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探讨的是中国人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按照不同时期“重大事件—发展阶段”和“国际冲击—中国反应”的不同特点，我国人类学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78—1994年为第一阶段，1995—1999年为第二阶段，2000—2008年为第三阶段，2009—2012年为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为第五阶段。

一 中国快速发展与引进式国际化并行时期（1995—1999年）

我国人类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重建工作之后，可以说已经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各学术团体、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在当时的人类学界掀起一场学术热风。而1995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大学的召开，则标志着我国人类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并且发展速度较之于上一阶段明显加快。同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应该“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科重建阶段的深度发展，既延续了一些早期的基本特点，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中国特色。

由于上一个时期（学科重建时期，1978—1994年），我国人类学较之于社会学等学科，发展既不快速、规模也不大，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与袁方教授就如何重点发展中国人类学一事，致信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相关领导，提出开办此类高级研讨会的建议。该建议得到国家机关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注]经过各方筹备后，1995年6月21日至7月12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由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一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正式在北京召开。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费孝通教授、袁方教授、民族学家宋蜀华教授、人类学家乔健教授（中国香港）以及国家教委人事司彭新实副处长等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其中，费孝通、乔健、蒋斌、李亦园（中国台湾）、金光亿（韩国）、中根千枝（日本）等国内外诸多教授、学者担任讲员就论题发表讲演，并展开热烈讨论。[※注]此外，来自中国各大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等作为学员参加了本届研讨班的系统授课学习，并且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几十余名学员前来旁听，参与学者多，规模大。此次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召开，通过专家学者与各地学员之间的对话、交流，尤其是通过国内外人类学家的授课讲演，使得年青一代的人类学者能够直接接触到最为前沿的人类学知识，开阔视野，增长人类学学识。并且，此次研讨会之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各学员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融会贯通，对于年青一代学者的快速成长无疑是大有帮助的。此外，将讲演授课与学术讨论相结合，师生之间既通过讲授与学习来提高学员的知识素养，同时在平等、融洽、和谐的学术讨论氛围中，中青年学者就议题广发言论、博采众长，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简而言之，本次研讨会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为了保持会议的衔接，帮助更多的青年学者学习人类学前沿知识，截至今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已召开了六届。[※注]给我国数代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共进的平台，老一代学者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经验与成果传授给年青一代，帮助其将我国人类学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较之于学科重建阶段，这一阶段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设置不再那么火热，基本没有出现新设的综合性人类学研究机构，最多不过是原来研究所的更名，或是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机构设置。比如，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成立影视人类学摄制中心；1996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成立；1998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但是，先前成立的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等学术机构经过历年发展，已经成长为我国重要的人类学研究和交流阵地。

学位设置与人才培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基础保障，这一阶段在国家层面有了确保。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颁发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全国）》，其中原来从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的“文化人类学”改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人类学”。这一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与颁布，表现出我国已经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研究区别，对于人类学的独立发展，纠正长期以来将人类学民族学混为一谈的看法都是有益的。而就人才培养而言，学科建设阶段已经招收本科生的学校有些开始成立硕士点与博士点，比如北京大学（1998），云南大学（1996、1998），但是数量并不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培养人类学人才，一些人类学发展较好的高校还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全能型人类学人才。比如，1998年，中山大学特地设立人类学系教育实习基地；1999年，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在德国大众基金会赞助下与德国学者联合举办影视人类学高级进修班，并且之后又相继召开多届进修班，为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注]总之，各高校对人类学学科的不断重视，对于培养新一代人类学人才是大有裨益的。

各学术团体除了组织学者、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之外，又相继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相较于学科重建阶段，这一阶段的会议国际化程度提高，并且“人类学本土化”的口号越来越响亮。1998年，由荣仕星、徐杰舜主编的《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一书出版。1999年9月9日至11日，“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各地及美、英、法、日等海内外学者代表共70余名，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期间就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注]其中，乔健教授认为21世纪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向务实的方向发展，通过实证研究、田野调查才能促进人类学的中国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直到今日，这也是我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且，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参与者，包括学生与学者之内，国际化程度都在提高，研讨班的主要关注内容也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

同时，由于国家对人类学学科独立发展的重视，以“人类学”为关键词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相对来说有所增加，在这一期间升至9个，其中一般项目6个，青年项目3个。就项目内容而言，研究民族区域化特征的课题占据一半以上，影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这些分支学科开始受到重视，但近一半的课题仍旧划分为“民族问题研究”之列，仅有两项划分在“社会学”之下。总之，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区分虽在专业目录方面有了保障，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束缚，两者的区分之路仍旧任重而道远。

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受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余温的影响，热度仍旧不减，并且由于人类学家大都经历过系统的学科培训，专业化翻译与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就西方文化人类学著作翻译而言，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关于各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的数量翻译有所上升。比如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1995）；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1999）等，可以说，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第二次翻译热潮。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此时人类学概论性著作数量增多，比如王铭铭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1998）。分支学科方面的著作也不断出版，比如周大鸣的《现代都市人类学》（1997）、胡小明的《体育人类学》（1999）等。而且，为了对中国及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一些关于中国和世界人类学史的作品也开始出版，比如乔健教授主编的《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

20世纪的最后几年，人类学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早期传统课题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新兴的多元研究方向，尤其是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而且，随着国外翻译作品数量的不断增多，逐渐拉小了和西方人类学界的差距。但是，这一时期我国人类学国际化程度仍旧不高，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仅限于出国访问，虽然有少数国际会议召开，但其实海外学者参与数量并不多。而这也是下一阶段我们要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而言之，以1995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召开为标志，我国人类学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篇章，进入初步快速发展阶段。虽新兴研究机构建立数量不多，但各研究机构都在不断完善，硕、博培养体系进一步发展。各分支学科更是在学科恢复、本土研究、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开始逐步确立独立学科的地位。人类学家的大批专著、译著、论文集等纷纷出版，这些都是80年代“文化热”的延续与进一步发展，这些作品的发表，不仅加强了对西方学术界的了解，也促进了我们自身对人类学更好的反思与研究。因此，经过长时期的重建工作，我国人类学已经基本上迈入发展正轨。

二 国内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国际接轨能力增强时期（2000—2008年）

人类学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多年，学科重建以来已经取得初步成就，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国人类学也开始致力于和国际接轨，努力使中国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舞台。为此，中国亟须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以取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而以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的在华举办为标志，意味着我国人类学已经逐渐与世界各国齐头并进。并且，这一时期我国人类学在学术会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方面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人类学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不仅是对我国人类学重建多年来的肯定，也标志着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渐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

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是于2000年7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此次会议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和相互影响”为主题，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等10余所研究机构协办。会议期间，一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340多名专家及学者出席，大会分为6个系列：“20世纪城市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特点”系列、“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都市的生态人类学”系列（即第七届生态人类学国际会议）、“技术与文化”和“应用人类学教育”系列、“移民群体对其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影响”系列、“都市城市化及其问题”系列、各大分支学科及地方专题系列，并且在每个专题讨论会下又举办了各分支专题会议，内容复杂多样，成果斐然。而且，此次会议是历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中出席人数最多、场面最为盛大和隆重的一次，也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首次在中国召开的中期会议。在大会开幕式的主旨发言中，费孝通教授针对中国及世界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作为学者多年的实践研究经验，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注]，至今这种思想仍在人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本次中期会议收到了超过200多部的人类学影视作品，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前来观影，用真实的影像化手段讲述中国故事，这也是促进我国影视人类学在世界舞台上大展身手的有利途径。

中国人类学日益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且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进行讨论，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层见叠出。2000年7月18日至22日，“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与第五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同场举办）在福建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类学学会与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厦门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费孝通教授以“文化自觉，和而不同”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而且，本次会议同时与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同场举办，体现出我国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中国人类学者的意识越来越浓厚，并且已经做出了实践性的努力。此外，部分得益于2000年中期会议召开的影响，我国的国际会议召开数目较之于20世纪不断攀升。这些国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人类学的关注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华民族范围，而是着眼于世界各民族，国际交流也日益活跃，这当然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随着世界迈入21世纪，各国之间从政治经济到学术民俗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2001年12月14日至17日，“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纪念中国人类学百年”国际学术会议于广州中山大学隆重召开，会议主题有“21世纪都市发展”与“21世纪人类学发展”两大部分，共有15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参与本次会议。[※注]其中，乔健教授作了“中国人类学的第二个一百年”的开幕式专题报告，就如何实现人类学中国化提出了看法和实现途径，以及在当时世界环境下，如何以田野实践为基础，基于中国现实，推动中国人类学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到会学者的激烈讨论与交流，学者纷纷为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在都市领域与应用人类学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人类学第二个一百年的到来积基树本，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使中国人类学成为世界人类学的一部分。

受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影响，2002年，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等22家学术团体发起创立，并于5月在广西民族学院举办首届会议。论坛以“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主题，每年举办一届，会议形式类似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但又独特地创造了“论坛绿皮书+主题演讲+专题讨论+海峡两岸圆桌论坛+青年论坛+观察员评论”的结构模式。[※注]通过自由论坛的形式，使学者与学员之间可以平等地交流，不仅促进了国内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而且加强了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逐渐使青年学者与国际接轨。

2003年7月，国家民委以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名义成功申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同年12月24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委员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当选为筹委会主席，众多专家为此次具有国际性标志意义的世界大会群策献计。我国人类学界为了迎接此次大会，又举办多次会议进行筹划。[※注]为了筹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7年3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更名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CUAES）。据当时人民网报道称：“（该研究会）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力量的整合，增进民族工作实践领域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相互了解，不断开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研究的崭新局面，为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提供更为丰厚、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实践经验。”[※注]该研究会至今在加强学者学术交流、组织学术会议等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人类学逐渐与国际接轨，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人类学的研究，力求从多个方面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因此，这时期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就人类学研究方面而言大大增加。其中，关于宗教人类学、动力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而且多是结合我国现状和少数民族具体地区进行调查，其中以西部研究为主。较之于上一阶段，理论研究项目相对减少，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则仅有两项（《中国视野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中国本土条件下的人类学方法论研究》）。因此，这一时期我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趋向增强，并且受到人类学发展国际化的影响，对本土研究倾向虽略显下降，但实际上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

此阶段在机构设置方面，主要依旧是各高校在分支学科方面设置了一系列研究所。比如中山大学设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1），后又设立健康与人类发展中心（2002）；厦门大学成立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2004），人类学各分支研究更加丰富，并且有了研究机构的保障。同时，一些综合性大学又建立一批人类学研究所，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3）、南京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2005），可见除了民族高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校重视对人类学人才的培养，并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

就各高校这时期的学位设置与人才培养而言，本科和硕士培养阶段变化都不大，但博士培养层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人类学专业博士点；2003年，厦门大学设置人类学专业博士点。我国人类学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类学本、硕、博培养体系应当是一种金字塔结构，我们未来应当继续加强基础阶段的人类学培养。

就学术出版成果而言，对西方人类学的作品翻译在经历前两次的学术热潮之后，热度有所下降，但我国本土人类学出版著作大大增加。比如，《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的对话》（马戎、周星主编，2001），《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徐杰舜、周建新主编，2003），《21世纪人类学》（周大鸣主编，2003）。其中，2003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文丛：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卷》是对1980—2003年阶段性学术成果的大汇总。而且，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创办刊物《亚洲人类学》，2003年，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创立《历史人类学学刊》，这些学刊的创办扩大了人类学学术成果发表的渠道，同时，也有利于展示我国人类学的学术实力。

这一阶段的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01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于7月在中山大学召开“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注]，2003年4月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创立《历史人类学学刊》[※注]，该杂志编辑委员会不仅有中国人，还专门聘请国外学术专家。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走到了我国前列，而且意味着其专业化、学术化水平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2002年5月至6月，中山大学举办影视人类学系列讲座，并于2006年11月与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联合举办了“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注]，并且相继拍摄一系列影视人类学作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02年6月，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等联合主办的“清华—哈佛医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注]，此次会议给国内外奋斗于医学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与医师提供了交流机会，促进了国内外医学人类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此外，产生于19世纪的宗教人类学也日益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2003年10月，“当代宗教与实证性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美的20余名学者就我国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及研究方法进行讨论。[※注]2006年2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田野中的宗教’学术研讨会”[※注]，来自中日的30 余名专家就我国的若干主流宗教进行交流，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2005年1月，“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召开，国内外学者就“人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语言与文化”等6项专题进行讨论[※注]，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的8年间，人类学的热门议题已经从过去所探讨的传统话题、传统本土化研究中逐渐转移出来，一方面注重研究成果的国际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且，我国人类学的学术自信越来越强，中国人类学家开始就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阶段性总结。分支学科的细致研究以及应用化研究逐渐成为我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些优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一则是我国很多的人类学研究仍然局限在对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研究，对海外华人，或是外国人的研究值得进一步加强。二则我国人类学仍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真正使我国人类学挤入世界人类学舞台中心，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仍旧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最后，就我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而言，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应当在更多的大学推广，并非仅是在一些知名大学或民族高校中，而且在加强人类学高级人才培养的同时，本科基础教育也要抓起来。

总之，以2000年中期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我国人类学发展已经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在世纪之交的一件承上启下的学科大事，我国人类学已经逐渐与世界各国齐头并进。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数量增长幅度虽小，但作用日益显现，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也是遍地开花，国际学术会议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学国际化程度日益凸显，分支学科发展呈现出迅猛之势，学科自信越来越强。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我国人类学家的努力，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得到改善。

三 国内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国际对话能力增强时期（2009—2012年）

中国人类学经过百年积累与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从学科重建到初步快速发展，再到与国际接轨，亦步亦趋的时代早已结束，我国人类学学科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也不再拘泥于中华这一片土地，而是在世纪之交中进一步走出国门，更多的人类学家走向海外，也有更多的国外人类学家走进中国进行研究。该时期以2009年第16 届世界大会在昆明的召开为标志，海内外人类学家荟萃一堂，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世界级的对话与交流，这一切都在证明我国人类学已经跨入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阶段。

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主会区设于云南大学。本次大会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承办，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6个国家与地区的近5000名专家与学者出席会议，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历届世界大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被誉为“奥林匹克学术盛会”[※注]。其中，本次大会除了开幕式、闭幕式致辞外，在五天的会期中，还分别举办了6 场主旨发言，156场学术专题会议，10 余场名家讲座，24 场人类学影片展映，18场影视人类学专题会议，6 场专题展览活动，并且前往云南各地进行4处学术实地考察，若干场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以及若干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分支机构学科会议。而且，除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下设的27个委员会所探讨的各分支学科问题之外，新近萌发的“早恋人类学”“牙齿人类学”[※注]等也成为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在大会闭幕式上，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根据峰会期间的学术讨论共识整理起草了《昆明宣言》，并顺利通过。这标志着本次大会上，国内外学者就一些热点问题已经达成学科共识，本届世界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世界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也给我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世界性机遇。各国人类学家及相关领域学者2009年齐聚中华大地，就当代人类学热点问题，特别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人类共同发展”等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同时，会议期间，还在云南大学科技馆、人类学博物馆等地开办“国际联合会60年回顾展”等学术展览会来展现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为了展现中国文化，还特地开设了“中国人类学百年展”“人类学民族学图书展”等帮助海外学者理解中国人类学自传入以来的历年发展，尤其让他们感受到其中的中国化特色。总之，本次大会的圆满召开，不仅意味着西方学者对我国特色文化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更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已经逐渐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支学科和学术理论。在2009年世界大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走进中国，以他者眼光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人类学家也日益走进世界舞台，参加国际会议，讲述中国故事。

第16届世界大会的召开，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断追求学术高度的中国，中国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开始频繁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人类学真正成为世界人类学的一部分。2010年10月9日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注]，本次论坛的主要参会人员为亚洲中青年人类学家和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以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为基础，对亚洲所存在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问题进行探讨，年青一代也积极参与，为亚洲人类学的发展添砖加瓦。2011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注]，该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社会学的世界学术基地。可见中国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逐渐具备担负起促进亚洲人类学发展的责任与力量。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是对第一届的延续和发展，到会学者主要围绕“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进行了广泛探讨。[※注]总之，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带动亚洲人类学的发展，以亚洲人类学的进步促进世界人类学的广泛深入，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家的重要责任。而且，我国还逐渐通过召开世界会议的形式，听取各国专家的经验与意见，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2011年在西南大学举行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人类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步伐双双加快的时代，我国人类学如何能在融入世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保持本土特色，同时为民族教育事业注入新鲜活力。[※注]总之，人类学的国际化所带来影响的范围巨大，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收获成果颇丰。

受到第16届世界大会的影响，人类学在机构设置上呈现出国际化、学科建设完善化等方面的发展。这一时期如何发展、完善人类学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要想世界持续关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我国人类学内部的学科建设系统必须完善，而这在当时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我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完善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并相继召开多次学术会议进行讨论。2010年8月27日至29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中山大学举办“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纪念IUAES第十六届大会召开一周年”学术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探讨“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一致通过《关于在“十二五”期间加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建议书》。[※注]此外，此次会议还就目前我国人类学学科定位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行商讨，并且一致同意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平民化、普通化、为大众服务化，努力将人类学建设成我国一级学科。[※注]2011年8月27日至28日，“第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于北方民族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同样就我国人类学发展的学科定位、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交流。至此，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基本每年召开一届，已经成为我国人类学家就人类学学科发展、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商议的重要会议形式，也是天南地北各地人类学家，尤其是学科带头人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自2009年以来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中，以“人类学”为关键词汇搜索，四年内项目达45项，并且开展项目呈现逐年上升之势，但就所属种类而言，大部分仍属于“民族问题研究”。以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在20项有关“人类学”的国家课题项目中，仅“民族问题研究”就占据13项，虽人类学早归入“社会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但归属于“社会学”大类下的人类学研究仅有3项，另外中国文学2项，宗教学与语言学各占1项。而就课题研究内容而言，仍然是就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还有少则关于各分支学科的研究。

这一时期，无论是就译著还是人类学著作而言，发表作品都不多，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会议论文编纂出版方面。在第16届世界大会召开前夕，由彼特J.M.纳斯和张继焦教授主编的《当今国际人类学》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对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历史渊源以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研究和工作进展进行回顾和展望。[※注]2012年2月23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CUAES）、知识产权出版社承办的“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系列书籍由中国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一系列总计30本，书目按照人类学30多个分支学科领域划分主题，其中英文论文集高达19部[※注]，中文论文集11部。[※注]各论文集的文章都是从第16届世界大会上各专家学者发表、提交、演讲中精选而来，是对此次世界大会的全面总结，也是当前世界人类学研究前沿知识的集大成之作。

这一时期，中国受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学科自信也在逐渐增强，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化的特色，相关学术机构与学术会议也愈加完善。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基石，也是青年成长成材、建设祖国的必经之路，虽说我国教育史源远流长，但教育人类学确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西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人类学领域研究的新兴领地，在全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占据一席之地。[※注]2010年12月25日，“第二届全国教育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举行，到会学者就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意义、学科定位、研究范式，尤其是民族文化传承与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注]从会议议题来看，我国的教育人类学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本土化研究，人类学家主要关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问题，这也是未来我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2011年11月5日至6日，“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人类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西南大学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虽由各国学者参与，但所讨论的议题范围主要是西南地区的双语教育、文化多元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人类学如何发展等问题。[※注]而且，本次会议还专门利用影视人类学所拍摄的影视作品进行文化展示，通过人类学分支下不同学科的互动，不仅仅可以促进两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增强双方学科对话，互相汲取研究成果，更能促进我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2012年5月29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会议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本次会议选举出相关领导人员，并且就我国教育人类学多年来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标志着我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注]

而自诞生以来就颇具国际性的企业人类学（或称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也获得了局部突破。[※注]2012年5月17日至19日，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国际工商人类学学术交流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以主题演讲、分组讨论的方式就工商人类学相关问题进行商讨，会议结束后，会议论文由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编辑出版发行。截至2018年，“国际工商人类学学术交流会”已经连续举办七届。2012年5月2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文化咨询与工商人类学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注]，虽然会议仅仅召开了一天，但中外学者之间的高级对话对我国工商人类学的思想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最热门的议题当属第16届世界大会了，但其意义并不纯粹在于本次大会的召开，还应包括我国为大会做的前期准备，以及在后期回顾与总结中都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化学术水平。并且，学者也从中受到鼓舞，真正走出国门，进行研究，这一方面在各分支学科表现最为明显。同时，国际化的发展，带动了对学科本身建设的重视，因为只有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体系，使中国人类学学科与国际接轨，双方之间才有交流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自身特色，这样才有双方交流的价值。因此，这一阶段我国人类学的主要优势与可赞之处就是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日益赢得西方人类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这是可喜的表现。但同时，在学术国际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从“人类学”角度或关键点出发的针对国际社会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在国家社科基金中，更是难见其踪影。但中国人类学家很快认识到了这点不足，并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得到了改善。

简而言之，以2009年第16 届世界大会为标志，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贡献逐渐得到世界人类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终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为了与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协调，中国也在不断完善自身人类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建立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口号，今日我们也在为实现这一口号而努力。并且，各大高校、研究机构还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我国人类学人才培养体系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此外，我国人类学各个方面都开始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各分支学科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国，而是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亚洲，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这一阶段，我国对于海外人类学的研究仍旧不足，人类学研究思维已飞向世界各地，但步伐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国内止步不前，而这也是下一步我们要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 国内研究深化、海外调查增多时期（2013年至今）

21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已经基本完善，各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各种顺应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兴分支学科也在不断涌现，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人类学家的声音。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口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人类学家开始立足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而贡献力量。另一方面，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由四通八达的网络编制而成的“地球村”内，经济、文化、人口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跨国研究成为提高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

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这一阶段的人类学热门议题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并且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海外民族志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简而言之，此阶段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海外世界”为基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二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包括城市与农村、农民工子女问题等的调查研究。

受全球化以及飞速前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影响，一些海外学术团体成立，并且适时举办了一些国内、国际会议。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可以说是如沐春风，学科建设也相应提上发展日程，相关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2014年《世界民族》杂志开设“海外民族志”栏目；2014年4月1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海外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举办了“文化交流与海外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分别围绕“海外研究”与“文化互动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两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2015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增设“海外民族志”专栏。

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渐兴盛，并且海外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从诞生之日就与西方不同。西方尤其是欧洲强国的人类学研究主要目的是为殖民地管理服务，而中国人类学自传入之日起就是为了“救亡图存”，本土化的研究倾向是其主要特点。所以说，西方人类学无所谓注重强调海外研究，因为其主要关注点一直都是海外世界，而我国海外研究在民国时期才崭露头角，比如《美国与美国人》（费孝通著，1943）。改革开放之后，受到发达国家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海外研究才逐渐兴盛起来，虽说与欧美国家相比略有差距，但我国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已经成为今日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非常注重挖掘古代“一带一路”的文化遗产。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国家社科基金关于“一带一路”的各方面课题项目急剧增加，并且涉及的学科异常广泛，比如经济学、民族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政治学等等，几乎涉及所有的学科。因为经济的援助会拉近心理的亲密、带来文化的交融，“一带一路”沿线60余个国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一直以文化为研究核心的人类学具有肥沃的研究土壤。2016年2月，我国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岛国——斯里兰卡进行专题考察，研究当地的文化遗产。2017年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里，与海外民族志研究相关的项目达9个，其中3个与“一带一路”相关，4个项目主要关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而不仅仅是以往的欧美社会研究，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注]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共通过4506项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其中对“一带一路”和东南亚地区研究的比重相对增大，对区域研究（尤其是西南边境）的人口流动的关注度增大。[※注]

截至2019年2月，以“海外民族志”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相关文献达102 篇，其中既有关于某特定区域的田野调查，也有历年海外民族志调查综述，还有一些海外研究理论与成果反思。可见，受国外人类学研究传统和全球化的影响，我国海外研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发展态势蒸蒸日上。如今，我国的海外民族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7年，云南大学何明教授所组织的民族学团队前往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积累了数年调查成果，发表《东南亚民族志丛书》20余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的带领下，由其博士研究生等人组成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先后对美国、德国、俄罗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完成海外民族志专著9部，成为中国学者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注]近年来，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派遣学术代表团，对海外多个国家和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海外民族志作品不断增多，我国海外民族研究已蔚然成风。此外，人类学家还拍摄了民族志纪录片，比如“一带一路”系列、“魅力世界”系列、“海外华人”系列等[※注]，这些纪录片不仅向国外展示了东方人眼中的国外，也向世界展示了当代勤劳智慧的东方人形象。

国际移民问题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海外留学，还有一些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而移居海外。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移居中国。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3年世界移民报告》，全世界共有2.32亿人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2%，其中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韩国、日本；而且，中国对移民的吸引力增加，逐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移民国”。[※注]而根据《2018年世界移民报告》，2015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为2.4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3%，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近1000万人），并且留学生占据其中相当一部分，差不多每6名留学生中就有1名来自中国。[※注]因此，中西双方之间的移民互动成为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国际移民进行详细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人才海外生活现状，对有移民倾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尤其是对一些准备留学海外的留学生。而且，通过研究外国人在华适应、融入现状，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为中国政府在此方面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我国以往的海外移民华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在“汉族”，一些关于海外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既不丰富，也不全面，而且大多数由个人负责的，鲜有大团体作战。而受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国际化等问题的影响，我国也开始关注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问题。2015年4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正式开题，该课题主要对生活在海外的少数民族及其后代进行研究，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角、更大的范围看待新时代下的“多元一体格局”[※注]。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较之于前几个阶段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突破了原来研究的地域范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方面研究。

2013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展开的“第三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两者的相互结合，尤其是对位于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调查与研究，同时也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提供具体的研究资料与学术成果，这也是人类学家凭借其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的重要体现，无论是对于人类学本身还是国家发展而言都是极为有利的。

2016年，为了更好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相结合，国家民委特地批准了本年度民族问题重点研究项目——“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注]在中国重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实际上这也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重新解释与理解，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重新进行书写，是一种对文化本位的回归。[※注]2017年，由中央民族大学祈进玉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正式立项。本项目力求通过对沿线各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色进行研究，将田野调查与深度研究相结合，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同时也是对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发展。在当今信息化所带来的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与领导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实现人类学本土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必需的；而不断开阔视野，从中国角度、亚洲角度、世界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也是现代发展的主流方向。

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在前期的发展阶段上进一步增强，除新成立了一些分支学科研究机构以及海外研究机构之外，早期已经发展起来的研究团体继续组织一系列国际会议，促进学科发展。这一阶段出版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分支学科方面，另外就是各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出版，还有海外研究民族志作品的陆续出版。比如，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赵旭东、刘谦主编的《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即是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学术研讨会学术成果汇编的论文集作品。

自2013年以来，关于“人类学”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数量大大增加。简而言之，这一时期课题研究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就国内研究而言，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基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二是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渐兴盛，海外研究范围扩大，人类学研究国际化程度提高；三是国际移民问题受到关注，其中尤其注重对海外华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四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通过对沿线各个国家与地区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就国内研究而言，关于某一地区的特定问题研究热度依旧不减，另外基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这一现象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与人类学紧密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1世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这也是当代对我国民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的一项总结性调查研究。2013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管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课题“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召开启动大会，正式展开相关调研，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开展两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故此次调查也被称为“第三次大调查”。该项目历时5年，参与学者达千余人，子项目达80个，走访全国几十个民族自治地方，并分类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民族地区基层百姓生活现状，其中也有一大批青年学者、学生参与，因此在此期间也培养起了新兴的一批人类学青年骨干研究人才。截至2018年项目结项，最终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系列丛书，本系列丛书涵盖了调研专著、专题报告、研究论文等各个方面。[※注]此外，在此期间人类学家奔赴全国各地拍摄影视人类学作品，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建设问卷数据库，对我国扭转长期以来“重定性轻定量”的研究方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专项项目办公室及决策咨询机构的建立也为以后我国开展类似民族大调查工作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这一时期关于当代社会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数目较前期大大增加。2013年，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所主持的“人类学视角下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主要对当代中国公民的认同感进行研究；2014年，厦门大学宋雷鸣所主持的“人类学与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研究”，显示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涉及与个人休戚相关的多个方面；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樊秀丽所主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荣荣所主持的“社会转型中公益与民情关系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余成普所主持的“乡村慢性病人患病经历的人类学研究”，都主要就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探索，并提出解决方案；2016年，中山大学张文义所主持的“儿童健康与农村消费的人类学研究”，就现代社会中儿童的身体健康以及农村地区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关于对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科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体现出了当代社会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倾向。

根据以上分析，这一阶段我国人类学已经从各个方面超出了以上各个阶段，进入一个国际化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我国针对沿线各个国家进行海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调查范围，凭借此政策优势，也拉进了我们与被调查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与西方“殖民地”掠夺式海外调查研究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同时，各研究项目的确取得了累累硕果，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者研究成果真正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才是我们的最终宗旨所在。

总而言之，以2013年“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启动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主要标志，我国人类学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加强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我国人类学发展一方面注重本土化，以中国视角看待国外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国际影响，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拍摄出一系列民族志作品，以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东方文化，并且通过东方视角看待西方文化，对“他者”的研究增强，并且加强自我反思，使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虽说新兴研究机构较少，但老牌研究团体的学术能力进一步增强，召开的学术会议数目不断增长，据此发表的论文集作为阶段性成果的总结对于我国人类学的持续发展是大为有利的。而且，国家对于人类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研究和国家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的结合度也越来越高，人类学家用专业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为国家政策做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本身学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