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
一 人口理论研究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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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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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证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科学、教育、文化素质与经济、技术进步，人口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等“两种生产”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在大力发展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适度人口（ Optimum Population ，又译为适中人口论） ，是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提出的，认为在一定生产发展条件下，存在一个适宜的人口数量，能够保证按人口分配的收入最大化。后来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发展了该学说，提出和论证了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前者是取得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口，后者是国家获得最大实力的人口，是更高一级的适度人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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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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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理论研究 正轨 人口学 马寅初 新人口论 控制人口 物质资料 生产 拨乱反正 中国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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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理论研究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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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就人口领域而言，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中，涉及多层面的人口问题，形成诸多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学研究也试图有所突破，开始触动原来属于“禁区”的某些问题。因此，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成为人口科学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和发展的关键。其中，《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发表笔者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该文虽不是为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却是阐明较为全面、影响较大的文章。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开创了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新的篇章，也为新时期的人口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必要的社会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理论问题。
其一，人口与“四个现代化”。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的梦想。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指出，“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科学、技术、教育、健康水平的提高实现。因此，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要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素质，根本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的有机构成，实现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包括“四化”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转变到主要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体能健康素质的提升是基础，智能科教素质的提升是关键，素养文明素质的提升是前提和保障。
其二，“人口论”与“人手论”。“人手论”无论在人口学还是其他学科并不见经传，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造”。众所周知，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说来，“口”和“手”是不可分的，将一个整体的人分成“口”和“手”来论述，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从理论层面上说，如果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状况相适应，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都是适宜的。如果人口和劳动力处于不足状态，不管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人口的增加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如果人口和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增加，都是不利的。结合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之时中国人口过剩实际，必须在看到人作为生产者或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同时，看到在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并存情况下，人口和劳动力增加引起的就业不足问题，人口增加引起的消费供给短缺加重问题。由于人口再生产具有周期长和稳定增长的特点，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增加人口首先是增加消费，加剧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生产者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相应的就业岗位，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就业岗位，就不能成其为现实的生产者。立足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实际，不可一味强调人是生产者的一面，而忽视消费者一面的作用和影响。
其三，人口与物质资料“两种生产”。这是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中的一项“创造”。不过该项创造与“人手论”不同，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由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刚刚恢复，人口学理论研究还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于是学术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提出并论证了物质资料生产是基础，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时人口生产也不是消极的，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久而久之，便形成人口与物质资料“两种生产”的概括。从中国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证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科学、教育、文化素质与经济、技术进步，人口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等“两种生产”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在大力发展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应努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使人口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理论。这一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人口经济理论拨乱反正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后来“两种生产”被推论、演义的过于宽泛，未免有越位之嫌。
其四，适度人口论。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又译为适中人口论），是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提出的，认为在一定生产发展条件下，存在一个适宜的人口数量，能够保证按人口分配的收入最大化；超过或低于这个适度人口数量，按人口分配的收入就要减少。后来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发展了该学说，提出和论证了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前者是取得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口，后者是国家获得最大实力的人口，是更高一级的适度人口。尽管学术界对适度人口存在不同的观点，在颇大程度上限于学术争论范畴。但是该学说在人口学理论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把适度人口理论当作资产阶级理论加以批判，阻碍了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为马寅初新人口论和人口节制主义翻案，肯定了适度人口作为一种人口学理论的意义，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掀起一股适度人口研究热，推出不同学科研究取得的一批成果，研究方法也有所创新。
其五，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批判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尤其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之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被纳入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教学内容，直至成为撼动不得的金科玉律，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影响到人口学理论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后有所修正，演变为“人口有计划地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不断迅速增长”演变为“有计划地增长”，以跻身计划经济行列。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同“人口增长”结下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然伴随人口的增长。通过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重新认识人口转变理论，研究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必然性和其一般的发展规律，冲破社会主义人口只能不断增长的束缚。提出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规律，不但受到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性质制约，还受到自然的生物规律的制约，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稀缺程度、食物供给能力以及环境状况的制约。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是人口变动和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要对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进行调节，不断提高适应的程度。不过这样的调节，不同历史阶段重点可能不同，有的阶段侧重人口数量方面，有的阶段可能侧重素质方面，也有的阶段可能侧重人口结构方面。
也许从一般或狭义人口学（Demography）视角观察，除适度人口论以外，其余还不属于纯人口学范畴。然而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恢复和起步发展阶段走过的一段历史。在这些关系人口与发展重大问题认识上的转变，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一反过去存在的诸多教条，明确了中国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过剩性质，才能在其后做出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战略决策，以及提出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立足点。更清醒地认识到人口数量过剩与素质不高的矛盾，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健康、教育和文明素质。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带动了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开启了实事求是认识和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大门，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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