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疆经济研究

民族学西域—新疆社会经济近年研究，涉及古丝路贸易交流，西域社会经济与家庭制度，寺院与世俗契约，西域作物、饮食、交通、绢马互市，维吾尔塔兰奇、巴扎、伯克制度、庭院经济，哈萨克“阿吾勒”，西蒙古历史与社会组织，塔吉克生境与经济形态变迁，柯尔克孜族习惯法与传统技艺，锡伯族氏族制、弓箭文化与锡伯营贡献，戍边达斡尔族哈拉、昆莫组织制度，新疆满城成因与功能，俄罗斯人移民新疆史，乌孜别克与塔塔尔商业传统与边贸，回族驼运业等。

一 近代新疆经济社会生活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注]对维吾尔舍馆“茹帕提”及南疆“脚夫”等民间经济文化细致研究。如维吾尔人在麦加和沿途设立接待同乡朝觐、经商者的机构“茹帕提”（阿拉伯语意枕头，转意为休息场所），主要供新疆朝觐者下榻，一般冠以修建者家乡名称。如喀什茹帕提、阿图什茹帕提、和田茹帕提、库车沙雅茹帕提等。居住茹帕提只付水费，不交房租，此制度至今仍沿袭，极大地方便经济不富裕的乡民。苗普生《伯克制度》[※注]研究西域—中亚伯克名称来源，伯克制度的形成，清朝伯克制度，各类伯克职官37种，其中掌管经济的如水伯克、课税伯克等。白振声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与《茶马互市及其在少数民族经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注]，提出茶马互市主要指中国西部与北部畜牧民族以马匹等及畜产品，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活生产必需品的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贸易，经由唐宋明清达千余年。该研究奠定了对这一领域尤其是西北茶马制度和官营茶马贸易论题的重要基础。如陈泛舟《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谢玉杰《明王朝与西北诸蕃地区的茶马贸易》、晓舟《茶马互市与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李三谋《明清茶马互市探析》、侯颖《明朝西北茶马诸制度觅真》、李英华《清代的茶马互市与民族关系》等[※注]。杜玲《清代内地与新疆茶叶贸易探析》[※注]分析清朝建立之初至清朝统一新疆之前，新疆与内地茶叶贸易主要为两种形式——朝贡贸易与茶马贸易；清朝统一新疆至新疆建省之前，一是官茶贸易，二是民间商贸往来（主要研究的是晋商赴新疆售卖茶叶），三是内地茶叶经新疆出境贸易；新疆建省至清末，左宗棠改革西北茶务，俄商侵占西北茶市，在新疆倒灌华茶，促使伊塔茶务公司建立，因此内地与新疆的茶叶贸易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注]，涵略新疆人口史、边贸史、经济史资料与地方志史料。近现代俄苏与中国新疆贸易关系史研究集中载现于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及其《新疆俄国租借地研究》 《俄茶倒灌与 〈俄商借道塔城伊犁运茶赴俄条约〉》《新疆俄国贸易圈研究》《乾隆年间新疆协饷拨解及相关问题》[※注]等系列成果。较完整地呈现近代英国与新疆社会及格局关系的力著为许建英的《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注]周泓《晚清俄英在新疆的殖民贸易》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与苏俄贸易关系》与《清末民国新疆货币、金融特征》等[※注]，专题论释无约违约贸易、非法金融关系在民国新疆的实际地位。其《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注]基于俄英力量、中央与地方政府、基层王室势力，提出民国新疆的三元四极权力结构。

齐清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获得重大发展，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注]，为新疆近代，乃至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直接和坚实的基础。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关注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注]吴福环、魏长洪主编《新疆近现代经济研究文集》侧重探讨晚近新疆通信交通金融重要议题，包含《清末新疆电报的创设》《清末新疆马政研究》《清末新疆筑铁路议》《新疆华俄道胜银行探索》等论文18篇。[※注]宋岭、陈延琪等《新疆近代经济技术开发》涵及近代新疆畜牧业、林业、屯田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近代城镇与人口质量等开发。[※注]吴轶群《清代新疆人口研究》，以三个阶段论述清代新疆人口发展。第一阶段，清统一新疆至道光初年，人口迁移政策和扩大屯垦规模，使新疆人口与农业经济比前代增速发展。第二阶段，同治间至光绪初年，新疆各地遭遇战乱，阿古柏及帝俄掳掠大批人口，新疆人口增长陷于停滞。第三阶段，光绪初年至宣统末年，清政府抵定南疆、收回伊犁，新疆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人口再次增长。[※注]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杨柳青及其新疆帮溯源：农商、行商、绅商》及《西域—新疆汉人社会研究》[※注]，针对边政学与边域汉人研究的缺失，专章与专门追溯新疆汉人源流。其“新疆汉人社会”专题论文《晚近新疆汉人社会的生成》《清季民国新疆汉人主体文化》《西域—新疆汉人研究建构》，考述晚清内地农人船民随左宗棠西征行商西域，深刻影响西营地与其自身。汉地的业缘、族缘、乡缘与兼重官民之绅性，寓于商业、宗族、乡族与信仰组织而西植。汉人商帮在新疆经营家族商号与分庄逾千家，是控产机构的族缘延伸；建立会馆、水局、商会、救济会等组织，联结内地业界，与当地族商协作，与边域洋行贸易，形成区域经营方式，构成业缘衍生；西移津门理教、工艺及戏剧等信仰与文化，形成乡缘移植。津帮商人代征新疆协饷，承征进疆货税，省府扶持救援，作商官、官商，显示商势与权力的交叠和政治的经济功能，实践绅性的西延。同时实现农民、船工向商人市民的转化，促使西域史上汉人由屯垦农户向城镇居民的近代主体转变。

二 现代南北疆经济类型研究

谷苞等编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南疆农区社会》[※注]，基于1951—1952年南疆11个县12个村约一年的深入调查，主要据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等诸县调查资料，呈现1949年前南疆区域特征，农村社会内部结构、整体族群属性、经济文化类型及其50年代初期的本质变化。涵涉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状况，水利状况、坎儿井情况，南疆农村经济制度，农业生产与生产力，南疆养畜业、农村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南疆的集市，以及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农奴制度。谷苞等《北疆牧区社会》，基于北疆五个县的哈萨克族牧区、伊犁地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蒙古族牧区、伊宁市维吾尔族牧场等数年千户扎实调查，呈现1949年前北疆牧区特征，社会内部结构、整体族群属性、经济文化类型及1950年后变化，扩及生产活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民风民俗。[※注]周泓《多元生成文化区论说》[※注]等，据60年代国际东方学区域调查中新疆经济文化类型研究中断之欠缺，论释主要基于游牧生态、绿洲耕植、商业经济和地缘信仰的西域历史圈层源流、成因、演变，以及北疆伊犁与乌鲁木齐经济文化圈，南疆绿洲形态喀什—和田、库车—鄯善、吐鲁番—哈密文化圈。

周华锋《清代新疆屯田与城镇市场的发展》认为，清代新疆屯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历时较长、影响较深远的屯垦活动，且是清代新疆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清代新疆屯田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重点开垦区域不同。乾嘉时期清朝在西域屯垦区域主要是天山北路，使之渐形成较完整的农业区；道咸时期，清政府屯田重心移至天山南路；建省时期，清政府制定实施新的屯田章程。随着大规模屯田，天山南北城镇经济活跃与发展。因此清代新疆屯田是城镇市场发展的物质基础，屯田活动聚集大量人口，屯堡、聚落演变为村落、集市和城镇，其产品一大部分流通市场，促使商品流通和城镇市场发展与城镇功能变化。伊犁、乌鲁木齐、乌什等城镇初以军事功能为主，屯田与经济扩展，使之逐渐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同时清朝为顺利屯田，开展与外藩民族贸易，交换大量马匹牛羊，对新疆各城镇经济和商业贸易有积极意义。[※注]《清代在新疆的屯田》记清统辖新疆后，集体迁移不少内地农民安置于迪化城郊耕种，仍按原籍居住与命名地名，形成居民点或自然村，如湖南村、河南村、广东村、四川村等。周泓《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市镇与宗族》与《清末民国杨柳青商绅性文化在新疆的衍生》等，论及商农、商绅、商会为民国新疆社会结构过程之主干渠径；乡缘地籍之行业、副业亦为后来首府城厢商业基础与市民生活支撑；且以南北疆（满汉回俄）连城，补缺施坚雅中国市镇层级划分类型。[※注]

阚耀平《近代新疆城镇形态与布局模式》论述清代以来，新疆城镇体系开始重新构建的过程，形成以喀什噶尔、伊犁和迪化为中心的三大城镇群落，奠定现今新疆城镇体系主要框架。其城镇特点为规模大、密度高。清代早期城镇功能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逐渐具备经济、文化、交通等综合功能。城镇形态的演变历程为块状—条形状—块状模式，且多具双城形态满、汉两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平原地带的城镇多呈现矩形，山麓城镇则依地形而建，呈现出不规则城镇形态。城镇布局模式主要为以天山为界，南疆呈环状结构，偏重于以喀什为中心的西半部；北疆呈现出“工”字形结构，以天山北麓的城镇为主。[※注]对历史时期草原游牧民族与汉族相互活动的北疆城镇，阚耀平《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其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注]，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伊犁—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北疆城镇形成与发展特征及城镇发展影响因素。李晓霞《从游牧到定居——北疆牧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考察定居的新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的经济变迁：生产方式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种植业；定居类型为散居式家园与小村庄；传统的社会基层组织（基本居住单元与牧业生产单位）“阿乌尔”消失；家庭协作加强。[※注]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据作者新疆北部草原地区牧民定居状况田野资料，提出游牧民定居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定居事实上是一个与他们传统社会文化存在重大差异的再社会化过程，游牧民在定居过程中面对和必然经历再社会化的问题。[※注]其前期研究尚有《环境保护与文化生态环境观念的更新》[※注]等。2013年以来，王延中主持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之喀什卷、鄯善卷、察布查尔卷等系列调查，分别考察诸地生态、政制、社会、经济等变迁。[※注]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以本质论为主流，以制度革命为主要内容，研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结构形态。1980年代，受到新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影响，经济生活成为社会形态的研究要素。西域—新疆社会经济形态中，丝路交易、绿洲交通、家族制度、作物饮食、寺俗经济、契约文书、边贸外贸、民间市场、庭院经济、传统组织、工艺技术、生态环境、城镇建构、商业运输等，相继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构成。

第二节 新疆社会研究

新疆作为祖国西北边陲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基地，联通中亚的交通要塞，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刻的历史根源、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等，这里一直都是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新疆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新疆改革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边防巩固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要结合新疆形势充实和完善党的治疆方略，坚持长期建疆，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由此可见，深入研究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不仅是新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要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综述如下。

一 新疆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历史研究

学界从不同角度梳理了新疆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大量的史实呈现出新疆社会的特点，以及在稳定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新疆社会的长治久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朱培民等著《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2015）[※注]一书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为治理新疆而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完整呈现出来，同时还与其他历史时期作对比，以大量史实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论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新疆是新疆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历史经验。厉声等著《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2009）[※注]一书重点阐述了与新疆稳定和发展相关的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发展简史》（2015）[※注]一书考察了西域与新疆的由来，梳理了新疆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揭示了新疆多民族并存与融合、多种文化兼容与并蓄的特点，特别是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帮助和支援下，新疆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果。吴福环主编《1949—2009新疆少数民族发展报告》（2009）[※注]一书主要包括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变化及其分布、新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报告、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教育、新疆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发展报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新疆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等内容。王云华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发展与稳定纵论》（1995）[※注]一书梳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沿革，并就兵团的改革发展、稳定作用等专题进行了讨论。

二 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新疆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指导思想。学界围绕各个时期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学理层面展开论述，特别对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如何结合新疆实际理解党中央的指导思想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张玉美（2015）[※注]认为党的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化的理论体系，由于各时期国内外具体形势不同，维稳思想有着不同的侧重。刘芦梅（2014）[※注]提出民族团结思想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石，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要坚持一手打击暴恐，一手抓民生建设；要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打好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之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群众第一、民生优先、基层重要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团结理念等建设性观点。夏文斌等（2017）[※注]提出把握习近平治疆方略的五个维度：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维度，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维度，增强民族团结的维度。张云等（2017）[※注]认为应该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全局谋划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始终坚持发展和稳定的主题，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始终坚持民族团结思想，重视和发挥兵团维稳戍边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作用，时刻警惕和遏制“三股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安悦君等（2012）[※注]认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推进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更不能僵化地等同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一体的，它充分揭示了新疆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即大力推进新疆的现代化进程。张振华等（2017）[※注]认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一切工作的总目标。跨越式发展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是与社会稳定有效联动的发展。

三 影响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研究

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影响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王秀丽（2011）[※注]认为“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是当前新疆最严重的现实威胁。姜爱玲（2011）[※注]认为人力资本短缺是影响新疆发展与稳定的深层因素。刘成（2015）[※注]认为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因素是一个复合体，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与传播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贺萍（2011）[※注]认为，当前新疆宗教主要通过无形的意识形态和有形的宗教组织、宗教行为两个路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新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杨圣敏（2008）[※注]基于对新疆少数民族社区的实地调查，指出新疆与内地、南疆与北疆、新疆的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水平或速度差距明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没有缩小，个别地方还有所扩大，导致部分干部群众不满甚至失去信心，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振华（2010）[※注]认为，新疆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和就业压力四个方面。赵璇等（2010）[※注]认为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的影响。闫炜炜（2014）[※注]分析了新疆社区建设中影响社会稳定的文化因素。董西彩（2014）[※注]分析了新疆农村文化建设对促进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周永华（2007）[※注]分析了未成年人教育的缺失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四 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的策略研究

学界围绕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相关成果众多。刘振华（2010）[※注]认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基石，具体从加大扶贫力度、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就业、优先发展教育、继续改善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入手。杨圣敏（2008）[※注]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余晓明等（2014）[※注]提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支出结构，理顺产销环节，保障物价稳定，增强环保理念等。陈岩（2015）[※注]认为，坚持依法治疆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所在。龙爱华（2015）[※注]提出从加强地方立法、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搭建法治平台和强化公民主体意识四个方面弘扬法治文化。刘永艳（2014）[※注]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健全新疆地方法制深入研究和推动“一反两讲”，把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经验法制化，发掘本土资源，强化各族群众的法治观念，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发挥法治在新疆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胡鞍钢等（2014）[※注]认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思路，就是要坚持“一体多元”，强化统一的制度体系、夯实共同的沟通语言、促进充分的社会交往，从而不断增强国家认同，主要包括：制度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赵璇等（2010）[※注]认为，应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唱响民族团结的主旋律；建立健全有效的民族心理疏导机制。闫韶华等（2014）[※注]认为应在新疆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重点引导信教群众确立正信，曹李海（2016）[※注]认为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重心的中央治疆方略，形成国家层面回应新疆问题的理论路径共识，符合特殊情景下新疆治理实践，是完全正确的。治理实践高度体现在地方政府自身建设，南疆治理实践升华，遏制暴恐和去极端化，干部队伍建设上，治理目标高度体现在稳定第一。治理主体政府的理性选择，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实施、依法执政，起到治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作用。

第三节 新疆民俗与语言文化研究

一 文化民俗与宗教文化

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状况很大程度上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风俗习惯存在差异，而婚姻家庭又是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载体之一。新疆居住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的婚俗习惯也有所不同。比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结婚要经过提亲、说亲、定亲、“尼卡”、送彩礼和婚礼等程序。

历史上，新疆婚姻家庭的文化习俗相对复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甚至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还会有所不同，这些文化习俗折射了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留下的痕迹。相关研究，如成珊娜（2010）对近代（1884—1949）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研究中涉及命名礼、成人礼等人生礼俗以及婚姻家庭等问题。[※注]梁海峡（2004）考察、分析了民国时期新疆乌鲁木齐居住的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婚姻状况以及当时民族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新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习俗呈现新的特点，对当时、当地婚姻家庭的文化生活调查、研究十分必要，可以及时记录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婚姻家庭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如苗剑新（1988）描述了新疆农牧区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分析南疆农牧区存在的早婚、近亲结婚等问题。[※注]侯菊凤（1996）调查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婚姻的自主程度、初婚年龄、婚姻质量等以及婚嫁习俗、宗教文化对婚姻的影响。[※注]胡欣霞（2006）一文分析了影响喀什农村维吾尔族婚姻家庭形态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法律宗教等因素，并指出建构婚姻家庭文化的重要性。[※注]李晓霞（2011）一书实地调查分析了新疆民族混合家庭族际通婚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文化因素是影响和制约新疆族际通婚和混合家庭形成的重要因素。[※注]

婚姻家庭变迁的研究。变迁的研究主要以历时发展为脉络，梳理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背景条件下民族社会文化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通常以文献资料为历史蓝本，以年长者的访谈资料为口述史素材，以现实田野材料为事实依据，通过不同年龄段对变迁发展的认知，分析代际差异及其演化过程。变迁研究贯穿了过去与当下，以一种变化的眼光看待事实材料，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对比，找出历时变化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如何在打破旧有平衡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使其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婚姻家庭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观念习俗、制度规约等方面的变化。相关研究成果，如玛丽艳木·艾尔肯（2009）一文以温宿县温宿镇库木达尔瓦子为调查个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温宿县维吾尔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在择偶方式、择偶范围、择偶标准等方面的变迁。[※注]古力扎提（2006）则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家庭生活习俗、婚姻观念作以历时梳理，如婚育年龄、还子习俗等变化。[※注]马幸荣（2011）分析了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制度从传统的习惯法到现代的法制制度的演变。他认为，“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残存有较浓厚的氏族部落制的痕迹，也具有明显的封建宗法制的特征”，“哈萨克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既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色，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气息”[※注]。

2012年以来，有关新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研究更侧重实证性研究，主要采用访谈、问卷、参与观察等调查方法，考察特定的田野调查点居民的婚姻家庭状况。从研究内容上，具体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变化与传承，即受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等影响而引起的婚姻家庭的变迁。相关研究如依丽米古丽·阿不力孜（2015）一书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调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达理雅博依绿洲的达理雅博依人，分析环境演变引起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婚姻习俗等精神文化的变迁。[※注]阿日孜古丽·图尔荪（2016）以口述史的材料为依据，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疏勒县维吾尔族婚姻习俗的变迁，分析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同文化的渗透等引起的婚姻观的变化。[※注]德力米拉（2018）从择偶方式、婚姻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分析了婚姻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二是强调现实与发展，即立足现实探讨影响婚姻家庭发展的因素。[※注]相关研究如罗意（2017）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新疆牧区哈萨克族移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书中涉及了族际通婚与民族认同等相关研究，他认为，“族际通婚率通常被作为衡量族际关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且两个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高度和谐，两族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注]。散嘎·孟根图娅（2016）一文介绍了博尔斯苏木人的传统婚礼和奥尔古勒婚礼，并着重强调婚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注]刘晨晨（2016）分析了影响石河子市努尔巴克村居民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如经济、居住格局、国家政策等主观因素，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语言掌握、情感等客观因素。[※注]

宗教习俗的传承与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在经历近千年的发展，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宗法制度、婚姻家庭观念、生活习俗等都会看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子”，而宗教习俗的传承与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关研究，如陈刚（2010）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与其社会生活习俗的关系。他指出，“伊斯兰教对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新疆哈萨克族人而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承袭的习俗型宗教”[※注]。

新疆多元宗教并存，这里既有传统宗教也有外来宗教，探寻不同宗教文化形式在新疆的发展演变十分必要。相关研究，如王鹏辉（2016）一书采用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新疆镇迪道的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做了系统的研究。[※注]李韦（2012）考察了喀喇汗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新疆的过程，并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分析伊斯兰文化在当地的传播过程。[※注]陈刚（2012）通过梳理清末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的发展演变过程，他认为，这是宗教“本土化”的历史，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共性与带有草原游牧特色的哈萨克文化个性的交融。[※注]

有关祅教的历史发展与融合研究，如张湘宾（2012）阐释了祆教对新疆民间文化的影响，如幻术、魔术等；祆教对佛教、道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习俗的借鉴。[※注]对景教的研究，如李小玲（2015）探讨了景教在新疆传播的“本土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宗教礼仪和饮食禁忌等方面。[※注]

二 语言文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大调查到现阶段的基于信息化大数据时代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工作，都是为保护与传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服务的。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我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承载着不同族群的文化与历史。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正如丁石庆（2009）所说，“语言植根于文化，不仅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还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注]。

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新疆地区民汉交融、和谐发展，这就促使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积极融入、互相学习，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与汉语言的互相接触在所难免，尤其在国家积极推行通用语言文字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比较高，对汉民族文化也有极大的兴趣，这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相关研究，如牛汝极（1988）从语言的角度考察新疆的文化发展，他指出，“语言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是各民族语言的交汇史。文化交流在语言上最突出的反映就是借词。”[※注]张洋（2005）通过汉语和维吾尔语在共时与历时层面的交渗透，考察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注]赵江民（2008）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汉借词，通过民族语中的汉语借词和汉语中的民族语借词例证的分析，分别考察汉文化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新疆的文化是多元的，民族语言文化不仅与汉语言文化频繁互动，还受其他语言文化的影响。[※注]如郭庆（2004）探讨了俄罗斯语言文化与新疆锡伯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互动，包括语言文字、文学翻译、文艺创作、饮食建筑等多个方面。社会发展与语言文化变迁。语言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注]相关研究，如贺萍（2006）借助实证分析的方法，调查了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选择。[※注]赵平（2009）分析了影响新疆城市维吾尔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原因，即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注]

跨文化交流与语言文化认同。新疆是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地区，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着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跨民族的交流使人们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时需要做出选择，从选择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语言文化认同。相关研究，如曹湘洪（2015）运用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跨文化交际中新疆哈萨克族语言使用的变异情况加进行调查和分析。[※注]燕浏翔（2017）在满洲历史发展与锡伯族族群认同的研究中，探讨现代社会给锡伯族带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而确立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也至关重要。[※注]王玉（2018）在探索当代文学作品民汉互译及其在新疆的传播，由此分析中亚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与文化的认同。[※注]

第四节 反对“三股势力”研究

一 涉疆反对“三股势力”综合研究

何星亮等（2009）[※注]指出必须认清“三股势力”反动本质，维护新疆民族团结。吴鹏森（2015）[※注]梳理了“三股势力”的形成过程，指出新疆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是实现民族分裂的途径与方式。区分不同民族分裂势力及其相关组织，制定各自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对策，既有效地打击新疆各种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反恐模式，又有效地根治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马凤强（2013）[※注]分析了境外“三股势力”对新疆安全的影响。孙振玉等（2019）[※注]基于反对三股势力的视角，剖析了“民族—宗教—政治”负面关联性的内在逻辑，指出其中既有自然心理方面的动因，也有人为社会方面的动因。当前的去极端化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从长远看，根本上还在于彻底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产生的土壤。杨丽等（2012）[※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股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线索，分析其危害与性质，总结新疆高校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经验。

二 涉疆反恐问题研究

“东突”恐怖主义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和目标，通过民族分裂势力组织、策划和实施政治动乱和武装叛乱。改革开放后，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先后呈现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特征，最终形成集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三位一体的邪恶势力，是以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手段企图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极端民族主义。虽然“东突”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从未停止，自1990年巴仁乡武装暴乱起的十年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至少200 余起恐暴事件。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国际反恐合作呼声日趋强烈。2002年，“东伊运”被联合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涉疆暴力恐怖问题随之受到学界关注，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逐渐增加。自2008年起涉疆暴恐活动再次进入高发期，“东突”分子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相继制造了系列恐怖事件。2009年，更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7·5”暴恐事件。2010年后，新疆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更加猖獗，在新疆地区制造了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不仅如此，他们开始将恐怖活动引向新疆以外地区，影响较大的有2013年10月28日冲撞金水桥护栏事件和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在此过程中，相关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细化，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针对“东突”恐怖主义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出发，撰写了几本较为经典的著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02）[※注]一书集中收录了马大正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新疆反分裂的各类报告。作者以史学家的身份切入新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对新疆社会现状、民族与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情况、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组织状况及其对新疆的分裂活动等多方面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调研，做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核心论断，并提出一系列切合新疆反恐维稳实际的对策建议。潘志平《“东突”的历史与现状》（2008）[※注]一书就历史上的“双化”（伊斯兰化、突厥语化）、“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等问题进行解析。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2009）[※注]是一部关于新疆反恐斗争的重要文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一个十分复杂、尖锐时期，作者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将其了解的实情记录下来，并对在这一过程和其后的思考加以提炼。此外，张植荣在《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2005）[※注]一书中也对“东突”恐怖主义的由来及打击策略进行了研究。

期刊文献方面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东突”恐怖主义和涉疆反恐两部分。“东突”恐怖主义研究主要围绕历史根源、组织活动特点、发展趋势等展开。涉疆反恐研究主要包括反恐立法、反恐形势与合作、反恐策略与机制、网络反恐等内容。

（一）“东突”恐怖主义成因

“东突”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根源。李琪（2005）[※注]认为“东突恐怖主义的出现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伴随而生，是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反动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徐滨等（2006）[※注]、高永久等（2006）[※注][※注]认为“双泛”思想是“东突”恐怖主义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段志丹（2007）[※注]认为，“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潘志平等（2011）[※注]指出“东突”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国际因素。冯跃民等（2004）[※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新疆边远地区贫困、落后和封闭是“东突”恐怖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许建英（2016）[※注]认为意识形态是刺激“东突”问题产生与演变的症结。

（二）“东突”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特点及趋势

孙先伟等（2004）[※注]认为受中亚一些国家“颜色革命”的刺激和鼓舞，“东突”恐怖组织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其恐怖主义行径不仅越来越隐蔽化、多样化，而且接受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的思想和组织发展形式，加紧向大中专院校青少年思想领域进行渗透。古丽阿扎提·吐尔逊（2014）[※注]认为“东突”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组织结构越来越紧密，袭击目标具有针对性，犯罪手段多样化，成员年轻化，作案具有较强的暴力性、残忍性。王红星等（2014）[※注]指出自2009年以来东突暴恐犯罪的新动向，包括注重变更策略、建立组织，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利用宗教外衣挑起宗教、民族矛盾，搞乱分裂国家，利用西方宣传，营造利于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恐怖犯罪形式手段的翻新。

（三）反恐立法

为应对新疆日益复杂尖锐的反恐反分裂斗争形势，提高惩治暴力恐怖犯罪的力度和效果，在法制框架内稳、准、狠地打击“三股势力”的犯罪活动，学者们纷纷就此建言献策。季理华（2007）[※注]认为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明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整合本土资源控制新疆恐怖主义犯罪，是新疆反恐刑事法治化的正确选择。白莉（2010）[※注]指出加强和完善我国反恐怖立法，为惩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更为锐利的法律武器的紧迫性。提出国家《反恐法》颁布之前，加紧出台反恐反分裂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并就制定新疆反恐反分裂地方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法规名称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论述。王秀梅（2011）[※注]认为必须首先对“恐怖活动犯罪”做出明确界定，并就刑法第249 条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舒洪水等（2015）[※注]认为应完善宗教极端行为刑罚界限，并在《反恐法》（草案）第八十一条中增加相应条款。

（四）反恐国际合作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其产生与变化背后具有深刻的国际因素。马品彦（2003）[※注]分析了塔利班时代结束后阿富汗未来局势的发展及其对新疆反恐斗争的影响。潘志平等（2005）[※注]提出2004年新疆周边具有大国关系影响下的中南亚地缘政治乍暖还寒；恐怖活动仍未停止；“东突”组织暗流涌动的特点。包成等认为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是我国反恐怖国际合作的战略重点，并提出具体完善合作机制的建议。马丽蓉（2015）[※注]指出涉疆暴恐事件与中东恐怖主义间存在源流关系、“疆独”问题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中国因“中国体系”、“中国方式”及“中国机遇”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反恐合作新路径，由此在国际反恐合作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刘轶（2017）[※注]认为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反恐合作需要专门建设一系列有组织、有战略、有战术的科学化、制度化、机制化大数据网络，并且建立符合各个国家的国情条件和程序规范、相互尊重和共同遵守的协定、原则和规则。李光钰（2017）[※注]认为警察机关是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骨干力量，应根据恐怖主义犯罪的跨境流动特征，建立具有完善的法律基础、常设的反恐怖合作机构、联合反恐执行队的跨境警务反恐合作机制。

（五）反恐策略与机制

宋红彬等（2011）[※注]指出新疆区内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的现实与反恐维稳之间矛盾凸显，当前新疆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面临新的挑战，必须转变服务管理的思路和理念、完善反恐怖防控网络。陶发胜等（2013）[※注]从新疆反恐维稳医学救援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入手，分析反恐维稳医学救援的内在要求及外部特征。李明（2014）[※注]认为基层民警反恐应加强对恐怖信息的发现与追踪缉查、反恐意识的培养、对流动人口的监管及自我防范能力的提高等。基层民警反恐培训应强化反恐意识、明确反恐培训方向、细化培训目标、改革培训教材、创新培训方法及制定培训量化评价标准。王春燕（2015）[※注]建议培育公众反恐防恐的意识与能力，构建符合新疆区情的系统、科学、多层次的危机教育课程体系；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形式，切实提升公众危机参与意识和应对能力。王树亮（2012）[※注]认为新疆反恐工作应高度重视传媒反恐，建立传媒反恐的应急机制、完善传媒网络的建设、保障传媒渠道的畅通、加强国际传媒合作及密切关注国内、外互联网，提升传媒应对反恐的应急能力，将传媒反恐常态化，积极建构传媒反恐战略。谢贵平等（2015）[※注]认为要有效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方法，提高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能力，充分动员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与公民等多元行为体的力量，形成全民反恐新格局。韩福贵等（2008）[※注]认为在反恐斗争中应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与导向功能。高雪静（2017）[※注]提出应明确文化反恐的目标和任务，加强文化反恐顶层设计，着力实施作风工程、植入工程、断代工程、普法工程、雏鹰工程及文艺工程等系列工程。冯卫国（2016）[※注]认为文化反恐的首要任务和内容是“去极端化”，应从推动教育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创新宗教管理和提高对极端分子的改造效能等方面着手。李明（2019）[※注]根据不同参照体对文化反恐目标进行分类研究。近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其分裂破坏的重要工具，恐怖活动网络化的趋势愈益突出，张昆（2012）[※注]提出应切实把握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共振的特征，加强和完善“虚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治安防控体系，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和新疆维吾尔文官方网站建设。杨勇认为同时应采取网络实名制。胡可杨（2017）[※注]在网络安全、网上舆论引导、弘扬正能量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三 新疆反宗教极端化问题研究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研究中，贾友军等（2014）[※注]针对宗教极端主义内涵的界定，宗教极端主义与正道宗教，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辨析。张炳勇等（2016）[※注]指出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产生、发展、演变，是内外多种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顾华详（2015）[※注]认为打击和遏制宗教极端必须坚持依法治疆，强化宗教事务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关法律应明确宗教极端的概念和积极防范与严厉打击的具体制度措施。白关峰（2015）[※注]就宗教极端思想向妇女和青少年渗透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李玲等（2015）[※注]分析了高校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渗透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境，澄清了在“师生不能信教、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个体信仰的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宗教、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个方面所存在的模糊认识，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的工作思路与对策建议。马大正（2015）[※注]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指出在这场“去极端化”斗争中，应坚持政府主导、严打开路，疏堵结合、综合施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策略，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把“去极端化”斗争引向深入。司律（2016）[※注]认为中国化是新疆宗教“去极端化”的基本方向。

第五节 新疆民族关系研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民族关系是新疆重要的社会关系。深入研究新疆民族关系不仅是新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新疆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对新疆民族关系及其变迁、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见解和建议。以下把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述。

一 1949—1977年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关新疆民族关系政治史研究成果较多，其主要内容是侧重于西域与中央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及中央王朝对西域各民族的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干扰，有关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关于此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少，主要集中在民族政策对新疆民族关系影响的研究，代表作有自治区党校师资班五支部四小组（1960）[※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1960）[※注]撰写的文章。尹筑光、茆永福（1996）对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注]王颖（2001）认为民主改革、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分别为新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注]学者们认为，对于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解决好民族问题是巩固祖国边防、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保证。

二 1978—1988年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

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民族关系，以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齐文礼（1984）[※注]认为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应注意在开发资源时照顾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物质利益，并把发展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民族教育作为战略重点，还要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是进一步改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加速四化建设中一个应经常重视的大问题。曾和平（1988）[※注]从族际交往角度来探讨工业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杨发仁（1988）[※注]、吴道芬（1987）[※注]、石永强（1988）[※注]、王恩茂（1988）[※注]、曹红（1987）[※注]等学者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从总体上说会越来越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将不断巩固和发展，新疆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和对祖国的向心力将进一步增强。

三 1989—1999年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对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视野逐渐拓展、深入，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各个方面，研究论著数量增多。具体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变化状况的研究

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对策。他们认为民族地区的改革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民族地区要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前提下顺利地进行改革和建设，在改革的方法步骤上都必须有自己的特点。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尹筑光、茆永福（1996）[※注]；张学礼（1995）[※注]；郭正礼（1998）[※注]；茆永福（1996）[※注]；续西发（1996）[※注]；曹红（1992）[※注]；齐礼（1994）[※注]；钟桂明（1990）[※注]等。

2.关于新疆具体民族关系的研究

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是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因此，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甚少。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和概括。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是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因此，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甚少。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和概括。认为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拥有主导文化的汉民族来说，要尊重少数民族不同的文化，要克服潜在的文化优越感，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尽快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文化上的互相学习、互相交融，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才能使新疆各族人民繁荣昌盛。代表性的论著有：吉萍、高丙中（1993）[※注]；茆永福、曹红（1997）[※注]；李建新（1996）[※注]；李尚凯（1993）[※注]；曹红、阿比提、思沁夫（1994）[※注]；杨荆楚（1996）[※注]。

3.对新疆民族关系具体领域的研究

郭泰山（1998）[※注]认为，贯彻落实党在新疆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关方针、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民族发展的有力保证和新疆各民族发展的现实要求。刘金甲等（1993）[※注]，吴琼（1999）[※注]，武金峰（1996）[※注]等学者认为对新疆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语言影响是民族接触、社会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民族接触越多、社会影响越深，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越大，反之亦然。

四 2000年以来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

2000年以来，有关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相对较多，研究也比较深入，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新疆民族关系的整体性研究

西林（2007）[※注]认为发展经济、加强民族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文化教育繁荣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是构建和谐的新疆民族关系的关键。郑昆亮、李丽丽（2012）[※注]探讨新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的区情诉求与内容。刘文振、靳诺（2010）[※注]认为在新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对于巩固边防，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史界、张先亮（2011）《论新时期民族关系和谐与构建和谐新疆》[※注]，强调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互助是推进民族和谐、构建和谐新疆的重点；促进民族繁荣发展是构建和谐新疆的当务之急；协调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建立健全民族利益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加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民族整体素质。马黎晖、夏冰（2012）[※注]指出新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是新疆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在于建立与当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民主秩序，以制度建设、制度安排作为解决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分歧的制度保证。协商民主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构建提供了体制机制的创新思路，提供了政治协调的秩序保证和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民主机制。殷冀锋（2012）[※注]强调加快法制进程，从体制和制度上确保援疆工作与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同时要积极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推进援疆工作、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寇新华、王卫平（2012）[※注]根据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查，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的总体状况体现在新疆各民族基本认识到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本民族认同度较高，但也有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意愿；能够较客观看待在民族相处中的障碍和偏见。新世纪新阶段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因素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贫困与利益分配问题；民族文化差异中多元化的影响；民族间偏见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社会及家庭环境因素；学校教育和个人因素。吕永红（2013）[※注]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对影响新疆民族之间交往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针对性意见和措施。魏新、李玲（2013）[※注]以中华民族共同利益视角，探析构建新疆各民族和谐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寻找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和谐关系发展的途径。李洁（2013）[※注]通过对民族交往互动层面的几项重要指标——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社会交往、观念意识等研究分析，探讨了民族交往互动层面所反映出的新疆南疆地区维汉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魏莉（2014）[※注]认为结合新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通过协调区域经济，推动新疆全区跨越式发展；通过建立和实施一系列制度、机制，协调好民族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实现新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张岳嵩、吴月刚（2014）[※注]以资源竞争理论、交往行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用于对新疆构建信任和谐民族关系实践的分析，发现新疆民族关系中问题的出现与民族间的资源分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和个体的社会交往行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并且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郭亚萍、罗勇《新疆民族关系预警指标体系探析》[※注]，任志远、舒坤《浅谈现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注]，孙竹青、苏莉亚·尼亚孜《新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现状及特点探析》[※注]，王丽圆《关于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互动关系的问题探究》[※注]，王茜、李吉和《影响当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分析》[※注]，戚甫娟《推进新疆南疆良性民族关系发展研究》[※注]，曾晓鹿《新时期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探究》[※注]，戚甫娟（2015）[※注]通过调研，客观公正地描述了南疆各民族成员在工作、生活、生产、学习、娱乐等方面反映的关系样态，较准确地了解把握了当前南疆民族关系的现状、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阐述了各民族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受制约的具体条件，就新时期如何推进新疆南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提出了见解。

安晓平、谢贵平（2009）[※注]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境团场农牧民的相对贫困、宗教文化的消极社会功能、地方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疆意识形态的渗透、复杂多变的周边地缘政治文化生态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许尔才、张建军（2011）[※注]认为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政治权利、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国际关系等。刘向权（2016）[※注]认为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因素中，既有长期的民族、宗教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影响。许建英（2016）[※注]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时期新疆民族关系应该从革命性民族关系向公民性民族关系转变，作为构建与维系民族关系的民族团结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关系的和谐。

2.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对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

贺萍（2000）[※注]认为西部大开能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各民族间的交往和交流进一步扩大，将使民族间利益调整的幅度加大，产生民族利益矛盾的可能性增加，处理好这些关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许蔚红（2000）[※注]论述了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关系。王颖（2002）[※注]指出人口流动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疆开放型经济的模式，为新疆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王建基（2003）《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疆民族社会关系及其调适》[※注]，认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促进新疆各民族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消除民族隔膜的根本；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为扩大民族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朱晓玲（2007）《对外贸易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注]认为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途径，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长足发展，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对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变迁等产生的一系列新的消极影响。柳建文（2009）[※注]通过对新疆伊宁市的调查，从民族交往、民族通婚、民族迁徙和民族意识等方面考察了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从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蔡文伯、王振（2010）[※注]，席霍荣、张军（2010）[※注]等学者认为，新阶段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利益和价值的关系问题，着力整合民族利益关系和文化价值关系成为当前新疆协调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比如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这将对新疆的民族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3.关于新疆特定区域的民族关系研究

学者们通过实地调研，直观地呈现民族关系的现状，有助于掌握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是新疆民族关系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性方法。在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中涉及的田野点有喀什市、和田市、博乐市、伊宁市、塔吉克自治县、疏附县、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及和田县库车县、墨玉县、额敏县、疏勒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温宿县阿热勒镇、阿勒泰地区吐尔洪乡、塔吉克阿巴提镇社区、伊犁地区清泉村、伊犁地区二宫村、石河子乡东桥村、石河子市六宫村、塔城阿西尔乡、吐鲁番艾丁湖乡等。

靳薇（2001）[※注]认为新疆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文化的整合将会促使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向中华民族认同。李建新、蒋丽蕴（2001）[※注]对维汉两个民族不同社会经济结构考察，从人口迁移、双语现象、宗教信仰、个别事件等方面来分析研究新疆维汉两个民族关系的状况。王海霞、杨圣敏（2007）[※注]利用调查资料，对库车县维汉族民族关系现状、特点及问题进行分析。颜定英、王辉（2008）[※注]以居住格局、共同经济生活、汉语言的普遍使用、民族风俗习惯、族际通婚等方面对轮台县民族关系调查。李晨光、郭宁（2008）[※注]指出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一定要解决好各民族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文化生活上的各得其利、公平均衡各展其长等问题。柳建文（2009）[※注]以伊宁市为调查个案，文章从族际交往、邻里互动、就业竞争、民族意识等方面分析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并从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控策略。杨富强（2009）[※注]通过对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生产生活交往、族际通婚、宗教影响及外界影响等变量分析了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关系。程红波（2009）[※注]以额敏县城为研究个案通过居住格局、工作单位、娱乐场所、现代企业等的调查，分析民族关系现状。刘明（2011）[※注]通过大量访谈资料试图梳理塔吉克族交往互动的模式。马秀萍（2011）[※注]依据和田市、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及和田县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和田维吾尔族与汉族在居住格局、语言学习、民族交往、族际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马秀萍（2012）[※注]从伊犁地区清泉村东乡族的居住格局、语言、婚姻、宗教及族群认同方面，探讨了东乡族与回族的民族关系。罗意（2014）[※注]本文通过吐尔洪多民族社区的个案，初步揭示了在特定自然、社会、历史、制度场域中族群发挥各自经济活动传统形成无竞争相互依赖、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之过程。龙开义、吴良平（2014）[※注]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将促进民族关系研究由去情境范式向情境范式的回归，推动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和民族关系调控的创新。陶文俊（2013）[※注]对伊宁市各民族居住格局、人口迁移、民族交往、民族语言、宗教信仰五个变量分析伊宁市民族关系的现状，并就调适伊宁市民族关系的对策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关伟（2013）[※注]认为新疆锡伯族民族关系和谐有历史基础因素、政治制度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文化教育因素。吴良平、龙开义、贺梦姣（2015）[※注]以新疆石河子市六宫村回族古尔邦节族际交往网络为例，研究节日互动对民族关系的调控。王平、严学勤（2015）[※注]通过对塔城市多民族居住格局、语言、习俗、文化与地域认同等多方面的民族互嵌调查，认为塔城和谐民族关系形成是历史、地域、民族文化特性、政策、宗教等方面影响的结果，这种和谐民族关系的生成机制对新时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黄万庭（2016）[※注]通过对1636户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各民族族际交往意愿较强，本地居民与流入人口相互包容，民族身份平等程度较高，各族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认同与对本民族意识认同协调，各族居民对过去民族关系的态度较为满意。

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文章有：白关峰（2010）[※注]强调要注重城镇社区规划，促进民族间深度交往，不断完善和加强兵团城镇民族工作，促进新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王次富、苗志娟（2010）[※注]通过对农八师哈萨克族与汉族杂居区的民族关系现状和传统风俗习惯的变迁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的解读，进而进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把握兵团民族关系发展的规律。朱志燕（2009）[※注]认为新疆兵团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政治组织结构使不同民族群众间能够建立起同事、邻居、同学、朋友等稳定的合作关系，结构上的互相介入已经广泛出现。李艳荣（2008）[※注]新建生产建设兵团迁移人口在维护新疆稳定发展，提高新疆地区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对新疆资源开发利用，及新疆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赵子芳（2011）[※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策略对新疆民族关系进程变迁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今后贯彻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构建和谐新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节 新疆兵团屯垦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学界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制度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学术成果也颇为丰富。已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方英楷的《新疆屯垦史》[※注]，李福生等的《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注]，李书卷的《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注]，张安福的《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等[※注]。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合作编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注]一书，全面展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系统反映了党中央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曹前发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发展》[※注]，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和建设新疆中做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发展、开发我国西部边疆，建设新疆，保持边疆的长治久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姚东、伍维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老年人口分布研究》[※注]，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兵团团场的人口年龄结构属于老年型，老年人口比重、老少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北疆团场比南疆和东疆团场高，人口老龄化对北疆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和养老保障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对兵团承担屯垦戍边及保障新疆长治久安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张彦、白关峰的《新疆兵团节庆文化的内涵及其功能分析》[※注]，指出新疆兵团是一个多地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兵团节庆文化是兵团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着兵团的历史风貌和社会生活。兵团地处边疆，自然环境恶劣，然而兵团人对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竞技比赛始终是兵团节庆文化的重要事项。兵团节庆文化作为兵团屯垦戍边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自身的特征与内涵，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此外，刘贡南等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少数民族经济社会调查》[※注]是在对紫泥泉种羊场和一三三团七连、九连的传统社会组织、民族教育、婚姻与生育文化、社会保障、民族关系、民族经济、民族教育等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调研报告。

2013年以来，王延中主持的“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综合调查”项目，也对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些地方开展了系列调查，并形成了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