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认识，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概括。改革开放理论基础的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干劲，改革开放的步伐大为加快，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的九年间，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十亿人民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得出的正确认识。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注]这里讲的初级阶段，是针对当时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而说的。虽然提出了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强调的是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这里所讲的初级阶段是针对在建设两个文明中，一些人提出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精神文明无法开展而说的，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建设精神文明。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注]。这段话当时是针对道德建设说的，强调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应该肯定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在道德建设上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些论述，都是针对当时的不同问题提出的，没有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层面作出阐述。

1987年2月，邓小平对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说：“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两个月，邓小平会见外宾说：“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

中共十三大把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指出：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国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明确并一贯坚持的路线。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提出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的著名论断。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阐述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不仅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明确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思想，并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把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纳入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内容。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开始把“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放在一起讲。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尽管没有提出“基本路线”概念，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思想已经联为一体了。到198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注]

中共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走向和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是改革开放9年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新中国成立38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二 确定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

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注]。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发端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考。自1975年领导整顿工作，邓小平开始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他看来，到20世纪末，中国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首次用“小康”指代到20世纪末中国达到的现代化水平。这一小康社会构想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为以后20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小康”之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宾时，第一次对“小康”之后的发展目标作了设想，“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6年9月23日又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注]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第一次从战略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分“三步走”的部署，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步”分为“两步”，加上21世纪前50年的“一步”，共分“三步走”。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注]

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共十三大所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线索，以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志，来划分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确定每一步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经济建设发展战略，明确了此后近7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尽管后来又有某些细化和微调，但基本上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

三 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解决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当时全党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还没有突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断加深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认识。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美方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是否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成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这次谈话展现出邓小平的新认识，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一定要坚持走这条道路。

在筹备中共十三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看法更加明确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注]这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中共十三大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在论及经济体制改革时不再讲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订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中共十三大还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这些认识，表明距离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窗户纸了。

四 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轮廓

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中共十三大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共十三大梳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注]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轮廓的形成。

中共十三大强调，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五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克服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共十三大分析了“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问题，提出“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任务。根据这一要求，国务院立即着手制定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合并裁减了一些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完善或新建了一些综合和行业管理机构。这次改革不仅解决了一批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复的问题，而且为逐步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中共十三大把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人事部，该部既是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又是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能部门。1989年，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国务院国家环保局、民政部、建设部和轻工业部等部委和省政府少数部门开始试点。

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明确了方向，即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精神，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不少新的措施。其中深化企业改革方面，明确重点是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承包制，进一步解决全民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问题，提高经济效益。1988年实行承包制的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由1987年底占企业总数的83%，扩大到90%以上。超过半数的承包企业实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特别是有不少企业积极推行优化劳动组合，这对于打破“铁饭碗”“铁交椅”，改变企业人浮于事的状况，起了一定作用。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方面，为解决中央包揽过多、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不稳定等问题，采取了划分中央、地方、企业的投资范围、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建立专业投资公司，采取经济办法管理经营性投资等措施。物资体制改革方面，减少生产资料分配和管理的中间层次，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解决物资分配的条块分割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在搞好社会资金综合平衡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等。此外，1988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宣布从1988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展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河北环渤海湾地区一些市县，以及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全国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构成的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显著扩大，市、县增加到288个，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6亿。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岛揭开了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形成从南到北由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沿海开放地区、2个开放的半岛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中的一些问题。1988年突出表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加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引发“官倒”和腐败现象，群众反映强烈。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物价问题及其引发的负面现象，只能通过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来解决。

1988年4—5月，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部分农产品价格改革等问题，提出在深化价格改革中解决物价问题的思路。5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制订五年价格、工资改革方案。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从1989年起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放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交通、通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价格，有步骤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消费品价格逐步实行市场调节。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调整工资和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生活水平不降低。虽然这个方案并不是马上部署实施，但是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同日《人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震动和恐慌。当天，全国各地出现抢购，进而出现挤兑。加上一些商家乘机利用群众怕涨价的心理，制造要涨价的谣言引诱群众抢购，从而使涨价风、抢购风愈演愈烈。

面对上述形势，中央认识到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的严重性。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按照中央的部署，从1988年9月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开展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整理整顿很快取得初步成效，到198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发生明显变化，农业生产增收，工业速度逐步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所控制，金融形势有所缓和，消费市场比较平稳，物价涨幅逐步回落。然而，就在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爆发了政治风波，对于我国各方面工作产生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