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重点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反映了党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0次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注]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注]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他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注]周恩来也提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注]。毛泽东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波匈事件，1957年上半年中国少数人之所以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显示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加快各项建设事业，慢腾腾地搞建设，必须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否则永远赶超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注]而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执政全国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进，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也促使人们普遍开始“头脑发热”，毛泽东估计“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注]。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反冒进和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为给农业增产增收打基础，这年冬季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存在“赶超”思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宣称：“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加速为共产主义创立强大的物质和生产基础”。这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并被称作“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一步行动的纲领”。[※注]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英国当时钢产量为2000万吨，再过15年有可能达到3000万吨。他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宣布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设想。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把这个赶超设想公布于全国。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指出，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此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的重要口号，是中国向贫穷落后宣战的口号。

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批评反冒进，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会议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

“多、快、好、省”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只追求多与快，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提前，一度把超过英国的时间表提前到“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注]，钢产量指标不断加码，要求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当事人——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的薄一波，对“大办钢铁”过程曾有过详细的回忆。

对钢产量翻番，“本来是有怀疑的，许多人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觉得有那么多高炉，那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帐、算大帐，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也觉得行。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等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钢产量可以翻番。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把‘1070’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毛主席对‘1070’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1070’的三分之一，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能完成吗？但是，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要保证实现。于是，六千万人上山找矿、挖煤、伐木炼土铁，全国各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注]。

工业战线是“以钢为纲”，农业战线则是“以粮为纲”。《农业四十条》提出，1967年农业产量要达到粮食1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已经是很高的指标了（我国粮食总产量到1998年才达到1万亿斤，棉花总产量在1984年才突破1亿担），但许多省还表示要提前实现目标。“心潮逐浪高”。报刊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农业领域开始放高产卫星，报道的早稻亩产由800斤飙升至亩产3.6万斤。浮夸风严重。

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注]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6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8月4日和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短短时间内，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这种组织形式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生产力实际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严重泛滥，引起和助长了“共产风”，进而造成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和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初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毛泽东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并发展到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纠“左”进程因此中断，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局面，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