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苏联有些东西不能学。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社会主义建设，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开始，刘少奇分别与中央、国务院37个部门领导人进行了座谈。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又用43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的汇报。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思想混乱。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它是“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注]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史，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报告又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与错误，这就破了迷信，解放思想，对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出现的情况，中共中央讨论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对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回答。文章指出，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注]。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注]。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他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斯大林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注]文章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如这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注]等。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决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注]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带领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提出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注]也成为党的共识。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大多参加，边汇报、边议论，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总其大成，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毛泽东先后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和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力量，必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报告提出了当前国家和社会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前五个方面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后五个方面主要讨论政治关系问题，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为实现工业化，应当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的重点，同时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不能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巩固各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方针，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六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注]

二 中共八大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名党员。这是一次开放的大会。列席大会的有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还有苏联、法国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在中共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中即有生动体现：“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注]八大文件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强调要有丰富的批评，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如果没有批评，尽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只要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注]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开宗明义：“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还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高潮，全党“必须善于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注]。毛泽东希望能通过自己在学习基础上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他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雄心壮志，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他指出，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

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注]，既保障社会主义发展，也不能损害群众的积极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万—1200万吨，粮产量达到25000万吨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这是党为全国人民描绘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大会决议，成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八大决议要求扩大人民民主，首先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并重视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并就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提出了意见；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给地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董必武建议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法律，逐步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他要求党员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

文化方面，八大要求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中共八大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深刻分析执政党地位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突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这是根据之前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希望退居二线，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建议作出的。

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八大决议要求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为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权利，八大决议要求在党内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毛泽东向中央举贤，推荐比较有才干、会办事、公道的邓小平任总书记，赞扬副主席中的陈云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在中共中央设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为的是建“防风林”[※注]。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会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质三大平衡的思想，继续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三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谈得很少，列宁没有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斯大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注]。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把它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仅把这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且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注]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解释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注]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分析出10组矛盾，“不仅及时回答了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为人们观察和思考新的历史进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活跃了思路，打开了全新的视角”[※注]。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思路也逐步成熟。1956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对一些闹事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化地将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11月4日，毛泽东提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注]

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回答。文章说：“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注]不能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注]文章还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提出要重视并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并且，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度与政策、工作方法和作风的协调关系。“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仍然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并进一步作了理论提升。讲话稿修改后于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与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系统阐释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与方法。他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注]。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了矛盾动力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注]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注]

毛泽东改变了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揭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性质，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等，为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这种清醒而正确的判断，给新中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