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国内大众旅游开始逐渐兴盛，在名胜古迹与自然风光之外，民俗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其所隐藏的巨大潜力极大地激发了民俗旅游的开发。因此，这一时期对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等角度，围绕作为旅游资源的民俗文化特征、属性及开发价值等问题展开探讨。

1982年，莫高就在《浙江民俗》上发表《民俗学与旅游学》，探讨两者的关系，对民俗文化之于旅游的意义进行了研究。之后在《民俗研究》1985年的试刊号上所发表的《民俗与旅游》，进一步探讨了民俗应用于旅游的方式和方法。[※注]1988年，陆景川的《民俗旅游发展浅探》一文也对开展民俗旅游的意义及方式进行了探讨。[※注]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民俗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关于民俗与旅游的文章可谓不胜枚举，甚至为此开设专栏，足见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之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对民俗与旅游的关注持续升温，并且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丰富。像姜文华《论民俗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注]、张铭远《大力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业》[※注]等文章，除了对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形式等进行探讨外，也开始关注民俗旅游开发中需要注意的民俗文化保护等问题。而在研究视角上，同样有所开阔。如陶冶就从宣传的角度提出民俗旅游必须针对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人员三个方面进行有意识的宣传，同时对宣传方式和手段也进行了介绍。[※注]而张建新则以旅游心理的视角来谈博物馆中的民俗陈列，从学术性与观赏性、民俗陈列的分类、展示手段三个方面讨论了民俗物品的陈列。[※注]还有展舒言对旅游纪念商品与民俗的研究，认为对民俗旅游纪念品的研究，关系民俗学理论研究与科普工作，关系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关系民俗学的成果，关系民俗学科研工作者。[※注]另外，山曼对民俗旅游的技术和技术人才问题的探讨也有一些新意。他认为民俗旅游的技术应当包括：“当地民俗资源的全面的调查、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开发的方向提出具体开发方案、对方案进行论证和必要的试验（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效益等项目）、设备的搜集建造与布置、旅游过程中各种细小内容的设计、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等等。”[※注]并且将旅游业中的技术人才分为高、中、初三级，指出民俗旅游业中的高级技术人才应具有民俗学理论修养，应具有较高的田野作业的水平。开展民俗旅游，应先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民俗方面的业务训练。

与早先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对民俗应用于旅游的研究有所差别，此时也开始注重区域民俗旅游的开发等问题。如李慕寒就对民俗旅游的区域特征及开发前景做了简要的概述，并依据民俗旅游的区域特征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区、西南地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民俗旅游区和汉族聚居的华北、华东、中南、华南等民风民俗旅游区。[※注]王荣国则以山东为例，从地理环境入手探讨民俗旅游活动，认为山东的民俗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和渔业文化特征，而山东民俗的地域差异性使其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注]而吕继祥更是将研究聚焦在更小的区域，对泰山的民俗文化及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研究。[※注]

学界研究的热潮，与时代背景及国家战略有着密切联系。1995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开展“95中国民俗风情游活动”，《民俗研究》在第一期上刊发了一组围绕“民俗与旅游”撰写的文稿，如刘锡诚《民俗旅游将成为旅游的主潮之一》、沈受君《民俗旅游的现状与发展》、宋兆麟《切勿把民俗庸俗化》、蔡宗德《发展民俗旅游是中国特色旅游的需求》、罗汉田《专项旅游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等，这些文章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民俗旅游研究的热潮。还有《中国民俗·旅游丛书》的出版，分31卷对中国大江南北的民俗旅游文化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民俗旅游研究的热潮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当下，其间许多民俗学者如钟敬文、叶涛等都有文章或正面或旁涉到民俗旅游的问题，而且将之作为应用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如叶涛就从民俗旅游的文化特质和经济特质入手，对民俗旅游的优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民俗旅游大有可为，同时强调在民俗旅游开发中要注意宣传策划。[※注]而他关于济南和青州两地城市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设想，则是其实践化的思考。[※注]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旅游民俗的研究持续升温，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每年都有百余篇相关的论文，而其中关于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文章更是占了大多数。涉及的区域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到省、市、自治区，小到州、区、县，甚至某一具体的村落或景区，都有关于其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探讨。而除了具体的个案研究之外，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某一区域内的民俗文化的异同等特点，从而探讨合作及构建民俗旅游圈等问题。如陈国生、张瀚文、赵晓军就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湘黔渝川边缘地区实施民俗生态旅游开发“竞合”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建设民俗生态旅游圈实施竞合模式的对策。[※注]吴元芳通过对山东运河区域的民俗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和总结，提出“以运河遗产廊道为主要开发模式，并贯穿其他旅游开发模式，以便形成‘长藤结瓜’的大旅游格局”。[※注]此外，还有彭顺生对穗港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同的比较[※注]，魏来对东北地区民俗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注]，周争蔚对环洞庭湖经济圈民俗体育旅游现状的调查[※注]，杨铭铎、杨娟、邵雯对黑龙江省渔猎旅游文化圈民俗旅游发展对策的分析等[※注]，这些论文都对区域民俗旅游有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对这些地区的民俗旅游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民俗旅游的研究，除了传统乡土社会及蒙古族、满族、土族、土家族、瑶族、黎族等民族民俗，还涉及许多城市的民俗文化。如崔云兰就针对城市民俗旅游资源的类型与经营特性，提出了品位和丰度的概念及其指标测算，并分别从城市民俗旅游产品“实体”与“虚体”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注]郭前进则以厦门畲族民俗村为例，从城市记忆的角度对其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注]而范宝俊则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黑龙江省群力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例，对城市民俗旅游开发的模式、类型、思路等进行了研究。[※注]

对民俗旅游资源的分析，囊括了节日庆典、民俗体育、民俗表演、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戏曲曲艺、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民俗文化。节日节庆因其自身特点，一直担任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重要功能，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可谓独树一帜，许多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徐赣丽围绕作为旅游开发对象的节日遗产是否能得到合理的保护、“政府办节”语境下如何进行节日的旅游开发、展演作为文化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在节日遗产旅游中的实际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评析。[※注]而赵念念则在明确传统节庆民俗旅游内涵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传统节庆民俗的旅游开发价值和意义，结合传统节庆缺乏文化内涵、宣传不足等现实状况，提出了传统节庆民俗旅游资源创新开发的对策和建议。[※注]还有王会战以灵宝市东西常骂社火为例的个案研究，则探讨了其旅游开发与保护互动的路径选择。[※注]毛巧晖考察了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建构，提出应该警惕新型民俗节庆“脱域”现象。[※注]

在民俗旅游开发中，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的作用和力量也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张士闪在其主持研究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3》中指出，在民俗旅游新模式的构建中，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发挥主导作用，架构社会参与的良性运转机制，在符合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开展民俗旅游事业。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在时少华和宁泽群对北京什刹海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他们认为，“当地政府创造旅游参与的制度、环境和服务，以及构建社区内部和谐信任的社会关系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必然选择”。[※注]而同样涉及民俗文化旅游社区参与问题的佟玉权则以永陵镇满族旅游为例，指出“提高民俗文化旅游的社区参与度应增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要充分利用教育培训手段和发挥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的能力，并通过政策引导和各项机制保障，来达到提高参与效果的目的”。[※注]秦红增、郭帅旗和杨恬的研究也涉及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问题，认为要提升广西乡村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就要进一步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不断推进其文化创意的科学实践，形成以“文化农民”为核心的乡村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意网络体系。[※注]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特色小镇、智慧旅游、全域旅游等特色项目的实施，民俗旅游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在学科上也呈现出交叉与合作的态势，许多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展开研究。但一些文章也存在着重复研究、浅尝辄止等不足之处，尤其是许多对策型研究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不仅无力指导旅游开发实践，对学科发展也贡献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