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研究范式的传播、学术梯队的培育、学科新概念的认受、学术热点的引导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相对于大学的专业教育自上而下、教学相长的知识传授，专业学术期刊则是平行的、相互促进的信息交流。一个学科的主流学术期刊的成败，关系到学科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以及专业学术方向的调整，在学科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好一家有学术品格的期刊，能开创和代表一个学术时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期刊和丛刊的创办，是新时期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局面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注]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化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欢聚一堂，展望着中国文艺的新纪元。第一次“文代会”之后，相继成立了各专业的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也随即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并于1950年3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要由两方面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一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二是国统区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前者以贾芝为代表，后者以钟敬文为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取向。

第一节 《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艺理论建设的启动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经成立，很快就把“办刊”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但是文艺工作者们又急于建功立业，仓促之下，只能沿用1949年以前的办刊模式，先创办一份不定期的民间文艺研究刊物。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民间文艺学刊物《民间文艺集刊》，于1950年11月在北京诞生。

集刊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但以研究性的理论文章为主，也发表一些新征集的民间文学作品。第一册主要刊载了两篇讲话：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老舍《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八篇论文：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安波《谈蒙古民歌》、胡蛮《论民间美术的风格》、游国恩《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俞平伯《民间的词》、王亚平《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贾芝《茏苏区民歌》、李敷仁《谈谚语》；一篇译著：高骏千译《普希金与民间文艺》；还有一组传统民歌、一组革命歌谣，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一批革命传说，一幅剪纸，以及徐悲鸿对剪纸艺术家的介绍等。

从用稿结构上看，“这一册中的文字，大体可分做三类：一是研究、谈论，二是材料的选录，三是本会情形的报告”。[※注]从作者阵容来看，全是不同学科方向的名家。从选题方向来看，“民间文艺”不仅包括民间文学，也包括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再从《本会理事会及各组负责人名单》可知，民间文艺研究会包含了五个业务小组：民间文学组、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从政治倾向来看，所有的稿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强调适应时事政治的需要。

从学术影响的角度看，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篇学术纲领性论文。文中将民间文学视为“口头创作”和“劳动人民创作”的学术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凡是“案头文学”“小市民文学”“统治阶级的文学”等“非劳动人民创作”和“非口头创作”的文学形式都被摒弃在民间文学范畴之外。这也是导致戏曲、说唱等体裁的文学研究者逐渐被排斥在钟敬文主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重要原因。

出完第三册之后，由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等问题，集刊不得不停刊。但是，《民间文艺集刊》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造成的学术影响却是巨大的，总的来说，该刊“希望办成个以繁荣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为主的学术性集刊，在约稿、编稿方面，既容纳了来自解放区的和国统区的两支作者队伍以及不同学术倾向的文章，又表达了编者的思想倾向，即：（1）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2）把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形象的塑造、内容的是否深刻作为判断作品的标准，亦即把作品的社会政治历史作用放在首位——移用于民间文学，把民间作品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注]这些编辑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50—80年代的民间文学观念与研究进路。

第二节 《民间文学》对全国民间文学工作的领导作用

《民间文学》（月刊）是以发表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主，兼发学术评论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期刊，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1954年4月创刊，刊名为郭沫若亲笔题写。该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正式发行的民间文学连续出版物，1962年起一度改为双月刊。至1966年停刊，共出版107期。1979年1月恢复出刊，仍为月刊，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直延续到今天。该刊是坚持时间最长，出版期次最多的民间文学类杂志。

由钟敬文撰写的《发刊词》，在当时“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形势下，无疑具有借着“劳动人民”“历史真实”这些革命话语为民间文学争取“学术合法性”的书写策略，这样的限定和观念，在今天的民间文学工作者看来，已经明显过时，但在当时，却为民间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基调。比如下面三个方面的表述，整整影响了两代民间文学工作者。（一）民间文学的教育作用：“人民创作，是人民思想、感情和艺术才能的表现。”“人民不仅有美好的精神和性格，他们同时还是艺术上的能手……一般的民间作者都是非职业的，但是他们却往往创造出非常美丽动人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许多文人墨客的诗文所不能比拟的。”（二）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特别是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等。”（三）口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原始社会的文学，是全民的口头文学。它是一切文学的总源头……它还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的奶娘或亲眷。”[※注]

《发刊词》对于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毛巧晖注意到的：

《发刊词》中还提到了《民间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和用稿原则：

早期的《民间文学》很好地执行了《发刊词》提出的办刊宗旨，不仅发表民间文学作品，也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如刘守华《谈动物故事的艺术特点》、贾芝《民间故事的魅力》、许钰《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等。据日本“中国民话会”所编《〈民间文学〉分类目录》的统计，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发表的理论文字如下：（1）民间文学理论14篇；（2）研究史（学术史）15篇；（3）故事（包括评论）29篇；（4）神话6篇；（5）历代革命传说27篇；（6）少数民族故事18篇；（7）歌谣95篇。[※注]发生在《民间文学》杂志最著名的学术讨论是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论争。

这些讨论文章最后还被结集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196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当时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1966年之前的《民间文学》发表了大量新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歌谣、神话、故事、谚语和叙事长诗等，在提供读物，推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为民间文学研究积累资料，为学术研究培养后备人才等几个方面，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民研会领导干部的变动，前后也有过一些变动。从创刊到1957年春天，主要由贾芝负责；从1957年到1962年底，主要由林山负责；从1963年起，先后由刘超和由贾芝负责，直到1966年6月停刊。

改革开放之后，《民间文学》于1979年1月复刊，仍为月刊，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复刊词》基本沿袭了《发刊词》的观点和思路，同时申明复刊后的首要任务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在深揭狠批‘四人帮’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注]《复刊词》着重强调的几项工作，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业务上还是搜集整理、加强研究、引进经验老三套：（一）“及时抢救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必须坚持全面搜集的方针”；（二）“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工作是做好民间文学工作的中心环节”；（三）“注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注]

1979年9月《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刘守华《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较早地在民间文学界打出了“比较研究”的旗帜，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故事学论文，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比较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类似的学术高潮并没有持续发生在《民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降，复刊后的《民间文学》日渐脱离传统民间文学，逐渐向《故事会》等通俗读物趋同，以刊载充满时代气息、贴近百姓生活的新故事为主，几乎不再发表学术性的理论文章。传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对于这些新故事、新对象并没有建立起新的、适用的研究范式，多数学者选择了视线转移，逐渐远离了《民间文学》。

第三节 上海民间文化三刊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上海拥有赵景深、罗永麟、姜彬等一批杰出的民间文艺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是民间文艺研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作为全国中心的北京。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就有两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据罗永麟回忆：“当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1951年。”[※注]因为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三人各有一套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如果说上海的赵景深和罗永麟相当于北京的钟敬文，那么，上海的姜彬则相当于北京的贾芝。1981年至1997年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均与姜彬的组织和推动密切相关。

《民间文艺集刊》对自己的定位是“民间文学理论刊物”，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系以书代刊性质的半年刊，1981年11月出版第一集。卷首《编者的话》说明了用稿范围：“（一）民间文艺和民俗的理论学术研究著作与实际调查材料；（二）外国民间文艺、民俗的理论学术文章和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三）供理论研究用的民间文艺资料和作品。”[※注]

《民间文艺集刊》一问世，就显示出它的宏阔视野和全国影响力。与京派民间文艺学界专注学习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是，海派民间文艺学界不仅学苏联，对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尽可能的译介，其中第三、四两集还专门开设了“外国民间文艺学及其他诸学派介绍”栏目，显示出编辑者的精心策划和用心组稿。该刊持续出刊四年，在全国民间文艺学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影响加大，来稿增多，姜彬决定扩充篇幅，自1986年第1期（总第9期）起改为季刊，刊名也随之改为《民间文艺季刊》。其改刊启事再次强调了“本刊面向全国”的办刊方针，其办刊主张中有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上海民间文艺家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纵使我们认为不科学，也同样发表。学术上的是非，彼此处于平等地位，应该通过争鸣来解决。我们相信读者有这样的辨别能力。我们也尊重民间文艺学术研究上的各个流派，为运用各种方法研究的文章提供园地。”[※注]

《民间文艺季刊》的主要栏目有：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研究、民间文学各体裁研究、民歌手和故事家研究、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关系研究、巫术研究、吴越文化和民间文艺研究、社区民俗信仰调查、都市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间美术研究、新故事研究等，此外还有诸如争鸣与探索、读书札记、学术动态等。季刊最大的特色是加强了专题研究的组稿力度，如改刊第1期就有三组引人注目的专题，分别是“《魏二郎》研究”“冯梦龙研究”“《刘二姐》资料”，第4期更是整本全为“孟姜女传说研究专辑”，继承并发扬了《民俗周刊》的“研究专集”传统。为了加强国际交流，改刊后还增加了英文目录，开设了“国际学术往来”栏目。

该刊不仅作为一个民间文艺学学术平台为学界所重视，它生产的一些学术概念，也逐渐为学界通用，如：“自1988年上海民协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开辟‘仙话研究’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1993年）出版了学术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仙话’作为一类独立的民间文学作品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注]

从1991年第一集起，该刊再次更名《中国民间文化》，另行编号，仍为季刊。改刊后《编者献辞》中说：“正像一切文化一样，民间文化本身也有优劣之别。民间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社会的进步，加快人类文明进程；其劣陋部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目的是辨别良莠、批判和改造民间文化中的劣陋的成分，弘扬和光大民间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注]这一指导思想跟今天我们所奉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今天的我们一般不会对不同社区的民间文化进行优劣评判，更不会轻易地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改造。这也折射出近20年来知识精英对于民间文化的观念转换。

《中国民间文化》之所以在民俗学界影响巨大，更重要的还在于编者的策划意识，几乎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专题，比如，第一集是民间信仰研究，第三集是上海民俗研究，此后相继推出的，还有人生礼俗研究、都市民俗学研究、民间礼俗文化研究、民间稻作文化研究、民间口承文化研究、民间神秘文化研究、吴越地区民间艺术、地方神信仰、丧葬文化研究、改编再创作研究，等等。

“海派三刊”是较早在中国提出“都市民俗学”的集刊，在1991年的“上海民俗研究专题”中，编者即说：

上海是中国最大、最现代化、最有代表性的大都市之一，以上海民俗研究为代表，发起都市民俗研究，对于带动全国的都市民俗研究无疑会起到一个龙头作用。在此基础上，1992年，《中国民间文化》再次推出一期“都市民俗学发凡”的专集，正式将城市化的民俗现象定名为“都市民俗”。

尽管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竭力坚持，但由于丛刊系自筹经费主办，受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民经商”社会浪潮的裹挟，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杂志发行量难以取得突破，出版经费日见困难。从1995年第一集（总第一十七集）起，丛刊再次改为半年刊，至1997年底出至第二十二集后，不得不接受停刊的命运。

第四节 《民间文化论坛》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引领作用

从1966年7月《民间文学》杂志停刊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组成筹备组，筹备恢复中国民研会的工作”[※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新的政治、文化条件下，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出版事业、理论建设迅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0年，在贾芝等老一辈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呼吁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成立，贾芝担任第一任社长，随后，贾芝马上紧锣密鼓地筹备一份民间文学的研究专刊。1982年，贾芝打破年度周期，匆忙于5月份发行《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该年只出版了三期杂志。贾芝担任了杂志的首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说道：

《民间文化论坛》原主编刘德伟将1982—1998年的16年《民间文学论坛》时期归纳为“品牌确立时期”，这也是《民间文化论坛》至今为止的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沿革为：

《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初期没有固定栏目，每期凑齐一组论文就设一个栏目，但总体上说，民间文艺学总论、神话研究、民间故事研究、歌谣研究、史诗研究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所占篇幅最多的栏目，此外，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方法论介绍、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古代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也占据不少篇幅。

北京《民间文学论坛》与上海《民间文艺集刊》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间文学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官方学术刊物，先天拥有全国影响力和学术权威性，所以来稿量大，需要照顾的学术关系也更复杂。它不像上海的杂志，编辑者有更多的自主策划，更大的约稿自由。《民间文学论坛》早期的作者大多是从北京的主流学术圈中产生的，正如杂志早期执行副主编陶阳所说：

《民间文学论坛》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官方学刊，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担负起了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并且努力地从两个方面来完成这一使命：一是挖掘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作者，使之成为民间文艺研究事业的中坚力量；二是广泛培养民间文学爱好者，为民间文艺研究培养后备力量。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发现和鼓励人才的措施：一是评奖，二是开会，三是组织专题讨论。

《民间文学论坛》并不是一份单纯的学术刊物，编辑部也不是单纯的编辑机构，“而是一个国家级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方面的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标志”。[※注]《民间文学论坛》实际上自觉地承担起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全面推动着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的方式，推介方法，介绍经验，制造热点，引领民间文学研究。比如，1985年5月召开的“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可谓是在学界正式推出“田野作业”的概念，以全面取代“搜集整理”“采风”“采录”等传统民间文学概念。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民间文学论坛》多次在各地召开学术研究或专题讨论、座谈会，就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民间文学研究人才，“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工作重心向理论研究的转移，也拓展了民间文艺学的视野与研究深度”[※注]，对于新时期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由于办刊经费紧张，为适应市场需求，从1999年第1期（总第84期）起改名《民间文化》（季刊），从2000年第1期（总第88期）起改为月刊，刊物主编虽由中国民协领导挂名，实际由赖亚生编辑发行，办刊方针上也有所改变，以“走进民间世界，感受生活本色”为宗旨，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刊发通俗性、普及性的民俗知识，不再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不过，为平衡学术需求，2001年头尾的第1期和第12期曾经以“学术专号”的面目出现，曾有部分收取了“版面费”。2002年第1期（总第113期）开始尝试民俗和旅游综合版。但是，这种在通俗读物与学术期刊之间摇摆不定的杂志，发行量并不高，连年亏损，坚持了三四年，最终在2003年第6期（总第136期）后休刊。

2004年，学苑出版社承办杂志，将其改名为《民间文化论坛》（双月刊）。学苑出版社孟白社长是个有学术理想和学术情怀的编辑家，他从接手《民间文化论坛》开始，就坚决地认定杂志应该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可惜的是，学苑出版社也只坚持了三年多，2007年第3期（总第156期）出刊后，再度休刊。休刊的原因之一，学苑出版社不满于在他们承办《民间文化论坛》期间，同一刊号的《民间文化》通俗版并未停刊（该刊出至总第193期），导致《民间文化论坛》在发行中出现许多障碍。

2008年12月，《民间文化论坛》第二次复刊，“重回论坛队伍，但所涉猎的学术视野与领域将更广阔，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化学、民俗学仍然是我们的三大学术支柱，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学、民间文艺的抢救与保护研究、民间文艺继承与弘扬的实践与理论、民间文艺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研究等等，也将是本刊特别关注的学术对象”。[※注]

《民间文化论坛》近五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依托于杂志主持者安德明、冯莉的海外学术资源，大大加强和改进了对于海外民俗研究的介绍。其特点，一是不再局限于对海外民俗研究方法论、经典研究等“过去完成时”的介绍，加大了前沿学术、当代学术等“现在进行时”的介绍，努力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民俗学保持同步；二是不再局限于面上的介绍、第二手介绍、概述式介绍，而是对前沿学术论文的完整而非局部的直接译介。比如，以美国民俗学为主的“多样化的文本书写形式与女性民俗研究”，以日本民俗学为主的“福田亚细男系列民俗学讲座”“关于日本民俗学何去何从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等，都在中国民俗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民间文化论坛》几经波折，折射着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在学科定位及学科关系上的摇摆和尴尬。纵观其办刊历史，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创刊时期，正如刘锡诚所说：“《民间文学论坛》出刊16年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创办，以及编者和作者的支持，使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学术思潮和学术成就的标志，在它的周围，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铸造了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代。”[※注]

第五节 《民俗研究》成长为学科建设的中流砥柱

《民俗研究》由山东大学主办，初为季刊，从2012年第1期（总第101期）开始改为双月刊，同时加大开本，由原来的大32开改为16开。《民俗研究》是目前中国唯一以民俗学为主的专业核心期刊。与《民间文化论坛》不同的是，《民俗研究》从1985年试刊一期，1986年6月正式创刊至今，从未间断出刊，也从未更改刊名。作为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学术平台，《民俗研究》一直在为全国广大民俗学者默默服务，终于从《民间文化论坛》的捧哏角色，走到了民俗学舞台的最中央，这主要得益于叶涛、张士闪两位主编前后相继的坚守和不懈努力。

《民俗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创刊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方面主要表现在承办者的个人志趣和决心，据叶涛回忆，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初，就筹备了民俗学专业，1985年春节，叶涛和简涛一起在招远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回来后整理出三四万字的调查资料，可是，“当我们想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时，举目四望，才发现根本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刊发这类民俗调查资料。进而，又发现根本没有专门的杂志可以刊登民俗学方面的专业研究成果。这就促使我和简涛兄萌生了办一个杂志的念头。很快，在学校和老先生们的支持下，自1985年6月起，我们俩就投入了创办杂志的工作中，也就有了现在这本《民俗研究》杂志”。[※注]

无论杂志的创办者叶涛、简涛，还是幕后的主要支持者徐经泽，都不是民俗学专业出身，为了让杂志接上民俗学的血脉，叶涛专程到了北京，先后拜访钟敬文、启功、杨堃、杨成志、容肇祖、罗致平等，并请他们为创刊号题词。同时邀请张紫晨、乌丙安、段宝林、叶大兵、陈之安、关德栋、王青山撰写文章。

早期的《民俗研究》人手极度缺乏，约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主要靠叶涛和简涛两人亲力亲为。由于稿源不充足，自然也就没什么特别栏目和特别策划，只能笼统地以“本刊专访”“民俗学讲座”“民俗学史”“书评”来划分。由于人手、稿源、经费等问题，1986年《民俗研究》印刷了两期，1987年只印了一期，直到1988年，杂志才按照季刊的要求，一年四期逐渐走上正轨。“到了1998年、1999年，更多高校设立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硕士点，反映在《民俗研究》发文方面，对学科基本分类和基本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如‘民俗志’‘民俗史’‘民俗学史’开始作为常设的重要栏目出现。”[※注]

地方大学创办全国性学术期刊，道路曲折艰难，为了获得刊号，叶涛和赵申等人几经周折。1987年底，《民俗研究》杂志获得了山东省内部期刊的刊号，从1988年第4期开始，《民俗研究》上面就印上了国内统一刊号。“当时做这个事真是难，徐经泽老师为了还账，最后不得不动用系里的钱，结果惹得大家意见特多。”[※注]“我们靠募捐来的钱，在印刷厂的帮助下将刊物一期一期地支撑下来。”[※注]

《民俗研究》创办时期由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徐经泽任主编，简涛在回忆中说：

进入21世纪以来的《民俗研究》总体上来说有几大特征：一是始终坚守民俗学学科基础，在学术发展中保持传统学术的稳定性。民俗史、民俗学史、田野报告、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艺术一直是《民俗研究》占比最大的学术版块。二是积极引导学术讨论，关注前沿话题，推动学术潮流。三是在团结全国民俗学者的基础上，重点挖掘和研究山东民俗文化。由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性质，《民俗研究》的学科归属也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征：“比如在CSSCI期刊类别中，属于社会学；在社科院评价体系中属于民族学与文化学；在中国知网属于历史类；在万方数据库中属于文物考古。”[※注]

《民俗研究》三十多年的历史，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才结构和学术发展。比如，从各研究机构在《民俗研究》的发文量来看：“排在前面的是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有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博士点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机构，可以说都是民俗学的重镇……2007—2014年发文数量前100位的作者，其中90多位是活跃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领域的专业学者，多数都有本学科博士学位，其中有几位是外籍学者。这表明《民俗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团结学界同仁建立了相对稳定又开放的作者群，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培养人才和引领学术的重要基地。”[※注]

从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看《民俗研究》对海外学界的影响力：“海外读者约占本刊全部读者的17.1%。相比而言，海外读者所占比例远超海外作者。海外作者一般集中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芬兰、德国、美国，而以日本与德国最多，而这两个国家也是民俗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地区。被海外访问下载和浏览50次以上的文章，仅占文献总量的1.4%，且主要集中在史料与田野资料方面，而有36%的文章甚至没有被海外访问过。”[※注]由此可见，促进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增进海外民俗学的理论交流，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既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也要让这些理论话语对接国际学术潮流，一是避免理论研究自说自话，二是避免中国民俗学成为单纯的田野资料供应者。

第六节 《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中的贡献

在民俗学领域，还有四份值得特别提出的杂志：《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西北民族研究》《文化遗产》。这四份杂志虽不是民俗学的专业期刊，但是每期都会刊载多篇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论文，有时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有时是以专题或栏目的形式出现。

一 《民族文学研究》

《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于1983年11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始为季刊，第一任主编是贾芝，自1986年第1期（总第10期）改为双月刊。由于许多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生活多依赖于口口相传，口传文学相对比较发达，所以，民族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归入民间文学范畴的。相应的研究论述，早期是以“民间文学论坛”形式出现的，多为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有时也打破民族界限，发表无族群特征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文章。

民族民间文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做出学术突破的，就是活形态的民族史诗，尤其是《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比如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提到：“史诗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期刊载了三篇讨论史诗问题的文章。今后我们准备继续刊登有关史诗的研究文章。”[※注]

早期的《民族文学研究》对民间文学的学术关注主要聚焦在民族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史诗、神话、叙事诗、民间故事四大领域。《民族文学研究》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术资源，在组稿用稿的同时，也起到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学术组织者、引领者的作用，一方面组织专题学术会议，另一方面遴选优秀论文发表。

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文学研究》突破“民族文学”的藩篱，组织一些纯理论问题的探讨，比如关于“口头诗学”理论的持续探讨，关于“民俗学研究伦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讨论，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文件解读等。

从1983年到2018年35年间，《民族文学研究》共计发表民俗学、民间文学类的论文1000余篇。按主题划分的话，其中占比最大的几个主题有：“民间文学”主题541篇，“叙事诗”主题236篇，“口头文学”主题195篇，“民间故事”主题152篇，“史诗”主题106篇（其中仅《江格尔》主题即达58篇），“民俗学”主题42篇。

二 《民族艺术》

《民族艺术》创刊于1985年6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管，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初为季刊，2013年始改为双月刊。《民族艺术》在34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大艺术、多民族、跨学科”的办刊宗旨，倡导在跨学科背景下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考察。

民间文艺与民族艺术两个范畴有着大面积的交叉，1985年创刊号共发表22篇文章（不含动态消息），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相关，由此说明，民族艺术先天就与民俗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民族艺术》第一任主编周民震在创刊号的《编后小记》中说：“各民族只有不断深入开掘本民族的艺术宝藏，用研究‘土特产’的优异成果，来丰富中华民族的艺术理论宝库，促进各民族艺术理论研究的交流、提高和发展。《民族艺术》愿热诚服务，竭尽薄绵。”[※注]有的老作者在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回顾说：

按《民族艺术》现任主编许晓明的分析，《民族艺术》与民间文学的深度结合与文化部领衔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俗称“十套集成”）密切相关，当时广西艺术研究所承担了其中七套集成的编撰工作，在1985年至1995年期间，可以看到大量和七套集成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到艺术背后的文化，作者构成也不止于广西，还有大量国内外民间文化界的作者，由此形成了《民族艺术》的开放性特质。

1995年廖明君担任《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其20年（1995—2014）的主编时间里，正值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勃兴时期，他紧紧抓住以费孝通为首的人类学学者群，以及以钟敬文为首的民俗学学者群，借助这两个学术部落，将《民族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使《民族艺术》“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宗旨得到凸显。

2014年许晓明接手《民族艺术》之后，进一步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艺术遗产纲目”“图说传统艺术”“工匠和手工艺研究”“工匠精神”“传统戏曲保护”“中华传统艺术的海外传播”“发现异邦”等栏目和专题，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和引领学术前沿，强化了“谣言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前沿”等前瞻性学术专题的发文篇幅。

三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西北民族大学主办，1984年试刊，1986年正式发行。初为半年刊，2001年变更为季刊。它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三大学科为主，多学科共建，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与国际学界对话。目前设有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天地、民俗研究、民族问题与政策、田野调查报告、民族历史探幽、社会学、学术综述与动态等多个栏目。

《西北民族研究》是以郝苏民为首的西北民族大学学人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带有明显的郝苏民学术思想的烙印。20世纪末，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学院参与创办“西北民族研究所”，2001年又创办“社会人类学·民俗学所”，继而扩大为系（院），成为中国高校中第一个民俗学系。郝苏民在《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卫拉特蒙古及其民间文学的研究——关于开拓蒙古民间文艺学一个分支的设想》即是一篇民族民间文学方向的学科构想，可见《西北民族研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融汇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办刊思路。

对于民族类学术期刊与民俗学的关系，朝戈金在《〈西北民族研究〉与民俗学学科建设》中有一段精当论述：

另据朝戈金统计：

《西北民族研究》三十三年如一日地呼应民族文化建设、注重学术服务社会，比如“一带一路”专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栏、少数民族史诗传统专栏的建设，都可以看作参与国家建设的重大话题，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努力。比如，2018年11月，《西北民族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还曾联合主办“丝路民族（民俗）志：跨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研习班，立足田野调查，从不同主题和视角对以民族志（民俗志）为特征的跨文化研究进行了解读。

四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前身是创刊于2001年的《民俗学刊》。《民俗学刊》系以书代刊的半年刊，由中山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澳门出版社出版，创办人叶春生教授，具体编辑工作则由施爱东负责，从2001年创刊到2005年改刊，共出版8期。后来由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整合民俗学与古代戏曲两个学科的力量，共同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遂于2005年改刊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季刊），延续《民俗学刊》的期号，从第九辑始编，仍由叶春生担任主编，改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出版4期，至2006年第十二辑止。由于《民俗学刊》在中国民俗学界影响日益扩大，此前的2003年底，中山大学中文系计划将已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系刊《中文刊授指导》变更为《民俗学刊》正式刊行，并由系主任欧阳光与副主编施爱东一同进京向主管部门申办此事。在漫长的申办过程中，中文系最终将正式刊名锁定为《文化遗产》，2007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注销《中文刊授指导》旧刊，启用《文化遗产》新刊。

《文化遗产》（季刊）2007年11月正式发刊，新刊主编仍为叶春生，实际由古代戏曲学科带头人康保成负责。由于《文化遗产》主要依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该中心设有传统戏曲、口头文艺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三个研究方向，所以，创刊号21篇稿件中，戏曲类计有6篇，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类计有10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文章计有5篇。这个比例大致成为一种定式，后来的《文化遗产》虽然大力刊载戏曲类论文，但是毕竟民俗学学科领域广大，从业人数众多，总体用稿量还是稍大一些。

该刊自2013年始改为双月刊，每年6期。目前《文化遗产》主要栏目及涉及内容有：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战略、传统戏剧学、民间文艺和民俗学、口传文艺学、古近代文学中的口传诗学、语言学中的濒危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该刊延续国际性专业学术期刊的办刊路线，每期刊发一到三篇国外学者的论文，既扩宽读者的国际视野，也增强了刊物在国内外学界的整体影响力。

五 其他民俗学及民间文学刊物

在上述知名民俗学期刊之外，全国各地还曾先后有过大量短暂存在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期刊，为培养基层民俗文化工作者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多数刊物在坚持数年之后就因经费问题而停刊，另外一些为了市场化生存，选择了转型，往往变身为“新传奇故事”之类的通俗读物。这些刊物虽非纯学术刊物，但在培养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以及培育民间文化爱好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全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来源，为学院派的民俗学者提供了来自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的调查线索和感性知识。

对于纯学术期刊，我们可以借用刘锡诚的这段话来做一小结：“这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发行，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文学学术思潮与学术探讨的发展，推动了学术成果的产生与理论人才的成长，学术期刊的兴办与学术思潮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二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期刊办得好、质量高，仰于它的编者能在学术思潮的涌动中得风气之先，以刊发高水平的文章而推波助澜；反过来，学术思潮十分活跃，就能促使期刊编者勇于创新、敢于探索，从而推动学科健康地发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