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是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产生的一种口头艺术，古老的谚语至今仍然鲜活、频繁地活跃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当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功能。对于谚语的界定和分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章采用的是如下的观点：“谚语是以富于节奏或韵律的语句、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总结经验、传授知识、讲述道理并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成员普遍认同的、结构相对定型的、凝练的口头语言艺术。在形态上，它常常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的是一种确然的论断，在日常应用中具有‘公理’的性质和作用。”[※注]“谚语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社会谚语和自然、生产类谚语两类。”[※注]

中国谚语的记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易经》《诗经》《左传》以及诸子著作等文献典籍；而有关谚语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研究，则发轫于“五四”时期。在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组成部分，谚语的收集和研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展开，由此“揭开了我国现代谚语理论研究的序幕”。[※注]不仅以顾颉刚为首的国内学人积极收集谚语，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出于种种原因在所在教区进行谚语的收集工作。这一时期，谚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当是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以及薛诚之的硕士学位论文《谚语研究》，但总体而言，当时的谚语研究未能形成体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谚语的研究迈入新阶段。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专门进行民间文学采集、研究工作的机构。在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周扬谈到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目的时说：“今后通过对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注]在这种背景下，谚语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也被号召广泛搜集、整理，有关各种社会谚语以及农谚、气象谚语的搜集、整理与普及，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热潮。不过，对谚语进行的理论研究，这一阶段却相对有限，如1961年王毅发表于《民间文学》上的《略论中国谚语》。另外，在台湾地区，则有毕生致力于中国谚语研究的朱介凡的系列成果。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谚语的搜集和研究都取得了全新的成绩，《中国谚语集成》的编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有学者开始对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的谚语进行关注和研究[※注]，总体上中国谚语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化的特点。

第一节 谚语的搜集、辑录与整理

高尔基说过：“最大的智慧在于字句的简洁，谚语和歌谣总是简短的，而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情感足够写出整整几部书来。”[※注]谚语正是智慧的花朵，它是总结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方面知识、经验的谚语，有的涉及人的修养、品行及伦理规范，有的涉及对社会交往及人际关系的认识，有的同社会政治、阶级关系、部族或国家关系有关，有的表达的是对人的品性或各种事理的认识，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注]在1949年后不同时期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浪潮下，谚语也被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普遍搜集与辑录。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系统的组织和带领下，各少数民族谚语的搜集和出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蒙古族的成果有：纳·赛音朝格图编《谚语集》（1954）和纳·赛音朝格图编《谚语集续》（1956）、额尔敦陶克陶编《蒙古谚语》（1959）、孟和巴特尔、巴音巴达拉乎编《新谚语》（1959）、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蒙古语谚语简易词典》（197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谚语》（1979）、苏格尔编《谚语》（1979）；维吾尔族的成果有：翟宜地编《维吾尔民间谚语及谜语》（1957）、金占祥编《维吾尔族谚语三百句》（1958）、刘鹗等编《维吾尔谚语》（1962）等。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民族语文工作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谚语普查工作，少数民族的谚语收集、辑录工作进一步开展，成果除了单一少数民族的谚语集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谚语合集，如《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辑》（鄂嫩吉雅泰、陈铁红编，1981）、《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李耀宗等辑，1985）、《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分类词典》（杨浩青编，1993）、《五民族谚语》（马雄福编，1991）、《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等。[※注]

地域性谚语的搜集和出版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台湾的谚语出版和研究硕果累累，这主要得益于朱介凡在这一领域长期执着专注的努力，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陆续完成了《中华谚语选》（1950年8月编成）、《谚语甲编》（台北新兴书局1957年版）、《我歌且谣——谚话乙编》（台北世界书局1959年版）、《听人劝——谚话丙编》（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中国风土谚语释说》（台湾天一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谚语论》（台北新兴书局1964年版）、《谚语的源流、功能》（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1970年版）、《中国谚语里的历史传说》（“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87年）等成果，并用“60年心血冶铸谚学巨著《中华谚语志》”[※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在上述基础上，对全国谚语进行汇编以及对谚语按主题进行分类整理的成果也较多。对全国谚语进行汇编的成果，较为突出的有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55级民间文学小组编成的《中国谚语资料》（三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的编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识，所收集的谚语都注明了采集地点，这极大提高了该书的科学性和研究价值。此外，这一类的著作，还有《俗语典》（王宇纲编，潘礼文注释，台湾五洲出版社1981年版）、《俗谚》（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俗语五千条》（邱崇丙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谚语集萃》（刘文炳著，台湾星光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俗语大典》（刘运宇编，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版）、《常用谚语词典》（张毅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谜语、谚语、歇后语》（王仿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俗语大辞典》（温端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谚海》（杨亮才、董森编，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等。而对谚语按主题进行分类整理的成果也颇丰，有《戏谚一千条》（夏天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艺人谚语大观》（任骋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华武术谚语》（彭卫国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军事谚语与格言》（苏德国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垂钓谚语精释》（张世才编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等。

第二节 农谚和气象谚语的搜集与普及

自然、生产类谚语，“是总结生产劳动的经验以及与生产劳动有关的自然界知识的谚语”[※注]，主要体现为农谚和气象谚语。20世纪初，随着“到民间去”“乡村建设运动”等的开展，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搜集、研究自然、生产类谚语，认为它们是人类生产经验、科学知识的总结，其代表是费洁心及其《中国农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林牧渔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尤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从事这些农林牧渔业的人来说，他们大都未曾接受学校教育，获取所需科学知识的主要方式就是农谚和气象谚语。于是，1949年后农谚和气象谚语的搜集与普及不仅迫切，而且呈现出了蓬勃发展之势。

农谚是有关农业生产活动的谚语，是农民经验智慧的结晶，是最具生产指导意义的实用谚语。农谚包括关于耕作、选种、锄地、农田水利、积肥和施肥、消除病虫害以及勤劳、适时播种、培育田禾、节约等的内容[※注]，而且很多从农谚得出的结论与现代科学发现相符[※注]，因为“农谚产生于生产实践，并为实践所反复检验……旧农谚无比丰富，新农谚不断产生，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地收集、鉴定、整理和研究。这种工作不仅为研究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推动当前的农业生产，也有着很大的意义。可以肯定地说，农谚在今天仍然是普及知识、传播经验的有效形式之一”。[※注]加之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农谚，作为一种口头艺术，对于大多数没有受过学校识字教育的农村人来说，尤其容易被记住。因此，1949年后国家尤其重视农谚的收集、整理及应用工作。“一些省市相继出版了有关农业谚语的书籍，一些涉农单位、甚至有的档案馆也收集整理和印发了关于农谚的刊物。”[※注]1958年，农业部组织了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这次活动共收集了十万余条农谚，筛选出其中31400条”[※注]，由吕平于1965年整理编辑成《中国农谚》。这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农谚集。此外，各种报纸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零散的农谚对其进行普及，如《庄稼人杂粮选种谚语》（王德浩、贾耀唐，《中国农业科学》1951年第7期）、《吉林农民鉴别土壤谚语》（吉林省土壤普规办公室，《土壤通报》1959年第4期）、《积肥谚语》（崔长青，《新农业》1978年第16期）等。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对大自然中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的变化进行了仔细观察，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来预测天气变化，气象谚语就是总结这些规律的一种口头艺术表现形式。气象谚语是“农民、樵夫、牧民、渔民等看天经验的艺术概括”[※注]，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科学道理。[※注]如董作宾所云，老百姓“虽然没有晴雨表和气象预报图，却能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报天气。很多谚语预测天气变化都很准确，几乎没有误差”。[※注]由于气象谚语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所以需要各地进行气象谚语的收集，并在当地进行普及。20世纪50年代后，各地气象部门及研究机构都高度重视气象谚语的调查和收集工作，出版了大量反映各地气候变化规律和经验的气象谚语书籍。主要有《贵州天气谚语浅解》（余明璘收编，胡昌岐插图，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内蒙古天气谚语》（内蒙古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测天谚语汇编》（桂林地区气象台编，桂林地区气象台1977年版）、《民间测天谚语》（上海市气象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等。此外，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朱振全等在全国十多个省进行广泛调研并了解天气谚语使用情况的基础上，于1977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天气谚语在长期天气预报中的应用》一书，“该书对所辑录天气谚语进行科学化验证，明确了每条谚语的地区性、时间性和使用的条件，兼通俗性与科学性于一身”。[※注]由全国气象部门8位作者历时10年之久完成的《中国气象谚语》于1990年由气象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流传在全国各地的古今各类气象谚语近2万条，并有6万字的说明，可谓中国气象谚语大全。[※注]

第三节 谚语作为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

谚语是民众生产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谚语凝聚着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认知，是指导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思想精髓。一方面，谚语包含着民族的世界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涉及人们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另一方面，它又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是民众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口头艺术，这两种因素使得谚语成为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家和万事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它们虽然是简短的小谚语，但讲出了团结互助、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百折不挠等民族精神，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品格。

关于谚语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学者们鲜有较为直接的讨论，只有片段、个别的论述，例如：“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从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来看都十分成熟的文体……许多后世流行的谚语，这时也都已经出现，其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修养、社会行为准则及一般事理等各个方面。其中所强调的道理和原则，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确立了基本的规范，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特殊表达形式，成为民族文化表达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它既是对民族精神的总结和体现，反过来又对这种精神起着强化的作用。”[※注]也有讨论谚语与汉民族价值观[※注]、汉民族文化心理[※注]、儒家思想精髓[※注]等关系的研究成果，但都和民族精神稍有区别。

与此同时，运用谚语资源加强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在学术研究之外并不鲜见，我国数代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谚语作为“武器”和“工具”的特殊功能，所以在讲话中都非常重视谚语的使用，以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凝聚和鼓舞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作为民族之魂的民族精神的构建，意义重大且深远。毛泽东“大量地运用成语和谚语，精确地运用成语和谚语，创造性地运用成语和谚语……对于胜利的革命事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比如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注]邓小平也是如此，“《邓小平文选》中，有许多科学地运用谚语来表达思想观点的范例”[※注]，如他从民间谚语中发展出来的“黑猫白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也非常善于运用谚语。[※注]历代领导人立足于对谚语在表达和传递民族精神特殊功能方面的深刻理解，不仅很好地起到了加强讲话分量的作用，而且对谚语的普及、推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中国谚语集成》的成绩、经验与反思

1984年5月28日，包括《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工作启动，《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是马学良。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编辑部1997年年底提供的数据，1984年到1990年间，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各地共搜集谚语约718万条。[※注]

三套集成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编辑出版的，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注]安德明指出，三套集成提供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整体研究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本土实践的理论依据。[※注]《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李耀宗说：“《中国谚语集成》既唤醒了亿万民众对谚语瑰宝的自觉珍视，更积累了自觉地、大规模、抢救性保护此类文化珠玑的成套经验。”[※注]《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集中体现了半个世纪的编撰理论成果，如：“在普查中，积累了实闻实录、以谚引谚、谚注并查、异变互照、查漏补缺等经验；在采录、鉴别、筛选中，以成功的实践确立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在分类中，为廓清以往分类过简、过繁、过杂、过乱等诸多弊端，构建了‘大、中、小、串’四级框架；在谚条排序上，总结了聚串法、凤头法、类靠法、照应法、自注法（以谚注谚）等技巧；在注释，创造了‘可无不有，可少不多；应有尽有，应详尽详’十六字诀；在全书统筹上，设计出独特的‘集成模式’，凡例、序言、后记、目录、款式、插图、附录等，均自成一体，各就规范。这些貌似零散的工作条款，包含着规律性的经验升华，是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注]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反思和充分认识其中存在的局限性。首先，在对包括谚语在内的语言类的口头传统做大面积、全面、广泛的搜集和辑录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虽然‘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有一些经验，但对这一次全国范围内56个民族大体上同时展开深感没有把握”，因此“存在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人员的匮乏等”。[※注]比如在收集过程中，更多地注意到了通俗性、一般性，而忽略了个体性、地方性、独特性；在编纂过程中，出于社会伦理和出版要求等方面的约束，严格控制了某些比较敏感、被简单认为是粗鄙的内容，于是出现了徐荣强所说的情况：“各地采集的原始材料，不但收入书稿的不多，有的县只有几百条；进入书稿的谚语中，全国全省通用的谚语多，反映地方风土人情、具有地方特色、流传于本乡本土的谚语少。”[※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搜集、辑录谚语的过程中，关注得更多的是文本本身，而对于文本流传、使用、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相关信息关注得较少，或者说甚至缺少关注。当时，在搜集工作开展前，编委会曾提出“要对讲述者、搜集者的个人背景以及资料搜集的情形应该有所记录，以便保证学术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相关资料和照片也要做附录”。[※注]

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谚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逐渐意识到谚语是和语境密切关联的文体，对谚语使用语境予以必要的介绍和交代，对于理解谚语文本本身非常重要。这种认识来源于学术，并指导着21世纪的谚语普查和出版工作。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各种民间文化事象进行普查、登记、整理和编辑出版，其范围较之以往的民间文学集成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三套集成工作中积累的观念、经验和培养的调查队伍，则为这项工程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后，这一工作又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当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注]谚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民间文学中的一类，再次被普查。其中，沪谚和陕北民谚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普查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确立了“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原则，强调对调查地点的人文、民俗情况，对讲述者的经历及传承情况的关注，强调音像资料的收集，并要求在调查表中备注“讲述者”“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记录者”等信息。可见，在这次谚语普查中，已经开始对语境进行了关注，但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有待进一步深入。2018年1月中国民协又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成立了“谚语卷”专家组，安德明为组长，负责主持谚语卷的编纂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一年多。这次的工作充分借鉴了早年的经验，在编撰体例、策略、思路等方面都强调要重视语境方面信息的搜集、记录。在确立的五条编纂原则中，有一条是“完善文本，注明语境”，即“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应调查与谚语作品相关的语境信息，了解其流传的时间和地域；理清所搜集谚语的字面意思和实际意义；拍摄与重要谚语对象相关的图片；全面记录谚语的自然文化背景、适用场合、使用方法、应用时的上下文关系、使用者和表达效果等，并予以释义”。[※注]可见，在这次对谚语的收集和编纂中，对语境的阐释更加深刻。这种进步是学术发展到了新阶段的一个表现，既是对《中国谚语集成》的发展，也是在总结和反思《中国谚语集成》的经验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新成果，今天的认识和当年收集、编撰《中国谚语集成》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密不可分。

第五节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进程

欧贝尔科维奇（Obelkevich）认为中国谚语至今兴盛不衰的原因是，谚语“将集体主义置于个人主义之上，重视重复和老一套的东西胜过追求新颖，注重外部法则而非自我发展，重常识而非个人观点，强调的是生存而不是快乐”。[※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偏颇，但对谚语本质的认识很深刻，它清楚地揭示了谚语作为传统知识、经验的载体而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角色，谚语储存、传播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也正因此，谚语一直被作为知识和经验来看待，被当作传播、普及知识和经验的工具，被当作教育和宣传的手段，被认为是“人们认识生活的百科全书”。[※注]与此同时，对谚语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特性、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这种对谚语专注于定义、范围、功能、内容、修辞、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岳永逸称之为谚语形态学。这也是“五四”时期谚语研究的主要取向，薛诚之的《谚语研究》就是“拓展、夯实了郭绍虞开创的谚语形态学”。[※注]1949年之后，由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大量输入，包括谚语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日益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立场之下，但研究的方向还是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传统。

1978年后，由于学术界思想解放，出现了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注]谚语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深入，谚语中渗透着的民间智慧开始逐渐被认识，谚语也更多地被看作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整体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谚语进行文化透视，如对英汉谚语、俄汉谚语进行比较，或通过中国谚语看其反映的中国人的居住习俗、民俗文化、民族文化、服饰文化、地域文化、游牧文化等，分析谚语反映的中国人的婚恋观、自然观、民间佛教观、中国传统妇女观、汉民族家庭伦理观，等等；也有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谚语，比如《道教与谚语》[※注]《福建谚语的医药文化内涵》[※注]《中华武术谚语文化特征管窥》[※注]等。谚语不再是单纯的、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整体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这可以说是对于谚语的理解不断走向深化的表现。

20世纪晚期，钟敬文先生提出，“语言既是民俗的一种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民俗现象，要用一般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去考察语言现象”。[※注]在这种观点引领下，黄涛通过自己的研究，尝试建构一种“语言民俗研究范式”，即“把语言放在生活中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注]，注重语言文本与语境的密切关联。在这种研究中，个别谚语案例不再是一种静态的语言事象，而是已经成为一个“民俗事件”。[※注]由此，谚语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从文本向语境中的文本的转向，具有了立体的、整体的、全面的视角。也就是说，谚语“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活的文化现象，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也即应用中才能体现出其意义的完整性，并发挥作用”。[※注]

安德明认为，从我国宋代以后出现的各种谚语专书的编辑体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重视谚语文本”和“文本与语境并重”的两种不同思路。[※注]当然，当时并未言明同语境相关的问题，而且当时的语境也应该是“互文性语境”。王顺、朱介凡等人也强调过情境、传承主体，进行的研究也是面向生活实景的谚语，但其研究“明显更有着浓厚的资料学取向以及传、注、疏、证、笺的经学传统”。[※注]而当下的语境，强调的是一种“情境性语境”，包括谚语使用的“物质环境、参与者的身份和角色、表演的文化背景原则、互动和阐释原则、行动发生的顺序等。这些因素将决定选择什么来表演、表演的策略、新生文本的形态，以及特定情境的自身结构”[※注]等。Sw.Anand Prahlad认为，结合具体语境来理解谚语作品已经成为谚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注]

总之，在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这一转化过程中，谚语研究出现了多种视角，而且主流视角也在逐渐发生转变。这种视角的转变，一方面说明随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认识，甚至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认同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对谚语的理解变得更加丰富；另一方面说明谚语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和意义，所以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和意义。

第六节 中国谚语史的书写

谚语是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口头艺术，因为它是人类知识、经验的总结，并且短小明快，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不断地创造和流传着。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谚语，对于谚语作品的记载以及对于谚语这一事象的关注和讨论，从古延续至今，到了近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谚语搜集的意识逐渐增强，谚语搜集的主体逐渐从个体上升到集体，谚语搜集的范围从地方扩展到全国；谚语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从古谚到今谚的集锦，从地方作品集到全国作品集，从谚语选编到谚语词典，日益丰富；谚语研究，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视角日益走向多元化。虽然谚语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还未被进行系统、全面的书写，但是已有一些研究谚语发展史和对谚语史本身进行讨论的成果。

首先，对于谚语发展史的研究，目前可见的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是安德明的《谚语编》，这是祁连休、程蔷、吕微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的一部分，作者通过“早期的谚语形态及内容（先秦时期）”“谚语内容及应用范围的丰富和扩大（秦汉至隋唐时期）”“谚语内容结构与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宋元明清时期）”这三个阶段的讨论，介绍了谚语的发展历史，勾勒了谚语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流传和应用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并非专门研究谚语史的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谚语发展史的一种书写形式。如《〈左传〉谚语研究》[※注]《元史中所见蒙古族古代谚语和格言》[※注]《明清通志谚语研究》[※注]《〈蒙古风俗鉴〉谚语研究》[※注]《〈齐民要术〉中的谚语研究》[※注]等。

其次，有些学者也在积极思考与谚语史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李耀宗指出，“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我国谚语研究底子薄、起步晚、进展慢，迟迟未能建起独立的学科体系，但是‘中国谚学’正卓然而立”，“我国广大谚语学者的多年辛劳，业已初步构筑起‘中国谚学’的理论框架”。[※注]这种雄心当中，或许也包括了对于谚语史理论的构建。付建荣认为中国谚语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观的格局下，构建中国谚语史，对中华多民族谚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做整体性研究。他首先讨论了构建中华谚语史的当代价值，论证了构建中华谚语史的学理依据和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构建中华谚语史的学术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即“中华谚语史的构建研究应在分期的基础上，从纵横两个角度确定的坐标轴展开研究，即横向描写不同历史分期内中华谚语形成的系统面貌和纵向比较不同历史分期内中华谚语系统面貌的总体发展变化”。[※注]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从史学理论角度探讨谚语史的成果。

第七节 谚语研究范式的转换

谚语是民间文学诸体裁中，“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属性都很突出的一种体裁，而且因为谚语的“语言”属性更加鲜明，所以它不仅成为语言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民俗学领域，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承载知识、经验的语言文学来研究。随着学术的发展，谚语的“言语”属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谚语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变——从研究静态的谚语文本转向研究动态的语境中的谚语文本。而谚语的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积极地呼应了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步形成的宽松和民主的氛围，僵化、封闭的‘大一统’模式开始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学科、新学派、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学术界广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注]，国外新鲜的理论和学说被顺利地大量译介进来，表演理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表演理论进入中国后，和中国已有的学术思想一起推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研究范式的转变，本质上是源于对研究对象本身认识的转变，进而在方法上进行的调整。学者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认为它仅仅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一种文学样式，而是认识到民间文学的表演性，认为它更是一种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是一种重要的交流资源。于是，关注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本是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在与语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也需要结合语境。谚语尤其如此，因为谚语作为传递知识经验、讲述道理的一种话语，经常会被引用到日常话语中，帮助达成交流。总之，谚语的研究受民间文学这种转向的影响发生了范式的转变，同时它自身长期的相关探讨也为这种大的转变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