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一方面，既确定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创造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外交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又经历了严重挫折，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又自己拨乱反正，一一纠正失误，并在粉碎“四人帮”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这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一节 探索的良好开局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苏联有些东西不能学。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社会主义建设，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开始，刘少奇分别与中央、国务院37个部门领导人进行了座谈。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又用43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的汇报。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思想混乱。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它是“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注]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史，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报告又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与错误，这就破了迷信，解放思想，对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出现的情况，中共中央讨论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对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回答。文章指出，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注]。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注]。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他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斯大林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注]文章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如这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注]等。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决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注]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带领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提出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注]也成为党的共识。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大多参加，边汇报、边议论，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总其大成，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毛泽东先后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和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力量，必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报告提出了当前国家和社会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前五个方面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后五个方面主要讨论政治关系问题，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为实现工业化，应当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的重点，同时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不能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巩固各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方针，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六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注]

二 中共八大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名党员。这是一次开放的大会。列席大会的有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还有苏联、法国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在中共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中即有生动体现：“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注]八大文件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强调要有丰富的批评，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如果没有批评，尽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只要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注]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开宗明义：“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还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高潮，全党“必须善于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注]。毛泽东希望能通过自己在学习基础上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他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雄心壮志，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他指出，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

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注]，既保障社会主义发展，也不能损害群众的积极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万—1200万吨，粮产量达到25000万吨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这是党为全国人民描绘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大会决议，成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八大决议要求扩大人民民主，首先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并重视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并就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提出了意见；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给地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董必武建议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法律，逐步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他要求党员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

文化方面，八大要求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中共八大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深刻分析执政党地位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突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这是根据之前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希望退居二线，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建议作出的。

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八大决议要求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为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权利，八大决议要求在党内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毛泽东向中央举贤，推荐比较有才干、会办事、公道的邓小平任总书记，赞扬副主席中的陈云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在中共中央设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为的是建“防风林”[※注]。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会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质三大平衡的思想，继续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三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谈得很少，列宁没有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斯大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注]。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把它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仅把这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且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注]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解释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注]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分析出10组矛盾，“不仅及时回答了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为人们观察和思考新的历史进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活跃了思路，打开了全新的视角”[※注]。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思路也逐步成熟。1956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对一些闹事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化地将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11月4日，毛泽东提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注]

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回答。文章说：“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注]不能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注]文章还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提出要重视并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并且，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度与政策、工作方法和作风的协调关系。“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仍然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并进一步作了理论提升。讲话稿修改后于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与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系统阐释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与方法。他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注]。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了矛盾动力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注]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注]

毛泽东改变了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揭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性质，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等，为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这种清醒而正确的判断，给新中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随着“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注]的思想成为党的共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全面展开。

一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及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

自从英国于18世纪率先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实现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就成为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注]。为了不再重演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奠定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石，必须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制定“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到1956年工业产值占27.3%。同时，农业生产方式极端落后是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中共中央吸取苏联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调的教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通过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注]

中国搞现代化需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由于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注]。“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注]。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但这种节约“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注]。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要求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和集体必须保持适当的积累，但都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人民群众能够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改善生活[※注]，以兼顾“吃饭”与“建设”。如按正常价格统购粮食，缩小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减轻农民负担。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

工业化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之上。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了探讨，把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纳入农业现代化范畴[※注]。国家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设立农业机械设计院，研制新式农用机械，计划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1958年，毛泽东在江苏、浙江、辽宁、河南等地视察后，系统地总结了农业增产、科学种田的经验，提出了“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为逐步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大多数是文盲、生产传统保守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水准同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站，把农民的学习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给予奖励。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尤其是兴修水利，增强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在资金方面，国家发放农业贷款；农业要精耕细作，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外汇的大问题，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在人口多的地方要逐步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注]，并进行改革探索。为活跃经济，1956年12月，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注]1957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简政放权，扩大地方的权益。试办托拉斯，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内容包括：生产队划分为固定的或者临时性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封锁、遏制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临美苏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注]正如邓小平讲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受国际条件限制，“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注]。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是要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他明确表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注]为此，中央坚持开广交会。鉴于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往来的桥梁的突出作用，做出了保持香港特殊地位、“为我所用”的正确决断。1959年，毛泽东提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注]。1960年，周恩来对港、澳工作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1958—1965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工业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石油全部实现自给，棉纱、原煤、发电量、钢材、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明显提前；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大中型水利建设施工项目达到290多项，建成的有150多项，淮河、黄河、海河等几大水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到1965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3305.5万公顷。

我国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1952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占51.0%、第二产业占20.9%（其中工业仅为17.6%），1978年第一产业占28.2%、第二产业占47.9%（其中工业占44.1%），实现了从落后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新中国发展奠定牢固物质基础。

二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注]为了发展我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注]。只有实行民主，建立和不断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保证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底，中共中央强调，“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注]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把这一原则贯彻到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决策机制中，并成为一种政治作风和工作作风。程序上，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执行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要允许群众说话，把群众发动起来，以高度民主实现高度集中。他强调：“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针对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不同程度地削弱和损害民主集中制的现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都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离开了民主的集中，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刘少奇批评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注]这一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关系难以把握、混淆界限的情况。

落实与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在中共八大，刘少奇呼吁“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尖锐地指出：“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注]在稍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强调：“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个大问题。”[※注]在“很危险”“大错误”和“大问题”这些严厉的措辞中，反映了刘少奇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决态度。

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尊重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注]。八大决议规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给予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毛泽东要求人们向资本家学技术、学管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195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委汇报时指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注]“两个万岁”的口号反映了共产党要始终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的决心。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注]他强调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刘少奇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抱有的“清一色”宗派主义观点，即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工作，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职权的错误思想，强调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注]。周恩来则把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同各方面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共八大邀请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列席，显示了党的诚意。而在9月17日的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大会敬献一件象牙雕刻的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时的礼品，寓意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宪法地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指针，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加强各民族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新中国通过宪法认定国内让各民族积极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让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中央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为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他悉心指导，尤其是关心西藏自治区筹备，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书信往来，要求地方处理问题要小心谨慎，充分尊重西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意愿。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先后成立，实现少数民族自主管理。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他们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一分力量。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56年夏，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连任一届。这是酝酿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设想。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密切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中共八大后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并指出：“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积极探索如何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以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民主，人民群众中间的民主，人民民主制度”[※注]。“有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作出决定之后，要经过这些组织，去动员群众，使大家心情舒畅地、自觉地执行。”[※注]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除了有全国的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外，还有工会、青年团体、妇联等群众组织；在企业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领域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管理制度称为“鞍钢宪法”，作为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办法加以肯定和推广，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在农村实行民主管理，干部必须定期向社员报告公共事务等，以防范滋长官僚主义。“鞍钢宪法”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基本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全员参与等都有相通之处。

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

三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

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注]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注]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知识界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进行了详细阐述，立即引起了强烈共鸣。针对党内少数人的质疑，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注]他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又使人可亲。”[※注]同时明确这个方针的适用范围：这里提倡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并且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注]宣传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注]。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于1956年11月6日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提出中国要“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注]的思想。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

毛泽东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来处理与既有文化的关系。“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注]文化具有继承性，“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注]。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注]“洋为中用”，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注]而且，“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注]他强调，“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注]，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陷于半殖民地的境遇，“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仍处于初创阶段，科技人才在数量、质量上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要求，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也存在许多问题。为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党中央果断作出了两项重大部署。一是1956年1月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挥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他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奠定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他代表中央郑重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二是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组织领导，集数百位著名科学家之力，编制《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根据“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原则，规划纲要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一方面，努力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能独立解决我国建设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体系；一方面，搞尖端技术，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空白的学科，如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自动化、远距离操纵技术等，采取紧急措施。中宣部指导一批专家编制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1962年底，《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任务有46项基本完成，1963年10月及时发布《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年科学规划》），总目标是赶上20世纪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并准备向70年代水平过渡。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抓两头，打基础。所谓两头，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另一头是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所谓基础，一是基础工业，二是理论基础。关键是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共安排了374项重点科研项目，新兴科学技术方面的包括激光、分子生物学等。还编制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学、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的工业技术有很大提高，水力采煤和重介质选煤试验成功，并开始推广。机械工业正向大型和精密的方向发展，中国自制的135吨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试运行，5000吨沿海货轮制成，中国生产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始使用。在广播通信设备方面，标志着国际水平的1000千瓦的中波广播机研制成功。钢铁工业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资源条件的合金钢系统。在化学化工方面研制出许多新型的化工产品，石油化学、高分子化学、分析化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于各种资源的利用以及建筑、纺织、轻工、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也都有一些创造性的成就，技术水平都有所提高。

农业方面，中国初步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秆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由于采取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的技术措施，大大提高了中国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选育了可以推广的稻、麦、棉、玉米等8种作物169种优良新品种，一般可增产10%—15%。中国基本掌握了11种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控制、防治方法，尤其是深入研究了东亚飞蝗的生活史，为预报虫情进而消灭飞蝗虫害作出了贡献。科技工作者还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工作。对中国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有了概括性的了解，绘制了中国第一部国家大地图集和各种专门地图集，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本资料和科学根据。在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预报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关键。毛泽东提出了要造就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和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德育应当体现时代精神。“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时代的德育。”[※注]“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注]中共中央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把其作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根本原则。1958年5月，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与支持。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相继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我国的国情，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49年我国80%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超过近95%，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1978年，我国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5.5%，小学毕业生入学率达到87.7%，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率则下降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58%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81%。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4.9倍，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到1965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245.8万人，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1.6万人，本科学历的113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

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在城乡建立三级医疗服务网并严格执行基层首诊制度。到1965年，我国共建立卫生防疫站2499所、结核病防治所等专科防治所（站）822所、妇幼保健站（所）2910个，以及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厂矿防疫站、农村卫生室等各类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单位。鼠疫、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黑热病、麻风病、结核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等数千年来一直严重影响中国人民健康甚至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基本得到了彻底消灭或有效控制。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进一步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决定，政府开始引导和扶持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到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高达93%，覆盖了全国农村人口的85%。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不发达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独有典范”[※注]。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注]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根本提高。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8.8岁。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传统医学的现代应用得到重视。1967年5月从中草药里发掘筛选抗疟药物的工作启动，到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治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称“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有效性不仅仅是惠及中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2015年，抗疟中药研究项目组组长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词写道：“屠呦呦的这一发现，缓解了亿万人的疼痛和苦恼，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尤其是儿童的生命。”

四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革命军队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震慑了敌对势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中国站在了亚洲对抗美国的最前沿。美国先后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地区还有外层遏制线，在军事上加紧遏制中国，并继续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采取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重点与结构，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发展尖端武器。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正式将国防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注]“四个现代化”目标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科学文化与经济建设、富国与强军目标之间的有机统一。

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代表军委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方针。据此，军队精简整编，军力建设突出重点。按照裁剪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军队在1955年和1958年两次大规模裁减员额，使军队总员额由1953年的400余万缩减到240万左右。步兵相对减少，加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建设，特别是加强了空军、海军的建设。到1958年，空军占全军总人数的12.2%，海军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注]，军兵种比例趋于合理。各军种发展根据作战需求明确建设重点，军队整体作战力量提升明显；军事训练体现“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突出基础战术和技术训练，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20世纪60年代，中央军委提出了“整军备战”和“备战整军”的方针，旨在通过备战促进整军，按战备的要求加强军队建设，以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

立足自卫，研发尖端武器。中国处在美国严重的核讹诈和核威慑的阴影之下。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随后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原子能工业发展工作。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汇集了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批一流科学家进行研究设计。十二年科学规划以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和遥感技术等为研究重点，为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58年初，中央军委批准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1958—1967年）规划纲要》，包括导弹及核武器的研制。毛泽东指出，听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注]。当时，中国希望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也得到苏联的承诺。但早期研制工作刚开始，因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注]和联合舰队问题，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双边协定。1960年7月停止援建项目的技术设备供应，撤走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注]

为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国家组织全国大协作。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转聂荣臻《关于1961年、1962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统一安排，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1962年11月，中央批准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工作。除了国防尖端技术攻关任务的统一领导、合作攻关外，从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进行全国协作。这促进了民用科技和基础工业的发展。新中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两弹”结合，并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中国核武器的实战效能。1967年9月，中国防空部队用国产的地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中国掌握“两弹一星”技术，提高了战略威慑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

实行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是中国武器装备发展方针。在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尖端武器取得历史性突破进展的同时，加快常规武器的国产化进程，实现引进购买—仿制改进—自行研制的转变，主战装备逐步实现国产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武器装备发展之路。国防工业从无到有。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在“一五”计划期间起步。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国防工业占了27%。到1959年，国防工业体系粗具规模，从各种轻型武器到常规火炮、装甲战车、作战飞机、小型水面舰艇，中国都能自行生产。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建成下水，于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加强了海上防御能力。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大幅度地缩小。人民解放军基本实现了从以陆军为主体向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及诸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军队建立起现代化正规化的制度。这一切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防能力。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解决“平时少养兵，战事用兵多”的矛盾，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国防后备力量体制。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注]。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1958年底，全国建立民兵师5175个；到1976年，全国武装基干民兵的人数达到1800多万，成为防范侵略战争的重要武装力量。

大力推进军队革命化建设。革命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强调，军队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先后在连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和向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活动，干部下连队当兵，改进工作作风，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军队长期革命化建设的显著成效毋庸置疑。

维护祖国统一。1956年，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表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台湾一切照旧。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注]因中东地区爆发革命，1958年7月，美国出兵黎巴嫩。这一举动遭到全世界的一致声讨。为了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使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为了挫败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打击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地区肆意破坏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大规模炮击，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并规避了与美军的直接冲突，因此也摸清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底牌。

1963年，周总理根据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包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注]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方向转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恶化，特别是进入60年代中期，呈现出多面临敌的态势。东南方向，美国不仅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和破坏活动，而且每年部署其第七舰队以及驻日、菲等国和台湾地区的美军，在太平洋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美苏也利用印度打压中国，最终演变为边界冲突。南部方向，美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了直接严重威胁。北部地区，苏联的军事威胁加剧。鉴于严峻形势，新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感陡然增加，进而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看法。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战备和进行三线建设的要求。“备战、备荒、为人民”：“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注]“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幅增兵。立足于为应付最坏的局面，毛泽东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发展地方武装、加快建设大三线和防御工程体系、加强战略物资储备等一整套措施。

对于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或者挑起边境冲突之敌，我军都予以坚决的自卫还击和打击，起到“以小战止大战”的作用，显示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意志和决心，从而有效制止了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维护了中国乃至世界和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都是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实施的，在政治上、道义上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在上述国防战略指导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一方面建立起了国防战略大后方，战略物资储备粗具规模，完善了国防工程体系，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交通体系、全国通信网络和后勤保障体系，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充分的战备，对霸权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使敌人不敢大规模入侵，保卫了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于国际形势、战争威胁的过火反应，“三五”计划的重心由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到备战和国防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但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选址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影响了建设效益。军队处于临战准备状态，以野营拉练为主，规模急速膨胀。对战备的投入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五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毛泽东准确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70年代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和划分“三个世界”等理论，为中国确立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专门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注]他提出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首先“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注]；其次是同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注]。对于当时敌视我国的美国，中国共产党仍然希望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把敌人缩小到最少”[※注]。

苏伊士运河事件使国际局势重新趋于紧张，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美国加强对台援助，中共中央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对美从争取缓和转为斗争。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指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中间地带这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中苏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双方关系破裂。随着美国越南战争升级，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国对抗，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就成为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毛泽东根据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还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反对美、苏控制。[※注]

中国加强对“两个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工作。一是加强同亚、非、拉等被压迫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国家。1960年与古巴建交，拉开了中拉关系新篇章。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先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问题，稳定一部分周边环境。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对外援助存在不量力而行的问题。二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争取和平。加强中日之间民间交流。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陷入严重混乱。1968年起，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以恢复同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

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努力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中美和解的进程通过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行动启动：以1971年的“乒乓外交”为序幕，然后有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和广大主持正义的国家长期斗争而取得的重大胜利。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关系调整，提高了国际战略地位，开创了外交新格局。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56年的24个增加到1976年111个。这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奠定了基础。

六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全国有党员1073万名，比中共七大时增加8倍，比1949年全国胜利时增加2倍，但是党员在全国6亿人口中仍然是极少数，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注]。

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教训进行分析，认为斯大林后期“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注]当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的时候，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就面临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注]，防止陷入主观主义。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能避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一定要“打掉官风”[※注]。1963年，周恩来专门写作《反对官僚主义》，总结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形态，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中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注]，在我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很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邓小平也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绝不能松懈怠惰。

1959年10月26日，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握住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亲切地说：“你是老时吧！”了解了清洁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说，你淘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表现了领导人亲民爱民的高尚情怀和人民公仆本色。

能够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关系，与党始终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深刻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全民党”的错误观点，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注]“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的，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注]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内监督始终是抓手。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在曲折中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有曲折和失误。第一次是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第二次是出现了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和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遭遇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第一个严重挫折。为了纠正失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教育，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注]。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加上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继续发展，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严重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迷途。

一 开门整风与反右派斗争

根据中共八大精神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

这场运动采取的是开门整风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经肯定开门整风取得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注]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竭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人为地加剧了政治紧张气氛和不稳定状态。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是，中共中央对此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经验，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又在划定“右派分子”的具体执行中，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这就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是深刻的教训。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59年国庆前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分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对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平反，到1962年大多数人已摘帽。

二 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重点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反映了党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0次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注]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注]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他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注]周恩来也提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注]。毛泽东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波匈事件，1957年上半年中国少数人之所以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显示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加快各项建设事业，慢腾腾地搞建设，必须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否则永远赶超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注]而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执政全国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进，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也促使人们普遍开始“头脑发热”，毛泽东估计“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注]。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反冒进和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为给农业增产增收打基础，这年冬季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存在“赶超”思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宣称：“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加速为共产主义创立强大的物质和生产基础”。这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并被称作“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一步行动的纲领”。[※注]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英国当时钢产量为2000万吨，再过15年有可能达到3000万吨。他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宣布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设想。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把这个赶超设想公布于全国。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指出，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此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的重要口号，是中国向贫穷落后宣战的口号。

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批评反冒进，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会议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

“多、快、好、省”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只追求多与快，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提前，一度把超过英国的时间表提前到“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注]，钢产量指标不断加码，要求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当事人——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的薄一波，对“大办钢铁”过程曾有过详细的回忆。

对钢产量翻番，“本来是有怀疑的，许多人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觉得有那么多高炉，那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帐、算大帐，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也觉得行。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等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钢产量可以翻番。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把‘1070’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毛主席对‘1070’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1070’的三分之一，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能完成吗？但是，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要保证实现。于是，六千万人上山找矿、挖煤、伐木炼土铁，全国各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注]。

工业战线是“以钢为纲”，农业战线则是“以粮为纲”。《农业四十条》提出，1967年农业产量要达到粮食1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已经是很高的指标了（我国粮食总产量到1998年才达到1万亿斤，棉花总产量在1984年才突破1亿担），但许多省还表示要提前实现目标。“心潮逐浪高”。报刊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农业领域开始放高产卫星，报道的早稻亩产由800斤飙升至亩产3.6万斤。浮夸风严重。

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注]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6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8月4日和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短短时间内，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这种组织形式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生产力实际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严重泛滥，引起和助长了“共产风”，进而造成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和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初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毛泽东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并发展到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纠“左”进程因此中断，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局面，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三 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毛泽东在探索中受挫后，总结教训，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注]；“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注]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读书，认为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减少工作中的事务主义，可以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可以澄清人们头脑中一系列错误、混乱的思想。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期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创见。

他提出了中国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注]1962年1月，他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问题。他指出，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要看商品生产与什么社会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除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商品经济外，还提出了生产力水平也决定商品经济的命题，揭示了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他认为，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注]，阐明“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注]。

1961年9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资料，系统反映了毛泽东、刘少奇这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不能剥夺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四）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计划工作；（五）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品的增长；（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注]这些原则尽管还不完备，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注]这包含了之后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1962年初，毛泽东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规律中的极端重要性。1963年11月，他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

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农业农村首当其冲。1960年10月底，河南信阳饿死人的情况传到北京，引起中央的震惊。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业“十二条”），要求以坚决的态度纠正“共产风”等“左”倾错误。8月，周恩来、李富春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先后召开了部署农村整风整社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央领导人相继深入基层做细致的调查研究，问计于民。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基层作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4、5月间，刘少奇去湖南调查，44天中有32天住在农村。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一个普通农舍里，住了18天，开了11个座谈会，并亲自到社员家里嘘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民促膝谈心。同年7、8月间，刘少奇又跋山涉水，深入大、小兴安岭，察看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人生活的情况。陈云先后在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调查，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这些调查研究，有利于中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做出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群众的正确决断。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经过反复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落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包括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四级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党委和军队的负责干部。

会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围绕刘少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1月27日，刘少奇对书面报告作口头说明时，坦诚在经济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提出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注]他反省：“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注]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让群众讲话，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他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领导责任，说：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注]他建议会议特意延长几天，让同志们把话讲出来，让大大家出气，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民主气氛活跃了，心气顺了，认识也就统一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注]。

这次会议虽然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比较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前后，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中共中央陆续制定出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各行各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工作条例。大会结束后，中央召开西楼会议和5月工作会议，继续纠“左”，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为扭转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精简城镇人口，清理和下放劳动力，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改良和提高农业技术，大力增加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农具等的生产，以支援农业。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经营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大胆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探索，以安徽“责任田”为主要代表、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区的包产到户试验；进口粮食，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1962年中国经济有明显好转。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960年的21.8∶26.1∶52.1调整为1965年的37.3∶32.3∶30.4。[※注]

由于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对内克服了经济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施加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在过渡阶段任务完成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长远设想，即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到1980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注]。“四个现代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只是“科学文化”变成了“科学技术”。毛泽东认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注]这一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战略步骤的直接思想来源。

在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节衣缩食，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一起渡过难关，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喊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吃大苦耐大劳，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爱国、求实、创新、奉献”的精神，铸就了铁人精神。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开战，连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使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全国上下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带领全县人民摆脱贫困面貌，鞠躬尽瘁，“生也沙丘，死也沙丘”，展现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经过几年苦战，开太行山，引漳河水入境，修建了“人造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人间奇迹。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理想信念坚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华罗庚、邓稼先、茅以升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表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资料显示，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钢铁工业方面，建立了鞍山、武汉、包头等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方面，建成了机床、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多个基本行业，能够独立自行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工业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90%以上。工业区域布局和门类结构显著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兴建了一批新的内地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同时，兴修水利设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实验种田，极大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粮食生产水平。1965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为366斤、猪肉11斤、食糖2.4斤。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

同时，随着调整工作的不断深入，如中央领导层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刘少奇等人认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注]，他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和党内一些同志对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表示支持。毛泽东则视其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这些同苏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责联系起来，加上美国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在1962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预示着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再发生新的波折已不可避免。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他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调整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发达国家在启动现代化阶段，一般都会选择国家主导、计划发展的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几乎是发展初期唯一有效的调控方式，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忧虑，认为它是旧社会的遗留，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1963—1965年间，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动发展，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了，毛泽东对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同群众对立的问题十分担心，认为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干部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资本主义将复辟，改变党和国家颜色。在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全面铺开之时，中苏两党论战不断升级，国内的反修防修与国际上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相配合。由于1959年以来的中共党内高层领导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1965年初，他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注]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不能及时纠正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并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四 “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文化领域发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是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织策划的，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对其作了猛烈批判。文章受到抵制后，斗争迅速扩大到政治领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要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主观上是为加强党的建设，消除官僚主义思想特权，有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战略思考，但其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严重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助长了混乱与过火斗争。这些错误被他重用的林彪、江青等人所利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1967年1月，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2月前后，因为对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不同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但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和打击。“全面夺权”造成了长达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林彪、江青等制造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毛泽东设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注]主张干部经过群众运动，改掉一些毛病有利于重新工作。为了稳定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等，在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筹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为把九大开成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2月19日，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开展了“斗、批、改”运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反革命集团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未遂后仓皇出逃、坠机身亡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为那些老干部平了反，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1972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确立整顿企业的七项制度，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把生产搞上去。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提出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外贸问题，“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注]。1972年和1973年两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先进工业设备。解放老干部和科学技术骨干，整顿生产、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秩序。

周恩来组织批判极“左”思潮，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但是，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毛泽东，担心批判极“左”思潮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应该批判林彪的极右。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趋稳的局势又遭破坏。江青等人借四届人大图谋“组阁”，毛泽东公开批评，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作出维护安定团结的指示。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重申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并进行全面整顿。但是，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有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被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历史悲剧。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注]

毛泽东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刚抛出“和平演变”战略。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以军事威胁为后盾，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手段，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是毛泽东晚年思考的重大历史课题。他对赫鲁晓夫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的错误做法的看法是“一则以忧”，就是预判这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要防止党和国家被改变颜色，力图找到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了一系列应采取的措施。如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毛泽东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他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问题，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遗憾的是，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

美国长期对中国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四面临敌的严峻国家安全形势，使得新中国领导人危机感陡然增加，尤其是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而且多次在边界上挑起事端。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各种边界冲突就达4180件[※注]，还叫嚣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注]。他更担心的是修正主义思潮向中国共产党党内渗透并寻找“代理人”的问题，因为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内部的敌人[※注]。加上20世纪60年代，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左翼思潮席卷西方主要国家，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在的官僚机构”，把道德至上的信条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旨，等等。“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有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世界形势背景。”[※注]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探索。探索的曲折，反映了认识规律的不易、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注]，“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注]。这些失误为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提供了历史教训和借鉴。

第四节 改革开放的酝酿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中国举国上下反思，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达成中国必须改革的广泛共识，而且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前期阵痛的承受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其说我们知道如何改革或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痛切地知道不能怎样做。经过十年动乱，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注]

一 1975年的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第一次尝试

1973年3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这是拨乱反正的试验。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4年8月，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注]这表明了毛泽东想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11月6日，他在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1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四届全国人大时谈到了理论问题。主要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虽然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注]

邓小平把毛泽东关心的“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件事拢在一起，明确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注]。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化”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运用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随着“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攻击，邓小平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整顿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他采取了四条措施：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把批派性和调班子结合起来，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解决了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他从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全面整顿”。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建章立制。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汇报提纲》），以使工业生产和科技工作有所遵循。按照《工业二十条》的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财政金融“十条”、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以及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一系列条例。

1975年2月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他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规定任务，限时完成，令行禁止。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先后对周扬一案、电影《创业》相继作出批示。7月14日，他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他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的提议。邓小平借此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推动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并赋予整顿双重任务：先是拨乱反正，进而实行改革发展。邓小平提出对文艺作品不能求全责备，“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否则就会阻碍文艺发展；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不能把“三突出”[※注]的理论绝对化，并积极推动电影《创业》的重新上映和《海霞》的公开上映。

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在《汇报提纲》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否则，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注]他认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注]在讨论工业发展时，鉴于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后，有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流的机会，他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个大政策”[※注]。1974年12月，他同毛泽东谈话时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

邓小平的上述整顿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注]这实际上涉及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问题。他还极力发掘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政研室整理的第一篇文稿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希望早日定稿并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注]。

1975年的整顿成效十分显著。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这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但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和这场运动。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断了全面整顿工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攻击为三株大毒草。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注]。

1975年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虽然这种建设思路还不完全具备理论形态，但与“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不同，反映了邓小平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注]

二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迎来了胜利的十月，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如何清除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正轨，是当务之急，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仍以高度的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指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全部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和其他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为改革开放做了组织准备。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抓教育。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8月初，他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他赞成大家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意见；认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号召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他强调要培养一种好的学风。他说，在科学研究中，要尊重个人的兴趣，要解决用非所学的问题。科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会上，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从1977年秋天到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了高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解禁。文联、作协等组织恢复工作。学术界开展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批影射史学，教育界推翻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现了伤痕文学。

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报告》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恢复政协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恢复

人们急切地期待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中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示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如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认识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注]。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仅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转变，而且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进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四 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中国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鉴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为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强调要把我们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7年开始的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出访，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广泛的出访活动，走出国门看世界，直观感受到了中外发展水平的差距，也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1978年上半年，中国加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1978年从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访问西欧五国代表团，对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进行访问。向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汇报，着重谈了三方面问题：第一，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运用。各类出访活动从最初的为引进技术服务，到为改革开放启动服务，顺应了历史转折的需要。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包括灵活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贸易和合作方式，搞“三来一补”等。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

国务院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在9月5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转化成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明确指出，为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三大转变的提出，标志着改革的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注]

邓小平深感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他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在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视察。他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注]。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践上，1978年初，安徽滁县出现了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9月，肥西县出现了包产到户。四川等农村也有类似的创造。城市在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与协作，等等。

本章小结

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了要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实现了经济独立，并快速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我国GDP为597.16亿美元，到1978年增加到1495.4亿美元，增长2.5倍。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中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此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了国际地位，改善了国际环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