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学是民间文学领域术语体系较为完整、研究范式鲜明的分支学科。中国民间故事学人从事故事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献记述的悠久、厚重；当代民间故事记录文本的丰厚与多样；鲜活的民间故事讲述传统及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根基。70年来类型学、文化人类学、流传学派、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文化诗学等外来理论不断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书写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刘魁立的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研究、西方民间故事学理论的译介；刘守华的比较故事学与中国民间故事史；祁连休的机智人物故事与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顾希佳对典籍中故事文本的钩沉和分类；段宝林的立体描写；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民间故事研究取得的成绩似乎难以与令人艳羡的资源优势相匹配，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面临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顽固性，在故事形态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类型学、主题学等范式构成的学术围墙内打转”“本体意识薄弱”“中国民间故事学一直是技术之学和分析之学，而不是感受之学和生活之学”[※注]等问题依旧困扰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制约未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前景。接下来我们通过回顾中国民间故事研究70年的发展轨辙，反思中国故事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探寻未来中国故事学的突围之路。

第一节 故事研究的分期及特点

民间故事研究大多围绕故事的多重价值而展开，形成了民间故事采录与改写、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研究、文学价值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故事形态学研究等多重理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语境、社会变迁、学科地位、领军人物、人才培养机制及研究队伍的构成、外来学说等均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进而呈现曲折向前的轨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77年，研究集中在民间故事采录与改写，学术研究相对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核心路线是围绕《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展开的。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及普及新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只需对集精华和糟粕于一体的民间故事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进行“体检”便可。经过“排毒”的民间故事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注]在周扬看来，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分析、批评、研究”是为新中国新文艺服务的，这与故事学人通过采录民间故事了解民众生活、思想及作为学术研究材料的旨归大不相同，决定了此后十余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搜集、改写、出版了大批民间故事集，如《水推长城》《石门开》《中国民间故事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等。随着民间故事采录在全国的展开，截至1964年。各地陆续出版的民间故事集有五百多种，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系首次出版。此外，民间故事的改写工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意识，促进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采录过程中发现了秦地女、黑尔甲、王惠、陆瑞英等故事家，也是此阶段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成果。其次是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讨论。1956年《民间文学》刊发了《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提出“必须反对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乱修改现象”。[※注]搜集整理讨论发端于刘守华对李岳南关于《牛郎织女》的评论提出批评。[※注]此后朱宜初、刘魁立、巫瑞书、刘锡诚（署名刘波）、陶阳、毛星、贾芝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董均伦、江源、陈玮君、张士杰等民间故事采录家也予以回应。刘魁立在讨论中提出的“一字不移”论和“活鱼要从水中看”的观点对当时及此后的民间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讨论的最终结果体现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上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注]“十六字方针”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在多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中结合时代要求总结出的有效方法，兼顾了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后是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新故事研究。传统的故事类型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方法，所以民间故事研究大多围绕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而展开，代表性成果有钟敬文《略谈民间故事》[※注]、毛星《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试答几篇关于民间故事的疑问》[※注]、贾芝《关于阿凡提的故事》[※注]、戈宝权《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注]、祁连休《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注]、魏同贤《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注]，等等。

第二阶段为1978—1999年，民间故事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位，研究方法日趋多元。改革开放后，钟敬文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领袖指引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亦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内展开。与1949—1966年不到百篇的论文数量相比，自1978年至1999年间民间故事研究论著从数量到质量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至1999年共出版故事学著作55部，博士学位论文4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论文895篇，年均发表论文40.7篇。新时期的民间故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民间故事学的理论框架开始搭建，“文艺学的故事研究、比较故事学、人类学的故事研究、故事类型的研究、故事母题的研究、原型批评理论等，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平分秋色，在竞赛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成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最富成绩的风景”。[※注]

第三阶段为2000—2018年，文本与语境问题成为焦点话题。步入21世纪的民间故事研究面临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地位取消、诸多故事学人转向民俗研究、研究范式陈旧的困境，但依然在故事学理论、民间故事史、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索引编撰及文化史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据不完全统计，19年来出版民间故事著作131部（含修订版），硕士学位论文263篇，博士学位论文62篇，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40篇，年均发表论文96.8篇，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总体而言，民间故事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民间故事研究成绩显著、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展开分析。

第二节 故事学理论研究

70年来中国故事学人一方面不断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来拓展民间故事研究路径，另一方面立足本土资源和研究实践进行开拓性探索，提出“立体描写”“生命树”等原创性理论，广泛运用“故事文化学”[※注]“历史演进法”等本土范式，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故事学话语体系。

天鹰《中国民间故事初探》[※注]虽有显著的政治话语痕迹，但揭开了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序幕。刘守华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故事学纲要》《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等专著奠定了中国故事学领军人物地位。《故事学纲要》[※注]尝试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对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分类、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功能、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叙事艺术、新故事及民间故事采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许钰《口承故事论》[※注]从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论等方面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核心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刘守华、许钰的研究表明故事学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许钰主笔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总结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民间故事的发展特点，彰显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揭示了中国民间故事的悠久、鲜活、丰富及多元一体特征，深受诸多故事学人好评。段宝林倡导加强描写研究、关注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注]是中国故事学人的重要原创性成果。

刘魁立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注]中提炼的中心母题、情节基干、母题链等术语体现了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创新，“生命树”理论在21世纪的中国故事学、传说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故事学理论的进步还体现在民间叙事的系统考察上。董乃斌、程蔷的《民间叙事论纲》对民间叙事、文人叙事、经典叙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总结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互动循环图线：“民间叙事—文人记录—文本化—权力者介入—经典化—反哺民间—新的民间叙事—新的文本和经典—新老民间叙事和经典化文本并存的多元化局面。”[※注]互动循环图线是对中国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深入总结，对我们分析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神话、戏曲、话本、弹词、宝卷、小说等诸多文类的互动关系极具启迪价值。中国学者对民间叙事理论的探讨不止于记录文本，还对叙事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刘魁立的《民间叙事机理谫论》把民间叙事层次由里至外分为叙事核心、文本、超文本三层，把民间叙事流程总结为“真实演述人—文本演述人—文本—文本听众—真实听众”，在以往故事讲述研究中关注演述人和听众的基础上提出“隐在演述人”和“隐在听众”概念。[※注]中国故事学人还萃取出“故事群”“故事带”“功能性母题”“类型核”“节点”等创新术语。这些术语是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展示了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理论创新，为世界民间故事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三节 中国民间故事史的书写

对浩瀚典籍中的民间故事进行系统爬梳是近70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重大成果，夯实了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根基。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注]首次集中对文献记述的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探寻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特征，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改造后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生活史，总结了中国民间故事2500多年的传承过程中呈现“在类型演变中增强艺术活力、口头与书面传承的交错并行、在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渗透中演进”[※注]的特征，是中国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之作。

祁连休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注]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注]两部大作。《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态势、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中的亚型、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的互换现象、民间故事的录写与选编、文艺创作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等问题，着重从宏观视角总结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进特征；作者以“故事类型核”为鉴别故事类型的标准，在故事类型的命名上，没有采取国际上民间文学界通用的AT类型分类法来命名，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当参照中国学界已有的命名方式来确定，这样可以关注“AT类型分类法”所不涉及的传说类型，便于展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全貌。《中国民间故事史》考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发现先秦两汉是中国民间故事的萌生期；魏晋南北朝为成熟期；隋唐五代写实故事有较显著的发展；宋元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明代是中国民间笑话发展的顶峰；清代是中国民间故事全面繁荣时期，各种门类的民间故事的发展均非常显著。作者还设专章讨论民间故事的采录，介绍不同时期民间故事文本采录、民间故事讲述人和故事集的编选情况，彰显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讲述状况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顾希佳在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献梳理方面成绩显著，2008年出版了首部地方民间故事史——《浙江民间故事史》[※注]，201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注]呈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学术价值。作者查阅了两千多万字的文献，从历代散文、史书方志、笔记小说、宗教典籍、民间抄本中集录民间故事文本，将较早出现而又相对定型的文本视为正文，异文附录于后，呈现出该故事在时代长河中从口传到书面乃至互动的演变轨迹，集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此外，此书还设立了传说故事分类索引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传说故事分类索引基本按照民间文学集成的分类来设立，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则参照AT分类体系设立，兼顾了中国民间故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特征。

第四节 各国各民族故事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曾因“因袭论”而被视为资产阶级方法遭受批判。民间故事的变异性和传承性特点使得比较研究成为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后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注]拉开新时期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序幕。此后，刘守华发表了数十篇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专著四部，成为比较故事学的领军人物。《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注]运用神话学派、流传学派、文化人类学派的方法通过对文献和口传的民间故事进行多侧面比较，重新开启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热潮。70年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如汉族与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比较、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论著层出不穷；研究方法上跨文化、跨学科特征显著，涵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角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法均有使用，发表论文257篇，著作23部，博士学位论文10篇。

代表性著作有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注]、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注]、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的比较研究》[※注]、刘守华《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注]、林继富《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故事类型视角》[※注]，等等；代表性论文有段宝林《“狼外婆”故事的比较研究初探》[※注]、阎云翔《纳西族汉族龙故事比较研究》[※注]、陈建宪《女人与蛇——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注]、钟敬文《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注]、白化文《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柳毅传〉与〈朱蛇传〉比较观》[※注]、郝苏民《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卷〈孔子项诧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注]、傅光宇《“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注]、陈明《三条鱼的故事——印度佛教故事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例证》[※注]、陈泳超《“舜子变型”故事在中日两地的流传变异》[※注]，等等。

我们发现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还拓宽至异国民间故事间的比较、口传文艺的不同文类及与典籍的互动比较，呈现出研究视野越来越广阔、方法愈发多样的特征。比较研究还有跨学科特点，除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者外，古典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学者均有参与，跨学科和跨文化让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多为影响研究，早期研究大多持一元论，有的尝试勾勒某一类型故事在亚欧、东亚的生活史轨迹；有的带有较浓的民族情感；有的在材料处理过程中对待典籍和口传文本往往采取“以今证古”的遗留物思路。上述路径在材料不完备、外语能力受限情况下，科学性难免受到质疑。在一元论和多元论并存的情况下，刘守华提出的“多元播化”观[※注]表明原有的探析故事生活史的范式需要转型，为未来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五节 故事类型研究

类型学是故事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后迎来复兴。随着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等学人对故事类型学方法的倡导、译介与实践，故事类型学逐渐摆脱形式主义的污名，故事类型、历史地理学派、AT分类法逐渐成为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用语。刘守华在继承钟敬文的类型研究范式基础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适当改造，开创了“故事文化学”范式，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7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有328篇，博士学位论文19篇，专著17部。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与中国故事文本特色相结合，融入表演理论、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宗教学、叙事学等学科方法对60个常见故事类型进行深入分析，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本土化水平，“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经过艾伯华、钟敬文、丁乃通、刘守华、金荣华等中外学者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建立起了中国民间故事学大厦的基础”[※注]。机智人物故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热点，祁连休《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注]依据中国机智人物故事本土特质归纳出328个故事类型，并剖析了故事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变体、亚型问题，在故事群的基础上首创了“故事带”概念。

类型研究法是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研究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被广泛运用，讨论的故事类型有田螺姑娘型、狗耕田型、灰姑娘型、龙女型、天鹅处女型、怪孩子型等数十种类型，常和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形态学研究结合起来，有的还结合故事讲述语境来分析，呈现多元化特色。代表性论文有汪玢玲《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注]、刘守华《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召树屯〉》[※注]、陈建宪《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注]、刘晓春《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注]、马昌仪《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注]、黄永林《一个机智人物的原型与流传——AT1635A型故事的中国原型探寻》[※注]、刘魁立《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注]、王青《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以〈搜神记〉为中心》[※注]、郑土有《中国螺女型故事与仙妻情结研究》[※注]、康丽《故事类型丛与情节类型：中国巧女故事研究》[※注]、金荣华《一个民间故事的全球传播与变异——佛经〈毘奈耶杂事〉中AT566及其相关类型试探》[※注]、陈建宪《故事类型的不变母题与可变母题——以中国洪水再殖型故事为例》[※注]，等等。

70年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撰也取得重大进展，朝本土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中国民间故事不仅在典籍中有丰富蕴藏，随着民间故事集成编撰的完成，许多学者提出应利用新收集的民间故事资料编撰一部更为全面、科学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注]。金荣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撰领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他利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按照AT分类法编撰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一》（2000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二》（2003年）。他此后出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注]则融合了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集》《中国民间故事大系》和译成中文的外国民间故事集，新增故事类型191种，专设情节检索，不仅成为现有最全面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还是世界三大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余两部为芬兰阿尔奈和美国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德国乌特的《国际民间故事类型》）之一。宁稼雨的《中国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注]融合中国典籍类书编撰法和AT分类法，把中国古代故事分为天地类、神怪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和事件类六大主题类，每一主题类下再细分出三个层级。顾希佳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注]首次按照AT分类体系把散见于典籍中的故事文本搜检出来，加以认定、编码，方便国内外学者查阅古代民间故事文本。作者增设的类型有近380则，呈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丰富性，同时还对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类型的分类做了些变动，使之更符合逻辑。斯琴孟和正利用数据库技术编撰一部世界范围的包括AT和SM体系的《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我们应利用典籍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借助新媒体技术编撰一部资料全面、体例科学的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呈现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独特价值，惠及故事学人。

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在利用典籍和口传文本，积极吸纳西方故事学方法基础上对民间故事进行辨型归类，初步构建起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术语体系并形成中国特色的类型研究范式。但模式化的弊病也凸显出来，学人多根据搜集的故事文本来划分类型，然后分析母题的文化意蕴、地域或族群文化特征、叙事美学，牵涉面广但深度不够，少有普适性结论。另外，除了黄永林的《一个机智人物的原型与流传——AT1635A型故事的中国原型探寻》，国内学者鲜见严格按照历史地理学派方法构拟民间故事原型及传播路径。故事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和文化意蕴探寻并未有效结合。未来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还需不断创新方能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第六节 故事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方法是最先介绍到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故事研究有着深远影响。”[※注]钟敬文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倡导民间文学研究要吸纳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开展多角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伴随文化热的兴起，《原始文化》《金枝》等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的译介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新方法也被运用到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文化人类学解读成为主流模式，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从故事文本追溯民俗事象的文化史模式。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注]将书面文本和生活文本结合起来，民间故事的文学属性与生活属性得到有效勾连，开拓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有390篇。代表性论文有王霄兵《脱衣主题与成年仪式》[※注]、郑海《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注]、刘锡诚《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注]、过伟《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注]、程蔷《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注]、周福岩《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注]、祝秀丽《“猴娃娘”的象征：以民俗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注]、鹿忆鹿《傻女婿的傻样——兼论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家族关系》[※注]、张举文《“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注]，等等。

民间故事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并进态势，不断融合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相关学科方法来阐释文本。但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大多立足于“遗留物”理论，将民间故事中难以理喻的信仰及情节视为上古社会的残留印记，忽略了民众的情感寄托、口承创作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只回应了民间故事中的原始信仰从何而来，但未能回答民众为何热衷讲述多种幻想故事的问题。随着单线进化论遭到马林诺夫斯基等文化功能学派的激烈批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国际民间文艺界的影响也日渐衰退，国内学者也开始谨慎使用。另外文化人类学范式在分析民间故事与仪式关系时，把民间故事视为非常重要的民俗志资料，将民间故事、民俗志、古籍文献三种不同类型的材料在人类学理论的统领下互相印证，多少有循环论证之嫌。[※注]如在讨论难题求婚型故事时常将难题考验母题与成年礼联系起来，认为两者都具有考验内容，将带有残酷考验性质的成年礼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仪式，采用“以今证古”和“跨文化佐证”的方式来论证。随着单线进化论的破灭，传统文化人类学范式常遭受“跨文化佐证的泛用，田野资料不足，对民众艺术想象力关注不够”等诸多质疑。

第七节 故事家及其故事讲述研究

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文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为准则，其中科学性被列为首要原则，体现了民间故事采录思想的大跨越。这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被誉为“搭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全国各地至少有数十万人参与民间故事普查工作。截至2009年，共搜集到故事184万篇，公开出版省卷本30卷，集录5000多卷县卷本（含歌谣和谚语卷）[※注]；故事讲述家约9900多人[※注]，涌现出耿村、伍家沟等著名的故事村。另外，《中华民族故事大系》《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的出版也为新时期民间故事采录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故事文本的大量采录、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绝佳条件。随着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的铺开及海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活态传承特点吸引了诸多中外故事学人的目光。裴永镇、王作栋、袁学骏、江帆、范金荣、靖一民、王全宝等采录者秉承科学性原则采录了大量故事文本，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山东四老人、孙家香、谭振山等故事家成为民间故事学人重点关注对象。日本、美国、芬兰等国学者先后到耿村、三江、长白山等地考察。故事家的讲述风格、故事家的认定、传承途径、生活史、讲述空间、个性与共性、性别特征等成为中国故事学界的新鲜话题，代表性论文有乌丙安《论民间故事传承人》[※注]、巫瑞书《略谈民间故事讲述家》[※注]、张紫晨《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传承活动》[※注]、刘守华《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注]、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注]、王作栋《素质与氛围：刘德培的故事讲演活动及其它》[※注]、许钰《民间故事家个性特征的思考》[※注]，等等。进入21世纪，受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西方故事学理论影响，中国故事学人回归故事讲述现场，摆脱了此前民间故事采录者和研究者相分离的局面，对讲述过程中的表演空间、故事家的创造性、叙事传统、村落社会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江帆《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注]和《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注]以二十多年的民间故事田野调查经历为依托，最早把表演理论运用到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得到故事学界的广泛认可。林继富《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注]从地域传统、叙事文本自身传统和讲述人的多重互动探寻故事讲述活动与民间叙事传统的紧密关联，将讲述人的生活史研究推进到探寻故事讲述与民间叙事传统的新领域。祝秀丽《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村为个案》[※注]把民间故事讲述置于村落语境中考察，开拓了当代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的新空间。施爱东《故事传播的实验报告及实验分析》[※注]、陈泳超《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从情节增加引起的主题变化》[※注]则创造性地引入实验法对民间故事讲述的变异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除了上述领域，民间故事的叙事学研究方面也有突破，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等方法不断与本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往纵深拓展，如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注]、康丽《中国巧女故事叙事形态研究——兼论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注]、祝秀丽《解析故事构成要素：雅各布森的理论视角》[※注]、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注]、丁晓辉《荒谬与合理：民间叙事的文本、语境与叙事逻辑》[※注]，等等。民间故事的体裁研究成果也较突出，如祝秀丽《重释民间故事的重复率》[※注]、西村真志叶《中国民间幻想故事的文体特征》。[※注]

总体来看，70年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除了钟敬文、刘守华、刘魁立等学术领袖的引领外，还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民间文学学科以二级学科（1997年后二级学科地位被取消，并入民俗学二级学科）身份进入国家的学科体制为故事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许多高校开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陆续开始招收民间文学、民俗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大量的故事学人才借助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培养机制得以成长，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重要成果。

外来学说的引入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呈现活力的重要因素。刘魁立译介的神话学派、流传学派、文化人类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理论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打开了多扇窗。此外《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童话的魅力》《世界民俗学》《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故事形态学》《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等书的译介为中国学人系统了解域外故事学理论、借助西方故事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及对外交流的开展带动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促进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界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此外，伊藤清司、丁乃通、劳里·航柯、阿伦·邓迪斯、李福清等海外学人来华讲学让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对国际民间故事研究动态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中国还举办了民间文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86年在广西举办的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中国故事学人还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贾芝、乌丙安、刘魁立、段宝林、刘守华、李扬等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中国承办了1996年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中国学者（刘魁立、许钰、刘守华）还参与组建了1994年成立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该学会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举办，每届围绕中日韩三国共有的某一故事类型展开讨论，至今已举办了15届，促进了中日韩三国故事学人的交往。

第八节 故事研究的突围之路

当下故事学面临研究范式模式化、创新性不足等困境，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成果，坚守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开创新范式，完善故事学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突围的有效路径。

一 眼光向外：故事学的开放性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要摆脱模式化的困境应不断吸纳相关学科方法，保持开放性。故事学能够成立是因有独特的研究范式（如历史地理学派、形态学）与术语体系（类型、母题、功能）做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派、故事形态学理论是以民间故事为本体借鉴进化论、实证主义、形态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搭建而成的。就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实践来看，发现问题寻求外来理论解释是常见的研究模式，如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结构主义、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外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实践。在外来理论的译介与实践过程中，中国故事学者并未完全照搬，而是对外来理论进行充实和修正，拓宽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路径。如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范式就注意到历史地理学派的一元说缺陷、过于注重口传文本忽视文献记述和口传叙事艺术特征的不足，关注到中国民间故事传承的本土特质，还与中国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再如表演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学者也是吸纳表演理论注重语境、过程、演述空间、传统及传承人的优点，“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强调历史维度、重新思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注]江帆、林继富、祝秀丽、王作栋等人的故事讲述研究正是根据悠久的故事讲述传统、农耕文化语境和丰富多样的文献记述得出的，深化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拓展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空间。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民俗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儿童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阐释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中的问题，都可以借鉴。如数据库能为民间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借助图像等材料，我们能获取文化交流密切地区民间故事传播的确凿论据，如陈明《三条鱼的故事——印度佛教故事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例证》。[※注]新近的实践民俗学关注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实践，对我们如何探寻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心灵史及故事文本的价值及意蕴带来启迪。总之，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方法是故事学摆脱模式化弊病的有效手段。

二 眼光向内：夯实故事学学科根基

中国故事学的推进需要进一步夯实学科基础，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学科优势。故事学的多种研究理路也需要不断整合，拓展新空间。以比较故事研究为例，原有的故事起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并存给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带来挑战，由于资料掌握有限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精细化了解不足，比较故事研究在21世纪初呈现弱化倾向。但民间故事的相互交流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刘守华提出的“多元播化”观是针对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得出的，有助于深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以故事类型为基点，将比较研究、形态研究、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图像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统合是深化当前民间故事研究的有效路径。

民间故事的诸多研究方法的整合也面临诸多挑战。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两种研究理路缺乏有效勾连可谓是故事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历来遭受形式与内容分析相脱节的诟病。尽管普罗普主张形态分析优先，“只有在研究了故事的形式系统并确定了它的历史根源之后，才有可能在其历史发展中客观科学地揭示故事中包含的最有意思、最意味深长的民间哲学与民间道德的世界”。[※注]但普罗普并没有解决神奇故事形态结构的多样但文化意蕴却大抵相似的问题，而且非神奇婚姻主题的幻想故事根源用成年礼来解释也显然不合理。就国内故事学界来看，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难以兼容。刘魁立认为，“历时研究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无法将其所包含的全部成分和关联都予以说明，而共时研究则能抛开时间概念，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注]施爱东也认为，“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正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排斥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注]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分析。钟敬文认为，“应该把故事当作人民的精神产物来对待，而不能只像故事类型学派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结构形式来拆解。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故事上，还要研究它所联系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讲述活动和表演语境等，而不能只分析它的情节单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注]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繁复多样的背后“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注]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也是倡导形态结构和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形态结构与内容分析互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当下的民间故事研究，不仅在文本研究诸多方法间需要统合，而且民间故事讲述研究和文本研究之间也需有效勾连。步入21世纪，随着语境成为民俗研究的热词，学人开始反思重语境轻文本的倾向。陈建宪提出“走向田野，回归文本”是关系民间文艺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刘宗迪呼吁“超越语境，回归文学”。万建中也提出关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和生活性兼备的特征。文本与语境是故事学不可分割的两翼，唯有两翼齐飞才能开拓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天地。

三 眼光向下：直面当代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

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应眼光向下，迎接社会变迁及新媒体技术给民间故事生存状态带来的变化。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存空间中，随着传统村落的日渐凋零，讲故事作为村落社会的娱乐交际方式亦随之消退，基于乡土语境的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空间日渐逼仄。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原有的讲述语境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需要故事。换个角度看，绘本、网络小说、影视剧、动漫依旧是民间故事的新载体，传统的讲故事、听故事已转变为“看故事”“读故事”。民间故事在现代化语境下以文字化、影视化、动漫化、游戏化、舞台化、图像化等新的方式存在，呈现出“再民间化”特征。当代民间故事的“再民间化”指传统乡土社会语境下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日趋衰微，但民间故事重新以文字、绘本、影视、动漫、网络、舞台等多媒介方式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传播方式不再是单一的邻里、家庭间的口传方式，而是通过文字、影像、动漫、网络等多元载体以改编、改写、再创作等方式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讲故事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亲子交流方式，边读边讲成为当代社会故事讲述的常态。“凯叔讲故事”“小丽阿姨讲故事”等广受欢迎的自媒体节目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故事讲述的新形式。新时代的“故事讲述家”不再是面对面地讲述而是远距离的一对多讲述。多种载体的民间故事彼此间形成互文关系，研究领域也涉及民间文学、影视艺术、戏剧学、网络文学、传播学、儿童文学等多个学科，民间故事研究因此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再民间化”为我们研究当下的民间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已有故事学人展开相关研究，如祝秀丽的《民间故事讲述的话语互动与合作叙事——以亲子间两次听讲〈包公行医〉为例》。[※注]

四 本土话语、术语体系、研究范式与中国学派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须坚持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夯实学科基础，积极吸纳其他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关注当下社会民间故事的复杂生存状态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建立故事学的“中国话语”。吕微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注]本土化是中国故事学的重要特色，如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钟敬文的故事分类学、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生命树理论，等等。但学科理论建设不足依然困扰着当下故事学界。

就中国故事学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但不成体系。就创新观点来看，刘魁立20世纪50年代提出“活鱼要从水中看”[※注]、段宝林80年代提出“立体描写”[※注]、钟敬文80年代提出“生活相”[※注]等创新观点。这些观点与21世纪中国民俗学界的“语境”“表演理论”“生活世界”等热词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但受诸多因素所限上述观点并未在当时学界展开深入讨论，失去与国际民俗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的良机，又因只是观点，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命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术语体系，在外来理论译介到国内后日渐被淡化。术语的体系化是形成学派的关键，以表演理论为例，表演理论体系中有“被叙述的事件”“叙述文本”“叙述事件”等核心术语，还包括“特殊的符码、比喻性的语言、平行关系、特殊的辅助语言、特殊的套语、求诸传统、对表演的否认”[※注]等相关术语，借助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术语体系构成理论框架及富有阐释力的个案研究，表演理论在国际民俗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术语体系及阐释力不足是当下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界的软肋。但就故事学的文本术语建设来看，我们提出了故事群、故事带、类型核、中心母题、积极母题链、情节基干、节点、类型丛等新术语，其中“类型丛—类型—类型变体—情节基干—母题链—母题”的术语体系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复杂多变提供了有效工具，比西方学者提出的类型、母题、母题素、原型、功能、神话素等术语体系的系统性更强。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结合是建立故事学中国学派的根基，当下我们还须在语境研究领域完善中国故事学的话语体系。

“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注]顾颉刚、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祁连休、段宝林等故事学家构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角，是构建故事学“中国话语”的根基。但当下中国故事学术语体系化不足、未创造出新研究范式、未形成一系列理论命题是建设故事学“中国学派”的短板。唯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故事学的中国学派才得以成立，中国故事学才能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