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中国举国上下反思，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达成中国必须改革的广泛共识，而且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前期阵痛的承受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其说我们知道如何改革或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痛切地知道不能怎样做。经过十年动乱，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注]

一 1975年的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第一次尝试

1973年3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这是拨乱反正的试验。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4年8月，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注]这表明了毛泽东想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11月6日，他在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1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四届全国人大时谈到了理论问题。主要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虽然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注]

邓小平把毛泽东关心的“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件事拢在一起，明确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注]。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化”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运用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随着“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攻击，邓小平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整顿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他采取了四条措施：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把批派性和调班子结合起来，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解决了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他从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全面整顿”。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建章立制。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汇报提纲》），以使工业生产和科技工作有所遵循。按照《工业二十条》的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财政金融“十条”、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以及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一系列条例。

1975年2月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他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规定任务，限时完成，令行禁止。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先后对周扬一案、电影《创业》相继作出批示。7月14日，他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他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的提议。邓小平借此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推动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并赋予整顿双重任务：先是拨乱反正，进而实行改革发展。邓小平提出对文艺作品不能求全责备，“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否则就会阻碍文艺发展；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不能把“三突出”[※注]的理论绝对化，并积极推动电影《创业》的重新上映和《海霞》的公开上映。

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在《汇报提纲》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否则，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注]他认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注]在讨论工业发展时，鉴于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后，有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流的机会，他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个大政策”[※注]。1974年12月，他同毛泽东谈话时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

邓小平的上述整顿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注]这实际上涉及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问题。他还极力发掘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政研室整理的第一篇文稿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希望早日定稿并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注]。

1975年的整顿成效十分显著。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这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但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和这场运动。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断了全面整顿工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攻击为三株大毒草。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注]。

1975年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虽然这种建设思路还不完全具备理论形态，但与“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不同，反映了邓小平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注]

二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迎来了胜利的十月，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如何清除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正轨，是当务之急，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仍以高度的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指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全部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和其他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为改革开放做了组织准备。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抓教育。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8月初，他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他赞成大家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意见；认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号召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他强调要培养一种好的学风。他说，在科学研究中，要尊重个人的兴趣，要解决用非所学的问题。科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会上，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从1977年秋天到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了高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解禁。文联、作协等组织恢复工作。学术界开展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批影射史学，教育界推翻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现了伤痕文学。

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报告》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恢复政协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恢复

人们急切地期待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中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示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如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认识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注]。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仅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转变，而且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进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四 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中国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鉴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为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强调要把我们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7年开始的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出访，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广泛的出访活动，走出国门看世界，直观感受到了中外发展水平的差距，也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1978年上半年，中国加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1978年从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访问西欧五国代表团，对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进行访问。向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汇报，着重谈了三方面问题：第一，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运用。各类出访活动从最初的为引进技术服务，到为改革开放启动服务，顺应了历史转折的需要。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包括灵活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贸易和合作方式，搞“三来一补”等。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

国务院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在9月5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转化成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明确指出，为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三大转变的提出，标志着改革的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注]

邓小平深感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他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在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视察。他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注]。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践上，1978年初，安徽滁县出现了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9月，肥西县出现了包产到户。四川等农村也有类似的创造。城市在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与协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