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民间信仰研究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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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下编 民俗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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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活动的学术关注，始自明末清初的中西方礼仪之争，及至晚清的定孔教为国教，将中国宗教问题的争议推到了顶峰。从“清末新政”的“废庙兴学” 、民国“风俗改革运动”与“反封建、反迷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破四旧”到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民间信仰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和阐释。1949年以来，政府和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综上所述，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定位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生存状况，也影响到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的走向与进展。民间信仰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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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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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民间 民间信仰 民俗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 宗教 丛书 会道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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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信仰研究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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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活动的学术关注，始自明末清初的中西方礼仪之争，及至晚清的定孔教为国教，将中国宗教问题的争议推到了顶峰。从“清末新政”的“废庙兴学”、民国“风俗改革运动”与“反封建、反迷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破四旧”到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民间信仰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和阐释。1949年以来，政府和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1949年至1978年对于民间信仰的定位与研究
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低潮期，但并不意味着民间信仰的研究全面停止。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历史学者针对以会道门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这些历史学者们“比较普遍地使用过‘农民宗教’或‘起义者的宗教’等概念来表述民间教门”[※注]，且多使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展开。例如曾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秘密宗教展开研究的李世瑜，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学术人脉，开始搜集与整理民间宝卷这种特殊的民俗文献，在1961年出版了《宝卷综录》。[※注]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也搜集整理了大量会道门的组织情况，一部分发表在诸如《人民日报》《公安通讯》《人民司法》和《人民警察》等报刊上，更多的则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流通和保存在政府部门或高校的研究机构资料室里。[※注]
此外，全国在1956年至1964年间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也涉及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习俗的内容。这些资料最初多数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保存，1979年之后，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学者们才陆续将之重新编辑整理，出版成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注]
二 1978年至2000年民间信仰学术价值的重新发现
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简称“19号文件”），这既是党的宗教问题基本观点的一个修订版，也是新时期宗教政策和法规的一个大纲。文件提到，在社会主义中国，虽然“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的思维方式会继续存在，因此宗教仍然会继续存在并且发挥它的功能。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重新展开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首先是对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重新定位，弱化概念所引起的政治敏感。吴真曾指出，“1979年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之后，全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广泛讨论如何重建民俗学，其中一项便是恢复对信仰风俗的研究调查。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文化界惯用的‘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1980年以后，民俗学者们非常默契地共同使用了‘民间信仰’一词，借以取代‘迷信’一词”。[※注]例如乌丙安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便辨析了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十大区别，以凸显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注]其次，宗教学、历史学的学者们以“眼光向下”的姿态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但是一般使用“民间宗教”这一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秘密宗教”“秘密结社”以及“会道门”研究。[※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俗学者们全方位展开了有关中国境内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丛书。如上海三联书店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收录了十多本民间信仰研究著作。[※注]这些民间信仰著作或以“萨满”“中国巫术”“神判”等特定的民间信仰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或以特定的神祇崇拜类型如关公、财神信仰等为研究主题。刘锡诚、宋兆麟与马昌仪等主编了《中华民俗文丛》（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和《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者按神灵崇拜对象进行分类，涵盖了20个民间信仰主题，单独成册，后者则主要是针对传说这一民间文学文类，分为12个民间信仰主题进行整理。
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特点还表现为区域民间信仰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正如吴真所总结的，这些区域民间信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江南地区（以稻作文化与蚕神崇拜为主）、东南沿海地区（以妈祖研究为核心）以及华北地区（主要围绕碧霞元君、女娲、关公等神祇展开）。这些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民间信仰志”体系，它们“大多遵循一定的写作模式：追溯本地信仰源流与历史，分析巫鬼、祖灵、地方俗神等信仰形态，介绍岁时节日风俗与庙会盛况，铺陈禁忌习俗，最后总结本地区民间信仰的若干特性”。[※注]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信仰情况也受到了民俗学者的关注，研究的方式既有跨学科的团队合作，也有学者个人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其中吕大吉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凝聚了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五十多位学者的成果。学者个人的研究也涵盖了全国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独特的信仰传统，如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等的萨满信仰[※注]，彝族的毕摩信仰[※注]、西藏高原的各种民间信仰[※注]、土族的民间信仰源流[※注]，广西壮族的师公信仰与仪式等。[※注]
三 21世纪以来民间信仰活动的合法化及相关研究
经过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和学术讨论，21世纪以来的民间信仰活动得到了更为充分和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国家宗教管理方面，政策制定进入了成熟阶段。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民间信仰发展现状，逐步形成了湖南模式、福建模式、浙江模式。[※注]民间信仰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特定的宗教文化现象，将其重新纳入政府部门的管理之下，赋予其信仰场所的合法性。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设立业务四司，负责民间信仰（此外还负责政策研究和新兴宗教）的管理工作。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民间信仰还获得了另一种寻求制度合法化的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倾向于将民间信仰纳入民俗文化体系进行管理，以充分肯定民间信仰的传统性与民俗性，重塑地方社会的活态文化，增进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部于2006年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纳入了“祭典”这一“非遗”项目类别。2009年，文化部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增加了“庙会”与“民间信俗”项目。民间信仰的表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妈祖信俗的合法化与申遗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注]
21世纪以来的民间信仰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枝繁叶茂。以《民俗研究》为例，2004—2018年发表的民间信仰类论文共有337篇，而且2008—2018年的民间信仰类论文与杂志每年发文总篇数的比率都超过了20%，2005年和2010年两年甚至高达30%和34%。从主题来看，大部分论文都可以归至高丙中总结的民间信仰研究四大系列，即“神灵系列”“庙会系列”“灵媒系列”“仪式系列”。[※注]此外，“综合性研究”“概念和学术史”“礼俗互动系列”“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的互动研究”这些研究主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是围绕“仪式”和“神灵”展开的，可以说“仪式”和“神灵”是民间信仰研究的重点。“神灵系列”涉及的神祇有碧霞元君、女娲、关公、妈祖、四大门等30多个信仰类型。“仪式系列”包括进香仪式、民间祭典、冥婚、祖先祭祀以及其他地方仪式活动。
综上所述，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定位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生存状况，也影响到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的走向与进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将民间信仰定性为“封建迷信”，学术研究多数围绕“反动会道门”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属性展开，仅有少量历史学者对民间信仰的民俗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改革开放后的40年，民间信仰得以重新恢复，其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再度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民间信仰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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