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制定和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构建全方位对外关系新格局，跨世纪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推进，总体小康目标基本实现。

一 制定和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

中共十四大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的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显著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在科学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2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对面向21世纪的科技发展作出规划。1993年7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指出：实施科教兴国，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5月26—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重申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要把教育和科技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从1998年起，国家逐年加大了对科技事业的投入，并建立健全了对广大科技人员的表彰激励机制。在教育方面，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此后，国家先后实施了加强重点高校建设的“211”工程和“985”工程，提高了高校办学效益和质量。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使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了跨世纪的奋斗目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步，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既要依靠科技进步，更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我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时，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必须贯彻的方针之一，同时又强调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江泽民在会上阐述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二个重大关系时专门提到：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注]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具体规划。中共十五大和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到2002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了10%，主要城市大气污染有所减轻；生态保护和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累计封山育林502.7万公顷，退耕还林216.36万公顷；环保和生态建设投入逐年增加，共投入58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9%。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继续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0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约为12.66亿，实现了到2000年将全国人口规模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向21世纪所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逐步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即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88年9月，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这些都为后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突出地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要求在“九五”期间以及其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家支持西北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3月，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的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同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由朱镕基总理为组长的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该小组在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设想。同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会后，国务院就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等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和目标是：力争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开局；到21世纪中叶，要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西部大开发战略由此全面启动。到2000年，西部地区十大重点工程全部开工。2001年，又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是加入世贸组织与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6年7月，中国政府作出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决定，并成立专门机构组织对外谈判工作。1995年关贸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此项谈判随之成为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经过15年艰难谈判，2001年11月10日，在卡特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不仅有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可以参加制定有关规则，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的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并实施了对外开放“走出去”战略。1997年12月24日，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强调“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注]。1998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注]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注]。根据这一部署，我国企业加大了走出去力度。到2001年，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目195个，总投资46亿美元；累计设立各种境外企业6610家，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围绕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不久，就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注]。这个总要求涵盖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基本内容，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1993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即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军事战略方针适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进行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5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此后，中共中央军委根据高技术战争在本质上就是信息化战争的科学判断，充实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7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0年，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完善武器装备体系，全面提高部队素质，进一步优化体制编制，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

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总要求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中共十四大后，先后召开多次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军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了《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体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障了军队建设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进步。

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方面，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下决心解决影响和制约军队战斗力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调整改革。1992年4月，中央军委作出“八五”期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决定，通过继续压缩军队规模，精简机构，为百万大裁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宣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百万的基础上，将在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1998年4月，中央军委制定了“九五”计划期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决定对军队领导体制、保障机制、部队编成、院校体制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并在江泽民同志的提议下，正式成立了总装备部，实现了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在军事训练方面，全军积极探索在高技术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在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能力，又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最新成果。这是自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方面，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改变了以往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供给模式，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取得较大突破。与此同时，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军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等改革也全面展开。到2002年，全军已有1500个食堂交给地方服务保障机构承办，1000多个军人服务社纳入社会商业体系，1800多个营院不同程度实行了物业管理，近300个保障性企业和农场移交国家和地方，共减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30多万人。[※注]按照统一部署，全军从1998年7月起，停止了一切经商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军队和武警将数以千计的经营性企业和经贸公司移交地方或撤销，体现了军队服从大局、令行禁止的良好作风。

在兵役制度调整方面，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和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军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构建全方位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大国关系、睦邻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及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对外关系新格局。

在大国关系方面，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以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等建立和发展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邦。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两国关系进入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两国元首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两国元首宣布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2001年7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1993年11月，江泽民在西雅图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晤，使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有所改善。1997年10月，江泽民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将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布什就任总统后，于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两次访问中国。但中美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5月，美国允许台湾领导人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中国同欧洲的关系自1991年基本恢复正常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也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同年，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在伦敦进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愿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显示出良好前景。

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21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在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方面，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同周边所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此后，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取得明显进展。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立了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原则。2001年，中国首倡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也迈出新步伐。1996年11月，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访印期间，江泽民提出了中国与南亚各国共同构筑面向未来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两国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随后，中国同巴基斯坦也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随即予以承认。

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不断深化。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署，首次以平等、信任、协商、互利的原则，化解了阻碍各国和地区发展的战争威胁因素，并为这个新生会晤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信任基础。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培养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朝鲜领导人金正日2000年、2001年两次访华。江泽民在2001年应邀对朝鲜进行了正式访问。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中韩两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中国还参与了有关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磋商与对话，参加了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朝、韩、美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1994年中国同蒙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朝着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这对稳定中国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

在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方面，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增进了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和各方面的合作。

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继续深化，高层往来频繁，对话与合作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了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999年4月，中国同埃及签署了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在《合作纲领》中，中国宣布在未来两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所欠的100亿元人民币债务，以帮助非洲债务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友谊也不断发展，相互了解日益加深，经贸关系稳步扩大。中国已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建交，同一些未建交的国家也发展了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

在开展多边外交方面，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的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晤。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中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举办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 基本实现总体小康目标

“小康”这个概念，最早源于《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描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对衣食无忧、平安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热切企盼。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回答他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如何构思时，首次提出了“小康”的概念。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注]邓小平最初提出的小康目标，是到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2000年正是“九五”计划收官之年，完成“九五”计划与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在时间节点上高度契合。“九五”期间，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到2000年，“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894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效益改善的基础上，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达133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取得成效，重点企业技术改造不断推进。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大多数国家重点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境内外上市。企业扭亏增盈成效显著，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为1997年的2.9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在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私营、个体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迅速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财税体制继续完善。金融改革步伐加快。城镇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和67%。出口商品结构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提高。对外开放领域逐步扩大，投资环境继续改善。吸收外资规模增大、质量提高。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894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79.6%。国家外汇储备2000年底达1656亿美元，比1995年底增加920亿美元。

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分别达到2253元和6280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和5.7%。市场商品丰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0.6%。城乡居民住房、电信和用电等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五年增长一倍多，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迅速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

科技、教育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863”计划顺利实施。航空航天、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技术领域获得一批重要成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新进展。部门所属应用型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革基本完成，其他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扩大高校招生受到群众普遍欢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成绩。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继续发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成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九五”期间，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执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卓有成效，香港、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注]

小康目标的基本实现，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就为实施“十五”计划、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