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以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路径，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可持续性相统一为原则，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生态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这种关系的认知程度不同，由此形成了问题导向的阶段性生态经济理论。

尽管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就提出了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倡议，但中国最早创立了生态经济学。1980年8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先生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我国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同年9月，许涤新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正式拉开了中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在他的带动下，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第一个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学者紧密合作，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国家；第一个成立生态经济学学会的国家，比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1989年）早了5年；第一个创办《生态经济》杂志的国家，比Ecological Economics的创办早了4年；第一个有组织开展生态经济研究的国家。

尽管中国生态经济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关注森林、环境的保护，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这些都是生态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此，可以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前期理论探索阶段；（2）1981—1983年：生态平衡理论阶段；（3）1984—1991年：生态经济协调理论阶段；（4）1992—2000年：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5）2001年至今，绿色发展理论阶段。根据上述逻辑，本章重点对五个阶段的理论创新进行系统梳理。

第一节 生态经济研究前期的理论探索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理念上都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感召之下，走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征程。由于认知的时代局限性，出现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尤其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党和国家也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逐渐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纠正以往的失误。学术界也开展了相应的探索，尽管在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对实践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 森林资源保护及林业发展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林业。早在1934年就指出：“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1959年又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一）对森林、林业作用的认识

森林是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在整个生物圈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过程以及保持自然界动态平衡中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保护自然环境、减免天灾、改善气候、保证农牧业生产等具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水库及河流上游，森林对水源的水质改进有重要的作用。[※注]

华林茂认为，森林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种重要保障。积极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促进农业的稳产和丰收。而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护森林，发展林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注]

林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森林面积大小，分布是否合适，木材产量多少，供应能否及时，都直接影响国家的基本建设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注]

（二）对林业发展路径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开始重视自然保护工作，全国资源都按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加以利用。1950年以来执行的“封山育林”就是一种具有保护意义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和“实行大地园林化”的伟大号召，要求“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可能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山荒地。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这为林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56年国务院《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和1963年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及1975年国务院出台的45号文件，对自然保护区的划定和管理都做了相关规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自然保护工作的开展。

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保护这些自然历史遗产，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马建章认为，自然保护区是自然保护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建设，是研究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最理想的地方，是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重要基地，对于保护、恢复、发展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存自然历史遗产，改善人类环境以及促进市场、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注]阳含熙认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目的有三点：一是保存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作为科学研究的长期基地；二是保护与繁殖稀有的动物和植物；三是可以作为教育、文娱与休养的地点。[※注]

二 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及路径

（一）对环境保护重要意义的认知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之后，方辛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既高速发展经济，又保护并不断改善环境，这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注]

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合理利用资源，而合理利用资源是保护环境的基本要求。“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活动中不合理利用资源引起的。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有些生产建设往往是以牺牲环境换取的，一边发展生产，一边破坏生产的资源条件，生产是搞上去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平衡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注]

茅以升认为，科学与技术是用来改造自然的，如果在改造过程中，不注意环境保护，就会导致污染的产生，这无疑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讽刺。[※注]

（二）对环境保护路径的探索

认识规律是运用规律解决问题的前提。因此，开展环境保护的生态学研究，进一步认识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和保护环境，有着很大的作用。[※注]马世骏认为，“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是劳动人民长期战胜自然灾害的经验总结，也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正确途径。从“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出发，采取综合措施，把“治害”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注]

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保护对象等做了全面的规定，成为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行动准则，也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金鉴明等认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既要有发展生产的观点，又要有生态的观点，把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和长远的全局的利益结合起来，做到合理布局，统筹安排。[※注]

陈栋生认为，环境保护的任务是，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调节人类生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既保障当代人的健康，又造福子孙后代；既为当前生产的发展，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保障、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

在这个阶段，学术界还围绕着土地资源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与农业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石玉林认为，在开发利用土地时首先要保护它的再生产能力。利用土地必须与保护、培育、改造土地相结合。在开发利用土地与发展农业生产时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与此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即在开发利用时要考虑保护，在保护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注]对已经遭受一定程度破坏的土地资源，还要采取必要的改造措施。

第二节 生态平衡理论的主要创新

生态平衡理论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许涤新认为，生态经济学的上述要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生态平衡的相对稳定，才能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而以整体利益为主动，才能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而以长远利益为主动。[※注]这体现了生态经济学最初的主要思想。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生态系统平衡也是一个目标，但后者被认为是实现前者的一个条件。

一 生态平衡理论形成的背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保持生态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其中，也包含了从滥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转为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内容。如“垦荒不准破坏森林、草原和水利设施，不准妨碍蓄洪泄洪。”“工矿企业要认真解决污染问题，防止对水源、大气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的损害。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和学校，不准随意占用公社和农场的耕地、草牧场和林地。必须进行的基本建设，也要切实节省用地，并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对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限期绿化。”“要广泛推行科学施肥、科学用药，充分发挥化肥和农药的效能，认真研究防治化肥、农药对作物、水面、环境造成污染的有效方法，并且积极推广生物防治。”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必须注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并要求在这三大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学术界也形成了勇于讲实话的氛围，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策、工作上的失误而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广大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其中，“小兴安岭林海面临危机”“西双版纳森林资源亟待拯救”和“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等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生态经济研究也正是在中央提出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三大前提下开展起来的。

二 对生态平衡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在新宪法第二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于保护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和改善生活环境的高度重视。

（一）对生态平衡内涵的认识

马世骏认为，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系统内生物与生物、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表现的稳态，属于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性。某一地区的生态平衡是由该地区特殊的生物和环境条件决定的，生物与环境所构成的网络体是生态平衡形成的基础。[※注]从生态学意义上来看，在每个生态系统中，都具有由一定生物群体和生物栖居的环境所组成的结构，它们之间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状况之中，即生态平衡。

对于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都要注意保持其生态平衡。侯学煜认为，生态平衡是经常的、持久的、必要的，而平衡被打破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如果我们承认只有在平衡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的话，就应该讲“平衡—不平衡—平衡”。[※注]对农业生态系统平衡而言，具有典型的矛盾统一体特征，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叶谦吉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它总是循着“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规律，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循环往复。[※注]

事实上，农、林、牧、渔等生态子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农业生态系统整体，破坏了一个方面也就影响了另一方面；而且这种影响是连续不断的，当前违反了生态平衡规律，将来还会受到惩罚。从区域上看，一个地区破坏了生态平衡，在另一个有关的地区将造成严重的灾害。毁林、毁草、围湖造田短期内推动了农业生产，但破坏了林、牧、渔的生产，反过来最终也会危及农业。[※注]此后，学术界也对生态平衡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农业生产与生态平衡关系中，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在人为干预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源利用过度，就会破坏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间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破坏彼此间相互适应的总体功能，从而也就破坏了它们之间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合理养护与利用生物资源，可以提高其再生能力，并可为人类持续不断地提供产品。[※注]

（二）对生态平衡重要性的认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许涤新先生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生态平衡不仅在生态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社会再生产中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整体、长远来看，生态平衡对经济平衡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生态平衡是经济平衡的一个物质基础。[※注]

许涤新认为，生态平衡规律同经济领域中的一些规律，是息息相关的。首先，生态平衡受破坏的结果，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受到影响。其次，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必然会使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受到影响。最后，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也会使社会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从整个部门来说）发生变化，使这个部门的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因货源减少、供应紧张而发生波动。

许涤新认为，生态经济研究强调生态平衡，但并不是在搞自然主义，让自然环境保持原始状态，而是要求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物质前提来看待。生态平衡如果遭受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也很难顺利进行。[※注]

在如何认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关系方面，许涤新认为，经济效益是以生态效益作为物质基础的，保护生态效益就是保证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就是保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条件。[※注]

三 对影响生态平衡因素的认识

事实上，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概括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其中，人为因素是生态平衡失调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会引发环境因素的改变，进而导致生态平衡失调或破坏。如盲目开荒、滥砍森林、草原过牧、围湖造田等都是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的人为因素。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年代，学术界对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进行了持续探讨。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目标瞄准单一的政策可能是影响生态平衡的主要人为因素。如，“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但破坏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破坏了农业与林业、牧业及渔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为了实现“以粮为纲”，许多地区毁林开荒，毁草开垦，围湖造田。[※注]陈吉元认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严重地妨碍了林、牧、副、渔各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严重影响粮食生产自身的发展。[※注]

除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之外，还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及内在机理认知不足。“过度放牧就是可供放牧的草地同牲口数量的增长，失掉了平衡。”“不考虑草原的载畜能力，盲目追求牲畜的头数，就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就是一种只看见眼前利益而看不见长远利益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之下，牲畜与草原之间的生态平衡，牧草与土壤之间的生态平衡，都受到了破坏。”[※注]

四 对实现生态平衡路径的探讨

选择实现生态平衡适宜的路径，需要对三个层面的问题有个清晰的理解：一是有关生态规律，二是遵循的原则，三是关键因素。

生态经济理论主张把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结合起来研究和运用，并认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生态规律，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着眼于生态规律，使经济建设符合生态规律。[※注]“认识并在生产建设中尊重生态经济学的规律，不仅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而且极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步前进。只要遵守生态规律的要求，我们就能够在大气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温度、湿度、水源和净化空气，就能够保持人们的身体健康。只要遵守客观存在的生态规律，我们就能够克服水土流失，克服环境污染，保持资源，进而实现生态平衡。”[※注]

生态经济学要求人们算大账、算总账，衡量整个系统的得失。对于任何一个足以影响区域性自然功能的建设项目和改造局部自然生态环境的措施，必须同时运用整体观和经济观，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生态效益，并符合如下原则：一是有益于局部，也有利于全局，至少无损于其他；二是有利于当前，照顾到今后，至少无损于未来；三是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无损于人体健康。[※注]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人化的”自然系统，人只有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才能使得自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农业生态经济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可能是超自然的，任何企图违反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之外去统治自然的活动，都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正确的认识应当是把人的技术行为、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作一个互相制约的统一系统。研究农业生态经济问题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状况。由于各项改善措施都是要由处于一定经济利益关系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去完成，所以必须注意研究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在提出各项改造生态环境的战略、规划、措施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在实施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问题。[※注]

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打断“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逐步恢复生态平衡，是一些贫困地区脱贫首先需要抓住的中心环节，要有一个方针上的转变，即由单纯搞水利建设，转变到同时注意搞水土保持与改善大地植被。选择种草种树作为打破贫困地区生态、生产恶性循环的突破口，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落实种草种树的方针，一方面要处理好种草种树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与群众所需能源的关系。[※注]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一是人类未来农业、工业、医药事业新原料的源泉，二是维持或重建陆地生态系统平衡，保障人类生活环境质量的关键，三是活跃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发挥陆地自然生产潜力，形成合理的物质能量流通过程的纽带。可以认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发展林业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和造福中国人民的根本大计。[※注]

森林的作用体现在保护的、生产的（木材生产）和社会的（旅游和休息）三个方面，而第一个方面则是这个利用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这种多种利用体系的核心，在于增加林地生产的多样性，并使林业和农业、牧业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以完成最大限度的产量和地力的保持，从而促使自然界形成新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结构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林业在现代农业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森林又是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净化和监测的物质基础。因此，林业的发展必须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注]

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对实现生态平衡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侯学煜认为，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和改造、点和面、农林牧副渔业之间的关系，要认识“保护”的目的是更好地“开发”，不合理的“开发”就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动植物资源的枯竭，最终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根据生态规律合理利用自然，就是利用生物措施来改造自然。而单纯利用工程措施来改造自然，其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以点代面”，搞“一刀切”，是与自然生态规律相违背的，是违反因地制宜原则的。农、林、牧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中国960万平方千米土地和水面的作用，这应该是农业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注]

第三节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此时，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生态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二者之间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围绕着如何实现两个目标，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一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

1984年2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农学家、林学家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并在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建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一阶段，生态经济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上，并成为贯穿生态经济理论的主线。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成为中国生态经济理论的主流。这一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是中国生态经济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乃至整个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987年9月，许涤新主编、一批生态经济学专家撰写的《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初步形成的标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原理。从基础理论、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到农业、森林、草原、渔业、城市、区域、乡镇企业等各个方面均有专著问世，多达150多部。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实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 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必要性的认识

针对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如何、何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邓英淘认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选择，要求人们认真地考虑更深远和更广泛的长期问题。特别是新的消费需求直接涉及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更彻底的探讨。基于上述考虑，邓英淘提出了新发展方式的十条基本原则，即使在新时代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十条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在温饱阶段基本结束时，应注意立即着手控制存量资源消耗的速度，而不要等到面临困境时再迫不得已地进行调整。

第二，在温饱阶段结束前后，应主动地放慢动用存量资源来增加人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并以各种非物质财富和非人造财富（如景观、植被）来对其进行替代。

第三，对于各种互补的流量资源（如水）应针对其中的短线约束，保持整个资源的利用水平不致越过短线被破坏的限度。

第四，开发新的流量资源，并对已受到破坏的流量资源进行恢复性的工作。

第五，围绕着新型的流量技术来组织新的技术体系和生活方式、研究方式、教育方式。

第六，按照上述原则（流量资源的短线制约原则）来安排不可重复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耗，尽可能在充分利用流量资源的同时，压低存量资源的消耗。

第七，对可重复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回收和重复利用，可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提高重复利用水平，并尽量节约这种资源的使用。

第八，对于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之后的各种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适度最低标准，对超标消费所耗用的不可更新资源要课以适当的重税，同时抑制供给和需求，并保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定的选择自由。

第九，限制人口的增长，长期不懈地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

第十，不断提高和增强国民的全球意识，逐步增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和能力。

“如果我们能依据上述原则来选择和安排我们的具体发展道路，我们至少能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生的不利作用被限制在最小范围里，从而在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使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前途充满光明。”[※注]

未来发展方式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在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率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失。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的升级，如不改变过去浪费资源型的粗放发展方式为节约资源型的发展方式，中国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我们应当强调人均水平和发展质量上的差距，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一方面来，特别是把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人均水平上来，而不必在总量增长上大做文章，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符合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要求。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局部性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所以要从方方面面来采取有效的方针措施，把提高智力、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贯穿体现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注]

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重要奋斗目标。在农村小康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在一些贫困地区，即使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理所当然地把发展经济摆在第一位，以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在广大贫困地区，也应把环境保护摆在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保护环境关系到贫困地区今后能否实现小康，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破坏环境还是这些地方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更接近小康目标的发达地区，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就更加重要和迫切。[※注]

三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建立

可以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生态经济理论。它的建立体现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指明了生态时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王松霈认为，生态与经济协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是经济与生态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注]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态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现代生态经济系统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和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越来越要求现代人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进行经济活动，使历史进程不仅与自然界的各种生态系统相互协调，而且与生物圈整体联系互相协调，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了目标定位问题，生态与经济都成为发展目标。但只是提出了生态与经济要协调发展，没有给出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树立大农业观念，保持粮食、棉花稳定增产，继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率先探索了将生态与经济协调起来的路径。

四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刘思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过程，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生态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活动的经济过程。作为生态经济系统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就是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的统一运动过程。所以，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经济系统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的各种现实的、具体形态，都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复合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发展中的生态经济问题和体现的发展关系，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基本形态运动着：生态关系和经济关系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关系；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平衡；生态结构和经济结构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结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目标；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及其两者的辩证统一，即生态经济规律等。这些就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形态。[※注]

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繁荣农村经济，至少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输出与输入大致等量、趋于平衡的原则；二是自然资源增殖、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和农村产业结构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相统一的生态经济目标原则。农业生产中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使农村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体。为此，应以控制农村人口为前提、以生物资源保护为核心、以解决农村能源为根本途径、以防止环境污染作为基本措施。[※注]

早在1982年，就有学者提出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也是实现农业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模式。基于此，学术界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的5个过程及所应遵循的原则。一是生物生长过程，需要遵循发挥生物共生（互利）优势原则、利用生物相克趋利避害原则、生物相生相养的原则；二是劳动生产过程，应遵循最大绿色覆盖原则、最小土壤流失原则、土地资源用养保结合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原则；三是经济管理过程，应遵循资源最佳配套原则、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原则、经济结构合理化原则、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原则；四是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过程，应遵循山水田土林路相结合原则、上中下游相结合的流域综合治理和发展的原则、以农畜产品或林产品加工业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区综合治理和发展的原则、政府与群众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与发展原则；五是人类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统一过程，应遵循当前与长远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的原则。[※注]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既是追求的一个目标，又是实现现代化战略总目标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双重意义，因而就显得更为重要。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强化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而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同时强化这二者的要求，才能有效地保证中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注]可持续发展不但强调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态保护，而且将后者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开始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化，以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等量，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一体化。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的共同战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国家环保局《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1994年中国在世界上领先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注]“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注]同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山西召开了“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理事长刘国光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新的形势，给我们学会带来了义不容辞的新任务，要求我们对生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要进一步深化，要从一般的宣传工作向扎实做好普及培训工作转变；要从理论概念的研究向参加实践工作转变；要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要尽快形成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向深度与广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逐步形成了引起现代社会经济巨大变革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这个阶段，王松霈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和刘思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典型的代表作。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由于传统发展观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维持自然生态财富的非减性，完全否定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即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完全违背了经济不断增加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一铁的法则，已完全不适应当代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

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可持续发展理论，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也是今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基本任务。人们认识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律是研究生态经济规律和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深化，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注]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为主导、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也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二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值。三是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体制、技术和生态的创新。其中，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生态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它们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总资本存量增值，实现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注]

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了相应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逐渐渗透融入消费领域。以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关键在于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物质生活简朴、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的消费方式。引导可持续消费模式建立应是政府的责任，而改变政策严重缺位的状况是其重要一环。当务之急，政府需要大力营造可持续消费的舆论环境，以多种途径加以教育和宣传，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从中长期来看，构建起中国完整的可持续消费政策体系离不开规范和明确的消费规则，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法律体系。[※注]

三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相对于生态平衡论、生态经济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更注重生态优先，将生态保护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进而采取一系列生态修复与建设工程，推动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效地改善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实施大农业发展战略，即建立山区、牧区、农区协调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并使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种战略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而且前景诱人。当前的问题在于提高认识，吸取群众中的新经验，打破老框框，把眼光扩大到山区和牧区，认真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把中国农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要开展一场大讨论，克服仍占主导地位的小农思想，克服目中无山、目中无草原的片面性思想。[※注]

生态农业是以森林为核心，以保持水土，环境保护，改善绿色植被，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作物结构，保护和提供生态平衡状态和水平为目标的农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农业强调“三效益”的综合和统一，其中经济效益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生态效益是基础，社会效益是归宿。[※注]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农业除了更强调和突出生态学原理的指导外，还很好地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就独有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观念，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注]

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内涵包括：一是人们在利用各种资源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不能对社会和其他人的净福利产生负的影响；二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要同时考虑到不能牺牲未来几代人的需要；三是人类对各种短缺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这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条件。人类对资源的利用要具有可持续性，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利用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净福利大于零；二是保持资源净经济价值的递增性；三是保持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及其递增性。[※注]

农业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应作为指导农业资源利用的基准点，其基础是生态经济学中生态与经济双重存在的理论，其核心是正确处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关系。这体现出如下内涵：在经济利用上，要积极而不是消极；在向自然索取上，要节约而不是滥用；在生产加工使用上，要充分而不是浪费。[※注]

第五节 绿色发展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纳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加以系统化，高度融入长远的发展规划之中，说明绿色发展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会提出的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呈现的不仅是发展理念的新定位、新高度，更是务实可行的发展手段与工具。相对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的逻辑性、系统性更强，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此时，生态优先目标更得到强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二者之间也实现了高层次的融合。

一 绿色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水体污染越来越重，农产品质量越来越差，经济系统转换自然资本的能力越来越强，生态系统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循着这个思路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深化改革的任务已经由过去的把被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释放出来，拓展到把被经济系统冲击的生态系统保护好。这是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的背景。

绿色作为发展理念之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是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更包含着节约、低碳、循环、清洁、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内容。绿色理念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旨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它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善待环境。绿色理念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绿色理念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 “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绿色经济的概念是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于1989年提出来的。所谓绿色经济，就是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必须等于或大于自然资本的损耗。其中，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等于自然资本的损耗为弱可持续性，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大于自然资本的损耗为强可持续性。

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的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绿色发展最初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后来扩展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低能耗、低物耗、低生态环境损害。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支撑的发展，是最大限度地去除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冗余度的发展。这是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绿色发展，并把它当作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的重要原因。绿色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是将协调人与人关系拓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一次升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开启了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

二 绿色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中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先后经历了污染的警醒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失控的生态代价、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制衡与对抗、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推进与制度保障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环境政策和制度演进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的驱动因素不同，其形势、政策和制度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党的十九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入一个认知和实践的新境界，将逐步消除环境负债，促进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全球生态安全。[※注]

绿色发展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在绿色发展中，环境不仅是一种发展生产力，而且也是一种国际竞争力的体现。绿色发展要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率函数中、反映在GDP核算中，把环境财富纳入国民财富的核算中。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发展模式中环境与发展的对立关系，追求的是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融合协同增效。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认为资源与环境是有价值的，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需要不断投资使其保值而且增值。[※注]

李周认为，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可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绿色发展转型，不仅是产业的绿色转型和能源、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而且是各地区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定位进行的各具特色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是编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将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确立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并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方面提供保障。[※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是美丽中国梦；只有实现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体、绿色的林草，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最公平的。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容量范围。地球资源环境容量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生态供给是固定的，对生态的需求如果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生态的退化就不可避免，自然美就会受到破坏。建设美丽中国，使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注]

三 绿色发展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及工具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战略，为中国绿色GDP核算提供了宏观的政策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勇气和决心。生态资产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写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中。因此，生态资产评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考评。

（一）生态资产及生态资本

“生态资产是以生物生长繁育为基础，是具有物质及环境生产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生物或生物衍化实体，不仅包括生态系统，同时也包括历史时期以生物形态存在、在当前仍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能源，因此生态资产构成的核心是生态系统和化石能源。其价值表现为自然资源价值、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生态经济产品价值。一种自然资源即使成为生态资产，但也未必能够变成可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流的生态资本。只有所有者实现自由有偿地转让生态资产，并能为其获得未来的收入流时，生态资产才会成为生态资本。”[※注]

（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生态系统服务有着极高甚至无法计量的价值，与人类福祉关系及其密切。长期以来，由于现有社会经济系统没有充分评价生态系统资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被看成充裕的取之不尽的免费公共服务，导致生态服务供给的稀缺和生态服务的过度消费。为缓解生态服务稀缺，充分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为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生态服务有偿使用等政策实施的迫切需求，然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鉴别、量化和货币化都很困难。中国是人均生态资产非常稀缺的国家，正在推进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对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注]

为了保护自然资产，提高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和合理消费生态服务，需要了解生态资源到底有多少价值。“尽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化是非常困难的，目前还没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方法，但人们正在利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去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对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化以后，价值化的结果尽管显得很高，但无疑会反映出被我们忽视掉的或者没有计量的一些生态系统的价值，会使我们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存在比我们想象到的要更加重要，会反映出生态系统实际提供的价值有多少在市场上实现了，有多少没有实现。”[※注]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在利用生态系统提供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在强烈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除部分人类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与提高外，更多地则导致了一系列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灾难。”[※注]

（三）生态补偿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资源过度开发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对象，生态补偿是预防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加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注]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其核心问题包括：谁补偿谁，即补偿支付者和接受者的问题；补偿多少，即补偿强度的问题；以及如何补偿，即补偿渠道的问题。生态补偿的实施应以产权的明晰为基础，补偿额度须以资源产权让渡的机会成本为标准，进而设计生态补偿机制。[※注]

中国在建立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中，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条件、生态保护问题、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社会制度核心等方面的特殊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综合平台与部门平台、生态付费与破坏补偿、“新账”与“旧账”、生态补偿与扶贫、“造血”与“输血”、流域上游与下游责任、补偿标准与协议补偿、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之间的关系，重点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友好型的税费制度、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制度、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注]

广义来讲，森林生态补偿是对森林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个人或区域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对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价值的区域或对象的保护性投入。狭义来讲，森林生态补偿则只包括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所涵盖的内容，即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付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森林生态补偿可以实施“三步走”战略，以完成完备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一是补偿基金完善阶段：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逐步扩大补偿的规模和范围，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森林生态建设管护制度。二是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在运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机制的同时，尽快研制实施以税收或税收附加为主要形式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并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三是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森林生态资源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起生态税机制。[※注]

（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与绿色GDP核算

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生产系统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基本任务有3个，即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确定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可以用于揭示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评估生态保护成效和效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以反映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为建立生态系统保护效益与成效的考核机制提供基础。[※注]

（五）生态安全与生态红线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环境条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和健康不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损害的状态与能力。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区域与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定的生态环境基础和支撑。”[※注]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中明确提出：“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划定生态红线”这一重要战略任务，生态保护红线，也因此成为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改革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又被列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和实施方案之中，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因而进入各级政府实质性推进阶段。

生态保护红线是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红线保护区主要保护三大功能：一是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二是保护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减缓与控制生态灾害，构建人居环境生态屏障；三是保护关键物种与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需要在对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敏感性等分别进行定量评估的基础上，依据评估单元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的强弱以及对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重要性等，将最为重要与敏感的区域及当前的保护空缺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区。通过对不同类型生态保护红线进行空间叠加，形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方案。依据划定方案，还需开展地面调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地块分布范围，核定边界，使红线最终落地，并需与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规划相衔接，与当地的实际生态需求相吻合。最终划定的具有精确边界的生态保护红线区，是维系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核心生态区域。[※注]

四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农村改革40多年来，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生态基础受到的污染日益严重，进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国内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本前提。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对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并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资源集约与高效利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前面已经提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等重点领域。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农业生产而言，产量已经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农产品质量安全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且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安全。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态资源要素是耕地、水资源。耕地面积及水资源量的多少是影响农产品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而耕地土壤质量、灌溉水资源水质则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品质。因此，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耕地资源、水资源的保护，不但要保护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以及足量的农业生产用水，更重要的是耕地土壤质量、灌溉用水水质的保护。对此必须从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旦失去这两个核心，农业绿色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