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经历几个重要的生命阶段，出生、成年、结婚、去世等，对于人生的这几个重要阶段，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即人生仪礼。在我国，人生仪礼传统历史悠久，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葬礼，同时，祖先祭祀、生日庆贺和祝寿也属于人生仪礼的构成部分。

70年来，人生仪礼研究的实践转向、历史研究、理论研究、非遗保护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70年的努力，人生仪礼研究逐渐从重历史梳理、重个案描述，转变为阐释性、实用性、“朝向当下”的学术研究范式，学者的社会参与意识、问题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民俗学发轫之初，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人生仪礼，但是当时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难免显得片断、零散。80年代之后，民俗学学科得到恢复，民俗学研究也迎来了繁荣期，人生仪礼的研究成果也逐步涌现，业已积累了数量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旨在对人生仪礼的历史阶段、表现形态、构成要素等进行综合研究，如彭林、叶国良、岳永逸等人，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注]二是针对某一个礼仪事象进行专题研究，如万建中、邢莉等人对诞生礼的研究，汪玢玲、吉国秀、刁统菊等人对婚礼的研究，徐吉军、陈华文、郭于华等人对丧礼的研究，杜希宇、黄涛、刘晔原、郑惠坚、邵凤丽等人对祭礼的研究。[※注]另外，一些论文集也对人生仪礼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整理，如1992年就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第七集《人生礼仪研究》，陈允金、王泉根、曲彦斌、陈华文、欧阳宗书、蒋炳钊、郑土有、徐吉军、杨知勇、赵橹、聂玉文等学者分别对生养习俗、婚娶习俗、祝寿习俗、丧葬习俗进行了或是古代文献或是现代实践的深入研究。[※注]以上这些人生仪礼研究成果夯实了中国民俗学人生仪礼研究的基石，基本澄清了人生仪礼的发展路径及其相关重要理论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发展，新材料不断出现，新理论不断引进，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民俗学的人生仪礼研究得以更加深入、系统，产生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引导；既有历史性的研究，也有当代传承与重建的研究；既有本土传统传承，也有外来文化的比较。为了推进中国民俗学人生仪礼研究，《民俗研究》《文化遗产》《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化论坛》等众多民俗学专业期刊分别发表文章，集中介绍人生仪礼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于2013年第2期推出“复兴传统礼仪，传承民族文化”专栏，指出当代社会礼仪的复兴与传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作为民俗学人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我们的礼仪文明传统，调查礼仪文明的存在状态，进而为当下传承提出相应的对策。《民间文化论坛》于2016年第1期推出“民俗学的实践：人生仪礼研究的重要转向”专栏，开启了人生仪礼研究的实践转向。《文化遗产》于2018年第4期继续推出“传统仪礼的当代实践”专题，重点推出人生仪礼当代实践研究的系列成果。这些论文或是以经典礼仪文本为研究对象，或是利用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对人生仪礼的传承、演变与当代生存状态进行了专题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人生仪礼实践研究的进程。

第一节 传承与重建：人生仪礼研究的实践转向

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传承与重建是中国民俗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转向，人生仪礼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朝向过去，而是倾向于将传统人生仪礼和当代社会、民生结合，重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重大问题相结合，将学术成果回馈社会，把学科发展放置于国家文化建设之中，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建议和策略。[※注]

一 关于人生仪礼实践性的讨论

民俗学学者努力尝试为当下中国社会礼俗制度的恢复和重建做出民俗学科的助力，对人生仪礼在当代社会面临的传承问题以及新时期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指出当代人生仪礼的时代价值、意义，并从学术角度加快对当代实践问题的解析。

萧放指出：“人生仪礼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通过仪式，它在中国社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仪式表现。当代中国正处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关口，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人生仪礼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传承与重建自然是我们应当充分关注并深入进行研究的课题。”[※注]在社会变迁语境中，“生命仪礼传统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成为过去，而是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在保障功能传承的同时，在形式上不断地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变化，而融入当代生活之中。传统的深刻与生活的灵动在生命仪礼中有着丰富的表现”。[※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研究当代人生仪礼的重建问题。对此，陈连山回应指出，“以往民俗学研究只是学理方面，不干涉实际生活，现在要进行当代传承与重建研究，这是民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向。民俗学要关注当下正在进行的人生仪礼重建活动，对其展开研究，为民俗学的未来发展开启新路”。[※注]

在人生仪礼重建过程中，学者们认为应该注重内在的结构与要素。“不同民族之间的礼仪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道德要求方面的具体规则可能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要去追寻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一致的结构，我想，如果能够就这个思路，从中提炼出一些基础概念或关键词的话，它的意义可能就不只是对于中国传统礼仪的重建了，而是会对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民族交往贡献自己的思考……最为重要的，还是应该从诸多传统礼仪的表现形式中提炼那些最抽象的因素，那些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元素，作为传递给当代大众的知识性的内容，供他们参考，而不是做出规范性的指导。这其实已经就是作为学术研究者能够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了。”[※注]

在当代人生仪礼重建过程中，萧放提出不仅要加快理论研究，同时要制定礼仪手册，为人生仪礼重建提供直接的参考样本。王霄冰进一步指出礼仪手册做出来之后，可以在田野点试验，检测其可行性与适用性问题。[※注]对于礼仪手册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民俗学的实践不一定是参与到现实礼仪重建中去，学者应在观察过程中，生产一种具有理论预见性的观念，这种观念被大众接受，成为动力，影响他们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实践。[※注]

二 人生仪礼传承与重建的基本模式

实践导向下的人生仪礼研究，将目光放在了当代日常生活中的礼仪重建，直接体现为对具体礼仪表现形态的观察和总结分析。人生仪礼的当代形态既体现了历史传统的强烈传承性，也融入了许多新时代的文化元素。“当代传统礼仪的实践，应该与现代理念相结合，摈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内容，保留可彰显亲情和现代价值的内容。”[※注]

虽然自清代以来，《仪礼》《家礼》所规定的冠礼传统已经消亡，但是在民间仍然保存着形式多样的成人礼俗。贺少雅对这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指出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年礼俗，从地域上看，基本以长江为界，北方和南方地区分别存在着的是“过十二岁”和“做十六岁”两种成人礼俗传统。虽然他们与传统冠礼之间差异明显，但是成人礼俗在儿童教育、家庭发展和社区关系调适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注]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人礼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即各地在共青团组织主导下，以18岁高中生为对象，在学校开展“成人礼宣誓”活动。周星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建构实践，现代成人礼无疑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建构尚处于摸索阶段，而以现代社会为指向的民俗学应对其予以高度关注。[※注]

作为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的重要习俗，当代祭祖礼仪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复兴。祭礼在当代重现生机，除了作为外因而存在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持续推进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家族组织和家族活动逐渐重现。[※注]

三 当代人生仪礼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人生仪礼习俗能够长期传承，得益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学者们将人生仪礼或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是放置于当下的民俗生活中，考察礼仪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如郑艳通过对山西闻喜县诞生礼的考察，指出诞生礼的仪式功能非常突出，是家庭内部关系延续与外部关系构建的重要契机，是人口流动较为显著的地域中完成社会关系构建的重要方法之一。[※注]

当下，成年礼在社会上的流行程度不高，很少有人举行专门的成人礼，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成年礼文化内涵的丧失。传统社会，成年礼对个体道德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注]“冠礼构建出一套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象征话语体系，并通过仪式的操演，实现对受礼者的身体规训。相较之下，当代成人仪式的建构恰恰缺乏对仪式主体的关照，缺乏主体的身体体验，导致仪式效果差强人意。”[※注]对于当下一些地方在学校举行成人礼，周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学校的政治仪式和教育仪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礼。[※注]

近年来，民俗学界开始从具体的人生仪礼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吉国秀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原镇婚礼功能已经从原来的血缘姻亲关系组建扩展为同学、同事等社会网络的重建。在地方社会，民众利用、筛选并重新组合了传统的婚姻仪礼，将其扩展为资源储备的社会网络，共同转移和释放了在社会变迁中承受的压力和冲击，以此来应对生活的变化。[※注]刁统菊同样关注了婚礼与社会的问题，但选择从姻亲关系角度对婚姻仪礼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对姻亲关系运行机制本身及其作用和意义应予以充分关注与估计。这并非是强调姻亲关系重于宗族制度，而是因为二者对于华北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建构不可或缺。与父系继嗣通过血缘关系牵连的大多是一个村落相比，女人的流动建立起来的姻亲关系在族际、村际互动中展开的结果就是地域社会的形成。[※注]

陈华文、徐吉军、杨知勇、郭于华、何彬等学者对丧葬礼仪的关注尤多。杨知勇指出传统丧葬祭仪的核心是孝道、丧葬祭仪的负效应是将现在带入过去，“把祖先的行为和业绩熔铸于生者的观念和心理之中，用生者对死者的尊崇和继承弥补死者形体的销亡”。[※注]郭于华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隆重甚至繁复的丧葬礼仪，表达了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注]

通过传承葬礼还可以增加群体的文化认同。王琛发指出历代华人迁流他乡开拓新天地，依靠着延续传统殡葬礼仪的社会教育，在异地重塑自身文化认同，建立异地无殊中华的生存认识，取得持续与增强族群文化传承与内聚力的显著效果，并与当今的公民生活相辅相成。[※注]

四 婚丧改革问题

人生仪礼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生活的仪式感需求，理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但是在如何改革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上，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连续多年关注婚丧改革问题，刁统菊等人对此进行了追踪调查、分析。[※注]对于当下婚礼改革，刁统菊等人认为婚礼改革应在继承婚礼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革。从参与主体上看，一方面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对不良社会现象加以管制；另一方面也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婚俗改革，实现“共治、共享”。同时，要通过有效方式对民众进行价值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从观念上为婚俗改革提供保障。

民俗学界对人生仪礼的改革问题向来重视。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中都专门设置了“人生仪礼”专题，对人生礼仪改革问题进行集中讨论。[※注]2019年《京师文化评论》针对丧葬改革发表系列文章。萧放指出丧葬礼俗是基于中国社会生存环境的精巧而周到的文化设计，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生命伦理的重要呈现。[※注]龙晓添认为，一些地方的丧葬改革“忽视了丧葬礼俗作为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属性，人为割裂当代丧葬改革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有机关联……部分地区推行丧葬改革的具体措施简单粗暴，混淆了丧葬陋俗与优秀丧葬文化传统的关系，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注]，另外，城乡丧葬改革存在“一刀切”现象，忽略了地方文化差异。

在谈及丧葬改革问题时，田兆元指出都市丧葬具有葬地公墓化、丧事承办机构化、丧事活动商业化的特点，这样的模式化、缺乏情感的丧葬仪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应该通过改革让丧葬仪式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挖掘都市自身的传统”，二是“让进入城市的群体带入他们的丧葬传统，丰富都市丧葬文化的内涵”，三是“要适应城市的生态与城市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让都市丧葬文化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五 人生仪礼与乡村振兴

在探讨人生仪礼社会文化功能的时候，部分学者更加敏锐地发现，当代礼仪文化重建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生仪式传统可以“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首先，丧葬礼仪“这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礼敬通过丧葬仪式活动来体现……我们讲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是对的。但是不能简化到仅仅是对人生命个体的机械处理，如果这样，人生的意义就会大大减损”。[※注]另外，当今社会极需要成人礼，对年轻人做一个仪式的唤醒，以仪式方式催熟其成年。“目前整个社会处在一个过渡的状态，处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正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路上，我们需要进行包括成人礼在内的礼仪文化建设。人生仪礼的推行，其实就是一个实现社会秩序化的过程。”[※注]

恢复重建祭祖礼仪是当下部分乡村重新凝聚乡民的重要方式。邵凤丽通过调研发现，通过恢复传统的春祭活动，村落可以实现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生活需求的良性衔接、国家基层管理与血缘家族延续的和谐并存与共促发展。同时，恢复祭祖不仅能对一个具体的村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对一个地区产生积极影响。[※注]从以上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传统祭祖礼仪为乡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助推力。虽然现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可以预测这种思考方式将被继续推进。

第二节 人生仪礼的历史研究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生仪礼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对此，民俗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既有对礼仪文献的深入解读，也有对人生仪礼发展阶段与特点的归纳，还有对礼仪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分析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人生仪礼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究，厘清了人生仪礼的发展脉络。

一 礼仪文献研究

历代人生仪礼的经典文献主要有《仪礼》《礼记》《家礼》《书仪》等书。为了进一步厘清中国传统人生仪礼的发展历程，梁伟弦、钱玄、黄维华、曾昭聪等学者先后对这些经典文献进行了剖析。梁伟弦对《礼记·昏义》中“合体同尊卑”问题进行了分析。[※注]武宇嫦对《礼记》中的礼与俗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是混同与互涵的存在状态，共同作用于现实生活。[※注]

《家礼》是继《仪礼》之后又一部礼仪经典著作。龙晓添、萧放通过《家礼》与《仪礼》的比较看出，《仪礼》确立了丧礼的基本框架，被《家礼》继承了下来，但是《家礼》删除了《仪礼》中诸多繁缛仪节，使得其更适合宋代社会需要。[※注]同样，在祭礼方面，朱熹沿用了《仪礼》中的基本程序，但也进行了大胆革新，简化了许多仪式环节。[※注]

在人生仪礼文献中，除了经典礼仪文本，还有民间类书、日用知识读本等民间知识文本也对人生仪礼内容进行了辑录。王尔敏、刘同彪、龙晓添、邵凤丽等人指出民间日用类书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生仪礼知识，这对于人生礼仪的广泛社会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不仅提供了参考文本，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规范了民间人生仪礼行为。另外，黄景春另辟蹊径，对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等丧葬礼仪中的各种具体文献进行了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丧葬礼仪文献的研究成果。[※注]

二 人生仪礼发展历程研究

在诞生仪礼方面，王泉根、陈允金、曲彦斌、万建中、邢莉、黄英、郑艳、秦树景等人分别对诞生礼的生殖崇拜、相关习俗、区域民俗等内容进行研究。其中万建中《民间诞生礼俗》、邢莉《中国诞生礼》两部著作对诞生礼仪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为我们澄清了诞生礼的基本内容框架。另外，一些学者也通过田野调查对一些地区的诞生礼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陈允金对20世纪80年代浙江义乌地区的生养习俗与禁忌进行了民俗志的记述。[※注]

近年来，人生仪礼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成人礼，陈华文、叶国良、戴庞海、贺少雅等人对冠礼的起源、发展、仪式要素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华文通过对吴越地区“文身”习俗的研究指出，“性文化或习俗的发展导致了成人礼（包括文身式成人礼）习俗的形成……文身并不仅限于图腾同样化，它还包容许多目的，吴越的文身习俗就具有这样多种的文化功能”。[※注]古代冠礼的一个重要仪式是命字，到了元代，发展出了字说，这表明，一方面古代冠礼的“加冠命字”仪式正在重建，另一方面，冠礼仪式各环节之间正发生着转化和分离。同时，字说文体中对冠者名字内涵的解说折射出了当时儒家的成人观念和价值导向。[※注]

“夫礼，本于婚。”婚礼是人生仪礼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项礼仪。自古迄今，一直延传不断。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形态，贾晋华、姜彬、郭人民、刑铁华、秋浦、涂石、张光汉、王玉波、欧阳宗书、汪玢玲、彭林、鲍宗豪、鲁达、曲彦斌、蒋炳钊、江林等学者进行了考证研究。涂石认为，按照《礼记》记载，婚礼不用乐，儒家反对婚礼用乐，这实际上是因为当时部分地区还存在群婚陋习。[※注]欧阳宗书通过古代家谱的文字记载，对婚礼中的对象选择、媒妁的作用、婚姻当事人的年龄、特殊的小儿婚、婚姻仪式以及离婚和再婚等六项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注]后来，汪玢玲援引多种资料，将婚礼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夏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代、明代、清代、现代十二个历史阶段，并详细描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婚姻形态，为我们呈现了清晰的中国婚姻发展史。[※注]另外，蒋炳钊、丁荣辉等人也较早地对不同地区的婚俗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做了民俗志记录。[※注]

与婚礼一样，丧葬礼仪也是民俗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迄今已有多部丧葬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如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刘亚勇、李忠孝《中国殡葬忧思录》，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靳凤林《窥视生死线：中国死亡文化研究》，徐吉军《中国丧葬史》，陈华文《丧葬史》，万建中《中国历代葬礼》等，这些著作对丧葬礼仪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廓清了中国丧葬礼仪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形态。另外，李玉洁《先秦丧葬与祭祖研究》、黄宛峰《汉画像石与汉代民间丧葬观念》、吴丽娱《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等著作分别对先秦、汉代、唐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礼仪进行了详细研究，从整体上看，这些著作充分完成了对丧葬礼仪发展历史的全面梳理，夯实了丧葬礼仪研究的根基。[※注]

与婚礼、丧礼丰厚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祭礼的历史研究略显薄弱。学者对祖先祭祀礼仪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入中国祭祀大传统中，与神灵祭祀、先师圣杰祭祀、土地祭祀等并举，如杜希宇和黄涛《中国历代祭礼》、刘晔原和郑惠坚《中国古代的祭祀》、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注]另外，也有学者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祭礼进行研究，如傅亚庶对上古祭祀文化的研究，常金仓对周代祭祀文化的研究，刘源、郭旭东、刘雨、庄志玲对商周时期祭祖礼的研究，徐扬杰、常建华、邵凤丽等人对宋至民国时期祭礼的研究等。[※注]

三 人生仪礼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传统人生仪礼的主导群体多以男性为主，女性处于辅助、配合和缺位的境地。由于这种原因，传统的人生仪礼研究也相对缺乏对女性角色的关注。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从性别身份角度关注人生仪礼中的女性群体。龙晓添指出，在中国的礼仪记述中，《仪礼》和朱子《家礼》书写了女性在丧礼中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安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想，表达了制礼者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注]与之相比，宋代以后，宗祠祭礼中绝对以男性为主导，女性缺位的情况更加普遍。邵凤丽指出：“从先秦《仪礼》的士人祭礼模式初创，到宋明宗族对《家礼》祭礼的继承、变革实践，女性在宗祠祭礼中的角色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主妇逐步被边缘化为专司祭品的厨娘。女性祭祀角色的历史变迁表明岁时祠祭的举行是对宗族生活中性别秩序与伦常关系的维护与强化。”[※注]在当代春节祭祖时，女性身份也具有特殊性，王卫华指出，“婚姻对于乡村女性而言，就包含着更多超越婚姻本身的意义，家祭资格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分，即女性的家祭资格要靠婚姻获得”。[※注]

学者对女性角色的关注增添了人生仪礼研究的一个新维度，使得人生仪礼研究更加全面，但目前为止这种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三节 “过渡礼仪”与“礼俗互动”

长期以来，人生仪礼研究乃至民俗学研究都被贴上了“缺乏理论贡献”的标签。鉴于此，当代民俗学者一方面秉持“眼光向下”，为民众做学问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在人生仪礼研究理论中，突出表现为“礼俗互动”与“过渡礼仪”理论渐趋深化，极大地推动了人生仪礼研究的深入。

一 “过渡礼仪”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讨论

人生仪礼研究过程中先后引入了两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过渡礼仪》和《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学者在引入外国理论同时进行了本土化讨论。[※注]虽然“过渡礼仪”的概念已经被提出了100年之久，但是对于中国民俗学研究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张举文发表了《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一文，开启了对这一古典概念的现代应用。在人生仪礼乃至民俗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通过仪式理论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先后应用此理论分析人生仪礼现象。周星应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概念结构，借鉴“过渡礼仪”经典理论，对汉文化人生礼俗，包括诞生礼、成人礼和婚礼中从“生”到“熟”的隐喻性表述进行探讨，强调了中国社会促进人由“生涩”向“成熟”过渡的成人仪式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从中国社会整体来看，尚未确立统一的“成人礼”。[※注]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民俗现实的对接时，张举文指出民俗学学界运用“过渡礼仪”模式进行中国的人生仪礼研究时，与中国传统的“人生礼仪”观念发生了混淆，特别是“边缘礼仪”概念的误译和误解以及现实应用。[※注]

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召开了“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过渡礼仪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研究会，民俗学界对“过渡礼仪”经典概念的研究进入高潮。[※注]在分析中国礼仪文化现象时，吕微指出，“儒学‘三礼’并不是对过渡礼仪实践形式的现象结构的描述性归纳，而就是理性意志对出于道德法则的实践形式之‘理想类型’的建构性演绎的‘去存在’先验筹划”，民俗学者做的是“用概念的实践使用，揭示被概念的理论使用所遮蔽的过渡礼仪实践形式的道德目的论即自由—理性的本质规定性”。[※注]

二 礼俗互动研究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学界开始关注礼与俗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并提出礼俗互动的观点。[※注]彭牧指出：“儒家的礼作为从上古习俗中固定化、文本化的传统，始终与其根源之俗遥相呼应。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习俗不断改变礼。礼与俗代表了不同社会等级阶层中彼此平行而并行不悖的社会实践行为。精英之所以鄙视俗，正是出于保证礼的纯洁与正统的目的，因为俗很容易影响到礼。历史上的礼不仅产生、提炼于俗，而且始终与俗的实践传统密切互动。而俗和现实生活、具体实践密切相关，敏于变化，又为礼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可以说，两者存在彼此的对立和紧张。”[※注]

在礼俗互动研究中，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自上而下的以礼化俗、以礼导俗。刘志琴指出：“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把观念形态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精英思想社会化。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注]

张士闪认为，在中国历史社会中，礼俗互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话语形式，更是“理解中华文明内部一种自我制动、制衡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具体表现为“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注]

第四节 公共民俗学视角下的人生仪礼“非遗”保护研究

在人生仪礼的“非遗”保护方面，婚礼、祭礼两种人生仪礼已有多个代表性项目。如婚礼方面，2006年鄂尔多斯婚礼、土族婚礼、撒拉族婚礼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2011年、2014年又增加了多项婚俗内容。在祭礼进入“非遗”名录方面，2008年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祭祖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后，2011年、2014年又增加了八项。从人生仪礼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情况看，人生仪礼中各个礼仪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婚礼、祭礼两个礼仪较多，诞生礼、成年礼、丧葬礼等较少。

除了将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生仪礼列入“非遗”名录加以保护和传承外，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推进。在人生仪礼的“非遗”保护中，首先需要关注人生仪礼与民族文化自觉、民众文化认同问题，其次是进入“非遗”名录会对人生仪礼产生重要影响，祁庆富等人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应该坚持在社区中“活态性”传承，不能为了对外表演而丧失内在的生命力。[※注]

经过70年的发展，民俗学的人生仪礼研究逐渐从重历史梳理、重个案描述，转变为阐释性、实用性、“朝向当下”的学术研究范式。民俗学者在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理念和“眼光向下”的学科属性基础上，一方面不断累积丰硕的历史研究成果，夯实人生仪礼研究的根基，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社会参与意识、问题意识。面对社会转型的现实，民俗学者持续关注当代人生仪礼重建的文化传统、主体力量、礼仪形态、礼仪经济、思想内涵等现实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推出学术成果，为当代礼仪文化传统重建贡献了民俗学的力量，也使得民俗学学科的学术使命和社会担当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