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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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我国真正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其中先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先导，后来学习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开始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关注与进行研究。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解答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也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逐渐成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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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东欧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研究 苏联 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国家 西方 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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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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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有国际和国内两个重要背景。从国际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飞速扩大的年代。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形成了普遍学科的建制，形成了各种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指南。正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学术活动日益活跃，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有材料显示，到1984年国际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200名[※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也得到大量出版发行。由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共同策划出版的“MEGAsup2”，从1975年起至1990年共出版了43卷。80年代以来，国际上还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著名的有：原苏联学者A.叶戈罗夫和J.奥伊则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六卷本、南斯拉夫学者P.弗兰尼茨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T.博顿莫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R.戈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与实行，国内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介绍，开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徐崇温先生译介到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强烈的必然性，党需要将改革开放的政策“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贯穿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在国内经历了由临时性的政治任务向长期性的专业研究的发展过程。
据徐崇温先生回忆，1977—1978年，胡乔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即提出要下属机构做情报资料整理工作。因为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前去受领任务，这项任务由该所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杜任之先生推荐给徐先生[※注]。由徐崇温整理的系统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情况的材料上报中央后，经过其具体讲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乃至全国高校、党校以及讲习班、研讨班引起巨大反响。徐崇温在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思想资料[※注]。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于1982年出版，在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内产生的一种与苏联模式，即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左”的思潮，并梳理介绍了从卢卡奇、葛兰西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和流派。由此，便展开了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在80年代对不少学科都起到促进和影响作用。其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20世纪80年代，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一种哲学研究，因此无疑直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范式。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或思潮被介绍和评论的，开始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分支学科的一部分，后来又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分支学科的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问题研究，直接带来了现象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领域的新研究高潮的到来，不仅填补了以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更为全面认识和把握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直接推动和带来了激进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谈到激进经济学时，一般指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反越战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激进经济思潮。它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批评了正统学派的或者说是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激进经济学者认为，“引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决不是‘政策性的’或‘结构性的’，而是‘制度性’的。”“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社会主义。”[※注]在国内，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掀起了对激进经济学的研究热潮。90年代初期，布鲁斯·麦克法莱恩的《激进经济学》和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在国内被翻译并出版发行，大量学术论文纷纷发表。激进经济学的研究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帮助了国内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特点及缺陷，其中有关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说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促进与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派别，对其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分析与批评，尤其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道路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丰富和延伸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对我国政治学领域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8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公正和平等话题的谈论，无一不涉及社群主义，进而涉及英、美等国的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和主张。新编的许多介绍国外社会主义新流派和思潮的教科书中，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往往也得以独立成章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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