注]

进入世纪之交，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出现新特点，即从直接界定本质是什么深入哲学方法论层面，着重探讨如何认识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形成了几种观点：一是起源探究法和动因分析法。即从阶级、国家产生起源以及从人的社会化、政治化过程来求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注]根据唯物史观可知，物质动因是思想政治教育变化发展的根本源泉。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而有力的手段，影响和左右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力量不是它自身，而是外部力量内在化的结果。国家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关键力量。[※注]二是关系辨析法。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须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般属性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的关系。[※注]三是重大问题分析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道路还通不通”“共产党的领导还行不行”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直接反映和集中体现。[※注]

3.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价值研究

学科初期主要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功能”的研究。主要观点有：第一，基本功能与非基本功能。基本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是其他功能的母体，各项具体功能都可归结为基本功能的引申和具体化。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功能：政治功能、促进功能、转化功能、协调功能。其中，政治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的核心内容，反映的是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由“地位作用”“社会职能”向“价值论”的转换的必要性。张耀灿等认为，“地位作用”“社会职能”观点停留在经验型层次，有待于进行理论升华；“价值论”观点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对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抽象和升华，是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思考。[※注]

世纪之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研究成为热点。很多学者都认为，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社会价值，个体价值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是造成许多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因此，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张耀灿、郑永廷认为，价值论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社会主体与个体主体的双重论的确证。“这里的主体有两个，即处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集团与个体，或处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注]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的具体内容，一是从价值客体的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健康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方面的价值。[※注]二是从价值主体的角度看，个体价值主要表现为满足主体社会化特别是政治社会化的需要，满足主体全面发展特别是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满足主体解决人生重大课题的需要。[※注]三是从教育主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不但包括受教育者，而且包括教育者的个体价值，但由于教育者是社会的代表，受教育者是人民群众，其实际存在的状态是具体的个人，因而个体价值是指受教育者而言。[※注]

对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社会价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个体价值只有在社会价值中才能体现。然而，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决定，个体价值也是其重要方面，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离开了个体价值，社会价值也变成了空洞无关的东西。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价值的最充分实现，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理想境界。

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学界一直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祖嘉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黄蓉生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等。其中，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列入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注]

郑永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注]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层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研究；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研究。黄蓉生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提出了“方法论”应侧重于方法的理论研究，并以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转化过程方法为核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进行理论和实际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研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的理论基础等问题的研究。概念界定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对特定的对象即现实社会的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注]；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所施加教育影响的各种方式、程序和手段的总和[※注]；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注]，是指教育主客体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采取的一切思路、手段和程序的总和[※注]。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研究。将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归纳为：在道德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德育至上；在道德教育内容上，注重目的性和针对性；在道德教育途径上，重视教书育人，训教合一；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注重教化与修身的统一。[※注]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尤其对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方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安徽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的“思想咨商”，在将思想教育与心理教育紧密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得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注]

第三节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时代特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3年）、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2015年）、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6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2018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2019年）等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关于“中国梦”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时首次提出“中国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中国梦”，围绕中国梦的内容实质、实现途径、依靠力量、外部环境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成为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是论述了中国梦的内涵。首先，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也是个人的梦。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到，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其次，中国梦既是中华儿女的梦，也是两岸共同的梦、广大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一国两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牢牢坚持这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最后，中国梦既是中国的梦，也是世界的梦，是和平的梦，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要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二是论述了实现中国梦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了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

（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

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重大问题，内容丰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是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二是论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价值源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程。三是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贯通，从而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个整体。四是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他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三）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领域工作重要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做了全方位的论述，特别是2013年、2018年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既是新时代党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和依据，也是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或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召开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意识形态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基本职责、根本任务、重大方针、基本遵循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主要包括：以“极端重要”“三个事关”来表达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以“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的工作”来表达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以“两个巩固”明确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目的；以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为宣传思想工作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宣传思想工作遵循的基本方针；以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的重点；以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好外宣工作；以“大宣传”理念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

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党校姓党这个党校工作根本原则。党校姓党，就是要坚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校姓党，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让党的旗帜在各级党校上空高高飘扬。并对如何坚持党校姓党提出了要求：要增强看齐意识；要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把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要为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出积极贡献；要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

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育人功能。他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更显著，它在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养、思想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能力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高校应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全面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帮助大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打牢人生根基，学好看家本领，保持身心健康。

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大部署。讲话立足全局、视野高远、内涵丰富、思想精深。强调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调要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四）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如果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更好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安全执政，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

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五）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的阐述，构成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功能、教育方法、教育途径等方面。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基本看法、观点和意见，不仅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具有连续性，贯穿始终。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不仅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思政课堂，而是所有的课程教学、所有的教师都要教书育人，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统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全跟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已经不限于传统课堂授课的“第一课堂”，还包括校内外的“第二课堂”及新媒体新技术网络空间的“第三课堂”，在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上，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注重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因此，要实施“服务思政”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校园景观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无声而持久的思政工作力量，管理和服务的思政滋养作用同样不可小视，一定要营造学生学习成长的良好环境。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并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个要求”；以及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八个相统一”。这些论述大大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二 对思想理论领域热点问题的关注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理论领域热点不断，思想政治教育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度和解释力不断增强。

（一）围绕阶级斗争观点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争论

2014年，王伟光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注]一文，提出“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现阶段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是为了“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等观点。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党的有关历史决议和国家领导人既有发言和讲话的坚持，但却引起激烈的反应。

一些人攻击王伟光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开历史的倒车”，是想要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更多人支持作者。他们指出，如何正确理解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依据。恩格斯曾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裂，是阶级斗争产物。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只有当国家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国家才会向更高形态发展，才会随着阶级斗争的消失而消亡。而在目前阶段，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对抗国际资本主义的围攻和国内敌对势力的破坏、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邓小平曾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这场争论说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任重道远。

（二）“辽报事件”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2014年11月，《辽宁日报》记者在对数所高校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反映一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存在的“呲必中国”“赞必西方”现象，发表了一篇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呼吁广大高校教师，特别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高校教师不要这样讲中国。然而，这篇以反映客观事实为内容、以委婉和温和口吻的善意呼吁，却遭到很多人的尖锐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是干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也是对教师的不尊重。

众多学者对抹黑中国进行批驳。课堂上可以有问题意识，可以提批评意见，但是不能恶意抹黑。陈先达指出，“教员，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员，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面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能以一己之偏见‘骂堂’，以获取一些缺少生活经验和辨别力的学生的掌声。如果这样，是在害人，而不是育人。”[※注]一些教师随意抹黑中国、随意灌输各类不负责任的言论，已经突破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从行驶监督权的角度看，高校讲台也需要监督。因此，《辽宁日报》也拥有对高校的监督权。

这场争论表明高校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必须加强这一阵地建设，在事关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高校绝不能成为“自由高地”“法外之地”。

（三）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竞相发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错误思潮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这些错误思潮对主流思想文化构成威胁。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社会思潮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当属清华大学林泰教授主编的《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注]。该书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主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否定篡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潮的交锋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论，是一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力作。

历史虚无主义伴随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种影响较大的错误政治思潮。其特点是对中国共产党已有明确定论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结论进行质疑、攻击和颠覆性解读，以实现其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目的。一般情况下，这一思潮很少进行理论上的考察。但2014年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从理论上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阐述”，核心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历史虚无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为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马克思的历史图示与基督教历史图示的确十分相似……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这一特点，不仅公开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欲图从“理论制高点上”篡夺历史虚无主义的解释权、夺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权。这意味着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注]学界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驳。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通过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向前螺旋式发展的。人类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要不断发展的。[※注]马克思主义具有严谨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文明精华汲取的产物，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预测的审慎态度。因此，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注]

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它是暴力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极易导致暴力恐怖活动践踏人权，威胁国家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蔓延至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极端思想渗入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地毒害着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对与此相关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问题，朱维群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提出要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田心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必须坚持无神论，“无神”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的前提，并提出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的十大关系问题。他还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无神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就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王伟光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朱晓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要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龚云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从意识形态安全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

三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学科建设的蓬勃发展，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备，学科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其中，学术争鸣和交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征。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转换的不同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转换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转换”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的转向。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张澍军提出的“以社会哲学的视野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本质，以人学视野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本质”[※注]。张耀灿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该自觉推进人学范式转换”[※注]，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人学[※注]。

这一研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广泛支持，但却存在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对此，已有研究对此提出不同观点。有研究者指出，应轻言、慎言“范式危机”和“范式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背后隐藏着“人学陷阱”，这种研究范式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取向存在缺陷，容易陷入“人学陷阱”，陷入抽象、空洞的人道主义等唯心主义历史观，使这种人学很容易陷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中。[※注]并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研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零散的，而是系统的，不是次要的，而是关键的。人学取向研究暴露出来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源于指导这一研究的方法论存在问题。如果实现了人学范式转换，它很有可能要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或许更为严重的困境当中，因此，应慎重提倡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转换。[※注]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争鸣

“双主体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一种普遍和流行的观点。代表性观点认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注]。“双主体说”意在强调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但却成为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

刘书林等持不同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不能改变。从主体的职能特点方面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就是主导教育；从客体的职能特点方面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就是接受教育。在一定的教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地位总是确定的，不能混淆或颠倒主体与客体的不同地位。否则，不是过高地估计了客体的地位而失落，就是忽略和降低了主体的作用，放弃教育职责，或贬低了教育主体的地位。[※注]顾钰民则直接指出：“双主体说”的实质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对象上升到主体位置，与教育者并列成为主体。它模糊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基本关系，混淆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也淡化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责任和自信。[※注]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关系的争论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有人提出，应当用新的、“中性的”“公民教育”替代旧的、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这样有助于克服“政治化问题”。[※注]这种颇显“新”意的观点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某种共鸣。

这种观点受到田心铭的批驳。他指出，现实中并不存在某种超越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一般的“公民教育”。在当代中国，没有某种为了“社会”却又不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政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人的“中性”的“公民教育”。[※注]有学者指出，在时下有人倡言用“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针对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教育”。我们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的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开展的教育，无例外的都是某种“阶级的教育”。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并无不同，“公民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同为非“中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并不矛盾，加强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理应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中一项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内容。[※注]

（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世纪以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开始从主要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解析，转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规律等进行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进展。[※注]

一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一种观点把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和信息交往平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开展教育的一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所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团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通过现代传媒计算机网络对其受众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注]二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但具有其特殊性。第一，主客体的载体特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以网络为中介的，二者的关系转变为主体—网络—客体这样一种间接的交往方式。第二，主客体的形态特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都被符号化、数字化，且常常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具象隐匿了。在网络空间，主客体所面对的双方均是虚拟化的双方。第三，主客体的关系特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平等交流、双向互动、交互作用的关系。[※注]三是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就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延伸，是网络空间中具有阶级属性的意识观念。但有的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范畴，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人机互动”“网络人际互动”“网络自我互动”三大系统互动的结果。[※注]

小结

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站在新起点上展望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迈向新阶段、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就。

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70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党的创新理论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动力。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教育主题和科学指南。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全方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以“三个体系建设”为重点，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作为仅有40年历史的一个崭新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快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加强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进一步完善基本原理体系、主干学科体系、分支学科体系，加强政策性话语、宣传性话语、学术性话语的融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学理性。

聚焦思想领域重大问题，切实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政治属性和现实针对性。回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回应思想领域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重大思想问题，实际上在理论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着力破解思想领域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为有效回应思想诉求提供理论供给和理论支撑，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思想舆论保证和精神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