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之初曾计划为每一个民族拍摄一部民族志影片。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拍摄计划中断，中国影视人类学建设也陷入停滞状态。1978年，曾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的杨光海、詹承绪、刘达成、蔡家骐呼吁新形势下继续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形态的传统，重新组织、集中力量，拍摄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现状以及文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电子录像技术广泛应用，使研究者得以摆脱价格昂贵的电影机和电影胶片的限制，开展以音像为载体的影视人类学片制作。在新时期，中国民族志影片的拍摄的主体更加多元，拍摄的手法更趋个性化和多样化。这一时期的大量民族志影片的拍摄实践，为当时影视人类学理论探索提供了源泉。在一大批学者的号召和努力下，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纷纷开展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制作。有的机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影视人类学制作和教学机构。同时，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兴起，国外影视人类学概念和思想引入，国内外合作教学以及各种学术会议广泛开展、专业学会平台建立，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论述不断涌现，中国影视人类学人才培养更加完善，逐步形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人才梯队，建立起较完备的学术体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就这样多种因素作用下，开始得到全面发展。其主要表现在：各种类型的影展、人类学电影节纷纷举办，学术研究扎实推进，学术研究领域更加广阔，研究方向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方法被运用于影视人类学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影片制作之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本和影像研究成果。

一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发展

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也反映在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拍摄实践的逐渐丰富和对外交流的广泛开展，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理论研究日趋活跃。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逐步深入，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发表影视人类学理论、影视人类学中国的历史、实践、影片创作、影片摄制思考等论文上百篇，出版了大量的影视人类学专著。这些理论方法主要涉及的是影视人类学本体以及影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包括民族志影片的制作方法和路径问题。

（一）影视人类学的本体研究

1.影视人类学学科属性

影视人类学理论方面的讨论涉及影视、视觉、艺术与人类学等学科界定等根本性问题。于晓刚等人的《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注]对影视人类学历史、理论以及学科属性首次进行系统探讨。张江华、李德君等学者在其所著的《影视人类学概论》[※注]中提出：“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注]对影视人类学做了更为简洁的界定。鲍江在《电影人类学引论》提出电影人类学脱胎于现代及后现代人类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电影人类学生产不是纯粹理性知识，不是经验性知识，也不是纯粹理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结合体而是超理性知识。

学科本体与边界问题。邓启耀《Visual Anthropology辨识》提出狭义说与广义说，指出广义而言，视觉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研究和视觉符号和行为的研究。鲍江的《本体论分杈：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则从知识本体论角度提出以文字为本体的文字人类学和以电影为本体的影视人类学之间的差别。前者以文本表达自身，追求普遍性概念，后者以影片表达自身，追求具体性世界。此外，《影像人类学及其关键概念的解读》一文提出了影像人类学的学科界定。朱靖江的《边界与融合：论影视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关系》通过对学术史、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学术内容比较，讨论艺术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两个分支学科的学术边界。

跨学科性。罗红光在《中国“影像民族志”——问题导向、科学表述与伦理关怀》中从影像民族志的“思想性”（方向）、“科学性”（表述）、“人民性”（道德）三个角度分析了科学与人文学在影像民族志上的共同作用，进而呼吁交叉学科间共建、互惠的必要性。邓启耀编著《视觉人类学导论》内容涉及视觉发现的新世纪、被观看的“他者”、视觉人类学的转折点、观看控制与视觉秩序、转型与建设、媒介影响与独立制作等。[※注]朱靖江《影视、影像与视觉：视觉人类学的“三重门”》提出“影视”这一限定词逐渐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多元实践与理论建构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锁定在工具或方法的学术维度，缺乏与主体人类学对话的理论平台，应建立影视人类学、影像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三个层次的分支学科，为学科发展开辟一条“由术及道”的学术道路。上述理论研究涉及了影视人类学学科本体概念、研究取向以及学科边界等核心问题。

影视人类学学科定位及意义。贡保草、坚赞道杰认为影视民族学作为一种手段不能代替人类学的研究。[※注]胡鸿保、杨玉珍则认为，尽管以现代科学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字的霸主地位遭受严峻挑战，不过，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来说，声像手段还只是起到补充的作用。视觉人类学对反省人类学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它在学科里的地位仍将注定处于边缘。[※注]庄孔韶则提出文字与影像在人类学研究中相互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的作用，提出人类学研究中文字和影像作品并重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注]郝跃骏在《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注]中认为，人类学电影具有特殊的传递方式，有自己的一套表达语言、思维逻辑和表现。张辉的《用视听语言来解释人类文化现象》强调了影视作为一种视听语言在解释人类学文化现象中的独特性。[※注]庞涛论证了快速发展的现代视听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及其在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认为这些在应用研究框架下延伸出的多媒体技术可以很大程度地承担文本论文中论证与阐述的功能。[※注]雷亮中在《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注]中提出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文化的表述。民族志影片除去记录、保存的功能之外，也应是建构“事实”的一种展现。它与民族志书面作品一样，也具有展现、解释和表达的功能。徐菡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述评》中讨论影视人类学的内涵和意义、画面语言与文字语言孰轻孰重、拍摄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人类学影片真实性等问题是以往理论研究的焦点。朱靖江的《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论述了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影像民族志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成为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张曦的《影视人类学与怀旧·乡愁》一文，讨论了影视人类学建立关于文化的介绍、理解、阐释的方法所做的努力，影视民族志也完全形成了不同于超文本形式的民族志。此外，《多途径“激活”视觉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研究视野需要拓展 ——访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启耀》《影像：民族志书写的另一支笔》《民族志电影：在学术与艺术之间》等对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学科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2.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学科史研究

中国影视人类学还对国内外学科史进行研究，通过学科史研究更好界定影视人类学学科本体、定位以及学术脉络，明确学科的分界与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近况及展望》《日本影视人类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北欧国家影视人类学20年》《人类学电影学说及其流派分析》《从欧美人类学电影的类型看纪录片的多样化趋向》《人类学纪录片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影视人类学简述》《西方人类学电影史述评》《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困惑与前瞻》《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对策研究》《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关于“民纪片”几个问题的考证》《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内涵和演变趋势》《云南近现代民族影像志的历史脉络》《略述影视人类学与藏学研究》《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述评》《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等。此外，对国外影视人类学史研究来进一步明确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属性。梁君健、雷建军的《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通过两人的学术著作、访谈、信件和传记，并考察了两人人类学研究的脉络，认为贝特森和米德重新发现了视觉实践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并确立了其在人类学学科中的合法性。朱靖江发表了多篇从学科史角度研究影视人类学的文章《影像民族志的曙光：爱德华·柯蒂斯与 〈北美印第安人〉 研究》[※注]《旧日无常——方苏雅的晚清云南电影与市井生活》[※注]《追寻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的学术脉络》[※注]《故乡回望苍茫——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40年回顾》。[※注]此外，还有区域性影视人类学研究，比如非洲人类学影像书写实践的论文有徐菡的《非洲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实践与理论方法》、阮云星、阮立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与非洲书写探新：晚近日本学界动态及启示》。

3.人类学影片定位

影视人类学本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人类学影片定位问题，即影视人类学影片的记录与表达属性问题。张江华在《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论述》提出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目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性质是科学研究片，“纪实性、学术性、可视性是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原则，三者是有机的统一，缺一不可”[※注]。詹承绪在《深入调查研究是拍好人类学影视片的重要保证》中对影视人类学影片拍摄主题、内容以及方法进行探讨。庄孔韶总结影视人类学片拍摄各项要求基础提出人类学者推崇的拍摄构想、行动及其成果。[※注]艾菊红在《作为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影视片》中认为，人类学影视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研究资料的素材片，另一种是作为文化描述的影视片，再有一种是作为文化解释的影视片。[※注]朱靖江在《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中将影像民族志依照学术宗旨、创作方法等分为学理型、描述型、表现型、应用型四个类别，并强调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陈学礼在《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指出民族志电影不是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是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朱靖江编著《民族志纪录片创作》从学理层面梳理了影像民族志这一学科的过往与现状，并且详细解析了这类纪录片的具体制作流程。[※注]朱靖江在其《田野灵光》对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片）的定义、特征、理论框架、文本类型、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归纳和总结。该书梳理了国内外影像民族志的不同发展阶段，用具体案例分析了各阶段的不同影片的指导方法和特点。[※注]朱靖江在《景观、方法与主体文化表达：人类学与虚构电影的多元关系》提出了呈现的三种面向：作为类型电影景观渊源的人类学想象、作为实验性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虚构电影，以及作为族群主体文化表达方式的原住民电影，它们构成了人类学与虚构电影的多元关系，在当代学科融合的趋势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徐菡的《人类学“观察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建构》通过对“观察电影”的系统考察，分析并归纳了“观察电影”不同发展阶段观点与方法，尤其是在电影认识论、立场、内容、叙事、感觉等方面独特价值。她在《从“参与”到“共享”：让·鲁什“参与电影”的人类学要素分析》则重点论述了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开创的“参与电影”通过拍摄对象与被拍摄者的“共享”，去“创造真实”。徐菡指出“参与”拍摄方法不但是在民族志影视拍摄实践中产生的电影表达方式的革新，也是对人类学认知论的贡献，它为民族志电影以及人类学的未来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朱靖江在《田野之声：“直接电影”影响下的人类学影视民族志》《“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影像民族志》《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分别论述了直接电影对影像民族志的影响、西方土著影像发展过程、多媒体数字民族志等发展趋势以及文化深描式影像民族志。李淑娟的《发现“实验”民族志电影》专门论述了实验民族志电影发展历史与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徐菡以西方民族志电影经典为分析对象，根据西方民族志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学科特性，完成了《西方民族志电影经典——人类学、电影与知识生产》专著，系统地呈现并总结了西方历史及当代民族志电影的经典作品，为中国民族志电影本土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除了人类学影片讨论外，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学界对民俗影像和非遗影像的讨论。这方面论文包括《民俗影像拍摄的现场语境——以贵州苗族传统村落拆迁吊脚楼的复原测绘和拍摄为例》（邓启耀）、《民俗影像的操作化与可能性——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三人谈》（熊迅、张举文、孙正国）、《民俗纪录片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像重构》（牛光夏、毛蕾、皮永伶）、《构建民族记忆的文化景观——谈“非遗”题材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王巨山、李帅超）、《浅析电影中民俗的影像呈现》（孙萌）等。朱靖江的《归去来兮：“乡土中国”的影像民俗志表达》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出发，指出当代影像民俗志应遵守学科规范与拍摄伦理，强调深描与反思的学术价值，强调驻留式的参与观察和历时性的记录方法，关注变迁，强调时代语境，关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提供有异于民俗学文字文本的另一种理解路径。

4.影视人类学的教育研究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大学教育现状以及高校教学方法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界重视，但却关系着影视人类学人才培训和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2016年第1 期的《民族教育研究》专门刊发了影视人类学教育问题系列研究论文，包括朱靖江的《论影视人类学在高校的教学实践体系建构》、王海飞的《人类学影像的视角、语言与呈现——兼论影视人类学教学中的几个核心议题》、梁君健、雷建军的《文化传统与当代民族教育：〈喜马拉雅天梯〉 的影视人类学发现》。这些论文作者都是高校骨干教师，从事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方面一线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现状以及高校教学等问题有着深刻体会和反思。朱靖江梳理了国内外多所大学的影视人类学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提出发展影视人类学教育需要提升学科地位、建设教学体系、调整教研评价标准等学科建设要求。他特别强调了影视人类学的教育前景。王海飞通过对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影视人类学专业课程的分析，认为由于人类学影像自身存在几次重要的学术转向，包括研究对象的观察视角、表达语言和成果呈现等方面。如何面对研究对象，如何言说以及谁是言说主体等是影视人类学课程教学的核心议题。因此，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核心议题的辨析，可以使教学双方明确把握学科本质及发展方向，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清华大学的梁君健、雷建军则通过了自身在拍摄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过程中所采取的影视人类学方法，来展示将教育机构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中进行理解的可能性。傅永寿、陈春芬、赵力的《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探讨了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在对于民族影像志人才的培养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影像记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此外，《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教育》（陈学礼）、《融合的力量：人类学方法与纪录片教学实践》（雷建军、梁君健）、《多媒体技术在影视人类学教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徐士超、杨伟、徐德华）讨论了专门介绍了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育成就以及影视人类学与多媒体在教学中运用和作用等问题。

此外，中国影视人类学界除了上述的讨论议题外，还对影视人类学片与纪录片的关系问题[※注]、影视人类学片拍摄介入性问题、拍摄的伦理道德问题[※注]、影视人类学艺术与科学性问题和人类学片[※注]评论、人类学与区域文化结合问题、影视人类学与教学、建立中国本土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特色等方面进行讨论。

（二）影视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

1.影视人类学认识论及方法

中国影视人类学关于影视人类学认识论及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容涉及影视人类学科学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现象学等其他方法论内容。徐菡的《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通过对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考察，指出了西方影视人类学在这方面转向与创新以及为人类学学科提供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同时，她在《“北方的纳努克”启示：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研究》中通过对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影片《北方的纳努克》的创作模式以及表现手法的重新分析，提出了在方法论上该影片的参与观察、合作反馈、文化表演等方法启发了以让·鲁什为代表的民族志制作者；在认识论上，该片对当地文化深刻的洞察理解与人类学精神本质吻合，尤其是影片提倡“发现”与“探索”的创作宗旨，成为当代影视人类学观察电影的核心概念，促进了西方民族志电影朝向人类学知识的理解迈进。王海飞的《文化变迁场域中的人类学影像表达》讨论人类学民族学中一个核心话题文化变迁是如何通过人类学影像进行表达这一问题。作者通过考察人类学影像发展历程，将人类学影像进入文化变迁场域的路径归纳为记录的、合作的和介入的三种方式。并且，不同影像方式与文化变迁之间存在互动解释、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鲍江在《“具体性”是人类学电影的基石》主张影视人类学返回人类学的出发点，回到费孝通提出的人类学宗旨（认识别的文化、文化自觉、跨文化相处），摆脱角逐普遍性概念的人类学取向的束缚，返回具体性展开现象学音像民族志的创作。陈学礼发表了系列关于“真实性”研究论文，在《理解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三个维度》指出了真实性存在不同维度，提出民族志电影真实共构的概念，强调了民族志影片真实感营造的重要性。庞涛主张搁置关于真实性的本质性争论，回归到民族志影片实践自身，并专门提出了“学者电影”理念。他认为，“学者电影”不是某种影片类型，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是强调学者主体论（作者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它抵制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上的泛学术化倾向，同时鼓励学者为学术表达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像作者写作一样建构影像志民族志作品。其核心在于以厘清学术研究的影视人类学影像作品与形形色色的带有人类学或民族学元素的纪录片或纪实片的边界，建构具有独立学术人格的影像作品的主张。[※注]影视方法不仅仅作为记录文化手段，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雷亮中的《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他在《“亦彝亦汉”：流变与交融的边疆社会文化的影像呈现》讨论了中国边疆影像民族志类型的问题，指出边疆社会文化复杂性和杂糅性特征。民族志影片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生产流程，而且涉及知识生产与表述中多方的角色和权力关系。陈学礼在《被隐藏的相遇：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反思》一书中指出民族志电影的生产过程是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相互遭遇、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过程。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潜藏的“看与被看，表述与被表述”的不平等关系应该在民族志影片生产过程中被重视。他通过对影像民族志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解构、社区村民影像建构的研究，提出了民族志电影的真实共构观点。

鲍江的《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杨光海导演 〈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访谈录》一文以学术访谈形式回顾杨光海等人学术历程，指出了当时影片拍摄过程中的本土理论创造和实践，即影片制作过程中“兄弟民族相处之道”对电影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发价值。吴乔的论文《花腰傣三部曲与影视人类学的时间厚度》通过自己前后十年拍摄的有关云南花腰傣族群的三部系列影片，将自身的人类学纪录片的叙述类型分为“事件”到“故事”到“场景”三个不同的层级，并将影视作为一种表达手段与传统文本载体相对比，指出人类学影片时间的厚重感是其一个显著优势。徐菡的论文《人类学“观察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建构》细致地梳理了观察电影几个发展阶段和代表性人物、观点以及代表作品，并归纳总结了“观察电影”在认识论、立场、内容、叙事、感觉等方面主要特征，指出了观察电影生产人类学知识的重要价值。朱靖江发表了《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内在世界的视觉化》等多篇影像民族志理论方法等文章，核心讨论了“虚构式影像民族志”的特征、实践方法以及在呈现内在世界方面的独特价值。同时，朱靖江在《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中分析了复原拍摄手法的得失问题。在《田野影像笔记——影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道》中，朱靖江探讨了田野影像笔记的原则和方法。在《分享、虚构与主位影像：影视人类学的伦理反思与突围之道》中，朱靖江从影视人类学伦理反思出发探索了影视人类学的分享、虚构、主位影像方面的解决之道。黄珊的《人类学片的结构方法探讨》讨论了人类学影片结构问题，尤其是封闭式和开放式结构。赵华森在《虚拟现实对人类学纪录片及影视人类学的影响》从拍摄、传播、体验等角度论述了虚拟现实的在场、移情等要素对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影响。陈学礼发表了《乡村影像中的主位视角》以及关于民族志真实共构问题的《理解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三个维度》 《论民族志电影的“真实”》等认识论文章。梁君健、雷建军的《北方狩猎民族文化变迁的记录——制作方式与观念对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影响》讨论了不同的观念和制作方式对影片类型与表达的影响。张海的《从聚焦到失焦—— 〈格姆山下〉 的影视人类学解读》对人类学片创作方法和方式进行了反思。此外，影视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关于超媒体、VR技术方法以及微纪录影片给影视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挑战和新机遇以及影视人类学拍摄的权力关系、拍摄主体等问题的文章。

2.视觉研究方法

视觉人类学研究则围绕着视觉方法，尤其是观看方式、权力关系以及视觉书写等方面展开。邓启耀是国内视觉人类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发布了大量视觉人类学的专著及理路文章。他在《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对视觉人类学“观看”研究，提出了三个维度，即“我看人、人看我了；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注]。熊迅的《理解村落社会：视觉人类学的实践》详细论述了关于视觉人类学研究村落社会的三种路径。2015年邓启耀在《民族艺术》上主持的“视觉人类学专栏”，每期2 篇，连续发表12篇视觉人类学论文。宋卫红发表了《藏文化的空间句法——视觉人类学视野下的藏族空间观念》，主要讨论的是视觉空间问题。该论文指出“曼陀罗”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空间句法，是藏文化想象或组织空间的基本法则，体现在西藏的宗教建筑空间设计、拉萨的城市空间建构，也贯穿于一切空间类型的基本认知形式。邓启耀的《环境肖像与影像民族志：以白族村落的视觉书写实践为例》讨论视觉人类学关于环境肖像这一主题，通过对白族村落群像拍摄和村落影像文化志田野考察及视觉书写实践为例，比较作为艺术表达的群像摄影和作为学术研究的民族志摄影，在视觉表达形式、文化内容及社会价值的异同之处。张晖的《视觉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当代艺术的民族志路径》专门讨论了自20世纪90年代“感官转向”后的视觉人类学在学科范式上的转变，围绕对“视觉性”概念即“观看的方式”的理论意义阐释，大大拓展了已有的研究范畴。杜辉的《地震之后：废墟、纪念地与文化景观视觉化》则是通过纪念物研究了地震遗产博物馆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景观的视觉呈现问题。熊迅的《影像、仪式与传播网络：视觉人类学的进路》专门从视觉人类学和传播学跨学科角度出发，讨论了通过分析形式上影像与仪式、影像与生产和传播者群体、影像与社会传播网络、影像与文化系统交织与互动关系，指出了融入文化系统的视觉人类学重要性，从而提出视觉人类学研究应该依托的知识框架和可能的阐释路径。郑少雄的《表征再造现实：四部藏地影片的人类学分析》人类学视角关于影片研究分析，指出了尽管外界“想象西藏”的倾向左右了藏地影片的呈现内容和叙事方式，且呈现不同的特征，但是藏文化内部仍然存在着多样化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朱靖江的《“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从通过探讨不同时期的“藏边影像”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揭示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此外，还有关于视觉及视觉传播现象进行人类学研究为脉络的摄影人类学等研究系列文章，如克里斯多夫·皮尼、杨云鬯的《反科学的图像：摄影与人类学的史前史》、杨云鬯的《摄影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社会》、熊迅的《摄影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周如南和陈敏仪的《日常生活批判视野下的视觉表意实践——“云养猫”网络文化分析》、张静红的《合作、游戏、观看与反视——关于露天流动电影放映的观察式拍摄及反思》、杨云鬯的《摄影人类学：历史叙事与未来想象——人类学学者访谈录》等。

3.影音文献研究方法

影像记录及使用是影视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涉及国家与地方文化影像记录与书写。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影音媒介资料的收集、利用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朱靖江发表一系列关于影像文献研究成果。其中，《视觉人类学视野中的“影音文献”》梳理了国内外影音媒介资料创制和运用现状，并认为在这些影音文献的创制过程中，视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参照与遵循，同时影音文献项目也拓展了视觉人类学的应用领域。《影音文献与公众传播：基于视觉人类学的探索与反思》从多个视角探讨了影音文献的理论脉络与田野实践。此外，朱靖江还发表了《田野灵光：影像民族志与民间文化保护》《构建中国特色影音文献创作与理论体系》等涉及影音文献方面的论文。田苗、汤更生的《中国记忆项目的构想与实践》、雷建军的《清影：当代中国真实影像收藏与研究计划》、顾群的《民族题材纪实影像的非遗价值——从“2015 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谈起》等论文分别从影音文献实践出发论述了影像在文献以及“非遗”活动的价值与应用方式。朱靖江的《“中国节日影像志”的庙会拍摄实践省思——夏坊村七圣庙个案》提出影视人类学的影像志创作伦理、路径与方法，强调其影音文献建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庞涛、刘湘晨、庄孔韶、曹培鑫《节日影像志的方法与实践——节日影像志的解释性结构》对节日影像志影音文献方法尤其是解释性结构进行专门论述。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主要影视人类学机构的影像民族志成果

影视人类学以影视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并以影视成果作为其主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影视人类学拍摄活动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国内的影视人类学的科研教学单位是人类学影片（学术型民族志电影）最主要的拍摄主体。这些单位有着不同的研究特色和实践方向，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内各主要大学科研机构拍摄完成人类学影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集影视人类学片摄制科研为一体的研究单位。研究所1979年就成立电影组，后改建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并调入专业研究人员和电影拍摄人员，配置了摄影机、录像机及编辑制作设备，改变当年委托拍片方式，集研究与摄制于一体。迄今为止，在西南、东南、西北、内蒙古等民族地区拍摄了黎族系列、苗族系列、畲族系列、哈萨克族系列、白族系列、藏族系列、蒙古族系列等。先后完成了《施洞苗族的龙般节》《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轮回与圆圈——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研究》《康区藏族牧民生活一日》《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秋牧——新巴尔虎蒙古族游牧生活纪实》《隆务河畔的鼓声》《仲巴·昂仁》《都乎的岁末》《喀什牲口巴扎的萨拉及》《地东之夏》《银饰》《唱哈日子》《远去的格姆女神山》《祖先留下的规矩》《太阳照在蒲家垭》《神圣的治疗者》《其它·兄弟·尾巴》《桥》《和布克赛尔的藏传佛教》《察隅河畔僜巴人》《翻越知拉山》等关于民族文化、变迁、生态、旅游、法律、宗教、医疗、节日、市场、发展等内容的人类学片60余部（集），加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总计已超过80多部（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现共有科研人员7 名，分别是庞涛、张小敏、邓卫荣、张辉、雷亮中以及新进研究室的包胜利、卢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立足于已有深厚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基础和民族志影片拍摄积累，提出了学术为中心的新人类学影像志实践。其中重要的特征就是形式上从传统单一民族、单一主题的影像民族志制作，转向探索系列化、规模化、区域化，内容上从注重文化记录描写影像民族志转向追求解释性的影像民族志。近年来，该研究室开始了系列化、成规模的影视人类学探索性实践，先后实施了区域性整体影像民族志、经济社会发展影像志和海外社会影像志等新影像志的实践。区域性整体影像民族志项目以《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和《都柳江流域民族村寨文化重建影像志系列》项目为载体探索区域影像民族志的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影像志》系列，出版了民族志影片之仪式生活系列、经济生活系列、社会生活系列、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等几大系列影像民族志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法国科研中心影视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合拍的《神圣的鼓手》在1998年获得了法国第17 届人类学电影节特别提名奖。人类学影片《祖先留下的规矩——彝族习惯法》荣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民族志影展”优秀影片奖。《械斗中的权威与社会控制观察》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2010年第四届“纪录·中国”银奖，《远去的格姆女神山》荣获第七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影片奖，《神圣的治疗者》荣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学会奖”优秀影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主要从事研究文化与社会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结构，探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的意义系统。该研究室的罗红光、吴乔、鲍江从事影视人类学研究和人类学影片摄制。现已经完成了基于学术口述史的《学者对谈》系列影片，已录制完成30余期，收录了近60 位学界名家，包括费孝通等已故大师的思想和影音。出版发行了三部学者对谈成果《跨区域民间宗教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论阶层分析理论》《族群研究面临的学术与现实问题》。鲍江完成了《娲皇宫志：探索一种人类学写文化体裁》（著作与影片，2013）、《去县城做白内障手术》（2015）、《傅于尧与邓桂芳：跨族通婚者的人生境界》（2016）以及《大家庭与小家庭》《蘑菇故事》《新年好》《魂兮回兮》等影片。吴乔完成人类学纪录片《难产的社头（上、下集）》（2015年已出版）、《月下灵歌——花腰傣“月亮姑娘”仪式》（2012）。其中，关于花腰傣社区的信仰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影片《难产的社头》荣获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北京民族电影展——首届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银奖，并获“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保存奖”（2015）、第八届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展入选奖（2015）、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学会奖”一等奖（2015），《月亮姑娘》入围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

中央民族大学也是国内较早开展影视人类学片摄制单位。1985年成立电教中心，在李德君主持下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人类学片的拍摄，当年即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在随后几年里又深入藏族、苗族、塔吉克族、羌族、回族等17个民族聚居区拍片，先后拍摄了《中国塔吉克族》《古羌子孙》《白裤瑶》近40 部（集）人类学片。此外，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拍摄的《白裤瑶》获得1986年法国真实电影节提名奖，这是中国人类学片首次在国际影展亮相。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则陆续完成了文字与影像结合的人类学研究系列，拍摄并出版了《端午节》（英文版）（入围美国1992年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水漫三峡》（1996年中央台播放）、《神女峰下土家人》（1996年中央台播放）、《新疆街怀想》《我妻我女》等分别涉及地方习俗、文化遗产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食品研究以及教育人类学等方面的系列人类学片。其后，随着人员变动，影视人类学影片摄制一度中断。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重新恢复影视人类学中心。朱靖江任主任，发布并出版了大量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成果，制作完成了《七圣庙》（鬼叔中、朱靖江）、《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拉萨卷》《今日克松村》《中国民间剪纸》。其中，中国节日影像民族志《七圣庙》获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2017年度“学会奖”优秀影片及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奖。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影视人类学教学与影视媒体创作实践》教改项目，以在校学生为拍摄主体与拍摄对象，经由电视台导演短期培训之后，完成了4集纪录短片《我是中国人》并在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此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王建民完成了《塔吉克肖贡巴哈尔节》节日影像志成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雷建军、梁君健、张小琴、曹书乐等人组建清影工作室，吸收并借鉴了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完成了既有人类学思考又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人类学纪录片。“非遗”数字影像成果纪录片《戏末》《扇鼓乐》《喜业》《春逝》《簾师》《竹书》等。雷建军采用VR技术的节日影像志新实践，完成了《广东省梅县畲江镇中元节（VR实验影像）》。此外，《一张宣纸》（雷建军、梁君健）获2014年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主展映单元评委会提名奖，《喜马拉雅天梯》（萧寒、梁君健）获第六届中国影视“学院奖”纪录类特等奖。清影工作室还致力于人类学影片和纪录片市场/商业化尝试。比如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进院线播映获得巨大成功。雷建军任制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经推出就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和社会反响。清影工作室出品，学生作品杨宇菲《姑婆》获2017年度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奖“优秀影片奖”、2016广西民族志影展新锐单元优秀影片奖、2016年第二届中国研究生影视人类学论坛一等奖等奖项。

云南是拍摄人类学影片十分活跃的省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学者曾参加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部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之后，该院学者先后参与拍摄包括《纳西族的生活》《独龙族》《苗族》《白族建筑》《傈僳族的纺织》等40部。1982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摄影组成立，并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5月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拍摄完成了《生的狂欢——哈尼族奕车人的生活》《佤族妇女一日》《拉祜族的宗教信仰》《城市档案》《澜沧江》《来自湄公河的考查报告》《高原之路》《珠江》（六集）、《红土高原的穆斯林》《承诺与见证》（五个版本）、《反歧视报告》《云南藏族》（三集）、《小坝子的春天》《红土高原的期盼——云南贫困民族地区》《穿蜘蛛网衣的苦聪人》《魂牵努玛阿美》等影片。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立足于研究和行动，从当地民族出发，致力于山地有关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影像教育，即通过影视人类学的手段开展文化传统的教育。中心主要实施了社区影视教育课题、乡村影像课题，承办了“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影像展）展映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纪录片和乡村影像。郭净拍摄制作了迪庆藏族信仰和生活为主题的影片《卡瓦格博》入选2005年、2007年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放映。《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云南藏族拍摄的纪录片》（制片人、编辑，云南音像出版社2006年）。该中心已经完成出版了影视作品《村民视角1》 《村民视角2》共15 部影片。其中，村民影像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屋》入围2009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影展，村民影像作品《麻与苗族》入选2013年英国第17 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

云南大学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影片摄制和教学科研的重镇。1991年，云南大学与香港美亚影视公司、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始影视人类学的教学。1999年，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下，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与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第二期合作方是德国基尔大学）合作，培养了中国民族志电影专业人才，到2003年，该合作项目共培养了21 名具有独立从事民族志电影摄制能力的优秀人才，其作品包括有《不再裹小脚》《弹棉花的人》《卖报人》《东巴和》《美丽的黑齿》《窗》《文化秀》等16部影片。四部作品入选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三部入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荣莉的《文化秀》获考古与物质文化单元大奖。现任所长是谭乐水，先后完成包括《巴卡老寨》《曼春满的故事》《两个村庄》《丽哉勐僚》（12集）、《景颇族》（5集）等影视人类学片20多部（集）。其中，《巴卡老寨》应邀参加2001年莱比锡电影节；《丽哉勐僚》荣获“中国中山第二届国际环保纪录片周”暨“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国际纪录片金奖。

2003年，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依托云南大学“211 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而成。如今实验室有工作人员5名，实验室主任张海，成员有李炜、陈学礼、毕芳、寸炫。实验室以民族志电影教学，民族志电影拍摄，影视人类学研究为主要任务，同时服务于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该实验室完成了近60名民族学（人类学者）的影视访谈，拍摄了48 位云南民族民间艺人的纪录片。张海主持多项文化部中国节日影像志和史诗百部工程等课题，完成的影片《MR.COOL》入围2004年德国哥廷根、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荷兰BEELD VOOR BEELD、越南胡志明市国际民族志电影节，《格姆山下》获2009年昆明广播电视局“金孔雀”纪录片类作品二等奖；《尼玛的盛宴》获2015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首届“学会奖”三等奖；《泐烘桑康》入围2017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第二届“学会奖”竞赛单元。陈学礼主持“影像中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等项目，先后完成了《不再缠足》（合作者李建钦）、《刘永周和他的皮影》（合作者李建钦）、《撒尼男人的盛典》、《记忆不会成为记忆》系列片、《家》（合作者张海）、《马散四章》《故乡的小脚奶奶》 《回乡偶记》 《西盟佤族木鼓考察记》《越南媳妇》《照片里的她》《我的岳母》《深山老林普洱茶影音志系列一：上囡村影音日志》等影片。其中，《不再缠足》参加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2000年，《刘永周和他的皮影》参加2006年挪威人类学电影节（NAFA）、《马散四章》参加2009年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15年中国首届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回乡偶记》入选2014年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特邀单元；《照片里的她》入围2017年中国第二届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媒体人类学研究所的徐菡长期从事影视人类学教学科研和影像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工作，其影像成果包括《傣族泼水节——景迈的新年》《景迈节日》《芦笙舞》《普洱茶》《牡帕密帕》《Picking the White Flower》（《采白花》）、《Going to School》（《在祖国留学》）、《Manila：Floating Colors》（《马尼拉：流动的色彩》）、《美丽的黑齿》等。作品多次参加国外人类学影展并在国外电视台播放。寸炫的作品有《我的姓氏我的家》《一杯咖啡的时光》《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其中，《我的姓氏我的家》入选2012年民族学人类学年会“影视人类学”专题、2013年云之南记录影像展“青年论坛”单元、2013年第13届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节、第2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此外，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高志英承担了文化部中国节日影像志《傈僳族阔时节》和《独龙族卡雀哇节》项目，其中影片《嘎哇嘎普神山下的独龙村庄》获2015年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学会奖三等奖。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还有影像民族志成果《克钦难民营》（李伟华、柯晓作品）、《活袍梁其美》（学生作品，赵倩）等。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建立于2009年，以王海飞为主导，已形成一支教师加学生的摄制团队，可独立完成影片制作，先后拍摄制作完成《过年》 《剪头》 《祁连山下》《发现卓尼》 《苏干湖畔的家》 《水田囍事》 《我们的节日（东迁节）》等多部影视人类学片。其中，出版了人类学影片《草原上的歌》《家在走廊间》。影片《苏干湖畔的家》获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奖“优秀影片”、入围2016年广西民族志影展主展映单元。《北湾祭事》获影视人类学学会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宗教人类学委员会优秀影片奖。兰州大学创办了人类学影像映坛及微信公众平台“视觉人类学硬盘”，邀请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影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导演或制作人，携带本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类学影像成果，到兰州大学与全校师生进行影片展映和交流。同时，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对邀请专家学者完成学术访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从1994年就开始拍摄影视人类学片，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迪木拉提·奥迈尔和影视人类学工作室的努尔巴哈提等人先后拍摄了关于新疆及中亚部分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等宗教以及医疗、罗布人生态环境以及艾滋病等16部影视人类学影片。如《突厥语诸民族原生态民间信仰与萨满教》《南疆维吾尔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维吾尔麻扎朝拜》《吐鲁番鄯善县维吾尔女萨满治病仪式》《和田地区皮尔仪式》《塔河断流与罗布人渔猎文明的终结》《哈萨克族都市萨满教》《萨满与疾病》《生命的呼唤》（艾滋病预防与社会关爱国际合作项目）、《图瓦人祭敖包仪式》。著名纪录片导演刘湘晨2011年加入影视人类学学科。刘湘晨先后完成了《大河沿》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献牲》《祖鲁》《巴音布鲁克》等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影片。其中，2009年《大河沿》提名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电影节；2012年《阿希克：最后的游吟》获第11 届中国四川“金熊猫”国际电视节亚洲制作奖。2012年，《献牲》提名第17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影展。

2003年以来，庄孔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继续推行人类学影像与文字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并积极转向影视人类学应用研究，拍摄完成了人类学应用影片《虎日》（2003年中英政府艾滋病防治“中国最佳实践”奖，入围2005年英国贝尔法斯特第16届公共卫生国际会议暨电影节），以及《回声》（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歧视与反歧视行动）等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系列影片，出版《长江沿岸田野纪行》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此外，富晓星完成并出版了摄影机作为一个行动者介入，开启自我发掘与探索“真实”的实验型影像民族志《生活的咖啡线》（2015），入围第2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赵旭东教授也承担了中国节日影像志《河北井陉核桃园村元宵节》项目。

吉首大学2003年10月成立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在历史与文化学院及全校范围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拍摄了《通道侗族文化展演》（2004）、《逝水忘川：镇远》（2005）、《苗族道场》（2007）、《澧水流域考察纪行》（2007）等影片。贵州民族学院2004年11月成立“贵州民族学院旅游与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制作了《最后的蔡伦》《作为仪式的婚礼》（上、下）等影视文化人类学片。湖北民族大学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在研究民间仪式还坛神的过程中对仪式程序进行了拍摄记录，并编辑了人类学影片。此后，湖北民族大学的学者拍摄完成《土家跳丧——撒尔嗬》《中国土家族》《药匠》《武陵土家人》《回家过年》《椎牛》《土家摆手舞》《恩施社节》《恩施土家女儿会》等25部影片。云南民族大学拍摄有《毕摩与祭坛》《云南师宗瑶族受戒仪式》 《罗婺婚俗》和《傈僳族澡堂会》等10 余部片子，并于1999年成立影视人类学摄制及研究中心。

2007年，浙江大学成立影视制作与传播中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其中影视人类学为重点发展学科，进行影视人类学方面的课题研究和影片拍摄工作，拍摄了影视人类学片《义序“迎将军”：一个乡村游神仪式的结构与象征》，庄孔韶受聘浙江大学期间完成了《金翼山谷的冬至》影像民族志作品。

中山大学是国内视觉人类学研究的中心，成立媒介研究中心。邓启耀担任编导、策划、撰稿以及专家先后完成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8部42集。熊迅完成参与多部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其中《周官今年无寨戏》入围2007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the last lineage opera in zhouguan village》（《周官村的最后的家族地戏》）入选2017年第15届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AI）电影节无形文化单元。

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拍摄了《女寺断章》《重回隆务寺》《更藏扎西与“六月会”》《高僧之梦》等影视人类学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拍摄了《纳木错湖畔牧民》（1991）、《藏民族文化村》（1994）、《雍和宫打鬼》（1994）、《西藏一年》（5集）影视片以及由藏研中心和西藏国际影视文化中心合拍了六集《西藏文化系列》（1998）。

（二）该时期的人类学影片成就及其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影视人类学拍摄等活动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都是此前无可与之相比的。而且，影片覆盖面极广，几乎包含了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有的学者估计有上千部之多，“拥有10 部以上的有藏、蒙古、柯尔克孜、壮、瑶、土家、苗、彝等民族，其中藏族有45 部，蒙古族有23 部”[※注]。就影片人类学属性而言，不少影片只是关于民族题材的纪录片，然而，就学术型的人类学影片而言，数量也是极其可观的。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影视片，从总体上看，内容主要记录了中国绝大多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及其变迁以及现实主义应用题材。同时，科研院所、民族研究部门和高校开展的人类学片拍摄工作，在选题和拍摄方法方面多能坚持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原则，注重影片的学术价值与影像表达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族志影片的拍摄主体和手法更趋个性化和多样化。影片呈现出多元化与作者化的特征。

拍摄模式的转变，从早期人类学家与影视工作者合作拍摄模式到8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与影视领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交流，实现了人员跨学科培养和流动，涌现一批掌握人类学和影视表达方式专业人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拍摄和制作。随着对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权力关系以及表述权力的关注，许多少数民族影视人类家也参与到人类学影视片的创造中来，开创了越来越多可能性的影视人类学片实践。

摄制主体多元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大不同，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影片拍摄大多属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者个体行为。并且，包括拍摄主体也从研究者转向当地人，出现了社区影像、村民影像或各少数民族主体影像等。

拍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从早期的国家视角向自下而上的平民、学者等多元化视角扩展。从群体性、社会性表达转向个体化和日常化表述。

拍摄目的多样化。从早期单纯研究和保存资料进行的资料记录，发展到向教学、研究、应用、感官体验、行动等多重目的转变。民族志影片从传统重记录轻阐释转向记录和阐释并举，包括实验影像民族志、虚构影像民族志和区域影像民族志等新的影像表达方式纷纷出现。影像作品从旁观到参与乃至介入社会公共生活。

拍摄题材多样化。这一时期影片的拍摄题材已不限于社会形态或婚姻家庭、文化艺术、生态文化等。从关注社会整体综合性题材向关注个体行为、心理以及与大社会族群文化变迁关系等转变，从边缘社区到边缘与主流社区甚至转向都市社会。

拍摄手法多样化、作者化风格。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影视片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采用电影胶片制作，而大多采用电视录像制作，并且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和拍摄思想的转变使得个体、灵活的拍摄活动成为可能。采用电视摄像技术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数字摄像机技术以及便捷的小型化设备出现，促使不同拍摄主体可以根据个人风格采取个案、长镜头、追踪拍摄等方式。影像叙述风格从如实记录的叙述电影到观察电影、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反射式等多元风格转化。从自发记录到激发式包括直接电影、参与电影、真实电影风格都有所体现。叙事结构也从自然主义叙事转向强烈作者风格的结构主义叙事，从遮蔽作者走向作者化表达。当代中国影视人类学片风格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