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才能够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方向。”[※注]70年来，中国民俗学人在从事民俗的搜集整理、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注]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笔者以为这不仅指文人的文学创作，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以及民间文艺的研究来讲，同样是“人民的文艺”，需要从人民的角度理解、认识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需要从“人民”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民俗学理论创新、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推进的动力。

中国民俗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延续了20世纪前半段，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人民性”的理解和实践行动。“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注]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主旨发言，他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并且指出未来的文艺工作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和新文艺方向，这是《讲话》规定的“人民大众”的方向。在学者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俗学主要是民间文艺学，学人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建设多有讨论。1951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新论集》中认为“这二十多篇文章，虽然体例不同，长短有别，但大体上是有一致性的，这就是作者的观点和立场。他们用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他们站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这些文章总算是在我们这伟大时代中，用新的观点、方法和站在人民立场的诚恳尝试及初步收获，时代正在要求和催促着这种学问的发展。”1957年，匡扶在《民间文学概论》的第四讲专门讲到了“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对民间文学的“人民性”的构成和发展、人民性的形式和内容、民间文学中人民性的内涵作了系统分析。

当然，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对“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实践上、观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导致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出现了起起落落。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了无数民俗学人不屈不挠的坚守，看到70年来中国民俗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民俗学人始终认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注]

为了进一步厘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总体面貌，本书借助“超星发现系统”的“知行搜索”工具[※注]，从民俗学知识生产的视角对民俗学学术成果进行数据挖掘[※注]，力图呈现70年来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总体形态和发展趋势。

2019年6月6日，笔者基于“超星发现系统”工具分别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史诗学、故事学、神话学、歌谣学七大关键词在1949—2019年间的文献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相关的文献共有11185篇，其中图书文献1739部，占总数的15.55%、期刊文献7473篇，占比66.81%、学位论文526篇，占比4.70%、会议论文206 篇，占比1.84 %、报纸文献1241 篇，占比11.10 %。

从所有关于“民俗学”的学术成果来看，学术论文依然是民俗学学术研究最核心的成果形态。1949—1979年中国民俗学学术论文非常少，30年间仅有356 篇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故事学”“神话学”“歌谣学”为标题的学术论文发表，其中研究民间文学的论文341 篇，而专门研究民俗学学科问题的论文仅为11篇。作为一个学科在30年的发展历程里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客观上也反映了那段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的落寞与尴尬。1966—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民俗学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期间图书文献仅为4 部，期刊文献仅为6 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纸文献均为0，这种情况非常罕见。1979年以后，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学术研究也逐渐兴盛，1999年以后的中国民俗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术成果持续增长，2018年甚至创下年发表与“民俗学”相关学术论文361 篇的新高（详见图7—1、图7—2）。这一发文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总体面貌。

一 纸媒宣传折射了官方与民间对民俗学发展的关切与期待

从数据结果来看，在所有报纸刊发的关于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中，2018年发表的关于民俗学的文章最多，达到128 篇，而2014年、2017年、2018年三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上发表“民俗学”相关文章最多的三年，分别是2014年98篇、2017年103篇、2018年128篇。报纸对民俗学相关问题的报道也开始触及学科发展的反思和讨论，2004年多家媒体连续发文反思民俗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如2004年7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黄敏辉和蔡丰明共同撰写的文章《民俗学真到如此境地了吗？》一文，反思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艰难处境，也反驳了此前吴世旭发表的《民俗学：先看懂自己》一文中关于民俗学的批评意见，认为“学理认识的模糊，学术集体的畸形状态和言说空间的封闭，是它遇到的最大困难”[※注]。2007年12月22日的《湖北日报》曾发文《部分学者呼吁加强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育》，文章介绍了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研讨会上部分学者联名呼吁加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领域的教学，建议民俗学应培养本科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也应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门必修课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注]而在1982年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及1963—1977年的长达14年的时期里，入库的所有报纸上关于“民俗学”的文章居然为0。1997年以后的每一年都会有一定量的研究成果在报纸上发表。报纸媒体对民俗学的关注程度一定意义上能够反映一个时期内国家宏观政策对民俗学的影响，政府层面对民俗文化的重视会在官方主流媒体上有所呈现，尽管如此，报纸媒体上出现为数不多的民俗学理论及其活动的报道，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俗学不被重视；而民俗学被频频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不同媒体上，说明这一时期国家对民俗的关注（见图7—3）。

二 民俗学学术成果的地域分布凸显了民俗资源与学术资源的马太效应

从民俗学研究成果涉及的地域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俗学研究成果中涉及北京的成果最多，达到1099项，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湖北（316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的高校和研究院所众多，当然也有大量关于北京地区的民俗的研究，但主要原因还是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坐落于北京的缘故。而湖北、上海、广东、山东、浙江、广西等地也是民俗学研究的热点地域，这一现象一方面跟这些地区的高校较早有民俗学硕士点或博士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地方的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有关（见图7—4）。

三 民俗学学术会议论文的数量关系饱含了学术与非学术的双重意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关于“民俗学”的学术会议论文的变化趋势则并未与期刊论文同频共振。最显著的特点是1980—2000年的20年间，关于民俗学的学术会议论文零星存在，其间1991年有10 篇与民俗学相关的学会会议论文，主要都是跟民间文学相关的内容。2000年以后至2014年会议论文迅速增长，达到峰值35篇；而2014年以后跟民俗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迅速减少（见图7—5）。简单的发展趋势图背后其实有深层原因，2000年以后的整个中国的学术生态进入了快速生长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各类学术活动非常频繁，大量以商业化为目的而举办的学术活动在生产大量的学术会议论文成果。而“八项规定”以后，国家财政支出收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会议的召开。

四 国家对民俗学发展越来越重视

从关于“民俗学”研究的基金资助情况来看，在所有关于民俗学学科发展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中，有351项成果标注了基金资助情况，其中标注为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为191篇，标注为获得省市基金项目资助的成果为93篇，标注为获得教育部基金项目资助的成果为54篇（见图7—6）。尽管对于一个二级学科而言，民俗学学科领域高水平基金项目成果的总体体量并不大，但近年来民俗学领域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民俗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五 民俗学学术阵地建设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关于“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刊物来看，《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文化遗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史知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文量较大，尤其是《民间文化论坛》和《民俗研究》已经成为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术阵地（见图7—7）。事实上，学术期刊和报纸专栏一直以来都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阵地。1955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民间文学》杂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研究基地，1957年5月23日《民间文学》杂志发表《记民间文学在京专家座谈会》，介绍了钟敬文、容肇祖等一批民俗学家讨论恢复民俗学研究的相关内容；197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民间文学工作者通讯》，1983年8月改刊为《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0年上海创办《风采》报，开辟“民俗”专栏；1982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印《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民间工艺》创刊；1984年河北民间文学研究室创办《民间文学研究》；1985年1月中国歌谣学会创办《中国歌谣报》；1986年天津民研会创办《天津民风》；1988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办《民俗》杂志；1985年10月1日中国剪纸研究会创办《剪纸报》；1989年1月15日，中国剪纸研究会创办《剪纸艺术报》。[※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民俗学相关报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随着高等院校民俗学相关专业数量的不断扩大，民俗学研究的学术阵地也不断扩展，一大批学报如《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都逐渐成为民俗学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而《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更是成为民俗学领域举足轻重的权威学术期刊。

六 学术著作是衡量学科发展重要指标

从超星发现系统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界关于民俗学的学术著作达1739部，但与期刊学术论文的发文趋势不同，图书出版相对要均衡得多。1949—1979年的30年间除少数年份没有“民俗学”相关著作出版外，几乎每年都有几本著作面世；1955—1966年间，中国民俗学界著述逐渐增多，其中1958年出版图书9部，这一段时间民俗学著作增多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学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如1957年匡扶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马倡仪翻译的苏联学者克鲁宾斯卡娅的作品《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罗香林的《民俗学浅说》，等等。1979—1999年的20年间，中国民俗学界的图书著述迎来了一波小高潮，这一阶段民俗学相关著述纷纷涌现，1988年出版民俗学相关作品达103部，1989年达到109部，平均每年出版38本民俗学相关图书。2000年前后，民俗学学术著作的出版数量达到波谷，每年仅为15本左右；2001—2009年，再次进入逐年递增的上升通道，到2009年达到峰值123部，随后逐渐回落至每年40部左右，并趋于常态（见图7—8）。学术著作是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民俗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反思，努力开创民俗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新领地。

七 学位论文数量激增表明民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成就显著

学位论文也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学位论文数量反映了这一学科领域博士、硕士生的毕业情况和学术水平。从数量关系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关于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几乎空白，1949—1979年间，并没有博士和硕士生以民俗学为学位论文选题。1981年开始有大陆学者研究民俗学相关议题，1987—2003年间，关于民俗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学位论文逐渐增多，但每年数量都不会超过10篇；2000年以后，中国民俗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学位论文数量激增；2004年开始迅速增加，2006年达到峰值48篇，此后长期维持在30篇左右，这一增长趋势折射出民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强劲动力（见图7—9）。2010年以后，民俗学学位论文数量有明显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高校博士学制年限在延长，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学生毕业速度；二是随着博士硕士研究问题的深化和细化，民俗学专业博士、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中直接出现民俗学、故事学、歌谣学、神话学、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等词的情况在减少，但并不代表民俗学学生规模在萎缩。

从数据检索的结果来看，1949—2019年间跟民俗、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神话、史诗、故事和歌谣相关的学位论文多达8799 篇，其中最早的学位论文是1968年中国台湾地区国立政治大学的硕士臧汀生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民间歌谣研究》，1971年台湾地区辅仁大学硕士咸恩仙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三言爱情故事研究》是关于故事研究的最早的一篇学位论文；1974年台湾地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生刘茜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蒙古民歌研究》是最早以民歌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大陆学者最早（1981）在民俗学领域作学位论文选题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张弘，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 〈离骚〉 神话、传说人物形象的描写》实际上依然是文学研究，但他已经开始延伸到了民俗学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伍国栋的硕士学位论文以“粤江流域西部各族多声部民歌研究”为选题，从艺术学的视角讨论民歌。1984年北京大学硕士阎云翔的硕士论文《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真正进入民俗学领域，对中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发展影响较大。1987年，清华大学硕士王丽华的学位论文以“开封双龙巷民俗保护区更新规划研究”为选题，系统研究了民俗文化保护的整体规划；1988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王杰的硕士论文《卡尔·马克思的神话理论——马克思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卡尔·马克思的神话理论。1992年，北京大学皇甫群星的硕士论文《蒙古民间文学对蒙古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讨论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发展问题。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李伟的学位论文《吴越文化性格的民俗学解析——从吴越民间信仰看吴越文化品性与群体人格的发展轨迹》，试图从民俗学的视角来阐释吴越文化性格。在民俗学高层次研究人才培养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与“民俗”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庞大，但关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学位论文数量并不多，仅有526 篇，而真正讨论民俗学学科发展相关问题的学位论文非常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97年赵世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全面系统地对中国民俗学思想史、问题史做了阐释和反思，这一研究成果后来成为赵世瑜的重要代表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1999年黄涛的博士学位论文《民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研究语言民俗在民众生活中的体现形态、运作规律、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等。2002年施爱东的博士学位论文《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为中心》对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而他之后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更是成为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重要著作。

八 教材建设为民俗学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样本

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史上，民俗学的早期形态主要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学界的学术研究还是民间的文献搜求，民俗学主要是在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下进行，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俗学相关教材在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也主要以民间文学相关著述为主要内容。

早在北大歌谣运动时期，老一代民俗学家就高度重视通过短期培训培养民俗研究人才，1929年中山大学曾举办了我国现代民俗史上第一次短训班，参训学员包括罗烈群、许流芬等22人，但那次培训班上并没有专门的教材。1930年夏天，钟敬文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社会教育专修科讲授民间文学，曾铅印过《民间文学纲要》，这一资料是目前所知民俗学发展史上最早的较成体系的民俗学教辅资料。1949年秋，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大等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时，曾选编了22篇文章，编辑为《民间文学新论集》，以此作为主要教学参考书。1950年，钟敬文给学生授课时也曾印过《民间文学讲义》，但是以散页的形式陆续发放给学生，并未成书。1953年以后，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多次民俗学教师进修培训，这一时期《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中的“口头文学概论”部分被翻译过来作为培训的重要参考资料。1979年2月，钟敬文开始主持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历时一年，最终于1980年7月出版了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和《民间文学作品选》，这是中国民俗学史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特别是《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对此后的民俗学发展尤其是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此后的四十年间民俗学界编写了大量的相关教材，但很少有学者能突破钟老先生的学术框架。[※注]1983年，朱宜初主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

中国第一本以“民俗学”命名的教材是乌丙安著的《中国民俗学》，1985年8月，该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材料撰写的第一本民俗学概论性质的著作。1986年，关敬吾编写的《民俗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并成为部分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学生民俗学课程的专用教材。同年，李景江、李文焕等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张紫晨主编的《民俗学讲演集》等相继出版。随后各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师出版了相应教材，如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蓉章编著《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叶涛、吴存浩著《民俗学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林继富、王丹著《解释民俗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涛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邢莉编著的《民俗学概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娟著《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俗理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一批优秀的民俗学教材相继问世，为民俗学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参考资料。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学界共计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相关教材9部，到90年代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相关教材共计11部；2000—2010年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相关教材共计46部；2011—2019年间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相关教材共计34部。

在民俗学学科发展史上有几本民俗学教材非常重要。一是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这是民俗学教材史上的奠基之作，后续许多教材的编写都在钟版概论中汲取营养。二是乌丙安著的《中国民俗学》，这是第一本从民俗视角书写民俗学科基本理论的教程，对民俗学学科发展意义重大。三是刘守华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这是国内民俗学硕士和博士专业学生应用较广的一本教学参考书。

从民俗学教材（含民间文艺学）发展总体趋势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经典难越，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曾非常深入地比较了中国民俗学教材存在的种种问题，如逻辑混乱、种属混淆、随意归类、随意改动体例、外延重叠等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绝大部分的民俗学教材很难跳出基本概论的体例和逻辑，经典难以逾越。二是不同层次学校使用的教材种类繁多但质量有待提高。如供中小学教学使用的民俗学读本类教科书、供中专学校使用的民俗学教材、供高职高专使用的民俗学教材，以及供大学研究生、博士教学使用的民俗学教材等种类繁多，但质量有待提高。三是国家立项的高层次教材较少。民俗学领域相关教材中教育部指定或国家指定使用的教材较少，教材版本的更新较慢，有些教材仍然是十几年前的版本。四是地方性民俗教材在增多，注重科普和实用。如福建、西藏、安徽等地高校都有自编地方民俗文化相关的民俗学教材，且部分教材专注于民俗与旅游、民俗文化展示等科普性质。

通过以上量化分析，尽管不能涵括中国民俗学70年来的全貌，但是通过民俗学部分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真实图景。总体上看，经过几代民俗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进步巨大，成果丰硕，学科方向日渐明晰，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得到彰显，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政府指导下的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国民俗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我们依然要清醒地看到，与相邻学科相比，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学术期刊论文、学术著作数量以及高水平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