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随着全国开展新民歌搜集运动，民间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相应地，学界加强与深化了对它的研究，并形成了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高峰，这一发展进程一直持续到1966年。

一 新的民间文艺学

1958年开始民间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现象，学者们围绕民间文学的范围、民间文学的主流之争、搜集整理以及民间文学的人民性的讨论对其作了回应。

较早提出民间文学新的范围界限问题的，是克冰（连树声）在《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发表的《关于人民口头创作》一文。他全面、周详地介绍和阐释了苏联口头文艺学中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含义与范围，并明确指出民间文学不同于“业余文学”（中国称为“人民创作”或“工农兵创作”），这与学界后来的讨论完全不同。1958年新民歌运动开始后，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农民知识分子化，模糊了新民歌与新诗的界限，新故事创作兴盛。周扬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注]，在他的引导下，研究者们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民间文学的范围及其特征。1961年4月和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研究部与《民间文学》杂志社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讨论会”，关于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特征；第二，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与合流问题；第三，新民间新故事问题。[※注]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民间文学主流论，如陆侃如《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注]。“大跃进”中，出版了以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两部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作者们提出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口号。对这两部书的出现，报刊上充满了一片赞美之词，同时也围绕着“主流”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解放日报》《文汇报》《文学评论》《文史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学报》《读书》等刊发了相关文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研会亦围绕这一话题召开了讨论会。他们的观点主要强调民间文学是“正统”“主流”，“以民间文学为中心，改写中国文学史”等。许多学者如程俊英、郭豫适、乔象钟等撰文批评这一论调，何其芳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至此，“主流”论告一段落。

1949年以后，“搜集整理”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它是在继承“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搜集工作科学传统基础上提出的。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研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孙剑冰、青林，民研会李星华、陶阳、刘超参加。他们的调查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注]调查组参与者后来出版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注]《白族民歌集》[※注]和《纳西族的歌》[※注]。伴随着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版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区概况等三种民族丛书。1961年4月，成立了整理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议。调查研究的结果刊印的资料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有助于“调查产生民间故事的环境”。[※注]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注]，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关于搜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要记录，应当忠实记录，一字不移；（2）有重点、有选择地记录；（3）有限度的忠实。关于整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只有“编辑”工作，而无“整理”工作，即使“整理”，也只限于技术性范围；（2）认为民间故事的整理应当加工，在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3）慎重整理；（4）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创造些新的来，即推陈出新。[※注]其中第四点后来发展成了“改旧编新”，主要人物是张弘，他认为改旧编新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搜集—整理—推广是为民间文学服务的方法。整理、改编、创作是广义的整理，都属于民间文学的工作范围，它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整理基本上是改造民间文学传统作品的手段，是对传统作品“推陈出新”的手段，是改旧的手段；创作是形成新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段，是编新的手段；改编是不问体裁人为的相互转化的手段，是用非民间文学作品来丰富民间文学的手段。[※注]民研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区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座谈讨论，各省区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稿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这一时期关于搜集整理广泛和深入地探讨，是民间文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他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注]，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及新文艺的方向，也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人民性亦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努力探析作为文学艺术共性的“人民性”。尽管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都特别强调它的直接人民性，及其作为文学作品在人民性上的特殊优势，在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审美与批评中也经常使用“人民性”一词；但并未像一般文艺理论家那样对人民性进行具体和适合本学科与专业的论述与阐释，解释最清楚的匡扶也只是以作家文学的人民性作为前提。民间文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突出它与人民性的关联，试图用“人民口头创作”代替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成了与一般文学理论的对接及对其移植，这似乎成了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惯例，到目前为止，学人仍沿袭着这一弊病。

二 “人民的文艺”——周扬、何其芳、贾芝的民间文艺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文艺界掀起了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周扬就是在这个时期登上文坛并积极参与了讨论。1942年《讲话》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回应了文学上的民间化和大众化问题。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参与了讨论，1949年以后，由于其特殊的领导地位，对民间文艺更是积极倡导。他通过具体文艺问题等探讨完成了民间文艺建设的任务。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强调民间文学、文化的人民性是为现实服务，坚持民间文学学习应尊重历史之原则等。周扬重视民间文学问题是为他的政治追求服务。他对民间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追求，是其构建人民的文艺之具体实施，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尤其应将其置于具体情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

何其芳的民间文艺研究主要表现在“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层面。他将民间文学当作文艺性质的读物，以文艺批评的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作为民歌编选的尺度。如《陕北民歌选·凡例》中明确指出：“……希望它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文艺性质的读物。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因此，从一千余首陕北民歌中，我们只选了这样一册。”[※注]他论述了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历史，孕育于人民生活、群众的艺术，同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各有所长。何其芳对民间文学文艺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的科学意义缺乏认识。他在《陕北民歌选·凡例》中叙述编选目的时，明确目的之一就是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提供研究材料，并对书中材料的来源、参加工作的人员、编选民歌的地域范围、民歌的写定、注释等作了全面的学术说明，同时对书中为了阅读方便而删除民歌的衬字衬语表示歉意。[※注]在他的民间文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他对“民间”的理解。

贾芝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与民间文学创作与研究。最初他遵循《讲话》“我们的艺术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精神，运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进行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诗歌多首，自此他也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正如他所说：“这一时期是建国以后我之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注]1949年以后贾芝正式介入民间文学领域。他的工作包括管理和研究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努力建设和保存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积极组织民间文学研究。具体而言：他为民研会的成立和存在而奔走呼吁；主持编辑了《民间文学》[※注]；注意与地方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兼顾民间文学的宏观理论与微观领域。他在民间文学分类、对象和搜集整理的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反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无限度扩大，主要是针对当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民间文学与群众创作等同的观点；他注重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强调民间传说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并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