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节 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利实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党中央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深化了对如何适合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思想解放的氛围中，改革开放探索的思潮涌起。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放手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9月5日至10月22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进一步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即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和开放的要求。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多次发表了关于改革开放和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1978年9月8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平壤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13日启程回国，回京途中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了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生产力，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等问题。例如，邓小平在听完吉林省委的汇报后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在沈阳军区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邓小平听取辽宁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邓小平对天津市委的领导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注]

回北京后，邓小平继续阐述进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张。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的致辞，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

这时，党内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成为一项主要议题。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后，华国锋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宣布会后将召开中央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方针和任务。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也就是说，解放思想一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况的改造；三是要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注]。这篇纲领性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反思的一个成果，它明确了党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提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任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因此，“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深入讨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全会深入讨论农业问题，从“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认真讨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确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深入讨论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标志着党和国家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结束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揭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

二 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历史决议》的通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以消除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第一，开展了彻查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的工作。1979年初，党中央成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两案”审查任务。198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案”交由司法机关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到1981年1月25日正式判决，分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判决和宣判三个阶段，历时67天。各省、市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他骨干成员也进行了审判。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判，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一步迈向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二，落实干部政策，彻底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续平反的冤假错案有以下几类：一是平反涉及党、政、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刘少奇平反；二是平反民主党派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三是平反有关部委的冤假错案；四是平反地方性事件中的重大冤假错案；五是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六是平反涉及重大历史是非的案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到1981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120万余件刑事案件（其中反革命案件近30万件，普通刑事案件90多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使一大批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昭雪沉冤。各地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1977年和1978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3.3万件，改判纠正了错案2.1万件。[※注]到1983年，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属于冤假错案的都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纠正，予以了平反。第三，全面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影响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是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和落实政策，到1981年全部完成，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分子54万多人。二是为给得到改造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全面评审摘帽，这项工作于1984年全部完成。三是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到1981年初，全国有70万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劳动者身份。四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五是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作了妥善安置。六是全面落实民族、宗教、侨务政策，纠正这些领域的错误政策和措施。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全国基本完成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对台胞台属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这些调整社会关系的举措，正确处理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调动了全党同志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思想路线是非问题，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大约从1979年初开始，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右的偏向，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借以否定党的历史。为了进一步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起草工作的主持人，邓小平于1980年3月19日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总的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注]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起草组经过多次修改讨论，形成决议草案，提交1981年6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审议。6月22日，邓小平看了决议草案后，认为它“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可以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注]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分8个部分，围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中心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还初步概括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的10个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虽然还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也为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 改革开放的起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迈出了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是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1978年末、1979年初首先在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地实行。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很快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会搞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而偏离社会主义。1980年4—5月，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肯定农村生产责任制。他说：“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提出这种做法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注]邓小平对包产、包干到户的明确支持，有助于消除人们僵化思想和畏惧心理，也推动了中央对包产、包干到户的政策转变。1981年10月4日至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对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充分肯定。1981年12月5日至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高度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农民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伟大实践。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全国农村改革更迅猛地发展起来。1982年，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注]农村面貌出现可喜变化。

在农村改革的带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工作。一是针对原有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活力等弊病，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的制度；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在企业内部实行层层落实到人的经济责任制。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大锅饭”问题，调动了企业、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二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单一公有制的情况，鼓励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不仅推动所有制结构在改革中进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集体、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而且有效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此外，还在沙市、常州开展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79—1981年，针对多年来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国民经济调整。国家采取了压缩计划外投资、加强农业、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扩大就业、调高职工工资等政策，使得从1981年起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轻重工业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与消费关系比较合理。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否则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处着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把“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的关键任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当前党和国家要逐步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建议修改宪法、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实行党政分开、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企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等。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提出逐步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这一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逐步开展起来。健全中央领导体制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设立政法工作机构；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处理经常性工作的机构，进一步健全中共中央工作机制。在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到1982年底，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已有7260多名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占应离休人数的81%。[※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党中央还领导开展了精简行政机构的工作，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对外开放也开启了进程。起初主要是吸收各种形式的外资，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地方外贸经营自主权等，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是创办经济特区。自1979年经中央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四个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由国家立法而正式诞生，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很快进入有序轨道，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和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四 深化对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初步成功，促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明确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工作重点转移必然涉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阶级斗争的认识。然而，改革开放前后，一部分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不能完全转变过来，认为“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起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新时期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注]。为了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中央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集中地阐述了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研究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联系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肯定并重申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于基本矛盾的看法，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

邓小平从四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准确分析。首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邓小平指出：虽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所以，阶级斗争会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形成“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再次，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最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邓小平反对把党内斗争动不动就说成是路线斗争，主张“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注]

第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对“左”的指导思想的否定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党内及社会上各种思想活跃起来，社会上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进而怀疑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澄清理论争议，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使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其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其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小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其三，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比资本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因此，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内还存在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国家的专政职能不可能消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谁来组织中国四个现代化？再搞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的客观真理。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注]。实践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团结统一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第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回答。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由于从50年代末以后“左”的错误接连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仍然总体贫困，发展水平不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与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已经明显落后。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作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注]

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一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他看来，到20世纪末，中国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注]。也就是说，达到小康水平，是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一目标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概念和水平作了区别。

二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注]这一思想既是总结过去企图用平均主义消灭一切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的经验教训的成果，又是根据中国各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存在一些差距的客观事实而提出的。邓小平要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提出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应运而生。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经济改革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新的判断。理论认识的前进，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

一 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开幕词，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

大会部署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指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任务包括以下具体内容：第一，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经济建设的小康社会目标，确定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第二，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会强调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即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第三，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等。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大会指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第五，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大会强调必须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包括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还处于“自发”状态的话，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提出之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就进入“自觉”状态。它一经提出，即成为中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道路。

二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中共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标志着党开始用一种新的思路指导自身建设。党的事业与党的建设紧密相连，围绕这个目标，党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纠正党员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推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推动党的建设出现新的局面。

第一，开展全面整党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三个严重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中共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0月11—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这次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次整党，中央要求全体党员无例外地参加。当时，全党有4000万名党员，其中有900多万名干部，有近250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这次整党，采取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是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这次整党实际上是分三期进行的。1987年5月26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宣布历时3年半的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重要经验。

第二，纠正惩治党员干部中的腐败和不正之风。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认可。针对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的部分党员干部、党政机关直接参与经商活动，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的不正之风，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发挥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发扬清正廉明、公道正派的作风，切实做到一心一意为发展生产服务，为企业和基层服务，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服务；绝不允许运用手中的权力，违反党和国家的规定去经营商业，兴办企业，牟取私利，与民相争。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关查处大量违纪案件。从1982—1986年，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开除党籍的有151935人。1985—1986年，处分省军级干部74人，地师级干部635人。[※注]

第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针对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普遍老化，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二大把“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1983年6月25—3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提出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和建立第三梯队的设想，指出：“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抓紧选拔五十岁上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注]这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队干部队伍的决策。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到1985年12月，有126.8万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理了离休手续。同时，全国已有46.9万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注]

三 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社会主义发展出现的弊端使中国逐渐突破这一认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逐渐明确。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他在谈话中论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注]当时这一思想在党的领导层没有达成共识，邓小平也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1982年7月他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解决得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注]

改革开放实践的初步成效激发了干部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和信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摆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忽视商品经济等旧观念的束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

《决定》阐述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性质和基本政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决定》确定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计划体制的重大改革。《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认识，《决定》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新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这些观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新突破，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使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在改革目标模式上还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市场取向，体现了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决定》评价极高，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注]这一理论的突破，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我国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价值规律的作用日益覆盖全社会的经济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所以邓小平才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注]

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

按照中共十二大以来党中央的部署，全国迅速掀起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潮。首先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自1983年采取初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等切实有效的措施，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非农产业中去，社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历史性变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使得城市国有企业活力得到极大增强；“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计划体制改革，使经济杠杆在宏观调节中的作用明显加强；从“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到“以放为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并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推进了市场调节经济新机制的确立。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78年宪法的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1982年11月23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八二宪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新时期安邦治国的总章程。1983年6月6日至21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六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努力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制定了29个法律，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呈现出有法可依的局面。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为了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对选举程序和方式作了一些改进，以切实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得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关于国家领导人安排的协商和一些法律、章程的修订及制定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进行监督，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八二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及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的精神，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具体化，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照顾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城乡基层民主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实行政社分开，设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此后，全国普遍以原人民公社为单位成立乡政府，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以生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小组。到1985年底，全国共建立村民委员会94.9万个。在普遍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推动广大村民依法积极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建设。在城市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八二宪法”在总结我国居民委员会实行群众自治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据此，全国各地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进行整顿，建立符合宪法规定、体现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精神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并健全其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到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共十二大以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改革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领域迈进。科技体制改革方面，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进一步放开技术市场、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等方面部署开展改革。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实施了“星火计划”“八六三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充分发挥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此后，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绩。文化体制的改革，主要从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营机制市场化改革入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此推进繁荣艺术创作，加强培养艺术人才等工作。卫生体制也逐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从改革中找出路，从单一的向国家“等、靠、要”转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办医，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此外，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体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中也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党中央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注]这是我们党最早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建设的论述。整个20世纪80年代，加强道德建设和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建设方面，自1981年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群众性活动，涌现出大批文明村（镇）、文明厂（矿）、文明街道等文明单位，以及身残志坚的“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新时期的活雷锋”朱伯儒等先锋模范人物。这些道德建设活动，对于缔造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对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起了很好的作用。思想建设方面，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在思想战线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之后，以理论界、文艺界为重点的思想战线展开清除污染的斗争，很快刹住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思想战线又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思想战线的混乱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在吸引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各项建设中取得突出成就，初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84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提出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和增加开放城市的意见，“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注]。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央又决定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我国初步形成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五 国防、外交的调整

军队改革和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战略性转变，从过去随时准备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1981年9月，邓小平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注]“八二宪法”提出“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队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同时，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进行科学分析，指出：虽然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基于这一判断，这次会议做出军队减少员额一百万人的战略决策。1985—1987年，中国采取了大规模裁军行动，军队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到323.5万人。军队精简整编工作的完成，为军队制度改革提供有利条件。1988年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构成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基本框架，使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迈出关键一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自1979年在中越边境、南海南沙群岛开展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斗争中作出了新贡献。

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重新定位中国外交出发点，突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这样，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成为中国对外工作总的指导方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多次提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1982年，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和寻求更均衡的对外关系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外交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注]按照这一思路，中国政府启动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中苏两国从1982年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中苏关系的几个障碍逐渐解决，两国关系逐步好转。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中苏关系都有所改善，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已成为世界上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1985年3月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注]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至此，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随着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一是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78年8月，中日签订了友好和平条约；1983年11月，中日双方共同确定“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中美之间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存在障碍，但是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及科技交流合作方面保持较好的势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苏关系在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中国还积极推进发展同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关系。二是推进周边外交，实现睦邻友好。这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朝鲜、蒙古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的关系都得到改善。三是在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1983年至1987年，中国同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建交国总数达到135个。[※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大力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在一些国际机构中积极发挥作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六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设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注]构想，并确立为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反对“台湾独立”和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从而迈出了实行和平统一政策的第一步。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即“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注]。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尽管这时还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但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轮廓已经跃然纸上。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时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注]“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质内容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实行“一国两制”有了宪法的保证。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指出：“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注]至此，“一国两制”构想正式成为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构想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是首先被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中方政策基础上达成协议。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

香港问题解决后，澳门回归问题随即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1988年1月15日，中葡双方交换批准文件，联合声明生效，澳门回归过渡期由此正式开始。两个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国防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样，“一国两制”构想迈出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性一步。

第三节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认识，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概括。改革开放理论基础的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干劲，改革开放的步伐大为加快，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的九年间，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十亿人民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得出的正确认识。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注]这里讲的初级阶段，是针对当时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而说的。虽然提出了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强调的是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这里所讲的初级阶段是针对在建设两个文明中，一些人提出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精神文明无法开展而说的，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建设精神文明。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注]。这段话当时是针对道德建设说的，强调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应该肯定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在道德建设上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些论述，都是针对当时的不同问题提出的，没有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层面作出阐述。

1987年2月，邓小平对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说：“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两个月，邓小平会见外宾说：“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

中共十三大把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指出：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国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明确并一贯坚持的路线。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提出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的著名论断。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阐述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不仅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明确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思想，并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把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纳入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内容。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开始把“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放在一起讲。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尽管没有提出“基本路线”概念，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思想已经联为一体了。到198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注]

中共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走向和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是改革开放9年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新中国成立38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二 确定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

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注]。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发端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考。自1975年领导整顿工作，邓小平开始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他看来，到20世纪末，中国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首次用“小康”指代到20世纪末中国达到的现代化水平。这一小康社会构想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为以后20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小康”之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宾时，第一次对“小康”之后的发展目标作了设想，“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6年9月23日又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注]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第一次从战略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分“三步走”的部署，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步”分为“两步”，加上21世纪前50年的“一步”，共分“三步走”。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注]

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共十三大所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线索，以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志，来划分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确定每一步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经济建设发展战略，明确了此后近7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尽管后来又有某些细化和微调，但基本上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

三 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解决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当时全党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还没有突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断加深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认识。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美方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是否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成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这次谈话展现出邓小平的新认识，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一定要坚持走这条道路。

在筹备中共十三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看法更加明确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注]这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中共十三大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在论及经济体制改革时不再讲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订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中共十三大还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这些认识，表明距离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窗户纸了。

四 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轮廓

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中共十三大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共十三大梳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注]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轮廓的形成。

中共十三大强调，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五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克服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共十三大分析了“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问题，提出“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任务。根据这一要求，国务院立即着手制定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合并裁减了一些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完善或新建了一些综合和行业管理机构。这次改革不仅解决了一批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复的问题，而且为逐步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中共十三大把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人事部，该部既是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又是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能部门。1989年，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国务院国家环保局、民政部、建设部和轻工业部等部委和省政府少数部门开始试点。

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明确了方向，即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精神，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不少新的措施。其中深化企业改革方面，明确重点是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承包制，进一步解决全民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问题，提高经济效益。1988年实行承包制的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由1987年底占企业总数的83%，扩大到90%以上。超过半数的承包企业实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特别是有不少企业积极推行优化劳动组合，这对于打破“铁饭碗”“铁交椅”，改变企业人浮于事的状况，起了一定作用。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方面，为解决中央包揽过多、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不稳定等问题，采取了划分中央、地方、企业的投资范围、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建立专业投资公司，采取经济办法管理经营性投资等措施。物资体制改革方面，减少生产资料分配和管理的中间层次，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解决物资分配的条块分割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在搞好社会资金综合平衡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等。此外，1988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宣布从1988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展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河北环渤海湾地区一些市县，以及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全国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构成的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显著扩大，市、县增加到288个，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6亿。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岛揭开了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形成从南到北由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沿海开放地区、2个开放的半岛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中的一些问题。1988年突出表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加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引发“官倒”和腐败现象，群众反映强烈。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物价问题及其引发的负面现象，只能通过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来解决。

1988年4—5月，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部分农产品价格改革等问题，提出在深化价格改革中解决物价问题的思路。5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制订五年价格、工资改革方案。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从1989年起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放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交通、通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价格，有步骤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消费品价格逐步实行市场调节。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调整工资和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生活水平不降低。虽然这个方案并不是马上部署实施，但是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同日《人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震动和恐慌。当天，全国各地出现抢购，进而出现挤兑。加上一些商家乘机利用群众怕涨价的心理，制造要涨价的谣言引诱群众抢购，从而使涨价风、抢购风愈演愈烈。

面对上述形势，中央认识到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的严重性。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按照中央的部署，从1988年9月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开展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整理整顿很快取得初步成效，到198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发生明显变化，农业生产增收，工业速度逐步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所控制，金融形势有所缓和，消费市场比较平稳，物价涨幅逐步回落。然而，就在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爆发了政治风波，对于我国各方面工作产生不小的影响。

第四节 在严峻考验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党和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逐步打破西方“制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健康平稳的轨道。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一 在历史关键时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向和决策上发生严重失误，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推行“和平演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发生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荡。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利用人民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焦虑以及对于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大肆泛滥传播。

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极少数人在北京高校密谋策划，要借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机，煽动学潮，挑起事端，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发布讣告并举行追悼会，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利用大小字报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在西安、长沙等城市发生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5月13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学生进行绝食，占据天安门广场。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新闻媒体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挽救危及国家安危的混乱局面。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鼓动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此后，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打破西方“制裁”

政治风波的发生，暴露了中央领导层存在的问题。1989年6月23—24日，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全会强调，继续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组成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克服面临的国内外困难局面。国内方面，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提出近期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7件事，包括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些惩治腐败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国际方面，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苏东剧变的复杂国际风云中逐渐站稳脚跟。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施压。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采取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等“制裁”措施。6月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一篇书面声明中宣布，布什总统下令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包括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美国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试图进一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在美国的带动下，6—7月，加拿大、欧共体1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宣布对中国进行各类形式的“制裁”，他们企图中止高层接触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恶化经济贸易，试图在经济上加重中国的困难；中止高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达到它们以压促变的目的。

与此同时，从1989年下半年起，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1月，被视为冷战时代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底，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结束。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他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中国不能乱，“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对于西方国家，邓小平强调虽然发达国家对中国戒心更大，但是“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

根据这些方针，中国妥善解决了与苏联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1991年12月，中国政府承认12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到1992年6月，中国完成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为冲破西方封锁，中国确定了90年代初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8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0月3日起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10月中国越南发表《中越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声明中越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二是打破西方国家“制裁”，逐步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针对西方国家出于各自利益在制裁中国的政策、做法上不尽一致的情况，中国逐个突破，推动西方国家陆续取消对华制裁。1990年日本政府率先宣布全面解除对日本人访华的限制，两国重开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和交往，1991年中日关系完全恢复正常。1990年，西欧国家陆续采取一些措施，松动对华关系。1990年10月22日，欧共体在卢森堡举行十二国外长会议，决定取消1989年下半年起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1991年中英关系基本恢复。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对于美国，中国始终坚持严正立场，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申明中国不怕“制裁”、不怕孤立，决不会让步。为了促进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迫使美国采取主动。由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许多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1990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克主动邀请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晤，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布什总统于11月30日在白宫会见了钱其琛。这实际上表明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已经被打破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趁热打铁，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艰苦的努力。1991年11月15日，中国外长钱其琛邀请美国国务卿贝克到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根据贝克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美国国务院于1992年2月21日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实施的对华“制裁”。这样，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对华的制裁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部分经济领域已有突破。1993年11月18日至21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中美两国领导人借机在西雅图举行中美元首正式会晤。这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的政策基本被打破。

三 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因为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出现了重大问题。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重工轻农、重速度轻效益、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整个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短缺。再加上同美国军备竞赛的拖累，苏联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走下坡路，80年代中后期陷入困境。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职能不分，党包揽一切，把党组织混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党内缺乏民主监督，权力失控，腐败盛行。最重要的是改革方向不对，放弃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僵化态度所受到的惩罚。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搞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而是长期不思改革，不得不改革时，又把握不住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所导致的灾难。

中国经受住了国内外的严峻考验，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既不丢掉老祖宗，又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曾就此总结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注]。1991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这些认识更加坚定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深化改革开放，必须首先克服经济面临的困难。1989年11月6—9日，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并且“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随后展开进一步治理整顿。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方面，主要采取了包括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加强对消费基金的管理、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等措施。进一步整顿经济秩序方面，金融系统、外贸系统、商业系统、物资系统都认真开展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生产资料市场、重要消费品流通领域都整肃了市场秩序，并且加强农业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治理整顿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升，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物价指数大幅度回落；粮棉油等连年增产，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农业、基础工业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国家外汇结存较多增长。

在治理整顿经济过程中，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第一，粮油统销价格改革取得突破。1991年4月4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从1991年5月1日起，适当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国家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3种粮食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0.10元，6种食油实行购销同价，全国平均每500克提高1.35元。这次改革，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毕竟是20多年来粮油价格的一次重大调整，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开端。

第二，股票市场初步建立。1989年稳步试行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到1991年底，全国有各种类型股份制试点企业约3220家（不包括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企业89家，占2%。[※注]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股票的公开发行，必然推动股票市场的产生。1990年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提交请示报告，提出“完善证券市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5月4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关于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并进行首批30种证券上市交易，其中股票8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业3个多月以后，各类证券交易量不断递增，仅股票交易就达1726万元。[※注]1991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

第三，住房、养老、医疗改革进一步推进。1991年初，国务院确定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是今后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鼓励各地积极进行试点。这三项改革的基本方针是资金和费用由国家全包改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当年，这三项改革都有所推进。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主要从合理调整公有住房的租金、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新房新制度、住房建设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等方面，对下一步住房改革进行具体规划和部署。1991年6月，国务院启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91年4月，民政部还在山东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行以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国家扶持为辅，投保自愿，标准自选，量力而行，不搞整齐划一，受到群众欢迎。医疗改革方面，根据1986年中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实现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1990年3月，卫生部等部委联合制定并试行《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开始实施“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为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问题，1991年1月17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委《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提出稳定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提供社会主义保障。这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提上日程。

第四，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其间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2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设想。邓小平给予支持，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注]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开发浦东十项政策，浦东新区立即成为外商洽谈投资的热点。

经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0年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完成“七五”计划目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着手制定“八五”计划。1990年12月25—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建议》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了十二条根本指导原则，比较系统地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十二条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十二条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1991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继续进行治理整顿的第三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升；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在整个经济继续向好发展的形势下，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认为，经过三年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经济秩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一些主要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等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综合治理来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样，治理整顿完成其历史使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四 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论断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在国际上回旋余地增大，有利于进一步加入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格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有人则提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担心搞市场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等等。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

党在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同时，认真思考和研究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论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针对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担心和疑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还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注]

第二，明确回答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针对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提出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

第三，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注]

第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强调在抓改革开放的同时，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注]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

第六，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针对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注]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和干劲。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传达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会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指出：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

为了进一步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讲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大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两手抓”的方针等9个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时，江泽民列举了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几种不同提法，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注]这一讲话，很好地阐明和发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从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本章小结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觉醒这个伟大革命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1978—1992年是党和国家继往开来，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进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即邓小平理论，坚持、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指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