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民间文学大国，一方面，民族众多，蕴藏了丰富而又多元的民间文学；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民间文学书面文本，而这些书面文本正是一代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的工作成果。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本章将以这段学术史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中的话语变迁史，描述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学术生态，检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

第一节 以民歌搜集为主的采风运动

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往往也是集体性的活动，甚至会形成全国上下总动员、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运动。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即为采风运动。

1958年，“大跃进”开始，从国家领导人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逐渐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抱有极大的自信与乐观情绪，这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涌现出来的新民歌。作为一种新的歌谣形式，新民歌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它受到当时“大跃进”思潮的影响，内容浮夸，主要以歌颂为主，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幻想，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全民创作新民歌，对新民歌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以及印刷出版被称为新民歌运动、1958年新民歌运动或采风运动。

采风运动缘起于毛泽东1958年3月、4月在成都和汉口的两次会议讲话。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举足轻重的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采风运动全面开展。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出现了创作、搜集、整理、出版新民歌的高潮，1958年《边疆文艺》中的一篇文章，描绘了当时采风运动的场景：

采风运动中，各省主要依靠汇总各县、区、乡搜集到的新民歌，自人民公社到县，再到州、市，层层编选，最后汇总到省“民歌编选委员会”“民歌搜集整理小组”等。在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新民歌选集，从《红旗歌谣》《大跃进歌谣选》等全国范围的歌谣选，到各省的歌谣卷，再到《工人歌谣》《部队跃进歌谣选》《哲学民歌选》等各行各业的歌谣选，天鹰（姜彬）曾说道：“如果有人要问一九五八年在中国整理出版了多少民歌集子，就是最有本事的统计家，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正确计算出来的。”[※注]

采风运动的过程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持续过长的时间，一般认为其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还是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讲话，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至此，只能说采风运动开始落下帷幕，但是在民间还陆续有新民歌出现，之前采风运动期间搜集到的大量作品也过了若干年才出版“消化”完。

“大跃进”时期的采风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究其原因，首先是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号召；其次在当时“大跃进”的乐观主义氛围下，群众运动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采风运动就成为全民参与的一项狂欢活动；最后，采风运动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前夕，所以这些能够体现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以及农业、工业和文化“大跃进”丰硕果实的新民歌必然成为国庆献礼。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采风运动的评价都偏向负面，认为这个时期所搜集整理的作品大多内容空洞、浮夸等，但是，当我们将视域扩展开来，并把聚焦点从新民歌上挪开，就会发现采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基础。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1949年至1958年采风运动之前全国各地就已展开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内蒙古、云南等地的民间文学调查，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而采风运动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新民歌的创作热潮虽然逐渐消退，出版发表的新民歌也越来越少，但是各机构组织的民间文学调查活动依然延续，尤其是1962年《文艺八条》的制定，中国民间文学的调查活动再次掀起一个小高潮。

其次，正如刘锡诚所说：“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有些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注]在“党委挂帅，人人动手”的采风运动中，全民都在创作新民歌、搜集新民歌、阅读新民歌，但是“旧民歌”依然存在，周扬1958年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这是采风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文中说：“中国不但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传统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长期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精华有许多还保留在人民中间。因此，除了大力搜集革命民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继续搜集和整理旧时代传下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宝藏是特别丰富的，应当积极地加以挖掘和整理。”[※注]贾芝1958年7月9日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报告，在批判厚古薄今倾向的同时也强调：“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容许轻视至今仍然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传统作品……传统作品，特别是各地方、各民族的著名史诗、传说，可以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但必须尽快地记录下来。因为这些作品多半保留在老年人的记忆里，若不赶快搜集，就会有失传的危险。”[※注]

随着这次运动的消退，被尘封在图书馆角落里的一册册新民歌集也逐渐发黄。但是，这个时期搜集整理的英雄史诗、民间故事、长诗[※注]却不断再版。仅1958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搜集整理出版的长诗就有：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相会调》、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线秀》《葫芦信》《松帕敏和嘎西娜》《苏文纳和她的儿子》等。这并非“无心插柳”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回溯采风运动的同时，还应注意以下事件也在同时发生：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1958年7月9日至17日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三选一史”[※注]的实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下发、“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的确立等。

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对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都不是很了解，所以依照当时苏联民族学理论确定了当时民族学的四项任务：“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以及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注]50年代分别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尤其是传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这些事件都促进了对传统民间文学的重视以及相对科学的搜集整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采风运动时期前后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黄金时期，相较于之前，此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已经建立，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开始增强，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关联起来，这无疑使得民间文学的搜集，尤其是带有政治任务的普查性质调查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全面搜集”“大力推广”等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而相较于之后，此时民间社会依然存在大量杰出的民间文学演述人，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演述场域并没有完全消失。

采风运动除了为中国民间文学储备了大量的书面文本，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张紫晨、刘锡诚、仁钦道尔吉、李子贤、杨知勇等学界前辈都参加过这期间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许多学者都将这时期的调查经历作为其学术生涯的标志性事件。数月的田野调查以及整理工作使他们受到了相对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量的活形态民间文学也对这些调查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或多或少产生了文化震撼，而这种亲身体悟对于其之后研究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人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转为民间文学研究者也都以此次调查为基础。

前文提出采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基础，除文本与人才的基础外，采风运动还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范式基础，即确立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十六字方针”。

1958年7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贾芝在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一全面搜集，重点整理……二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注]其中，全面搜集与重点整理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大力推广与加强研究是民间文学的应用与研究原则。全面搜集中的全面指的是全国各地方、各民族新时代和旧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周扬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也强调全面搜集的方针：“凡是今天在活人中流传的民间文艺，包括各种形式，全部把它搜集起来，不要把它看成封建的东西，好像‘古’呀、‘落后’呀，就歧视它。”[※注]总之，全面包括民间文学的时代、地域、民族、文类、载体、异文以及“优劣”等都要兼收并蓄。重点整理则是在全面搜集后所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整理。在这份报告中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忠实记录、适当加工”的原则。忠实记录被认为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作为科学研究资料，如果真伪莫辨，是无法判断问题的；作为文学作品，群众也喜欢看到真正的民间创作，而不要看涂抹得似是而非的东西；整理加工也首先需要有忠实的记录作底本”。[※注]而适当加工则是意在纠正当时民间文学界的“国粹主义”“烦琐主义”“一字不动论”。并且报告还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整理出两种版本，一个是用作科学研究资料，一个是用作文学读物。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十六字方针”很难切实得到贯彻。对于全面搜集的实践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些文类如神话，以及与民间文学相关的一些民俗事象、宗教仪式等的搜集则相对薄弱；对重点整理中的重点把握也是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像《嘎达梅林》《阿诗玛》这样符合当时价值观的代表性作品被一再整理，而一些民族真正重要的文本没有被发掘整理出来；关于忠实记录更难把握，尤其是搜集设备、翻译等因素限制，想要达到完全的忠实记录是不可能的；适当加工也会因不同的整理者有所偏差，有的可能只是在语言上进行润色，在文本整理阶段，当时流行一种做法是请来一些作家对文本进行文学润色，当然，有的整理者也会对情节进行一定的修改，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中就举例：“有人为了‘提高’思想性，将佤族故事的人与兽斗争的情节，改为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情节。”[※注]

这次提出的全面搜集与忠实记录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被一直延续至今，而适当加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表述为慎重整理，从1979年张紫晨编写《民间文学基本知识》、1980年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开始，各种民间文学概论层出不穷，几乎每种概论都会专辟章节来介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但大多是全面搜集、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三点的复述。

第二节 一篇文章引发的论争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百花运动”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在全国上下形成了讨论的风气，其中就包括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民间文学作品的讨论，而在这些讨论中就不得不提1957年至1960年在《民间文学》上有关刘魁立《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一文的讨论。

1957年1月还在苏联留学的刘魁立参加了莫斯科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组织的一个民间文学作品搜集队，在苏联的一个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产生了一些想法，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民间文学如何搜集整理的文章，并寄回国内《民间文学》编辑部。这篇文章从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入手来谈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以董均伦、江源发表在《民间文学》1955年9月号上的《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点体会》为反例。

首先，关于记什么问题，刘魁立态度明确，认为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需要记录，并没有对群众、科学研究毫无价值因而无须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其次，关于怎样记：“准确忠实、一字不移——这是对科学的记录的第一要求。不加任何窜改、歪曲、扩大或缩减，如实地全面地提供有关人民创作和生活的材料——这就是民间文学搜集者的基本任务。”[※注]最后，刘魁立认为编辑民间文学作品要考虑读者，对于非儿童读物，整理工作要仅限于一些语词方面。

今天看来，刘魁立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民间文学文学界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支持刘魁立的文章大多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如刘波在他的文章中认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应当把民间文学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的价值统一起来研究”，并且民间文学科学方面研究的目的“无疑是为人民、为祖国国家建设服务”，“但是，不是在大量的忠实准确的材料的基础上，就不可能认识这一规律”，并且“不能把困难和科学要求、把现实和可能性混淆起来”。[※注]陶阳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分为两个步骤，即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其中第一步忠实记录是基础工作，“是只有益处而无害处的”。然后，陶阳又认为要把“整理”和“再创作”严格区分开来。[※注]

反对刘魁立观点的文章则是从实际的采录条件出发，认为这种理想的采录方法在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董均伦、江源认为，搜集者如果拿一个本子去当面记录，可能遭到讲述人的防备；晚上没有灯光，实际上也无法记录；讲述人讲述过程中如被打断，则会搅乱他的思索，减低他的兴趣等。[※注]还有一些非专业的讨论者如陈玮君认为，民间文学的一些程式化表述毫无意义，比如：“什么‘从前，从前’啦，一套自然来了。老是叙述，怎能生动！”[※注]所谓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就是一些清规戒律：“弄篇民间故事，寄出去，跟翻译外国文学一样，不但要附原始材料，而且要加上口述者名姓。哎，老天！”[※注]更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去批评刘魁立，认为刘魁立的做法是“从群众中来，到书斋中去”，甚至比喻这种做法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注]

作为回应，刘魁立在《民间文学》1960年5月号发表《再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一文，在肯定忠实记录原则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自我批评，尤其对“一字不动论”“纯粹学术研究”等观点与理念进行了检讨。这次讨论对刘魁立影响非常大，“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回国后的很长时间，刘魁立不敢提及那些国内学者不能理解或不愿接受的西方理论和方法”。[※注]

196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将这次讨论以及其他几篇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文章一并编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注]一书出版。讨论虽然收场，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意见并没有因此统一。长期以来，在工作实践中仍然呈现着分歧的状态”。[※注]

第三节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

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贾芝代表常务理事会向会议作了工作汇报，提出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一套《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一套《中国谚语大观》。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号]，也就是这段历史中经常被提到的“808号文件”，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启动。经过普查、搜集整理、地县卷本与省卷本的编选，至2015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新疆兵团卷》出版，共出版省卷本90余卷，合计1.2亿字。

三套集成工程是继采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但此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学科范式都发生了转变，所以，三套集成在指导思想、理论认识、搜集整理原则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但许多人对此仍心有余悸。一方面，搜集整理者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还在受所谓“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传统民间文学是封建糟粕，即使搜集也要搜集以歌颂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歌，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仍可以看到若干“大跃进”民歌集出版。此外，在三套集成工程启动时期还有一个社会思潮，即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民间文学领域，有人认为民间文学也是“精神污染”，三套集成工作自然也被认为是在搞“精神污染”。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文化持有者“挨整整怕了”，不敢讲唱民间文学，比如，阿南描述了1979年他们搜集遮帕麻与遮米麻时所遇到的类似情况，歌手赵安贤说：“你们是我信得过的汉家朋友，但你们是水，我是石头，将来你们流走了，不知又会淌来什么样的水。”他甚至要求搜集者为其开具一个允许他演述遮帕麻与遮米麻的官方许可证明才肯开口。[※注]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首要工作并不是怎么开展具体工作，而是先改变人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也就是当时经常提到的“解放思想”。所以，我们翻看各地三套集成之初的工作会议记录，从领导讲话到会议资料，都在强调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并将民间文学与封建糟粕、“左”的东西、“精神污染”等划清界限。而研究者也开始撰写文章为民间文学“平反”。

解决了民间文学不是毒草，不是封建糟粕的认识后，接下来在认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民间文学到底是什么？三套集成时期，正是老一代研究者在1978年之后重新“出山”之时，同时，新一代研究者也开始崛起之时，这支逐渐庞大的专业队伍也逐渐进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领导队伍中来。采风运动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多为政府官员或学者型官员。三套集成运动中，一些民间文学研究者成为此次搜集整理活动的主导者，如钟敬文、马学良分别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各省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多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各省分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而参加到三套集成工作中。

三套集成时期正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转向时期，民间文学从认识论到研究范式，再到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转变。民间文学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学，它同时也是文化，是人们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而民间文学书面文本也不仅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文学读本，它还应成为民族文化的档案、学术研究的资料。民间文学的另一种表述变成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大批原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开始转向民俗学阵营，即使依然“坚守”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强调要具备民俗学视野。在此背景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十六字方针”过渡为科学性、全面性与代表性。

“三性”中的全面性与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别对应采风运动时期“十六字方针”的全面搜集与重点整理，只有科学性是新提出来的，并且放到了首要位置，也就是此时格外强调科学性，并且将科学性作为前提条件与基础。科学性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纠正一些人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过于强调文学性而缺乏学科性（民俗学）的倾向，现今学界往往将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称之为民间文学作品，正是意在强调搜集整理过程中，民间文学诸多特质被遮蔽，同时又进行了过多的文学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搜集整理者制造的一个作品。杨堃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举办的全国民俗学讲习班上做了题为《民俗学与民族学》的讲演，其中就批判了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重文学而轻科学的现象：“民俗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在采集民俗学资料时，如整理一个传说或搜集一个故事，在方法上往往是仅注意艺术性，而不重视它的科学性，故有所谓‘改旧编新’的问题……而民族学工作者却很忠实调查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定要深入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和被调查人交朋友，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用先进的科学工具进行调查研究……我希望民俗学工作者也注意这一问题。比如说，一个传说或一个故事，发言人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住在何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他说的这一传说或故事，是听谁讲的？其来源如何？这全要问个明白，记录下来。”[※注]所以，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整理工作的第一点要求就是“忠实原貌”，强调要按照民间文学本身特点，杜绝改编、拔高。[※注]为了凸显科学性或学科性，三套集成更为重视与民间文学相关的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以及历史事件的搜集与考证，在一些文本末尾会附上异文和附记，省卷本还会专辟附录，包括演述人简介、方言表、故事类型索引等。在形式上也做了统一的要求，如实行资料统一分类编码，并且由于三套集成将体裁限定为散文体叙事类故事、歌谣和谚语，这也导致了搜集整理者更加关注篇幅短小的民间文学文类，从而使大量的神话、民间故事、传说等被发掘出来。

事实上，科学性的内涵与应用范围远超于科学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它还提供了其他阐释空间：如将科学性作为入选三套集成的主要标准；以科学的视野去认识民间文学；并不仅仅停留在搜集整理上，还要加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等。也就是说，科学性对于民间文学学科恢复以及进一步的民俗学转向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总而言之，“三性”中的科学性就是要求搜集整理者要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出具有科学价值（兼具可读性）的文本，并应用到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中，从而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第四节 搜集整理的科学性与可读性

对于三套集成，往往被冠以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世纪经典”、“文化长城”，意在强调其宏大规模与历史意义，但是从学科内部来看，三套集成并没有生发出更多的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对搜集整理原则的讨论，而这些当时确立下来的原则，当下又经常被作为反例而受到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在民间文学界，作为学术资料的三套集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最多只是对其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以至于2014年的纪念“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30周年座谈会上，一些学者还在呼吁要“加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学术研究”。而在大众语境中，作为文学读物的三套集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与阅读。

造成三套集成这种尴尬境地最主要的原因是定位不够明确，在“三性”编选原则中科学性被认为是首要标准，但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往往又会同时要求文本的可读性，二者兼而有之的文本往往被认为是成功的。参加搜集整理的人除了要具备民间文学及其搜集整理的相关知识外，还要具备所谓的“文学素养”。所以，我们看到在50年代参加搜集整理工作的主要为各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而三套集成时期参加搜集整理的人中也有大部分为文学爱好者，或出版过作品的作家。并且，一些人在参加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也有“私心”，或将搜集整理看作一种文学创作实践活动，或想要从中寻找灵感与素材。所以，这些人搜集整理出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就会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可读性。

事实上，整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由口头文本转换过来的书面文本具有可读性，这既包括语言上要语词通顺，符合口头传统的特色，也包括情节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善，但也正因如此，整理这个词也非常容易产生歧义，与改编、再创作等之间的界限有时也异常模糊，如《阿诗玛》第一次打印本、1954年《人民文学》版分别表述为“改写”“编译”，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才开始用“整理”这个词。而关于整理的限度问题，不同整理者也会为自己设定不同的底线，如1978年张弘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题为《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群众的“改旧编新”面前》一文，认为改旧编新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并提出“搜集—整理—推广”的工作模式，以克服一些人只重视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而忽略其“文学价值”。[※注]此文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学者加入这场关于“改旧编新”的讨论。

那么，三套集成中这些具有可读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大众语境下是否被更好地利用呢，事实上这方面也没有达到预期，这主要由于体例、定价、推广等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三套集成各省卷全面出版的21世纪初，民众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也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民间文学此时反倒又显得过于“纯粹”而提不起读者兴趣，《山茶》由民间文学杂志转变为人文地理杂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退一步说，设若这些三套集成中的民间文学书面文本都是完全依照当时的科学性要求进行搜集整理，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上的利用率也不会比现在高多少。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经历了民俗学的转向，但是没有经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研究范式转换，自20世纪末开始，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场域、表演、生活史、互动过程、社会结构等成为关键词，甚至感受、体悟、身体经验等概念也被引入，新的范式逐渐被确立，三套集成时期所谓的科学性又显得不那么科学了，也就是说仅通过忠实记录、谨慎整理以及零星的注释与文末短小的附记是不可能满足这些研究的。

2000年9月5日，刘锡诚在南京举办的第五次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提出“后集成时代”命题[※注]，并在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随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与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又已经到来。

第五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

2006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尔后，全国范围内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命名、传承与传播工作也全面展开。至今，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或名册项目共40项，其中属于“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类别的项目共计10项，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对应民间文学。自2006年，共有3154个子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共计231项。这些民间文学中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传统，在成为“非遗”的过程中，对之进行搜集整理成为首要实质性工作。

虽然民间文学是“非遗”的主要类别，并且“‘三套集成’抢救传统文化的迫切与‘非遗’保护工作不谋而合”。“三套集成的编纂，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资料准备。”“三套集成编纂过程中，指导思想的解放为‘非遗’保护做好了铺垫。”“关于三套集成编纂方法的探讨，为‘非遗’保护提供了理论准备。”[※注]因此，在以“非遗保护”为目标的搜集整理工作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

“非遗”保护在最初的普查阶段提出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要遵循“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注]原则，与三套集成时期“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大致相同，但是侧重点却有所差异。三套集成初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具有普查性质，即使是编选省卷本时也要从民族、支系、地域、文类、异文等角度体现全面性。而“非遗”项目则被称为代表性项目，代表着某一族群的文化特色、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创造力与多样性等被作为重要评定手段，所以“非遗”工作更加强调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进行重点搜集。

搜集整理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往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都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发现、被表述、被建构的，而“非遗”工作表现则为自下而上的性质，它是以项目所属民族以及基层地方政府为单位，民间文学被命名的路径也是从县、区、市级“非遗”，到省级“非遗”，再到国家级“非遗”，所以，作为地方知识精英的搜集整理者开始崛起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他们以文化持有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对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容和意义进行重新发掘，从而塑造内部认同的标志与外部展示的标识。此外，相较于采风运动时期，三套集成工作已经给予演述人一定的关注，但是在“非遗”工作中，演述人又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代表性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往往是对应出现的。

搜集整理的重点发生了变化，采风运动时期除了新民歌的创作与编选，一些民族的长诗也被搜集整理出来，三套集成时期的突出成就主要集中在神话与民间故事领域，甚至促进神话热以及大量故事家、故事村的发现，而到了“非遗”时期，各地的传说成为重点搜集整理对象。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国家鼓励并支持对“非遗”项目的开发利用，而传说具有很强的“地方性”，能够更好地附着于历史与景观之上，更适于作为一种可展示的文化资源。

此外，“非遗”工作在法律条例以及技术运用等方面较之以往也有着诸多差异。

以上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学1949年以来的搜集整理活动进行了学术史层面的爬梳，对于每个时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特质与整体脉络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以下表格呈现：

第六节 反思与重构

我们在回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时候也适当梳理了各时期对于搜集整理原则的讨论，从民间文学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其民间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原则并不难，但是有关讨论却一直持续，其主要原因包括民间文学尤其是搜集整理工作的参加者众多，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对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与科学方法没有达成共识，加之受到各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人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甚至直接转化为政治化的学术讨论，所以造成这些讨论看起来比较热烈，而对学科的理论发展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出现民俗学转向，在此进程中，就伴随着对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反思，而自90年代开始，民间文学开始进一步转向“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表演中的民间文学”“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学”，检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解构民间文学书面文本业已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巴莫曲布嫫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中回顾、反思与检讨了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文本整理、转换、写定时，借用一个计算机术语，将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概括表述为“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简称“格式化”），第一，“格式化”的典型表征是消弭了传统主体——传承人（民众的、表演者个人的）的创造者角色和文化信息；第二，“格式化”忽视了口头传统事象生动的表演过程；第三，“格式化”既忽视了本土传统的真实面貌，也忽视了表演者的艺术个性；第四，将以上错误中产出的文本“钦定”为一种标准、一种轨范、一种模式；第五，这种“格式化”的种种努力，或许在文化传播、沟通和交流中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其间也同时传达了错误或失真的信息。[※注]所以，尽管在作者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勒俄特依已经有多个版本的书面文本，但只有涉及书面文本“格式化”批评时，作者才会引用这些勒俄特依书面文本，其余则更多地依靠作者自己在田野中搜集整理的文本。

也有学者跳出是否为真、是否传统的范畴去把握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怎样看〈梅葛〉：“以传统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学文本》中根据美国的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以及芬兰的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学者的相关理论学说将口头传统的文本分为三大类，即“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Oral-Connected Oral-Related Text）、“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其中，“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按照杭柯的定义，这类文本是由编辑者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编后创作出来的。通常所见的情形是，将若干文本中的组成部分或主题内容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加工和修改，以呈现这种传统的某些方面，常常带有民族性或国家主义取向。[※注]万建中在讨论三套集成的学术价值时提到：“田野语境中的民间文学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是音乐、舞蹈和文学等浑然一体的表演文本。从‘文学’的角度关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可以与田野没有关系。因为田野中的民间文学已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文化与生活。纯粹的民间文学指的就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样的记录文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生产的过程就是认识民间文学和将口头表演转化为纯文学文本的过程。”[※注]

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理论的更新等，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正朝向以下几个方向转移。由书面文本转向文本、影音与数据库并存；由搜集整理原则的论争转向学科学术伦理的厘定；由类型学研究转向民俗志、民间文学志研究等。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几次大的搜集整理运动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传统之一，积累起来的书面文本也成为民间文学最为丰厚的“财富”。直至今日，大部分民间文学研究资料都是来源于此，而当下民间文学的反思思潮也大多指向于此。

由于篇幅所限，另外一些重要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并未列入本章，如中原神话考察、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中国民间文学遗产抢救工程等，还有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个人也做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但是由于本章所述的几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规模大、参与广、影响深，所以上述工作也大多深嵌在这些活动之中。70年来，民间文学书面文本不断增加，搜集整理者也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个搜集整理者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努力，每个文本都是他们情感、勤劳与学术的结晶。每个书面文本被印行出版后，它与搜集整理者就被永远黏合在一起，都被打上其搜集整理者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烙印。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不仅仅是从口头到书面简单移植，它也是一种过滤机制、一种表述手段、一种意义生成方式，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经过搜集整理的流程转换为阶级斗争中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学科中的各类体裁、国家文化事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