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东接沿海，西接内陆，按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序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个省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按照新中国确立的全国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中部地区成为全国的重点建设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为建立新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此时，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建设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凭借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形成了初步的重工业基础，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但是，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类似的问题，即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并且在中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就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进一步遇到生态和资源的制约，中部地区亟须寻找一条经济快速发展及环境相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在中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概述

中部地区历史厚重、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与中部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地理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地貌类型丰富多样，从北到南依次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和黄河两条主要河流贯穿中部。长江流域分布着中国五大淡水湖中的三个：洞庭湖、鄱阳湖和巢湖，三大淡水湖发挥着重要的长江干流蓄洪调洪能力。丰富的地貌类型和连接南北的区域位置决定了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部六省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很小，第三产业基本上由传统行业构成。1952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为64.3：15.7：20.0。“大跃进”时期，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下，中部地区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在缺乏对污染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工业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肆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迅速加剧。而中部的农村在“以粮为纲”政策指导下，出现了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种粮的现象，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最为突出的就是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从1953年开始进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部地区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针对出现的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来防治工业污染，“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在一些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率先成立，开始推行“综合利用工业废物”“制止乱砍滥伐”等环境保护策略。

改革开放后，中部地区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注]，工业、农业均获得稳定而快速的发展。中部六省的粮食、棉花、油料、水产、蔬果生产等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农业和农产品生产基地。1990—2017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由13514.5万吨提高到18458.2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比重维持在30%上下，为全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与东部和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虽然好于西部，但是由于地貌特征和气候条件都处于过渡地带，环境不稳定因素较多，整体环境承载力不如东部，但是中部的人口密度却和东部地区接近，均处于“胡焕庸线”以东。在人口密度较高和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双重压力下，中部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环境保护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相比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中部地区并未获得明显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势，而随着中部承接东部地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中部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较为严重。

2005年，中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实施，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注]随着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在全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中部地区也积极开始了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2016年，国务院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明确将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作为中部地区重要战略定位之一，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7年，中部地区约102.86万平方千米，总人口约3.69亿人，经济总量约17.65万亿元，涵盖了全国约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26.55%的人口，全国约21.5%的生产总值。1990—2017年，中部地区一直保持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5.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3—2013年，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平均为20.44%；固定资产投资由1990年的9748.19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163769.63亿元，增长了15.8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1990年的376.7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8136.39亿元，增长了47.1倍。[※注]中部地区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发展势头日益强劲。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8.8%提高到20.3%，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第二位。[※注]其中，2017年河南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4988.16亿元，居全国第五位，湖北和湖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6522.95亿元和34590.56亿元，居全国第七位和第九位。中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2008年超过东部地区之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2017年六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全部高于全国6.9%的平均增速。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日益明显，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成为拉动我国经济上行的“新引擎”。

近年来，中部地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现代种业等新兴产业在全国已经具有较强竞争力，富士康、京东方等一些大型电子信息企业在中部地区完成产业布局，武汉、南昌、长沙、株洲、郑州等中心城市拥有多个国家级高新区，涌现了万瓦级光纤激光器、“超速超大超长”光传输、首台常温常压储氢·氢能汽车等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和多项自主创制的国际标准与国家标准。[※注]中部地区正在改变过去主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局面，在一些高精尖领域异军突起，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势头强劲，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此同时，传统产业也搭上了新经济的快车，通过不断应用智能制造和互联网技术进行转型升级。

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部地区在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先后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中部六省也通过发布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及行动方案进行政策响应。

第二节 生态保护的行动与绩效

近年来，中部地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质量获得总体改善，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成效显著，长江、黄河、洞庭湖和鄱阳湖等大江大湖生态治理取得积极进展，生态脆弱区水土保持效果明显，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迈出新步伐，对全国其他地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一 因地制宜修复矿山地质环境

中部地区的矿产极为丰富，其中山西的煤炭储备位居全国之最。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五省矿产种类齐全，矿产资源储量大。中部六省矿产的特色资源也十分丰富，如山西的煤炭，湖北的磷矿，湖南的有色金属，河南的钼、蓝石棉、天然碱、珍珠岩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在给中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不仅破坏了土地资源和植被，还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生态破坏。中部地区在进行生态保护时，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作为一项重点内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部六省中，山西拥有众多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开采和加工基地，煤炭资源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缓变性地质问题，如地面沉降、土壤荒漠化、水环境恶化等。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十分重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坚持“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大力发展自然修复技术，如封育技术、种子库技术、动物技术和微生物技术等；大力研发推广矿井水水质处理和利用技术，破解缺水难题；打造矿区生态系统产业链，通过种植柠条、沙棘、玫瑰、黄芪、甘草、麻黄等，形成循环共生且互补的生态产业模式。截至2018年，山西全省已完成地质环境治理的矿山达59座；历史遗留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率达到35%；对40个重点土地复垦区进行复垦，累计完成310平方千米的土地复垦任务[※注]，使采煤沉陷治理区成为矿区人民群众生活美、生态美、家园美、田园美、宜居宜业的幸福新家园。

湖南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以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等生产加工为主，盐化工、磷化工等同步发展的矿业格局，有色金属业成为湖南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湖南逐步加大了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力度。2007年，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就要求申请开采矿产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交保护矿山工作环境、防治矿山地质灾害、认真做好矿山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书面承诺。2018年，湖南省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制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制定绿色勘查行业标准、建立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机制，并从用地政策、财政税收、金融扶持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湖北以建材和冶金辅助原料等非金属矿为主，矿山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植被资源占用与破坏、地貌景观破坏以及矿山次生地质灾害等。武汉市制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7—2020年）》，提出了到2010年，武汉市初步建立与生产规模相配套的尾矿库、废矿堆拦石坝等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矿山“三废”处理率和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全市废气、废水基本达标排放。到2015年，矿山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矿山闭坑后复垦还绿率达到60%以上；计划到2020年，矿山闭坑后复垦还绿率达到80%，矿山生态环境全面好转。可见，中部六省虽然所面临的矿山地质修复的问题有所差异，但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环境保护举措。

二 山江湖共治保护流域生态

中部地区是我国地理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区，长江和黄河的中游穿过中部地区。长江中游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同时，长江中游的水利工程和生态保护工程对长江中下游的安全与水资源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部地区位于长江、黄河的中游，还有洞庭湖、鄱阳湖等几个大的淡水湖泊，中部地区的大江大湖治理具有特殊性。大江大湖治理一直是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防灾减灾的重要措施，对中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部地区有着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三峡水利工程。三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182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847亿千瓦时[※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水电作为一种清洁廉价的可再生资源替代火电后，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效益，每年可少排放二氧化碳1.3亿吨、二氧化硫约300万吨和一氧化碳1.5万吨。除了电力效益和环境效益外，三峡工程还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可削减洪峰流量达27000—33000立方米/秒。[※注]不仅如此，三峡工程可根据水旱形势，调节蓄水和放水，有效缓解下游旱情。三峡工程还可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改善中下游通航和用水条件。

洞庭湖位于湖南北部，是中国传统农业发祥地，著名的鱼米之乡，是湖南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油和水产养殖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按照我国提出的“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治理方针，洞庭湖经过治理，蓄洪能力得到保证，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患化险为夷，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洞庭湖治理得力于群众运动，进行堵支并垸、整治洪道、加固堤防、兴建涵闸等工程建设以及电排建设、田园化建设，逐步完善渠系配套建设等。重点进行防洪蓄洪工程，通过治理尤其在1996年、1998年、1999年洞庭湖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长江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和洞庭湖水系的水土保护工程相继启动。山、江、湖同步治理，标本兼治，彼此互为协调，成为洞庭湖的治理之道。

鄱阳湖成为长江流域的调节器，水量和水质直接关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用水安全。[※注]从20世纪80年代起，“治湖必治江、治江必治山、治山必治贫”一直是鄱阳湖生态修复的全新发展模式；通过实施“灭荒造林”“山上再造”和“跨世纪绿色工程”三大战役，森林覆盖率增长近1倍，水土流失面积下降近2/3，鄱阳湖湖体面积增加百分之四十多。[※注]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位优势明显，依托长江，上连湘楚、下通皖江，同时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向东与沿海经济发达前沿地区相连，向西又可以辐射中西部腹地，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

三 系统综合治理生态脆弱区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保护生态脆弱区，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性和完整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21个省份[※注]，中部六省中除河南之外的五省全部处于生态脆弱区。山西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理条件特殊，水土流失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70%。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贫瘠的土地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沉积，河床逐年抬高，威胁防洪安全。

21世纪初，山西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有序推进”的原则，大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十二五”期间，重点对晋北风沙区、吕梁山区和汾河流域等水土流失严重区集中开展水保工程与生态建设，并将水土保持与山区农村持续发展相结合。“十二五”期间，水土流失治理度[※注]由24.2%提高到74.5%，植被覆盖率由22.1%提高到34.5%。通过大面积造林种草建果园，广大山区的林草覆盖率大为增加，生态面貌和人居环境得到整体改善。2017年，山西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53.31万亩。[※注]2018年初，山西省政府批复《山西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要求“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切实改善水土流失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建设美丽山西”[※注]。通过该规划的实施，在未来10年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区域和生态功能维护提升区域将大幅增加。

湖北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流失造成江河湖泊淤积，加剧洪涝灾害、旱灾、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有些地区造成地表石漠化。2010年以来，湖北实施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项目。多年来，湖北开展了石漠化治理、农业综合开发、退耕还林、低丘岗地改造、生产建设项目恢复治理等水土保持治理工作，成效显著。[※注]

第三节 资源节约的行动与绩效

中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种类多样，但是人口密集，产业开发对资源的需求大，资源型城市众多，导致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供需矛盾紧张。近年来，中部地区大力推动资源节约，成效显著，尤其是在能源节约、水资源利用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探索出了中部的特有路径。

一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在能源消耗方面，中部六省的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如图6—1所示。

其中，湖南加快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业用能节能取得较大成效。“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降低46.2%，超额完成五年累计下降18%的节能目标任务。2015年，湖南省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12.7%，下降率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基于资源禀赋优势被确立为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累计为国家贡献了超过百亿吨的原煤，在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与利用，山西的能源生产结构十分单一，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山西积极践行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煤炭等传统产业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发展，煤层气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省能源生产结构逐渐多元化。在一次能源生产构成中，2017年，原煤占比较1978年下降1.93个百分点，煤层气占比较1980年提高0.79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提高1.06个百分点。“十二五”以来，山西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快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电源结构持续优化。全省发电装机容量中火电占比由1978年的92%下降为2017年的78.86%。2017年，山西每万元GDP能耗较2005年累计下降44.67%，年均下降4.32%，年均节能1200万吨标煤。[※注]

二 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匮乏的13个国家之一。中部地区的水资源分布南北差异显著和城乡差异大，北部的山西降水季节性分布不均匀，加上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地表涵养水源能力差，季节性缺水问题严重；南部的湖南和湖北，主要表现为城乡水资源差异和水污染造成的结构性缺水及大城市供水问题突出。

在水资源消耗方面，中部六省的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持续下降。中部六省中，河南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是413.4亿立方米（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人均水资源量420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和1/6[※注]，属于严重缺水省份，存在地下水超采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和水污染严重等水资源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陆续建成了一批防洪、防涝、灌溉和城镇供水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流经河南境内，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起点，在水资源流向我国华北主要水资源紧张地区的同时，河南的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安阳等地也同样为受水地区。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缓解了河南的水资源紧张问题。

2013年，湖北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计划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368.91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国家规定要求。[※注]

三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断创新

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对矿产伴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环节。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曾提出，“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点。深入实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大力支持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注]。此外，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大宗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也曾是困扰中部地区的难题。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山西朔州粉煤灰综合利用为例，粉煤灰提取氧化铝技术，粉煤灰制造氮氧化物耐火材料、碳金家具、地板砖及各种装饰材料技术，粉煤灰制造蒸压砖和砌块技术等的技术路径都比较成熟，在大宗粉煤灰综合利用地区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和示范效应。

第四节 污染防治的行动与绩效

中部地区分布着众多大型城市群，也承接了东部地区的许多重化工产业的转移，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中部的重工业发展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群，曾经是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主要污染源，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开展源头治理、多措并举，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在污染的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 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显著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也成为中部的重要问题。中部地区分布着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这些大型城市群虽然是地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近年来，大气污染的日益严重，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投入也日益增大。

中部地区各省积极实施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行动，推进区域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大气污染防治效果较为明显，大气环境质量稳中趋好。2016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值分别为67.9%、74.3%、86.1%、53.6%、73.4%和81.3%，除了河南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其他省份空气质量都比较好。[※注]

近年来，在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措施的背景下，河南作为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省份，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河南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9年初，河南生态环境厅印发了《河南省2019年非电行业提标治理方案》等六个专项方案，明确了2019年河南工业大气污染治理重点任务。该方案要求河南符合条件的钢铁、焦化、水泥、碳素（含石墨）、平板玻璃（含电子玻璃）、电解铝六大行业企业，要在2019年底前，完成提标治理，达到规定限值范围，持续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二 源头治理重点流域水污染

中部地区水污染问题严重，存在受污染河段长、污水处理利用率低、污染程度严重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中部地区的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是水污染治理的两大重点问题。在长江、黄河、淮河、湘江、鄱阳湖、洞庭湖、巢湖等中部地区的重点区域，水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山西狠抓工业污水防治，提效改造废水治理设施，强化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和农业农村污水治理，汾河、桑干河流域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河南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的水质监测和风险防控，落实日常巡查、工程监管、污染联防、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保障“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湖南一直认真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推进区域污染治理，特别是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东江湖库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经过多年努力，水污染治理成效显著。据监测资料，2017年，湖南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省控监测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3.6%。[※注]

三 多措并举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除山西外，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均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壤污染也日益严重，主要原因包括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污水灌溉、大气沉降、化肥和农药的施用等。中部地区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中部粮食主产区的产量及我国粮食安全，为此，中部地区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努力。

我国中部地区土壤污染防治采取了科学污水灌溉、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适当施用化学改良剂等措施。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也同时面临重金属污染的问题。2011年，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通过化工企业停产搬迁、废水处理、废渣处理、土壤修复及建筑垃圾处理等措施，投资建设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处理中心和建筑垃圾再利用中心等项目，完成大量污染土壤修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已见成效。

第五节 启示与展望

一 中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产业结构偏重，绿色转型的成本增加

中部六省中，工业特别是对资源、能源消耗高的六大高耗能产业占比较高，而这些高耗能产业大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过快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产生了显著冲击，也引发就业安置、居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中部地区承受经济转型阵痛。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环境污染治理致使企业关停限产，流失税收收入；另一方面需要增加财政支出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清洁能源补贴，补偿社会损失，财政承受一加一减两方面的压力。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可动用资金用于补偿损失、鼓励产业转型的能力就受到影响，形成相互削减的循环作用。

（二）实现生态转型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

财政依靠高能耗、资源型产业与环境保护以及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中部地区一方面迫切需要引进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此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需要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又来自高耗能企业的税收，要实现清洁绿色低碳发展，这些企业就要关停或转产，增加财政投入与财政收入减少的矛盾突出。

（三）政绩考核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

应彻底改变唯GDP考核的体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干部问责追责制度，这既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制度创新，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展望

和中国东部发达省份相比，生态良好是中部地区较大的优势。未来应结合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特点及环境容量，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同时，优化产业布局，严格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要求，按流域或区域编制中部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严格限制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产业扩张，研究并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绿色发展模式。对于中部地区重工业偏重的现状，应着力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省的集中区，应进一步全面打造农业清洁生产，发展循环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养殖、生态旅游等农业附加值高的产业，同时还应加快实施绿色产业工程。江西着重加强对鄱阳湖、“五河”流域等重点水系的保护力度，加快开展鄱阳湖流域湿地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安徽要大力建设长江防护林工程，构建皖江城市带和合肥经济圈绿色生态屏障，构建皖西大别山区水资源保护绿色生态屏障和皖南山区绿色生态屏障。山西继续推进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建设、“三北”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及低质低效公益林和灌木林改造等生态工程建设；河南着重加大南水北调中线保护力度；湖北要重点落实长江大保护要求，构建沿江生态廊道；湖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加大对洞庭湖流域的保护力度，构建以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河流为脉络的“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