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学发展道路中的曲折

（一）民族学理论的正本清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上拨乱反正，纠正和批判了民族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思潮，全面恢复民族工作。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宽松，民主和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所以民族学学科进入了完善和发展的新时期。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普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完全混淆了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本质差别。将多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大量的民族问题，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与敌我之间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民族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恶果。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全面批判和否定“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民族地区推行极‘左’路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民族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这篇文章在民族学、民族理论学界也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了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牙含章的《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该文章充分肯定了评论员文章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坚持并论证“在阶级社会，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争论，民族理论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坚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坚持。上述观点，写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

二是重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民族定义。1913年，斯大林首次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时，斯大林又提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之前是不可能有民族的；民族形成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中国曾一度具有权威性。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内各民族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都不能称“民族”，而只能称“部族”。中国在民族识别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情况，政治上一律称“民族”。但在理论上，无人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质疑或修改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探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是科学的，但限定资本主义之前不可能有民族和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的说法，是不科学和脱离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实际的，因而应该否定。部分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但均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三是民族问题概念、内涵问题。什么是民族问题，过去认为是反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问题。在私有制阶级社会，这个定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不适合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宣布“一劳永逸”和“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取消民族工作机构，最终激化民族矛盾，导致民族分裂和苏联解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族学界认真反思“民族融合风”和“文化大革命”中否认“存在民族问题”导致民族隔阂、矛盾加剧的经验教训，重新讨论和界定民族问题的概念和内涵。一般认为，民族问题是民族之间差异与矛盾问题。这一定义既适合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又适合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民族内部发展问题是否属于民族问题，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四是民族意识问题。民族意识过去归属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未作专题研究。近些年来，国内民族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更为突出，成为敏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研究探讨，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民族意识概念、内涵、性质、作用、走向、对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不少学者提出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分界（又称“自我”）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由此产生“排他”与“联合”的“两重性”。因为民族分界意识本身具有“排他性”，而民族发展意识，必须与其他民族联合与合作，任何民族封闭单干是无法发展进步的。

五是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属性与社会属性问题。民族“双重”性，即“民族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近些年来民族学、民族理论学界探索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长期以来，有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前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提出质疑，认为按社会性质划分民族类型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同时又肯定“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本身在理论逻辑上自相矛盾。有的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民族的“双重属性”，即“民族属性”是由民族四个要素构成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利益。各民族在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只有民族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才构成民族问题，它本身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注]

秋浦在1980年10月20日在贵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提出：“这次学术讨论会，将以研究和讨论民族学学科本身有关的问题为中心。什么是民族学，它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是什么，如果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资产阶级民族学有何区别，民族学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等等，将是会议所要讨论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一些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和看法原来就不尽相同，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就使这一问题更显得混乱不堪，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甚至把整个民族学视为禁区，令人望而生畏。要打破禁区，把这一问题讨论好，并逐步引向深入，有必要扫除障碍，做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工作。不如此，人们是无法从多年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是难于做到解除心有余悸的顾忌，畅所欲言，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下，中国的民族学家们积极探讨了关于民族学的重建、研究对象和性质等学科建设问题，开展了有关民族学学科归属和概念界定等问题的讨论。这种学术讨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民族学理论的正本清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的延续与再思考

重视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是新中国民族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与西方民族学在某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形态方面的探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学恢复时期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恢复和重建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和学科建构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形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社会形态研究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一个标志。当时，不少学者提出，社会形态研究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的重心。有人提出：“进行社会形态研究对于在民族科学中坚持科学的战斗的传统，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击大小霸权主义的进攻具有重大意义。迄今为止，国际上仍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企图否认社会发展规律。有些人，借口研究原始社会，有意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学说，否认国家出现的历史，进而否认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一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便可运用极其丰富的社会发展史材料去驳斥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注]在这种强调社会形态研究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在调查研究中讨论的问题较多，以下几个问题较为集中。

（1）凉山彝族“家支”的性质、职能及在新时期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对凉山彝族奴隶制性质的讨论告一段落之后，接着又讨论“家支”制度问题。彝族家支，特别是黑彝家支是一种父系氏族组织，但已不是原生形态，而是次生形态，即阶级社会中的氏族；有的认为，家支怀胎于氏族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有的则主张，家支是在奴隶制度、个体家庭基础上再生的氏族，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关于家支的职能，大致有四种看法：家支，尤其是黑彝家支，实际上起着统一政权的作用；家支是一种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对内对外方面具有政权的职能；家支是氏族组织，不可能是一种统一的政权；家支改称为“宗族”更富有科学意义，其社会功能是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对社会起调节作用，培养社会角色和传递社会文化。关于家支在新时期的作用，有一种意见认为，家支有积极的一面，应发挥它的有利因素，为四化建设服务；另一种意见认为，家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而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有学者指出，家支之所以能长期保存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足以使血族团体导致瓦解的商品经济。

（2）黎族合亩制性质。对合亩制性质的探讨比较深入，先后发表一批不同观点的论文。一些学者认为，合亩是由若干具有共同血缘的家庭组成的、统一经营耕地、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具有父系家庭公社形式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但不是家庭公社的原生形态，而是瓦解过程中的一种派生物。另一些学者认为，合亩制是正处在瓦解过程中的家长制家族公社，它包括早期和晚期互相衔接而又有区别的三种类型：共有共耕的家族公社、基本共有共耕的家族公社、私有剥削的家族公社。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合亩制属于父权制时期的家庭公社残余，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处在封建化过程中，它实质上是一种由瓦解的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和萌芽的封建关系并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再有一些学者认为，合亩制处于具有原始社会特征而濒于最后解体的状态，或处于由严重解体之中的原始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向封建社会直接过渡的历史阶段。在上述几种观点中，主张处于过渡阶段的学者居多。

（3）五种社会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各民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或称五种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学者指出，就每个民族而言，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否必然按照这个规律直线渐进，则值得商榷。他们经过研究后发现，有的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的不同，或其他原因，其社会发展就与多数民族不完全一样，可能超越一个或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如云南的傣族，历史上便只存在个别家庭奴隶，没有经过奴隶制而进入了封建农奴社会；哈萨克族在游牧宗法封建制内部，其基本单位是氏族部落组织；海南黎族合亩制地区是在父系家族公社的基础上，超过农村公社和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白族（勒墨支系），在父系家庭公社内部产生了家长奴隶制，未经农村公社；永宁的纳西族（摩梭人）更是在母系氏族阶段，中央王朝给他们委任土司，使他们一跃而进入了封建领主社会，并且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母系家庭，等等。上述例证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同时也存在着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其理论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注]

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由于近年来民族学研究范围的展扩，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但不容否认这也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996年出版的两本大部头社会形态研究著作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老一辈民族学家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199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该书的研究主题为，通过比较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证明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本书的几位作者分别是凉山彝族制度史、中国上古史、希腊和罗马上古史等领域的专家。这部85万字的大作包括4个专题：中国商代、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恺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等。作者对上述各族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制的丰富民族学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摩尔根的论断不符合实际。上述5个地区均已进入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第一，在等级结构方面，凉山地区均已形成贵族自由民、古典奴隶与授产奴隶以及从被释奴隶至类似平民的等级分化；第二，在上述等级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主要由贵族奴隶主阶级主持政务的政治组织或者国家机关；第三，各地区皆存在与奴隶制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四，在意识形态方面，该地区均十分重视宗教信仰的作用。此外，本书在译名、年代等问题上，都注意到学术规范化问题，这部书可谓是研究者多年钻研的结晶。

在社会形态研究领域的另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这部集体创作的著作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后成果。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共55万字。这部书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三家共同编著，由多杰才旦主编，参加本书写作的共有19人，其中藏族12 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7 人。该书分为四大篇，即“生产部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思想与文化”。书末有四个附录，分别是“专用名词汉藏对照表”“原西藏地方政府宗名称汉藏对照表”“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划名称汉藏对照表”“民主改革前西藏地区主要寺院一览表”。

封建农奴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合乎规律地替代了奴隶制度。在西欧，封建农奴制是中世纪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唾弃了，而在西藏，它正经历着孕育、发展到衰败，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才在1959—1960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被百万翻身农奴彻底摧毁。

《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一书的资料，以20世纪50—60年代对西藏社会历史进行历时6年调查所获的资料为主。当时调查组曾深入很多庄园、牧区部落和城镇中，积累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珍贵资料。80年代后期，课题组成员再度深入西藏的农区、牧区、城镇进行了补充调查。经研究，得到的结论为，从经济结构上看，封建地方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大封建领主占有了全部土地和土地上的农奴。从政治制度上看，地方政府是贵族和上层僧侣联合专政，即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但要受到中央政权对政教首领的承认与册封才能获得统治权。在社会组织上，寺院成为庞大的社会组织。在思想文化上，藏传佛教的神学史观起了主导作用。本书是对西藏封建农奴制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的重要著作。[※注]

（三）理论梳理与田野调查的整理与出版

改革开放给学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重新得到恢复。在中国民族学恢复和重建及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学术规范得以不断重建和确立。

在学科重建过程中，首先集中讨论了民族学学科定义及一些重要概念。1980年10月的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就是围绕着如何建立民族学学科展开的。人们被压抑了许多年的学术研究热情高涨，终于能够公开地、理直气壮地提出“民族学”是一个学科，说明自己是民族学家。学者们在这种形势下，对所从事的学科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在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许多定义都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研究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最初提出这种观点的大部分是那些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就投身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或是受他们影响很大的弟子，他们5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研究，并没有处在民族学学术批判中心。有些学者指出，恢复民族学以后，民族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有必要从民族学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研究这些问题及怎样进行研究三方面重新做一番考察。无论国内国外，以往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从工具到艺术、宗教，涉及物质和精神的各个领域。能最恰当概括这些繁杂内容的一个词就是文化，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过，事实上，直到最近，关于民族学研究对象到底是民族还是文化，依然没有取得一致。[※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整个形势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也在发生变化。80年代前夕，原来参加五六十年代民族调查的同志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料，在完成国家“五种丛书”编修任务的同时，围绕民族社会形态、家庭婚姻等传统课题，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主要由民族学工作者参与调查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出版146本。反映民族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几本民族学概论，亦陆续面世。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文化热”影响下，民族学也把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传统文化。尽管有人认为民族学界当时对“文化热”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本应由民族学研究的课题反被其他学科取代，而实际上从此时起，传统文化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热度至今未减。有关各民族的生产工具、耕作制度、经济类型、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伦理道德、习惯法、艺术、神话，等等，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不仅发表了一批专著和大量文章，而且还编辑出版了若干种系列丛书和工具书。如吉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丛书”，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以各民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知识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民俗文库”《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观》，等等。[※注]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的方法，没有深入的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学术水平的作品，提出切合实际的有价值的建议。这不仅被老一辈民族学家实践所证明，也为今日多数学人所认同。正因为如此，从70年代末民族学恢复之日起，不少单位和个人便立即开展不同规模的田野调查，重点调查那些过去没有或很少调查的民族、地区或专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门巴、珞巴、白族支系勒墨和那马人调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雅砻江流域民族考察，贵州民族研究所组织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后改为“贵州民族调查”），云南对克木人以及云南境内水族和布依族的调查，四川平武藏族调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对福建惠安女和客家人的调查，中山大学对珠江三角洲客家人和岭南文化调查，“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课题组对各民族原始宗教调查等，即是持续时间较长、参加人数较多、获得丰富新资料的田野调查，并出版一批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填补了我国民族志资料的空白。这些年来，一些单位围绕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和脱贫工作，也开展了规模不等的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规模较大的有由国家民委主持、八省区民族研究所承担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主要问题及对策”，现已完成任务。由贵州民族研究所主持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自1983年开始，每年组织一批研究人员进行此项工作，10 多年从未间断。每年编辑铅印调查报告一集，至今已出14 集，共约1000万字，其内容包括贵州各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的历史、现状、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以及解决某些问题的对策建议。毫无疑问，其调查报告既有很高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1993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课题组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县（旗）为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截至1997年年底已完成了对蒙古、哈萨克、朝鲜、维吾尔、苗、壮、满、拉祜、佤、彝、回、藏、畲13个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各调查点的研究报告已完成或正在撰写之中。“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首批推出了《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卷》（郝时远等4人合撰）、《武鸣县壮族卷》（龙远蔚等6人合撰）两卷，其他各卷也已陆续出版。1997年，该课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1999年隆重推出6本，使这套丛书出版数增至8 本。这套大型丛书集资料性、学术性和应用性于一体。每卷皆按“综合篇”“典型篇”和“专题篇”的统一体例撰写，既可展现出各卷的同一性，同时又可以反映出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前景中不同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注]

1999年度出版了一部有历史厚重感和纪念意义的民族调查回忆集。该书名为“田野调查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郝时远主编，共47万多字，40多篇文章。绝大多数作者与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有关。现在这些作者都是中国民族研究中年事已高的学者，年龄最长者达87岁，最小者也有60岁，平均年龄65岁以上。他们关于田野调查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人们展示了在学术成就背后的艰辛和心路历程，向学界的后人和世人提供了治学的启示。

（四）多种声音：争论与反思

西化与中国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是近20年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一直在充当中国人类学理论重要论坛的角色。在该刊1999年第4期，黄淑娉在《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人才》一文中，回顾了自3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学者探讨人类学中国化的历程。她指出，可以从本土的实践中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并应用于指导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学科人才。在1999年第2期上，纳日碧力戈的《论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认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人类学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始终是本土化问题。一方面，人类学曾一度出现学术规范的“失语症”，一些学者在市场经济中放弃了学术追求，热衷于宏大话语，却又不屑于学术对话，这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多年的发展中人类学和民族学也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本学科及其他学科的发展。总之，通过争鸣、证明和正名，人类学理论可以形成新的格局。

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还有容观琼先生关于人类学方法论的系列文章、彭珂的《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1999年第4期）、覃德清的《海外汉学人类学：方法抉择与价值取向》（1999年第1期）、刘朝晖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人类学研究》（1999年第3期）、孟宪范的《中国人类学应把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1999年第3期），等等。[※注]

纳日碧力戈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对立统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全球化使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跨越了国界，商品的全球流通既可带来民族国家文化的形成，也可以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条件。民族与国家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对立统一。

翁乃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简要介绍了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关于“全球化”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作者认为，全球化不是文化的同一性，而是商品、钱、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进行的流动；本土化则是对应于上述全球化的另一个社会事实。同样，传统的复兴往往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内容。

满都尔图、何星亮等学者则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满都尔图认为，民族学传入中国以来，我国民族学的前辈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做了许多努力。当前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在个别同志中出现了对国外民族学不加分析、盲目推崇和照搬照套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要害在于，脱离中国的国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只有坚持我国民族学的中国特色，才能为推动民族学这一世界性学科的发展增添自己的砖瓦，才能在世界民族学阵地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就要求中国民族学要有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民族学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劣势，绝不应盲目推崇。

20世纪末在我国民族学界出现了中国民族学“应与国际接轨”的议论。诚然，自然科学由于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也许可以“接轨”，而社会科学却不能，这是由于我国与西方民族学之间指导思想不同，国情、族情和文化背景不同，不能唯西方模式是从。[※注]

何星亮在《继承·综合·创新——世纪之交发展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有些人认为，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无国界，具有普遍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无国界，因而某种自然规律或理论一旦被发现，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民族学与社会学是姊妹学科，自形成以来，出现过众多的派别，哪一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是科学的？而且，就目前西方国家而言，没有一个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范式，各个国家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均不相同。其原因是各国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对象不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一些国家主要根据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土著民族的资料，有一些国家则主要依据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土著民族的资料。在不同对象和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方法，自然各不相同。再以这种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完全不同的民族，必然会不太适用或不太科学。当然，如果情况相似的民族，则另当别论。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主要是在调查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其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往不多。社会分化不大，人们生活较为单纯，文化单一。国外有人称这种社会为“简单社会”。

在中国56个民族中，与西方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原始民族大不相同：一是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自己的文字或他民族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少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2000—3000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字记载。二是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前仍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之外，大多数民族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较严重。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在50年代与汉族相当，有较高的文化，而不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与西方殖民地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尚处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民族完全不同。特别是汉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国外有些人称这种社会为“复杂社会”。三是汉族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两层，一层是知识分子创造、由统治阶级提倡的教化文化，有人称为“精英文化”，国外有些学者则称为“大传统”；另一层是现实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国外有些学者称之为“小传统”。四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五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上存在着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也较多。六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受自然环境影响，地区差异极大，即使同一个民族，东西南北以至各个省区的文化均有差异，甚至每一个县的语言、风俗都有其特色。七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有些民族甚至曾统治整个中国几百年，如蒙古族和满族，曾经是全中国的统治者。[※注]

二 民族学研究机构的重建与发展

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民族学学会成立之后，全国大多数民族地区的省和自治区，先后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或研究内容与之相同的研究机构，一些民族院校建立了民族学系或民族学专业。此类机构大致分布在四个系统：第一，社会科学院系统。如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云南、贵州、西藏、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等省（区）的社会科学院。第二，民族院校系统。如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二院、云南、贵州、西藏、青海、广东、广西、湖北等民族学院。第三，属省（区）民委领导的研究所系统。如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的民族研究所。第四，综合大学系统，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等。值得欣喜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和自治州，或单独在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内，也建立起研究民族文化的机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民族学研究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具体而言，1980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所，主要调查研究内蒙古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该研究所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上述几个民族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等内容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所对萨满教的研究方面成绩较显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恢复之后，1983年正式分为历史和民族两个研究所，使民族研究所侧重新疆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的特点略有改变。在该研究所中最初设有民族学研究室和民族理论研究室，以后又增设了社会学研究室。

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面向省内各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该院其他一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有独到的视角研究一些与民族学密切相关的问题。该所编辑的《民族学》杂志是国内唯一一份以学科名称命名的期刊。

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区，如云南、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在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帮助、领导下，在80年代先后建立了民族研究所等有关机构。[※注]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落实，民族工作受到重视，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于1981年3月恢复，该所为县级事业单位，定编30人，设四室一部，即办公室、民族历史与宗教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室、民族经济教育研究室和《甘肃民族研究》编辑部。经过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后的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为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尤其是回族、伊斯兰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甚至国外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些科研项目填补了以往的空白，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著作和书籍相继出版，有的在全国和省内获奖，这标志着甘肃民族研究所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注]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10月，初名“民族宗教研究室”。1985年8月，因该室5名同志先后离职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或参加提高培训，人员减少，遂与本院塔尔寺文献研究所（今名藏学研究所）合署办公。1986年6月，更名为“民族宗教研究所”。1987年12月，鉴于外出学习的研究人员即将陆续返回，又与藏学研究所分开办公至今。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成立以来，先后有汉、藏、土、回、蒙古等民族成分的16名研究人员在所内工作，全所分民族研究、佛教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3个组，下设资料室1个，藏书共1902册（函），其中汉文图书1792册，藏文图书87册，藏文古籍长条书23函。该研究所多年来在民族文化、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宗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注]

三 民族学学术团体的建立

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建立，为协调和推动中国民族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10月20日—26日在贵阳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23 人，他们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汉、维吾尔、白、满、哈萨克、布依、彝、纳西、侗、苗、回、土家、水、仡佬、壮、达斡尔、傣、蒙古、黎19个民族。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并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了理事会，推举了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聘请了顾问若干人。会长为秋浦，副会长为林耀华、马曜、谷苞、梁钊韬、胡庆钧、陈国强、向零，詹承绪担任秘书长。[※注]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1月10日至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举行。来自北京、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宁夏、新疆、广西、甘肃、辽宁等17个省、市、自治区的汉、蒙古、回、壮、傣、满、苗、彝、朝鲜等近20个民族的专家学者和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会议。在学术讨论会期间经民主推选组成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1997年11月10日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本届理事会领导机构。会长为宋蜀华，副会长为马启成、马麒麟、王平、史金波、白若冰、李绍明、张崇根、杨大庆、苏克明、肖锋、何耀华、阿云观、林超民、金涛、郝时远、赵嘉文、翁家烈、满都尔图（常务），夏之乾担任秘书长。[※注]

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以来，与中南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学院合作举办两期民族学讲习班，为民族学在我国恢复的初期专业队伍的建设发挥了作用。中国民族学学会下属的汉民族分会和影视人类学分会的建立，为拓展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领域打开了新的局面。目前我国已有数十种刊物设有民族学专栏，为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学术园地。1998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有会员近900 人，全国从事民族学科研教学的专业和业余工作者至少在1000人以上。[※注]这支队伍是中国民族学赖以发展的基本力量。

除全国性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外，不少省区也先后建立了民族学学会。如，四川省1980年建立了民族研究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学会是在1980年12月建立的，此后又成立了民族学研究分会；1981年1月，中国苗族研究会筹委会在贵州凯里成立；198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建宁夏回族研究会；1983年1月，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学会建立；1986年6月，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1986年12月，湖北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近年来，一些学者与政府部门联手，也在争取建立以其他一些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注]

贵州的民族学类的学术团体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独具特色，学术活动空前活跃。1978年建立了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这是贵州民族学类最早的一个学会。之后又建立了贵州民族教育学会、贵州民族经济学会、贵州民族贸易学会、贵州民族法学会、贵州少数民族语言学会、贵州民族文化学会等。同时，随着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壮大，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以及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他们强烈要求加强和加速对本民族的研究工作，组织自己的学术团体，以适应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更加了解本民族的“昨天”，认识自己的“今天”，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便成立了贵州彝学会、贵州苗学会、贵州布依学会、贵州侗学会、贵州水家学会、贵州土家学会、贵州仡佬学会7个单一的民族学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学会会员以本民族和研究该民族的学者为骨干，还有业余研究者和民族工作干部参加，学会会员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上千人。这些学会依靠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力量，着重研讨本民族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创办学会通讯，报道学术动态，学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注]

除了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和以单一民族为核心而成立的民族学会之外，还成立了区域性的民族学学术团体。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是以西南五省区的学者为核心的区域性民族学学会。该学会是1980年10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全国首届民族学学会讨论会期间，经西南各省（区）有关代表倡议，推荐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教授为筹备组长，负责学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并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批准，于1981年11月在云南省昆明市成立。[※注]首届年会暨成立大会于1981年11月3日至7日在昆明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川、藏、滇、黔、桂五省（区），包括汉、壮、藏、彝、回、白、纳西、布依、傣、侗、土家、瑶、佤等民族的民族研究工作者和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共120 余人。[※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各省区民族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西南民族研究工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人类学经历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传入、传播，30—40年代取得了初步发展，50—70年代转入分科发展，至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后，才开始恢复宣传、提倡人类学。

早在1978年，上海人类学工作者，复旦大学的刘咸、王桂伦教授和上海自然博物馆林嘉煌、陈翁良研究员等人，就积极向上级建议恢复人类学研究。

1979年4月，在昆明市参加全国民族规划会议的部分代表，写出“倡议书”，要求和建议全国恢复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0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备委员会。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

中国人类学学会于1981年成立后，曾先后召开5次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和专著，编印了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206期。现有集体会员4个：上海少数民族体质调查组、上海人类学学会、湖北野人考察研究会、东北人类学学会。个人会员600多人。中国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重新宣传、提倡。

在50—70年代，人类学虽没有全面提倡，但分科却迅猛发展。这时，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研究室坚持培养人类学专门人才，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前者是在林惠祥教授领导下进行，后者是在周总理关怀下，由刘咸教授领导进行。

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后，人类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山大学招收博士生，兰州大学也加收人类学研究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一度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新疆师范大学成立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挂牌增加人类学研究所等。以上单位为培养人类学专门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注]

四 民族学的最新发展和进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兰州·2001年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7月16日至18日在兰州大学举行。来自北京、甘肃、新疆、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辽宁、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河北、广西16个省、市、自治区的包括汉、蒙古、藏、回、维吾尔、哈萨克、撒拉、裕固、达斡尔、壮、土家、苗、傣、傈僳14个民族的7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新主持开幕式，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宋蜀华致开幕词，甘肃省副省长洛桑灵智多杰、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在开幕式上讲话。常务副会长满都尔图主持闭幕式，副会长李绍明作了会议总结。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新疆大学副校长吴福环，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马启成主持各次讨论会。开幕式前，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3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列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4篇，29位与会者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学面临的任务”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言者一致强调西部大开发中吸取中外历史上的教训，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多民族地区保护和开发人文资源，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调适，与时俱进的重要性。[※注]与会者还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在应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现在要进一步树立参与意识，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努力发挥本学科所长，作好西部开发中的应用性研究，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以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注]。此次研讨会上，有学者对21世纪头5年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一是随着我国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变化，亟须对民族及民族关系的现状进行研究，因此民族学研究正在发生着由研究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历史向研究民族及民族关系的现实为主的转变；二是由于汉族已纳入民族学研究的视野，汉族及其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将在民族学研究中得到加强；三是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克服其“泛化”现象，使自己特有的视角、方法、概念、学科体系更为明确，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作用和意义会更加凸显；四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开阔，民族学将形成与其他学科（包括某些自然科学）更多的交叉与渗透，由此必然会有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五是民族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将呈现相互统一趋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术视角、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上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外国的民族学成果，并“走出去、请进来”，努力扩大与国外的交流与对话，这是国际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对国内民族进行了大量的富有特色的研究，这是本土化的一面。这两方面相互统一的趋势将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注]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16日至19日在湖北西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市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湖北民族学院和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会议的主题是“民族学与21世纪”。与会的专家、学者共110多人，分别来自全国各教学及研究机构。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2篇，会议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从讨论内容来看，会议论文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二是民族学研究回顾与学科建设，三是民族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会议期间，理事会根据学会章程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经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推举，组成了第六届理事会。在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并聘请了顾问。

2010年10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中南民族大学承办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区的218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星亮作了理事会工作报告，汇报了学会自2002年第6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财务管理、学术活动等情况。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 周年的庆祝仪式。10月29日下午和30日上午，大会就“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研讨。所有与会成员分为4个小组，每组有4 场报告会，与会者就不同的议题发言。

中国民族学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暨“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繁荣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区内外70 多名专家、学者和50 多名该领域研究生参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年会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和宁夏大学主办。研讨会设有3个学术专题，专家学者们对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民族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在呼和浩特召开。2014年10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中国民族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0 余名代表参会，总共进行了12个单元的讨论，5位著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85个发言人和13个评论者作了发言。2015年9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及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主办。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杨圣敏教授任会长，王延中所长任执行会长，十余名知名专家任副会长，刘正爱研究员任秘书长。新一届学会领导机构的成立，为推动民族学界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民族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2018年9月22日至23日，中国民族学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为主题，来自国内近300 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关键时期，推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展开交流。校长赵德安教授出席大会，副校长何烨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网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将民族学繁荣发展推向新时代”[※注]为题详细报道了此次学术年会。

在2016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论文集基础上编写的《民族学如何进步》[※注]一书于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中国民族学学会前任会长郝时远研究员、现任会长杨圣敏教授、执行会长王延中研究员的最新学术论文收录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学如何进步》一书是中国民族学学会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厚重学术成果。

中国民族学学会现任会长杨圣敏教授在《民族学如何进步——对学科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提出“在国际民族学界普遍开展的反思中，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时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了”[※注]。中国民族学学会执行会长王延中研究员在《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现象的复杂性、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研究的时代性，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民族学人适应时代呼唤，响应国家需要，在调查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政策咨询、学术交流等领域辛勤耕耘，产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成果，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民族学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大力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时代主题和民族学如何进步等学科建设前沿议题。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以来，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和学界同仁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族学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当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这对当前民族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目标。民族学学科的发展繁荣面临重要机遇期。我们要把民族学学科的繁荣发展推进到新时代，发表和出版大量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助力中国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