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科都有它特定的学理渊源、研究对象、学术话语和理论系统。中国藏学的形成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学理渊源：一是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二是历代藏族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记录和研究；三是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和治边政策研究；四是源自于西方的藏学研究。在中国，关于藏族及藏文化方面的记录和研究源远流长。自隋唐以来，官方的文书档案、正史、方志和私人笔记、文集等古籍文献以及散落于各处的铭文碑刻等，保存下来大量有关西藏或其他藏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记载。各种文献的书写语言不仅包括汉语文，还包括蒙、满、西夏等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字。在藏区，以藏文书写的档案、古籍、碑铭、摩崖等更是海量存留了藏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和独特的知识体系。这些以不同载体形式承载的有关藏族历史、语言、哲学、宗教、医学、历算、艺术等的重要信息，既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资料，也传续了一种藏学研究的方法，影响着当代藏学成长与发展，是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藏学研究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有系统地深入展开，成为一种有指导思想、有组织管理、有学科规划的学科体系。

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以后，就名称而言，曾经有“西藏学”“藏学”或“藏族研究”等多种不同称谓。就研究范围和对象而言，狭义的藏学研究受到“东方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以藏语文和藏文文献为基础进行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广义的藏学研究可以理解为一个以研究对象来界定范围的学科。高原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藏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明形态，而且这种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至今还在不断继续。这些由藏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在历史上或当代社会与藏文明密切互动的政治、经济、宗教、族际关系等，都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在学科分类体系中，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正式将藏学列为国家二级学科，与民族经济、民族史、民族志、民族问题与理论等学科并列，从属于一级学科“民族学”。1998年以前，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中，也曾经把藏学列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藏学研究相比较，中国藏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更加宽泛，方法论也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当代中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不仅要研究“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学理问题，还要解决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怎么办”的应用性问题，因此在研究中需要涉及不同的分支学科以及跨学科的方法论。这些分支学科分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超越了藏族传统文化中“大小五明”的范畴和以东方学为基础的西方藏学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生态保护、农业、畜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藏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民族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中国的藏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研究领域涉及藏族社会各个方面，成为服务于国家和全体藏族人民的一项重要事业。

第一节 新中国藏学事业的开创时期

一 以社会历史为代表的藏区实地调查

注重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对中国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9年9月18日，延安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前身）成立，其下设立了藏民文化研究室，由牙含章负责编写了《藏族问题研究》等专著。这是中国共产党组建藏学研究机构、领导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开端。率领西南野战军入川的贺龙曾拜访了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谢国安等民族学家和藏学家，由这些专家参与写出《康藏情况报告》呈递中央，汇报了由西康进入西藏的路线、康藏部队的情形以及康藏的自然人文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藏学研究，是与当时和平解放西藏，以及后来的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紧密相连的。1950年2月28日，中共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任命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吸收了一批藏学专家，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祝维翰等参加，专门调查和研究西藏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状况，先后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 《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重要成果。[※注]同年，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二野司令部联合向受命进军西藏的十八军等部队发布政治动员令时，即命令部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给部队的题词中，要求指战员“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和民族政策”[※注]。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藏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藏族人民的福祉。为了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更好地执行民族政策，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对藏区的实地考察。《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仅一个月之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于1951年6月派出以北京大学地质系李朴教授为队长的中央文委西藏科学工作综合考察队，着手对西藏的各方面的情况开展实地调查。考察队人员包括地质地理、天文、畜牧、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社会民俗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和文艺工作者。这次调查的成果有《波密简述》《西藏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 《西康三十九族地区社会概况》等论文和材料。[※注]1953年，西藏工委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牙含章组织统战、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编写了《西藏宗谿名称和人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概况》《西藏商业情况》3本调查材料。[※注]1958年，中共西藏工委也组织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专家密切合作，获得了当时西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注]这些调查工作积累下来的资料，既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和工作方针提供了依据，也成为藏学研究的基础材料，同时培养了一批藏学研究工作者。

在各种级别和范围的实地调查工作中，“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考察。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召集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召开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国人大民委成立了调查办公室，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调查领导小组。全国人大民委于4月制订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拟定筹建8个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其中云南由费孝通、刘冠英负责，方国瑜参加；四川由夏康农负责，杨辛、胡庆钧参加；西北由冯家升负责，陈永龄参加；贵州由吴泽霖负责，梁欧第参加；广东（包括海南岛）由岑家梧负责参加；广西由黄现璠负责，莫矜参加；西藏由李有义负责，李安宅参加；内蒙古和东北由翁独健负责，秋浦专门负责内蒙古参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协同工作。根据计划，各调查组将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即有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上述各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的具体资料。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组织，直到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没有派调查组的省由各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按照调查提纲提供所需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前后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共1500多万字，专门按民族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宝贵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的基础上，已确认的每一少数民族都写出了《简史》《简志》，或者《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些史志初稿共57本，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各民族历史和现状，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我国少数民族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从1979年开始，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以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为基础，编撰出版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注]。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藏族被列入第一批调查的民族地区，调查组组长为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李有义，组员有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刘忠、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辅仁和从西藏有关单位抽调参加调查工作的人员。从1956年8月开始，调查组分三个阶段开展了对藏区的科考活动。调查组按社会性质调查提纲的规范，侧重于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考察，展开了对藏族农牧区12个点的调查，编写调查报告14份（内有两份综合报告），约70万字。[※注]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出版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藏族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民族，“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专指针对卫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在安多和康区的调查则冠以详细地名，如“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西藏生息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夏尔巴人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均以其族群命名。在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调查组专家集体编写了《藏族简史》初稿。参与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许多青年学生和干部，后来成长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和后来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央十分重视了解和掌握西藏的第一手资料。195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亲自致信汪峰，表示要“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的情况”，并指示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搜集涉及藏族的资料，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资料，并给新华社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中央的重视促进了当时和以后的藏学研究。

二 主要学术成就

新中国的藏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历代的藏学研究的成就。这种对历史文化成就的继承，既包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相关知识，也包括从清末民国开始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边政学研究。老一代藏学研究先驱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开展民族调查和文献整理研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可信资料，而且培养了民族问题研究人才，为20世纪后期民族研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中，老一代藏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注]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卫生、科考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中国藏学开始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藏学时期。主要表现在研究指导思想、理论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领域有很大突破。研究范畴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满怀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学研究，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把藏学研究当成保卫边疆、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直接奔赴藏区开展调查研究。中国藏学开始步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新中国的藏学研究独树一帜。专家学者通过广泛开展藏区社会历史调查，文化艺术采风，科学考察，文物普查等工作，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普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理论从事调查研究，学术研究更加规范。

在文物保护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始搜集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维修维护重要古建文物。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藏族文物征集和保护、考古工作。其中最为典型的如贝叶经和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和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和地方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以及对卡若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的考古和文物鉴定工作等。相继出版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包括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在内的大量藏文典籍。

在研究成果方面，根据刘洪记、孙雨志合编的《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统计，1950—1965年间发表的藏学文章中，政治类1177篇，经济类288篇，历史类228篇，人文地理类206篇，宗教类108篇，文学类187 篇，艺术类160 篇，语言文字类45 篇，文化类29篇，教育类54篇，体育类5 篇，风俗习惯类41 篇，文物考古类54篇，人物类218 篇，藏区其他民族研究类3 篇，医药卫生类35 篇，科考科技类10篇，国外藏学论文译文4篇，书评史料目录类11篇。根据徐丽华《藏学报刊汇志》统计，1949—1965年发表藏学文章的报刊有79种。根据《中国藏学书目》统计，关于藏学的专著译著约186种。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涉藏研究从学科类别来讲由16个大类发展到19个大类，细类由42个发展到56个。[※注]从上述成果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是藏学研究的分水岭和里程碑。广大学者在建设国家的使命感和保卫国家的责任感驱使下，以极大热情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开创了藏学研究的新局面。

与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的藏学研究热点集中在西藏社会历史形态、民主改革、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民族理论和涉藏政策、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等几个方面。藏族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占有较大比重，而且成就突出。通史通论类的《藏族简史》、文献考据类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宗教类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工具书类的《格桑曲札藏文词典》等，是20世纪50—60年代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献整理方面，《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历史资料汇编》（全10册）、《西藏社会概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为学者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资料。宗教问题始终是藏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相关文章大多刊登在《现代佛学》杂志上。中国藏学的前辈学者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学术方法，不断拓展藏学研究新领域，撰写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著作。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的大量藏学研究成果，很多是在这一时期已经酝酿成稿的，只是由于后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没有正式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多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和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在藏学研究工作者内部进行学习、交流和修改，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陆续正式出版发行。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领域的纵深发展

一 藏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1966年至1976年，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十年的沉寂时期。学科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发表的与藏学相关的文章仅325篇。1976年10月，五省区首次藏文协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中国藏学的研究局面一度出现好转。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全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3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目标。在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理论战线、文化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为藏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尊重和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藏学研究确立了主要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

藏学研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服务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藏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一些重大课题和项目由国家财政作为强大的后盾和支持。中央、省市区、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立了各层次、各类基金资助藏学研究。代表性的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基金，等等。仅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言，目前设立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艺术学项目、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的统计，与藏学相关的项目，1994年8项，占411项的1.95%；至2018年已达231 项，占6653 项的3.47%。25年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数增长16 倍多，涉藏项目增长了近29倍。据不完全统计，1992—2018年，西藏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达404项。[※注]

改革开放和民族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全面推进了藏学研究走向繁荣发展。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一些原有的基础性学科的研究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一些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与藏学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藏学学科从民族学学科中脱离出来。有关藏学学术论文比例增加，政策性新闻性报道时的文章比例日趋减少。从1977年开始。见于报刊的藏学文章逐年上升。学科类别达到了18个大类，43个子类，学术性文章比例大幅度提高。从 1980年开始，文章数量几乎每年以 10%的速度递增。1980—2018年，用汉文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56700篇，其中1980—1990年的11年间为10300余篇，每年平均940余篇。从 1985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突破了 1000 篇。1991—1995年发表的文章为8200 篇，每年平均1640 篇；1996—2004年13000篇，平均1440 余篇。2015年文章数量接近2000 篇。1979—2018年用藏文发表的学术论文近2万篇，其中1979—2014年间的论文有近17000篇，2015—2018年为2800余篇。[※注]政治研究仍是中国藏学研究的重点，政治通论和宗教事务工作方面的文章增长较多。经济研究迅速升温。有关西藏与祖国关系史、民族与民族史的内容成为研究重点。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类的研究得到加强。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著述和论文，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的《藏族史略》、王尧、陈践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王尧的《吐蕃金石录》、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才旦夏茸的《藏族历史年鉴》、毛尔盖·桑木旦的《藏文文法概论》、格桑居冕的《藏文文法教程》，等等，对中国藏学的飞跃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藏学界十分重视国外藏学的发展动态。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民族研究机构创办了多种主要用于介绍国外藏学研究的文集和刊物。如《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国外藏学动态》《民族译丛》《民族史译文集》《民族文学译丛》《民族研究情报资料摘编》《民族研究动态》《世界宗教资料》等。《国外西藏研究概况》是一部单行著作，专门介绍了1949—1978年间的国际藏学研究。这些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著作和刊物，以翻译国外藏学研究论文、介绍国外藏学研究状况、国外学者与中国的交流动态等内容为主，在改革开放初期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外学术交流活动更趋深入，但以翻译国外学者论文为主的刊物数量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这种现象与中国学者外语能力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

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藏学界的许多重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其中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国外藏学研究的经典作品；二是外文档案；三是西方探险家的笔记；四是工具书；五是海外藏人学者的著述。另外有一些不适于公开出版的译著，作为内部资料供国内学者参考。

二 以藏汉文古籍整理和工具书为代表的基础性工作

藏文古籍整理和汉译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藏族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用文字书写刊印了大量藏文文献，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为藏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藏文古籍就数量而言，仅国内藏文典籍就有60万函。中共中央文件中曾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1995年底共出版藏文图书（包括重版藏文古籍）4513种。这些图书的出版一方面为广大藏族学者提供了重要文献线索。1950—1959年间重版的藏文古籍只有 10 种。1960—1979年间，藏文古籍的重版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稳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教育事业受到重视，藏文古籍的重版数量逐年增加。1980—1989年共重版藏文古籍123种，1990—1995年重版藏文古籍135 种，出版的藏文原著1411种。[※注]据不完全统计，藏文古籍已经整理出版4200本（辑）。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按照从远少到近多的顺序，已经完成普查登记的有那曲、阿里、林芝地区；正在推进的有拉萨、山南等地区。截至目前，西藏古籍普查已经完成1.37余万条、制作版本书影6.9万多幅，约1160家（其中102个私人）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注]以藏文古籍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为藏文文献的出版发行搭建了传播平台。藏文古籍出版社自1986年成立至2013年，出版的“雪域文库”典籍有40 余种，约40万册。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先哲遗书》“五明精选丛书”等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1953年成立的民族出版社设有藏文编辑室，专门从事藏文古籍和出版物的编辑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藏文古籍文献在保护与抢救、开发与利用、古籍收藏与古籍研究、目录学、数字化信息服务、文献馆藏建设及与藏文古籍文献相关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

藏文《大藏经》内容广博，既是佛经，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历史上较为完善的写本藏文《大藏经》大约形成于公元14世纪初叶，主要有“那塘”“卓尼”“德格”和“库伦”等十多种版本。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对勘工作历时近25年，先后有200余位藏学专家和高僧受聘参与对勘工作，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藏文《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108卷）、《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124卷），对保护和传承藏族传统文化、提高藏学研究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方便藏学研究工作者和普通读者的阅读使用，国家和各出版机构组织了许多精通藏汉双语的专家从事藏文古籍的汉译工作。大量重要的藏文典籍被翻译成汉语，例如《西藏王统纪》《西藏王臣记》《拔协》《青史》《红史》《新红史》《汉藏史籍》《安多政教史》《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朗氏家族史》《萨迦世系史》《萨迦世系史续编》《娘氏宗教源流》《卫藏道场胜迹志》《历辈达赖喇嘛传》等。郭和卿、刘立千、王沂暖等诸多专家学者为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和藏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涉藏汉文文献整理工作同样成就显著。汉文古籍从内容而言有官方文书档案、方志、私人笔记等不同的类型之分。代表性著作是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整理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和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的“西藏学文献丛书”。前者主要是由吴丰培先生主持校订、整理，包括了清人关于边疆的史料30 余种，涉及藏区的有10余种；后者包括“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及《西藏学参考书》4类，共200多种500余册。另外，《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藏族编年史料集》《清代藏事辑要》《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奏牍》《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690余种）、《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200余种）、《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西藏历史档案丛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续编》《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的社会变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等汉文史料的整理出版，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

文献目录和工具书是研究的基础。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书目、文献研究方面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成果丰硕，书评目录、索引资料和专著等相继问世，文献目录的整理研究更趋专业化、系统化、理论化。藏文文献的分类编目有传统的大小五明分类方法、喜饶嘉措提出的藏文古籍21种分类方法、拉卜楞寺图书总目17 种分类法、黄明信4 种分类法等。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被认为是当今藏文文献目录的权威著作。[※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是清代西藏和藏族专题满藏文档案的检索工具书。该书共辑录条目13334 条，其中满文档案条目13040 条、藏文档案条目294 条，是研究清代藏族史的重要大型工具书。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各省档案馆也编辑了各自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在资料索引方面，刘洪记、孙雨志合编的《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收集了1996—2004年国内报纸杂志上刊载的藏学研究论文和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14000 余条，涉及报刊900多种2万余册，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和历史全貌。在工具书方面，由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于1985年问世。2002年，《东嘎藏学大辞典》出版。由土登尼玛活佛主持编写的《藏汉大辞典》已经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

三 藏族史学研究的继续深入

史学研究是藏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研究成果集中的几个主要方向是：

第一，藏族通史、断代史和区域史方面。

通史方面有两部巨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由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全国近30 家科研机构、94 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历时14年完成的《西藏通史》。该通史共8 卷13 册850 余万字，是国内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全面记述阐释了西藏地方从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当代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研究重点侧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藏族与内地民族交往”“西藏地方历史自身发展特点”三方面。在编写通史的过程中，专家学者还整理出版了42册2000 余万字的《西藏通史·资料丛书》和10余册600 余万字的《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二是藏文版《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该书是对传统藏族治史方法的扬弃，引用了100多部古代藏文史籍，时间跨度从藏族的起源直到1951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各方面。

吐蕃史是断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金石、简牍和古藏文写本手卷等，还包括具有藏族特色的伏藏文献。这些文献以不同的载体形式记录了藏族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各类重要事务和重大事件。学者对吐蕃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局限于吐蕃王朝的历史，在时间象限贯穿了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期直到近代。相关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类别和方向：一是有关吐蕃特定的制度、事件、人物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二是吐蕃与周边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对古藏文文献和其他文献的研究解读，四是对吐蕃时期各种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析。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藏文化内部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亚文化类型。以语言和历史地理为依据区分的卫藏、安多和康区，在历史上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学者以不同的亚文化区域为研究对象，出现了很多区域史方面的佳作。更有学者提出了“安多学”“康巴学”等区域史概念。

第二，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研究方面。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和管理一直是藏族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到近现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和藏族内部分裂势力的活动，在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何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对藏区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关系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拓展的议题，既包括政治关系，例如汉藏、蒙藏、满藏之间重要的政治互动关系，也包括大量的经济、文化、人员的相互往来。后者更是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例证。

第三，经济史、文化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方面。

藏区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学者在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农牧业发展、茶马互市、边境贸易等都是经济史研究的经典话题。文化史研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对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社会关系乃至深层心理的研究。藏文明在历史上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对藏文明的研究也有分析、评价和再认识的过程。社会生活史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在方法论上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突破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通过具象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式，促进了交叉研究的发展。

第四，外国涉藏史方面。

外国涉藏史的研究涵盖了许多方面，比如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外国人在藏区的考察游历、基督教传播、藏区与周边接壤国家的关系等内容。帝国主义的涉藏活动和侵略、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议题重点是通过档案和史料文献分析批判英、俄、美、日等国家及其代理人在各藏区的分裂活动，阐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青藏高原作为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单元，也吸引了不少科学家和怀有不同目的的旅行家和官员前来考察。他们的记录对了解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和藏族社会也具有研究价值。西藏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地区之间有源远流长的关系，既有文化传播、人员往来，也有各种纷争。随着中国学者对外交流的增加，一批利用国外档案和多种文献资料撰写的论文，推进了西藏地方涉外关系史的研究。《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等英、俄文涉藏原始档案文献，被翻译成中文，更加便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利用。

四 宗教学和宗教艺术研究向多元化发展

藏传佛教对于整个藏区的影响极为巨大，是藏学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从研究内容上划分，主要包括：宗教哲学、僧伽制度、教法史、宗教的社会功能等若干方面。与其他内容的研究成果相比，藏传佛教研究以藏文发表的成果比较多。

藏传佛教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印度、汉地佛教哲学和藏族本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产物，其理论系统博大精深。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而言，学术界不仅继承了宗教教法义理等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角度展开的宗教哲学研究正在拓展，视野不断开阔。在教法史方面，对藏传佛教各派教义思想展开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藏传佛教寺院是藏传佛教信仰的一种载体，其对于藏文化的保存与弘扬有重大意义。对寺庙经济制度、管理制度和文化教育的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在内容上的深入和拓展。寺庙经济活动的内容、形式、发展方向，对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以至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而言，学界还从更多的学科角度研究佛教对藏族社会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学界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已经从单一的研究方法向多学科、多视角的转变。

除了广受关注的藏传佛教研究以外，苯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藏区的传播，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苯教是藏族的原始宗教，至今仍对藏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具有广泛影响。藏族先民创造出以冈底斯山周边地区为地理中心、以苯教文化为信仰基础的古代象雄文化，既是青藏高原古代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中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远古起源之一，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势影响，在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处于边缘地带但是研究成果却比较深入细致。比如学者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对卡力岗人的研究，表明藏族公众的宗教信仰在佛教的强势地位下仍具有的多元化的存在。

从宗教信仰衍生而来的宗教艺术，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研究领域之一。藏传佛教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其中尤以绘画、雕塑两大类型占了较大比例，并受到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史家的高度关注。20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涌现了一大批活跃的专家学者，成果丰硕。他们从构图、造型、工艺等入手，不仅研究艺术元素和符号，而且研究宗教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观念表达，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五 考古和非遗保护方面成绩斐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部署下，西藏文管会与相关省份考古工作者合作，先后于1984—1986年、1990—1992年分两次在西藏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不仅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西藏境内各类文物古迹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而且调查发现和发掘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西藏古代史提供了新的更为丰富的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活性载体，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不仅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更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对“非遗”的挖掘、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探讨与实践成为一种潮流。

第三节 藏学学科建设成就

一 研究机构设立和人才培养

1949年以前，无论藏区还是内地，都没有一处官方成立的专门藏学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政府部门组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如中央民族学院、西藏公学、西藏军区干校、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等。1951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和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推动民族问题研究、培养和储备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藏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在研究机构、人才队伍、专业期刊、图书资料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建设。

中央民族学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团结而兴办的一所新型高等院校。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教授于道泉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创办藏文教研组并担任教研组组长。1952年起，藏文教研组调来了一批学有专长的藏族老师，开办了新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藏语班。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藏语专业招收了第一届古藏文研究班。中央民族学院藏语专业自此拥有了大专、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学生，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后改称藏学研究所）成立。1993年，原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教研室和藏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藏学研究所仍然保留。2000年藏学系扩建为藏学研究院，下设藏学系、藏学研究所，后又改为藏语言文学系与藏学研究所。于道泉、东嘎·洛桑赤列、格桑居勉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藏学专家先后在校执教，培养和造就了数千名藏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其中一部分毕业生又成长为藏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民族研究所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建立的基础，设置了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民族史研究室、编译室、行政办公室、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民族所在成立之初，移植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学术力量，具体主持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62年，民族所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合并，200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以来，民族所完成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部分著作。民族研究所的藏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历史和语言研究两个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政策指导下，中国藏学研究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正式成立的西藏社会科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建的第一个专门藏学学术研究机构。1986年5月20日，国家级的藏学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有力地带动了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分散的、自发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集中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的新的研究阶段。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研究要做到“三个面向”：即面向实际、面向四化、面向世界，无论对藏族历史的探讨和现实的阐述，都应时刻想到要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增进民族的友谊和团结服务，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著名学者为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20世纪90年代初，藏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发展进入快行道。不仅北京和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各地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均纷纷设立专门或相关的研究机构，从事藏学研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外，西藏社会科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所、云南藏学研究所都是社会科学系统的专业藏学研究机构。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西藏大学各系（所）、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等是隶属于高校的研究机构。除了科研工作以外，重点担负培养藏学高层次人才的教学任务。政府设立的研究部门以西藏自治区为最多，涵盖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方志、教育、艺术、《格萨尔》抢救、科技情报、藏医药和天文历算等多个方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所等是隶属于四川省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全国建立的藏学研究机构共有52个，其中北京13个、西藏11个、青海3个、四川8个、甘肃8个、云南6个、陕西2个、河南1个。[※注]最新资料表明，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已经遍及20余个省、市、自治区，达100 余所。不少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室、课题组或个人也在分散从事藏学研究工作。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从事藏学整理研究工作的非专门机构以及群众性藏学学术团体。他们为藏学研究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人才培养方面，许多在1949年之前已经开始从事藏学研究的老专家、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和部分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继续发挥领头和带动作用，不仅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新的视野、方法从事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投身于培养后备人才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在老一辈专家和青年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藏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在较短时间内即初见成效，人才断层现象基本得以解决。藏学研究队伍无论是民族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受过现代方法和理论训练的各民族学者加入了藏学研究队伍的行列。中央和各地方民族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综合性高校也为藏学研究输送了高层次人才。20世纪90年代，中国藏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在年龄布局上更趋合理。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培养的一批硕士、博士逐渐成长起来，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新一代中坚力量。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积累和建设，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科背景多样、梯队结构相对合理、分布较为广泛的研究队伍。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约在5000 人以上，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约占三分之一。高等院校中藏学专业培养的硕士上万名，博士有千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注]

二 出版物和学术交流平台建设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藏学研究文章主要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民族研究》《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汇报》《新史学通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中国青年报》《中国历史教学》《新华半月刊》《四川日报》《学术月刊》《新观察》《展望》《民族团结》《地理学报》《现代佛学》《西藏日报》等报纸杂志上。《西藏日报》编辑部从1975年12月开始出版不定期内部刊物《西藏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筹建藏学专门刊物的肇始。

1981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藏学专刊《西藏研究》创刊。1988年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创刊，这两个期刊都是专门刊发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关五省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北京和各地方民族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等创办的学报和地方民族研究杂志，例如《中央民族学院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藏大学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青海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康巴研究》《云南藏学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较为集中地刊载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还有《佛学研究》《民族团结》《藏语文研究》《西藏民俗》《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文学》《西藏文艺》《西藏医药》《西藏体育》《西藏金融》《西藏佛教》《西藏科技》《章恰尔》《青海湖》《瀚海潮》《拉萨河》《山南文艺》等近百种汉藏文刊物和数十种报纸，为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交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民族研究》至今依然是中国民族研究领域内的顶级学术期刊。根据2014年的统计，藏学研究刊物以汉文出版的有29 种，以藏文出版的有18 种，汉文期刊约占总数的62%；社会科学类有37 种，自然科学类有10 种，社会科学类约占79%；以地区统计，北京有3种，西藏20种，四川4种，青海12种，甘肃6种，云南2种。[※注]随着国家藏区建设力度增加，涉藏研究成果呈几何级增长。藏学刊物与全国学术刊物一样，出现了一种以学术集刊形式创办的趋势，如《藏学学刊》《安多研究》《国外藏学研究集刊》等，为藏学研究者提供了开展学术讨论与交流的良好平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还陆续建立了一批与民族问题有关的出版机构，如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藏文古籍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中国藏学出版社策划的系列丛书“现代中国藏学文库”“西藏文明之旅书系”“西藏百年风云丛书”“西藏百年史研究系列丛书”“西藏通史专题研究”“西藏问题研究丛书”“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藏学前沿问题研究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丛书”“汉藏佛学研究丛书”“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丛书”“藏族文化丛书”“先哲遗书丛书”“雪山中的转生丛书”等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高质量、多层次的作品。近年来，随着藏区的发展和社会公众对藏区的关注度快速增加，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几乎都有关于藏学著作出版。2005年，国家设立了“珠峰奖”，用以表彰藏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除了传统的研究成果发表形式，新媒体成为科研成果发布的重要园地。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体异军突起，与藏学相关的网站、App、微信公众号、数字杂志、数字报纸等已有数百个。这一现象既为扩大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开辟了渠道，又对舆情管理提出了新课题。

政治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加速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层次和规模，学术交流更趋活跃。1983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在拉萨联合召开了全国藏族学术讨论会，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组织中国藏学队伍，协调中国藏学的研究力量，为新时期中国藏学力量的整合和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藏学学者积极参加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国际藏学研讨会。1991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性的藏学研讨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藏学研究机构举办了涉及西藏及四省藏区历史、语言、宗教、民族、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天文、历算、藏医藏药等单学科或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论坛、工作坊等650 余次。[※注]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

在学术团体的发展方面，国内藏学界与各个藏区之间，以及与其他省市区联合成立了跨省区的协调机制和学术团体，如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会、西藏自治区藏学学会、青海省藏学研究会、四川省藏学会、凉山藏学会、甘肃省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会藏学研究会，以及有关省区的藏语文研究会、《格萨尔》研究会、仓央嘉措研究会、藏医研究会、民族语文翻译协会、民族古籍工作协调组、藏文版中小学各学科教材编写协作委员会、出版印刷发行协作组等。很多课题均是国内藏学界不同单位间协作完成的项目，例如“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均得益于跨单位、跨地域的学术协作。

由于全国藏学机构很多，互不统属，缺乏协调，影响了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2004年11月，根据中央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议。会议建立了全国藏学机构协调机制、课题合作研究机制、奖励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对外学术合作交流机制，用以组织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工作。到2018年，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已经举办了五届。

第四节 藏学研究的新发展

一 中国藏学研究的独特路径

与国际藏学研究相比较，中国的藏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突出表现在这个学科所兼具的学术文化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特别是在与近代史、当代史和现实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国藏学工作者承担着为藏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服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这种使命感反映在方法论上，就体现为藏学研究领域比较特殊的学术关怀。广大学者一方面秉承传统的研究方法，推动微观领域研究的细化，同时越来越多地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开拓藏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加入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种变化和发展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并已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

藏学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涉藏问题重大理论研究有所突破；第二，积极关注国家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热点问题；第三，方法论上多元视角、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在应用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丰富和拓展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内涵，为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由于独特的学科背景，藏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础研究是藏学发展的根基，是藏学体系建设的支撑。研究解决涉藏工作的现实问题，是藏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藏学繁荣发展的动力。藏学研究人员积极为西藏的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为西藏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制度的建立提供咨询。藏学研究人员自身也从学术实践中得到提高，从而提升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水平。藏学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以基础带应用、以应用促基础的科研新路，推动了中国藏学研究在研究深度、广度和学术关怀上的不断发展，取得了更好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应用研究成果，实现中国藏学事业的科学发展。中国藏学的研究正处于良好的发展环境中。

二 西藏的主权归属、社会稳定和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藏学研究是一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学科。现实关怀是藏学研究工作者的使命。长期以来，广大藏学工作者以国家和社会需要为己任，认真学习体会党的治藏方略，以专业背景为工具，投身于藏区现代化和五大文明建设的需要，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为己任，批驳所谓“西藏独立”论等错误言论，为推动藏族社会经济发展助力，在国家政策制定和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研究心得和咨询参考做出了贡献。藏学研究者通过研读史料档案，论证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明西藏的社会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治理西藏提供历史借鉴；揭示藏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谊，增强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研究西藏的政治现实、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中国的国际政治斗争服务，为中央制定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成就具体表现在西藏政治史研究、当代西藏政治研究、西藏涉外研究，以及参与西藏政策的制定、评估解读、宣传四个方面。[※注]

西藏自元代进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王朝在西藏建政、施政，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学术界对此相关问题有海量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分化拉拢之下，西藏内部出现了“藏独”势力。特别是1959年之后，“藏独”势力极力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制造所谓“西藏问题”并谋求国际化，给公众和学术界造成极大困扰。中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坚持“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的政治立场，在学术研究中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严谨的学术逻辑为路径，阐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驳斥所谓“西藏问题”的错谬之处。研究内容涉及近代以来的主权和国家观、国际关系和外交、立法和法律、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族际互动、历史事件、文献考订等多个领域。学界整理出版了数目可观的汉、满、蒙、藏文历史档案文献，以及历代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印信、诏书等。部分学者还关注海外藏人和舆情研究，积极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从专业的角度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

三 环境脆弱性、生态移民与减灾研究

藏区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属于灾害高发地区，大量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给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早期对灾害的研究主要依托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近年来，社会各界越来越意识到，在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主导作用，受灾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减灾的效果。灾害的风险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有关减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灾害社会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灾害和减灾研究以应用性、交叉性、综合性为其学科特点，以社会调查、统计分析为工具，研究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科技发展、社会组织、角色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揭示灾害与社会的关系；探讨预防、控制或减轻灾害的措施和对策。研究的切入角度一方面是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探讨减灾防灾的政策法规、制度建设、配套措施，等等，另一方面是从社区的微观角度，探讨灾害中的各种行为和互动关系，重点是研究可能的预防和自救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西部地区开始将生态移民作为生态环境建设和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逐步实施并广泛推行，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学者从生态移民的概念界定、分类及安置模式、移民的适应性、生态移民工程存在的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生态移民的效果评估等各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重要课题。生态保护逐渐被视为生态移民概念的核心内涵，对它的理解也从最初单一的人口迁移行为扩展为涵盖经济以及文化层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进一步厘清了生态移民的内涵和外延。基于对实践中生态移民安置模式的多样性的分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在不同的移民安置模式下，生态移民在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方面的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移民的生产生活场所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化包含着移民在生存环境、人际交往、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心理等各方面适应的过程。学者们从各个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对生态移民问题展开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总结出的经验、发掘出的问题、提出的对策措施也为各地生态移民工程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建设性意见。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量有关灾害研究的成果，出自博士、硕士论文。这种现象说明，年青一代的学人在现实关怀和理论探索中，已经开始逐步超越前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研究力量。

四 扶贫、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

经济研究是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将藏区纳入中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中，研究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藏区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研究人员深入西藏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西藏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西藏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推进西藏的现代化献计献策。有关藏区经济发展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西藏经济史研究、西藏经济理论和现状研究、西藏经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而藏区的扶贫工作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学者对藏区的扶贫攻坚研究、反贫困研究、农牧民增收研究等，对于认清西藏农村和牧区的真实情况，了解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帮助西藏农牧民脱贫致富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施政目标、民众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载体。从西藏和平解放时开始，中央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西藏发展公共服务事业，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中央政府为了促进西藏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而且几乎在每一项公共服务领域都采取了针对民族地区或者专门针对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提高西藏各级政府和社会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藏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各项公共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学界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是伴随着藏区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展开的。

在内地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却保证了农牧业生产支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加强了对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的公共投资，并保证了对弱势群体的重点救助。朱玲在《西藏农牧区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与减少贫困》中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在于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使得当地政府具有执行公共职能所必需的财政资源；二是由于外在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保持足够的政治意愿，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或免费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取向的收入再分配，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有助于减少市场机制运行带来的经济不平等，或者说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突飞猛进，就业市场已经高度开放，藏区经济和社会已经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掌握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多年以来包括藏区在内的民族地区教育关注的热点问题。

公共卫生事业在西藏的发展，有十分特殊的轨迹。藏区不仅建立了各级卫生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等公共卫生机构，传统的藏医藏药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些学者以统计数据和田野调查为基础，追溯西藏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发展成果和发展效用，分析了目前西藏农牧民所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水平、农牧民的满意度以及有关农村合作医疗在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双重制约，西藏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公共服务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和转移支付能力对西藏社会事业发展的意义，以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和方法问题，是公共服务研究的热门话题。

1994年，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轮换”的干部援助方式，启动了对口援藏工作。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确立了对口援藏地区的财政安排。对口援藏不仅输入了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同时向藏区输入了新的观念、新视野，展示了中国各区域之间在发展上的链接，是党中央“治边稳藏”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帮扶贫困落后地区的特殊方式。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关注国家治理、援藏模式、公共政策、反贫困、财政转移支付、绩效评估等方面。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部分具有经济学、公共管理和发展研究的学术背景，研究上定性定量分析并重，较多出现了传统藏学研究领域少见的统计、计量、建模等方法。亦有学者梳理了国家对口援藏政策的调整变化过程，以及对口支援政策向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的可行性。

五 理论与方法论的拓展

对传统藏学研究方法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人类学、民族学具有注重田野调查、注重经验研究、注重对微观社区进行细腻深描的学科特点。专家学者运用参与观察、访谈、搜集口承文献、个案调查、专题研究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特别强调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和建构，更深入地理解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论引入藏学研究领域。他们把西藏的村庄或特定的微观社区作为田野点，观察文化现象，分析社会结构，描述文化变迁。作为交叉学科，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转向包括对平民史、口述史、地方知识重要性的关注。这些新的学术取向丰富了藏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在注重学理研究的同时，专家学者也重视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理论服务于国家利益和西藏社会发展的目标，致力于解决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实问题，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青年人类学研究者。

在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有关民族走廊的研究。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近10年来，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开辟了从“走廊”角度认识研究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学术方向。与藏彝走廊相关联的西北民族走廊大体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由甘青两省之间的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组成。西北民族走廊的研讨尚处在开始阶段，学者们通过对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范围、特征进行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

学者对走廊地带和区域史的研究着眼于对地方政治与文化的观察和阐释，将走廊地带看作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接触区域，特别注重从族际互动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讨论藏区各地方的社会变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学术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藏边社会”的概念，将研究拓展至青藏高原周边和受藏文化影响的地区，研究范式也从地理空间向文化空间转变。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环喜马拉雅研究成为涉藏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各专业研究机构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的热情高涨。汉、藏、满、英等多种语言的文献，特别是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为系统梳理喜马拉雅山区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藏学研究70年来繁荣发展，成绩斐然，是几代藏学研究工作者共同不懈努力的结果。学术理论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所涵盖的内容涉及从国家到少数民族地方的各个层面，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藏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受篇幅和笔者个人能力所限，很难全面、完整地展示70年来中国藏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挂一漏万是不可避免的。所幸的是，藏学研究的成就中包括了藏学学术史的专项成果和多种资料索引的整理出版，为关心藏学研究事业的学者和各界人士提供了更全面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