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
第三节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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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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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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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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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贾芝代表常务理事会向会议作了工作汇报，提出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一套《中国民歌、民谣集成》 、一套《中国谚语大观》 。民间文学的另一种表述变成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 ，大批原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开始转向民俗学阵营，即使依然“坚守”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强调要具备民俗学视野。总而言之， “三性”中的科学性就是要求搜集整理者要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出具有科学价值（兼具可读性）的文本，并应用到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中，从而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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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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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 整理 民俗学 科学性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 谚语 中国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 学科 工作 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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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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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贾芝代表常务理事会向会议作了工作汇报，提出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一套《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一套《中国谚语大观》。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号]，也就是这段历史中经常被提到的“808号文件”，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启动。经过普查、搜集整理、地县卷本与省卷本的编选，至2015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新疆兵团卷》出版，共出版省卷本90余卷，合计1.2亿字。
三套集成工程是继采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但此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学科范式都发生了转变，所以，三套集成在指导思想、理论认识、搜集整理原则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但许多人对此仍心有余悸。一方面，搜集整理者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还在受所谓“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传统民间文学是封建糟粕，即使搜集也要搜集以歌颂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歌，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仍可以看到若干“大跃进”民歌集出版。此外，在三套集成工程启动时期还有一个社会思潮，即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民间文学领域，有人认为民间文学也是“精神污染”，三套集成工作自然也被认为是在搞“精神污染”。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文化持有者“挨整整怕了”，不敢讲唱民间文学，比如，阿南描述了1979年他们搜集遮帕麻与遮米麻时所遇到的类似情况，歌手赵安贤说：“你们是我信得过的汉家朋友，但你们是水，我是石头，将来你们流走了，不知又会淌来什么样的水。”他甚至要求搜集者为其开具一个允许他演述遮帕麻与遮米麻的官方许可证明才肯开口。[※注]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首要工作并不是怎么开展具体工作，而是先改变人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也就是当时经常提到的“解放思想”。所以，我们翻看各地三套集成之初的工作会议记录，从领导讲话到会议资料，都在强调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并将民间文学与封建糟粕、“左”的东西、“精神污染”等划清界限。而研究者也开始撰写文章为民间文学“平反”。
解决了民间文学不是毒草，不是封建糟粕的认识后，接下来在认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民间文学到底是什么？三套集成时期，正是老一代研究者在1978年之后重新“出山”之时，同时，新一代研究者也开始崛起之时，这支逐渐庞大的专业队伍也逐渐进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领导队伍中来。采风运动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多为政府官员或学者型官员。三套集成运动中，一些民间文学研究者成为此次搜集整理活动的主导者，如钟敬文、马学良分别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各省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多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各省分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而参加到三套集成工作中。
三套集成时期正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转向时期，民间文学从认识论到研究范式，再到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转变。民间文学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学，它同时也是文化，是人们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而民间文学书面文本也不仅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文学读本，它还应成为民族文化的档案、学术研究的资料。民间文学的另一种表述变成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大批原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开始转向民俗学阵营，即使依然“坚守”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强调要具备民俗学视野。在此背景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十六字方针”过渡为科学性、全面性与代表性。
“三性”中的全面性与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别对应采风运动时期“十六字方针”的全面搜集与重点整理，只有科学性是新提出来的，并且放到了首要位置，也就是此时格外强调科学性，并且将科学性作为前提条件与基础。科学性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纠正一些人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过于强调文学性而缺乏学科性（民俗学）的倾向，现今学界往往将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称之为民间文学作品，正是意在强调搜集整理过程中，民间文学诸多特质被遮蔽，同时又进行了过多的文学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搜集整理者制造的一个作品。杨堃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举办的全国民俗学讲习班上做了题为《民俗学与民族学》的讲演，其中就批判了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重文学而轻科学的现象：“民俗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在采集民俗学资料时，如整理一个传说或搜集一个故事，在方法上往往是仅注意艺术性，而不重视它的科学性，故有所谓‘改旧编新’的问题……而民族学工作者却很忠实调查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定要深入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和被调查人交朋友，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用先进的科学工具进行调查研究……我希望民俗学工作者也注意这一问题。比如说，一个传说或一个故事，发言人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住在何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他说的这一传说或故事，是听谁讲的？其来源如何？这全要问个明白，记录下来。”[※注]所以，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整理工作的第一点要求就是“忠实原貌”，强调要按照民间文学本身特点，杜绝改编、拔高。[※注]为了凸显科学性或学科性，三套集成更为重视与民间文学相关的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以及历史事件的搜集与考证，在一些文本末尾会附上异文和附记，省卷本还会专辟附录，包括演述人简介、方言表、故事类型索引等。在形式上也做了统一的要求，如实行资料统一分类编码，并且由于三套集成将体裁限定为散文体叙事类故事、歌谣和谚语，这也导致了搜集整理者更加关注篇幅短小的民间文学文类，从而使大量的神话、民间故事、传说等被发掘出来。
事实上，科学性的内涵与应用范围远超于科学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它还提供了其他阐释空间：如将科学性作为入选三套集成的主要标准；以科学的视野去认识民间文学；并不仅仅停留在搜集整理上，还要加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等。也就是说，科学性对于民间文学学科恢复以及进一步的民俗学转向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总而言之，“三性”中的科学性就是要求搜集整理者要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出具有科学价值（兼具可读性）的文本，并应用到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中，从而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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