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党和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逐步打破西方“制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健康平稳的轨道。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一 在历史关键时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向和决策上发生严重失误，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推行“和平演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发生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荡。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利用人民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焦虑以及对于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大肆泛滥传播。

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极少数人在北京高校密谋策划，要借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机，煽动学潮，挑起事端，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发布讣告并举行追悼会，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利用大小字报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在西安、长沙等城市发生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5月13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学生进行绝食，占据天安门广场。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新闻媒体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挽救危及国家安危的混乱局面。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鼓动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此后，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打破西方“制裁”

政治风波的发生，暴露了中央领导层存在的问题。1989年6月23—24日，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全会强调，继续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组成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克服面临的国内外困难局面。国内方面，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提出近期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7件事，包括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些惩治腐败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国际方面，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苏东剧变的复杂国际风云中逐渐站稳脚跟。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施压。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采取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等“制裁”措施。6月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一篇书面声明中宣布，布什总统下令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包括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美国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试图进一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在美国的带动下，6—7月，加拿大、欧共体1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宣布对中国进行各类形式的“制裁”，他们企图中止高层接触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恶化经济贸易，试图在经济上加重中国的困难；中止高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达到它们以压促变的目的。

与此同时，从1989年下半年起，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1月，被视为冷战时代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底，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结束。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他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中国不能乱，“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对于西方国家，邓小平强调虽然发达国家对中国戒心更大，但是“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

根据这些方针，中国妥善解决了与苏联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1991年12月，中国政府承认12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到1992年6月，中国完成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为冲破西方封锁，中国确定了90年代初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8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0月3日起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10月中国越南发表《中越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声明中越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二是打破西方国家“制裁”，逐步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针对西方国家出于各自利益在制裁中国的政策、做法上不尽一致的情况，中国逐个突破，推动西方国家陆续取消对华制裁。1990年日本政府率先宣布全面解除对日本人访华的限制，两国重开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和交往，1991年中日关系完全恢复正常。1990年，西欧国家陆续采取一些措施，松动对华关系。1990年10月22日，欧共体在卢森堡举行十二国外长会议，决定取消1989年下半年起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1991年中英关系基本恢复。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对于美国，中国始终坚持严正立场，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申明中国不怕“制裁”、不怕孤立，决不会让步。为了促进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迫使美国采取主动。由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许多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1990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克主动邀请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晤，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布什总统于11月30日在白宫会见了钱其琛。这实际上表明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已经被打破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趁热打铁，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艰苦的努力。1991年11月15日，中国外长钱其琛邀请美国国务卿贝克到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根据贝克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美国国务院于1992年2月21日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实施的对华“制裁”。这样，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对华的制裁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部分经济领域已有突破。1993年11月18日至21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中美两国领导人借机在西雅图举行中美元首正式会晤。这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的政策基本被打破。

三 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因为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出现了重大问题。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重工轻农、重速度轻效益、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整个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短缺。再加上同美国军备竞赛的拖累，苏联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走下坡路，80年代中后期陷入困境。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职能不分，党包揽一切，把党组织混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党内缺乏民主监督，权力失控，腐败盛行。最重要的是改革方向不对，放弃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僵化态度所受到的惩罚。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搞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而是长期不思改革，不得不改革时，又把握不住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所导致的灾难。

中国经受住了国内外的严峻考验，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既不丢掉老祖宗，又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曾就此总结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注]。1991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这些认识更加坚定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深化改革开放，必须首先克服经济面临的困难。1989年11月6—9日，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并且“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随后展开进一步治理整顿。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方面，主要采取了包括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加强对消费基金的管理、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等措施。进一步整顿经济秩序方面，金融系统、外贸系统、商业系统、物资系统都认真开展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生产资料市场、重要消费品流通领域都整肃了市场秩序，并且加强农业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治理整顿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升，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物价指数大幅度回落；粮棉油等连年增产，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农业、基础工业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国家外汇结存较多增长。

在治理整顿经济过程中，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第一，粮油统销价格改革取得突破。1991年4月4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从1991年5月1日起，适当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国家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3种粮食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0.10元，6种食油实行购销同价，全国平均每500克提高1.35元。这次改革，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毕竟是20多年来粮油价格的一次重大调整，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开端。

第二，股票市场初步建立。1989年稳步试行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到1991年底，全国有各种类型股份制试点企业约3220家（不包括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企业89家，占2%。[※注]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股票的公开发行，必然推动股票市场的产生。1990年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提交请示报告，提出“完善证券市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5月4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关于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并进行首批30种证券上市交易，其中股票8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业3个多月以后，各类证券交易量不断递增，仅股票交易就达1726万元。[※注]1991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

第三，住房、养老、医疗改革进一步推进。1991年初，国务院确定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是今后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鼓励各地积极进行试点。这三项改革的基本方针是资金和费用由国家全包改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当年，这三项改革都有所推进。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主要从合理调整公有住房的租金、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新房新制度、住房建设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等方面，对下一步住房改革进行具体规划和部署。1991年6月，国务院启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91年4月，民政部还在山东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行以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国家扶持为辅，投保自愿，标准自选，量力而行，不搞整齐划一，受到群众欢迎。医疗改革方面，根据1986年中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实现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1990年3月，卫生部等部委联合制定并试行《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开始实施“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为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问题，1991年1月17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委《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提出稳定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提供社会主义保障。这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提上日程。

第四，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其间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2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设想。邓小平给予支持，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注]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开发浦东十项政策，浦东新区立即成为外商洽谈投资的热点。

经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0年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完成“七五”计划目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着手制定“八五”计划。1990年12月25—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建议》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了十二条根本指导原则，比较系统地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十二条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十二条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1991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继续进行治理整顿的第三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升；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在整个经济继续向好发展的形势下，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认为，经过三年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经济秩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一些主要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等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综合治理来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样，治理整顿完成其历史使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四 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论断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在国际上回旋余地增大，有利于进一步加入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格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有人则提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担心搞市场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等等。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

党在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同时，认真思考和研究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论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针对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担心和疑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还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注]

第二，明确回答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针对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提出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

第三，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注]

第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强调在抓改革开放的同时，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注]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

第六，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针对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注]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和干劲。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传达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会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指出：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

为了进一步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讲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大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两手抓”的方针等9个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时，江泽民列举了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几种不同提法，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注]这一讲话，很好地阐明和发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从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