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震慑了敌对势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中国站在了亚洲对抗美国的最前沿。美国先后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地区还有外层遏制线，在军事上加紧遏制中国，并继续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采取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重点与结构，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发展尖端武器。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正式将国防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注]“四个现代化”目标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科学文化与经济建设、富国与强军目标之间的有机统一。

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代表军委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方针。据此，军队精简整编，军力建设突出重点。按照裁剪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军队在1955年和1958年两次大规模裁减员额，使军队总员额由1953年的400余万缩减到240万左右。步兵相对减少，加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建设，特别是加强了空军、海军的建设。到1958年，空军占全军总人数的12.2%，海军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注]，军兵种比例趋于合理。各军种发展根据作战需求明确建设重点，军队整体作战力量提升明显；军事训练体现“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突出基础战术和技术训练，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20世纪60年代，中央军委提出了“整军备战”和“备战整军”的方针，旨在通过备战促进整军，按战备的要求加强军队建设，以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

立足自卫，研发尖端武器。中国处在美国严重的核讹诈和核威慑的阴影之下。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随后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原子能工业发展工作。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汇集了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批一流科学家进行研究设计。十二年科学规划以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和遥感技术等为研究重点，为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58年初，中央军委批准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1958—1967年）规划纲要》，包括导弹及核武器的研制。毛泽东指出，听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注]。当时，中国希望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也得到苏联的承诺。但早期研制工作刚开始，因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注]和联合舰队问题，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双边协定。1960年7月停止援建项目的技术设备供应，撤走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注]

为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国家组织全国大协作。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转聂荣臻《关于1961年、1962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统一安排，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1962年11月，中央批准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工作。除了国防尖端技术攻关任务的统一领导、合作攻关外，从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进行全国协作。这促进了民用科技和基础工业的发展。新中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两弹”结合，并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中国核武器的实战效能。1967年9月，中国防空部队用国产的地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中国掌握“两弹一星”技术，提高了战略威慑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

实行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是中国武器装备发展方针。在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尖端武器取得历史性突破进展的同时，加快常规武器的国产化进程，实现引进购买—仿制改进—自行研制的转变，主战装备逐步实现国产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武器装备发展之路。国防工业从无到有。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在“一五”计划期间起步。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国防工业占了27%。到1959年，国防工业体系粗具规模，从各种轻型武器到常规火炮、装甲战车、作战飞机、小型水面舰艇，中国都能自行生产。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建成下水，于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加强了海上防御能力。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大幅度地缩小。人民解放军基本实现了从以陆军为主体向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及诸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军队建立起现代化正规化的制度。这一切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防能力。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解决“平时少养兵，战事用兵多”的矛盾，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国防后备力量体制。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注]。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1958年底，全国建立民兵师5175个；到1976年，全国武装基干民兵的人数达到1800多万，成为防范侵略战争的重要武装力量。

大力推进军队革命化建设。革命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强调，军队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先后在连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和向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活动，干部下连队当兵，改进工作作风，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军队长期革命化建设的显著成效毋庸置疑。

维护祖国统一。1956年，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表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台湾一切照旧。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注]因中东地区爆发革命，1958年7月，美国出兵黎巴嫩。这一举动遭到全世界的一致声讨。为了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使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为了挫败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打击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地区肆意破坏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大规模炮击，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并规避了与美军的直接冲突，因此也摸清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底牌。

1963年，周总理根据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包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注]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方向转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恶化，特别是进入60年代中期，呈现出多面临敌的态势。东南方向，美国不仅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和破坏活动，而且每年部署其第七舰队以及驻日、菲等国和台湾地区的美军，在太平洋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美苏也利用印度打压中国，最终演变为边界冲突。南部方向，美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了直接严重威胁。北部地区，苏联的军事威胁加剧。鉴于严峻形势，新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感陡然增加，进而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看法。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战备和进行三线建设的要求。“备战、备荒、为人民”：“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注]“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幅增兵。立足于为应付最坏的局面，毛泽东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发展地方武装、加快建设大三线和防御工程体系、加强战略物资储备等一整套措施。

对于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或者挑起边境冲突之敌，我军都予以坚决的自卫还击和打击，起到“以小战止大战”的作用，显示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意志和决心，从而有效制止了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维护了中国乃至世界和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都是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实施的，在政治上、道义上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在上述国防战略指导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一方面建立起了国防战略大后方，战略物资储备粗具规模，完善了国防工程体系，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交通体系、全国通信网络和后勤保障体系，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充分的战备，对霸权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使敌人不敢大规模入侵，保卫了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于国际形势、战争威胁的过火反应，“三五”计划的重心由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到备战和国防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但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选址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影响了建设效益。军队处于临战准备状态，以野营拉练为主，规模急速膨胀。对战备的投入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