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研究，在延安时期，已经组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当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总体上处于萌芽状态，在学术界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注入青春活力，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新生的人民政权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确立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民族政策。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同时，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新中国虽然一穷二白，但是广大知识分子怀着对新政权的热爱和对祖国未来的热烈憧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学术事业贡献力量，推动了新中国各个学术领域的新发展。学者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秉持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贡献的学术精神，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科的传承和发展，在民族史的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全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引领中国民族史学科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学术界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

一 重要理论探讨与争鸣

（一）关于“民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继续对“民族”等民族史学科基本概念进行探讨，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体系。

对“民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既是民族史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实践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仅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是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迫切需要。当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斯大林对民族所作的定义。1913年，斯大林根据近代欧洲民族的形成，对“民族”作了如下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此后斯大林还提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出现的人类群体不是民族，而是部族。[※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与民族形成观对新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以此作为民族识别和民族史研究的工具。但是不少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局限，不完全适宜用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由此引发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探讨“民族”概念及相关民族理论的热潮。1956年8月10日，费孝通、林耀华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少数民族识别的研究》，针对斯大林民族概念所涉及的四个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肯定了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概念的积极意义，认为具有简单、可操作性，同时认为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能简单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

同时，不少历史学者意识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如果生搬硬套、不作具体分析就用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将导致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结论，对中国历史产生曲解与误读。特别是关于民族只能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观点，实际上将中国古代的各种群体认定为“部族”，否定了古代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性质。由此引发了史学界以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为中心，对“民族”概念进行深入探讨。1954年，范文澜发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事实上对民族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观点进行了否定，提出了修改。随后不少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加入讨论。对于范文澜的观点，支持者有之，反对范文澜观点、坚持民族只能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学者亦有之。其中影响较大的论文有：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 期），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魏明经《论民族的定义及民族的实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等。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主编将上述论文进行整理汇编，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全面展示了这场讨论的各种不同观点。

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围绕“民族”一词的翻译问题，再次对“民族”概念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形成问题展开探讨。1962年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牙含章组织召开了“民族”一词译名统一问题的座谈会，对“民族”的定义与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牙含章以“章鲁”为笔名发表了《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14日）、《致方德昭同志》（《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3 期）等系列文章，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由此得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结论，从而对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在这时期，不少学者纷纷加入探讨的队伍，先后发表的文章有：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 期）、《复牙含章同志》（《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文传洋《不能否定古代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并与方德昭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浩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并与杨堃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理论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赵永春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最突出的成就是调整了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民族理论。说明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袭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并未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看成和‘圣经’一样不可怀疑和动摇，并未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全部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并在其基础之上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注]。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二）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的理论探讨与争鸣

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围绕这一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鸣，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英雄，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及形成问题。

以往封建史家往往带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存在较多认识上的误区。民国时期，近代民族史学科的兴起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但讨论尚不够深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了热烈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批理论文章，深入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密切交流互动、逐渐融为一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明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理论建构。针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问题，翦伯赞发表了《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两篇文章，认为民族战争与融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在阶级社会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吴晗发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认为只讲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友好相处和只讲民族战争同样都是不妥当的，对民族战争的积极作用也应有客观的评价。牙含章（笔名章鲁）发表《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6期），认为民族同化的结果是一个民族变作另一个民族，民族融合的最高目的是实现全世界范围的民族最终整合为一个整体，应注意对二者有所区别。范文澜发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相伴而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融合到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注]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问题，学界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翦伯赞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48期）、《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两篇论文中提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具有较大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局限。白寿彝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对人民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应当予以宣扬，但是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只表扬汉族的民族英雄，也要表扬各民族的民族英雄；二是不要把压迫别人的有名人物说成是民族英雄，只有在正义的行为上，发挥了英雄气概的人物才是英雄。周一良《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历史教学》1951年第5期）认为，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产生与反民族压迫战争直接相关。还有不少学者针对一些著名历史人物是不是民族英雄进行了探讨与争鸣。例如漆侠《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52年第12期）主张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认为史可法虽然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但也参加了抗清斗争，且为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应该看作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也比较激烈，发表了不少文章。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关于民族英雄的讨论，“总体上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大部分学者站在阶级立场上去看待、评价民族英雄”[※注]。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及形成问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历史疆域范围的确认，直接关系对历史上的“中国”范围的理解，关系到如何定位和评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及如何确定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地理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与形成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951年，白寿彝发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疆域，今天中国领土的不少地区的最先开发者，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在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举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注]。同年白寿彝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认为如果以历代皇朝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则“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使得中国历史研究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者汉族统治者的历史；他提出应“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样“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注]。这篇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形成了一股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热潮，不少学者表示赞同白寿彝的观点。例如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等文章对白寿彝的观点表示支持。

也有部分学者反对白寿彝的观点。例如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一文认为，白寿彝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处理方法“模糊了今天和过去历史在时间上的发展连续性，否认了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化，而是企图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的‘框子’去括套过去整个古代历史时期不同王朝和国家的疆域”，这是缺乏科学性的。因而他主张在处理中国古代史中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时，“应当采取历史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一方面，从今天的角度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标准。凡处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所有的各民族（包括过去历史上的），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则应当以当时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注]。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民族”概念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理论问题存在激烈的争鸣，同时学术界在上述理论问题上也存在较多共识，特别是各方都强调民族平等原则，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均为中国历史研究范畴，体现了学术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性质的认同，反映了学术界积极努力加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面，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取得显著成就，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然而不幸的是，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打断了学术正常发展的步伐，大量学术工作被迫停止，使得已经开始的中国民族史理论探索陷入十年停滞和封冻状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转机。

二 学科建设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对高等院校的教育、科研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新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工作，对旧中国留下来的各类高校进行调整、整顿，使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经过调整、合并，保留下的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实力得到加强，其中包括历史学、民族学学科。同时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1951—1958年间，新中国成立了十所民族院校，分别为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内蒙古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注]这一重大举措，不仅为培养教育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民族教育、科研事业提供了机构保障和组织保障。

在上述新设立的民族院校以及一批设立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普通院校中，大多设置历史学系与民族学系。以上各类综合性院校、民族院校的历史学系、民族学系中，一般都设置中国民族史的相关课程和研究机构，开展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其中有的院校逐步开设中国民族史专业，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例如195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设立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同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建立中国民族史教研室和研究室，1959年首创中国民族史本科专业并招生，同时开创了招收中国民族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的先例，1961年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门化”，创设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增设历史系，设置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学两个专业，招生本科生与硕士生。[※注]总之，新中国建立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民族研究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为新中国培养、储备了一批民族史教学、科研人才，大力促进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对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予以高度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成立历史研究、民族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1954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所、二所，1960年两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前身。[※注]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年接着成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注]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成立后，聚集了大批民族史学界的重要学者，如牙含章、翁独健、王静如、冯家昇等。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研究的国家专门机构，成立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中心阵地，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发挥了组织、协调、引领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举全所之力，承担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和编写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重要任务，为新中国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石。研究所成立时，设立社会历史研究室（即今民族历史研究室前身），专门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工作，为民族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交流平台逐渐得到充实和加强，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成立后，分别创办了《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两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并逐渐团结、凝聚了大批专业领域内的学者，成为历史学、民族学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的不少重要成果发表在这两份学术期刊上。例如，《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刊载了一批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历史疆域的学术争鸣的论文。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民族史理论探索与争鸣的历史学家，或者专门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如白寿彝、范文澜、陈寅恪、翦伯赞、冯家昇、陈述、孙祚民等学者均聚集在《历史研究》周边，或担任该刊编委，或向该刊投稿，其中既有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前辈学者，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新秀。[※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是学术争鸣的重要平台。此外，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期刊《学术研究》于1958年1月创刊，成为这一时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刊载了不少关于中国民族史理论争鸣的文章。各高校的学报也成为发表民族史论文的重要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在最初的二十余年中，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呈现欣欣向荣之势，教学和科研机构、学术交流平台均得到增强，学术探讨与争鸣十分热烈。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整十年间，教学、科研机构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大部分教学、科研活动被迫停止，大部分学术期刊被迫停刊，对包括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内的大部分学科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

三 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继1950—1952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后，1956—1964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调查的目的是深入、全面、系统了解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状况，为正确制定、实施和调整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奠定基础，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调查工作先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后，改由该研究所主持，调查组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6个，调查范围囊括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这次调查工作发动了多所高校师生、科研机构人员和民族工作干部，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1000人以上，参与人员学科背景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交融运用。调查组总共完成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万余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 多种，1500余万字，其中收集的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口述资料、民俗资料、档案资料、碑刻资料等各种形式、各种载体。此外还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收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注]

这场历时8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科学调查，收集、保存了大量民族社会历史、民俗资料，其中很多是不可多得、即将消亡的第一手珍稀资料，具有资料“抢救”性质。这批资料为随后展开的全国少数民族系列丛书撰写和新中国民族史研究工作奠定了雄厚的资料基础。[※注]其次，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了重要、丰富的学术成果。以这次调查资料为基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编写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等“少数民族系列丛书”，简称“三套丛书”。丛书编写工作始于1958年，1963年完成初稿，并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册。初稿总统约400万字。[※注]由于该丛书初稿编写于“大跃进”盛行的特殊年代，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初稿有“厚今薄古”的倾向，对当时各项政治活动介绍较多，对各民族古代历史的叙述较少，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套初稿的编写与铅印仍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初稿虽未正式出版，但是保存和整理了丰富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完成了“三套丛书”的雏形，为此后进一步修改和出版书稿及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稿开创了为少数民族撰写族别通史、通志的先河，丰富了民族史的写作体例，推动了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海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三套丛书”初稿，是本时期分量最重、影响最深远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赵令志认为，这次社会历史调查“参与人员之多，时间持续之久，是史无前例的。此次历时十多年的民族调查，不啻是一场新中国史学形成、新一代史学人才培养的过程；期间收集、整理和抢救了大量文献资料，为新中国民族史学形成和发展积淀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注]。

这一时期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还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各民族历史得到深入研究，涌现了一批民族史专家，出版了一批民族史经典著作。如白寿彝等所著《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系统叙述回族历史的著作。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有关土司研究的较早专著。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对傣族史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奠定了傣族史研究的基础。此外还有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吴壮达《台湾的开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这些著作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对民族史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探索与争鸣，推动了民族史的发展。

（1）对北方民族史研究，以对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族等古代民族的研究较为突出。围绕匈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争鸣，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一文认为匈奴社会的性质是奴隶制；欧阳熙《匈奴社会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4期）则认为匈奴社会是半家长制半封建制性质，也就是苏联学者所说的“宗法封建关系”。林幹《匈奴社会制度研究》（内蒙古历史学会编印《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1962年）一文认为，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社会处于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汉匈关系也是热点论题之一。讨论的焦点是汉匈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的性质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朱宝珊《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与作用——兼评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高景新《也评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内蒙古日报》1962年8月3日）、冯作典《对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补充意见》（《内蒙古日报》1962年9月28日）、林幹《略论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内蒙古日报》1963年2月12日）。唐长孺对中古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用力颇深，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近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杂胡考》等系列论文。[※注]此外还有吕明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缪钺《北朝之鲜卑语》（《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51年第10卷）、刘尧庭《鲜卑大人的继承制度》（《史学月刊》1953年第12期）等论文。

蒙古史研究是北方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形成了多个热点，讨论较为集中的问题有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历史功过以及蒙古族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等。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有韩儒林、杨志玖、亦邻真、翁独健、高文德、周清澍、贾敬颜等人。通过探讨与争鸣，学术界总体上对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推动蒙古族的形成、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对其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予以否定。代表性论文有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等。忽必烈改用汉法和统一中国的举措也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此外还有不少论文讨论了蒙古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内容。

（2）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集中于辽金史、满族史研究等领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蔡美彪《东北各族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语文》1952年第12期）、《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期），岑仲勉《达靼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 期）。考古发掘的发展极大地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推动了古代民族史研究，例如金毓黻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对渤海国史、辽金史进行研究，发表了《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略说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第4 期）。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发表的论文有张维华《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历史问题研究集刊》1956年第6辑）等。

（3）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突厥、回鹘、党项、羌族、维吾尔族等历史上的西北各民族，内容涉及历史上西北各民族的族源、社会形态、民族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例如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论文有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历史研究》1958年第3、4 期）、侯尚智《试论突厥汗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兼与马长寿先生商榷》（《兰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蔡鸿生《突厥法初探》（《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等。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讨论，有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 期）、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论文，这两篇论文均认为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族。

（4）对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重点聚焦西南夷、南诏等古代民族和政权的族属、族源问题，以及现代民族如藏族、羌族、壮族、白族、高山族、土家族的族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存在激烈的学术争鸣。当时国外学者提出所谓南诏王室为泰人的说法。新中国民族史学者经过严谨的学术论证，有力回击了南诏王室泰人说，提出南诏王室彝族说或白族说的观点。刘尧汉《南诏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诏为彝族先民所建的政权，方国瑜《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认为南诏王室为当地土著白族。而关于白族的族源问题，有土著说、氐羌说、融合说等不同观点，著名学者杨堃、方国瑜、马曜、龚自知等人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己见，其后汇编出版了《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壮族的族源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学术界出现了吴越说、百濮说、岭南土著说等不同观点。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新建设》1952年第1期）一文是新中国第一篇探讨壮族的论文，该文认为壮族是东南沿海越族的一支。刘介先后发表《略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及壮族的伟大贡献》（《广西日报》1957年1月27日）、《再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广西日报》1957年3月3日）、《为什么说壮族名称可能源于庆远南丹》（《广西日报》1957年5月10日）等论文，提出壮族源自两广原始居民的观点，此外关于壮族族源的论文还有白耀天《壮族源流试探》（《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粟冠昌《关于壮族族源的探讨》（《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壮族族源的商榷》（《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等。通过讨论，壮族源自岭南土著的观点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关于土家族族源，有巴人说、乌蛮说，重要论文有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巴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国民族研究集刊》1955年第4辑），王忠《驳向达、潘光旦关于土家族历史的谬说》（《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等。关于藏族的论文有李友义《一千五百年来的藏汉民族》（《新建设》1952年第6 期）、王静如《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6年第5辑）、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9年第7 期）、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内容主要涉及汉藏关系史、历史上的治藏政策等。关于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主要涉及高山族的族源、高山族与汉族的关系及其反抗侵略的斗争等问题。关于高山族的族源，学界普遍认为其来源不止一种，既有东南沿海的古越族，也有南洋马来人等。如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陈国强《高山族来源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 期）等文。陈国强对高山族反抗侵略的历史进行了相关研究，先后发表论文《高山族人民反抗日寇的革命斗争史略》（《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19世纪高山族反抗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斗争》（《民族团结》1963年第8期）等。此外南方土司制度也得到关注，代表性论文有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第1期）、杜玉亭《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等。

（5）多语种民族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民族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专著有：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6年版），方国瑜主编《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版），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谢华编著《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文、契丹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得到整理和研究，冯家昇、王静如、陈述等学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如冯家昇的《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发表论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研究报告》（1953年《考古学集刊两种》第一号）、《回鹘文契约两种》（《文物》1960年第6 期）、《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此外还有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第11期）、《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考古》1973年第5期）等论文，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 质疑》（《考古》1974年第6期）。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整理与利用，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多元的视角，大大推动了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6）这一时期港台学界的民族史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代表性专著有李符桐《回鹘史》（台湾文风出版社1957年版），任育才《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台湾自立出版社1971年版），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中正书局1959年版），王民信《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版），林旅芝《契丹兴亡史》（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7年版），罗香林《中国民族史》（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年版），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版）、《维吾尔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等。

四 民族史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

本时期的民族史学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大规模的民族史学科理论探讨与争鸣，初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为指导的民族史学科理论框架，确立了以56个民族为基本单元、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研究对象、以族别史、区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内容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基本结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民族史学科新局面、新气象，奠定了新中国民族史学科基础。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虽然深受苏联模式影响，但是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意识到不能完全简单套用苏联的学术理论，开始了创建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的探索尝试。

（2）通过创办系列高等教学、科研机构和组织全国少数民族识别调研工作、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建立了一支民族史学科队伍，其中既有在民国时期已经著作等身、蜚声学界的学术前辈，也有新中国成立时期正当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和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形成了传承有序、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

（3）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民族史学科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较快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在民族史研究的大部分研究方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大为拓展。对一些关系到现实民族政策的重要问题如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社会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已经初步达成共识，有些问题虽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激烈的争鸣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推动了民族史的深入发展，为民族史研究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础。总的来讲，本时期研究成果的突出特点是理论探索多于实证研究，论文成果多于专著成果，综合性、总结性的学术专著总体偏少，体现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处于初创阶段的特点。

（4）“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学术研究饱受压抑和摧残，大部分研究工作被迫停止，民族史研究亦不能幸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即使在相当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下，一批热爱学术的学者仍然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坚持研究事业，使得部分研究领域得以持续发展，如民族考古领域、多语种民族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夏文、契丹文文献资料的收集、解读。中华书局组织的大规模“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使“二十四史”中有关少数民族的传记文献资料得到整理。其中《魏书》《辽史》《金史》《元史》等史籍记载了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上述史籍的整理为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