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比较文学作为新学科应运而生。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期法国学者的著作里。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深受国际风云关系影响，在发展初期，它基本上是一门囿于西方世界的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选题还是问题意识、思考方式，都不出西方文学的范围，甚至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巨变，西方的文化自我中心设定受到多元文化强有力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生了由西向东的视野转移，开始了全球化进程。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起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约三十年间，也直接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它与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一起壮大。在21世纪尤其是当下，它呈现出蓬勃的生机风貌，既面临新挑战，更迎接着新的机遇。换言之，中国的比较文学从诞生之初，深受“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与“救亡启蒙”的主旋律共振；在新时期全面复兴，深度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在当下，诉诸建构“中国学派”与新时代话语，在学科发展逻辑上，不断发挥着它应有的跨文化交流与自我认同功能。

第一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轫与沉潜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古已有之。在空间上，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文化样态，促使中国文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内部“比较”特点。在时间上，自古以来不乏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关系，以及相互译介问题的研究。尽管作为方法的“比较”几乎无处不在，但“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比较文学，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

一 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1904—1949）

19世纪末，晚清中国遭受外族侵略，民族灾难空前深重。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强国，首先是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从异邦译介文学及其理论，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最早的动力。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西方文论著作，率先将进化论引入中国；林纾翻译西方小说一百八十余部，将译书作为“新民”工具；梁启超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方与日本小说发生浓厚兴趣，提出并掀起了“小说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的理论撰写出《红楼梦评论》《尼采与叔本华》，这些开拓性成果可视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滥觞。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与西方的情况迥然不同：西方（欧美）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诉求于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比较”属于文学本身的需要；而中国则是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其终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所帮助。“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比较”研究也同样有此特点。茅盾于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对东欧和西欧的文学作比较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华任教的外国教授和留学欧美、日本的中国学人开始自觉地进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陈寅恪、胡适、郑振铎、许地山、闻一多、周作人、梁宗岱等。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是1924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古希腊罗马文学”等学术讲座。1929—1931年，文学理论界的“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继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同类课程。随着比较文学的专业化与学院化，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开始转向文学本身，例如翻译比较文学著作：1931年傅东华翻译的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1937年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这两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专著与论文，内容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中英、中俄、中德、中印、中日文学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朱光潜《诗论》（1933—1942）、梁宗岱《诗与真》（1935）、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936）、钱锺书《谈艺录》（1941）等，这些著作论述精到，影响深远，是中国比较文学向学科正规化及理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 比较文学发展的沉潜期（1949—1977）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中国的许多学科发展遭遇瓶颈，比较文学同样如此。比较文学在当时被苏联斥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受其影响，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一度停滞，当时的各大高校相继取消比较文学的专业课程。不过，同一时期的港台地区仍在发展比较文学学科，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沉寂中的潜行：中苏文学研究

郭沫若于1949年6月出版《中苏文化之交流》一书，他说：“中国近代小说的产生，在所受外国影响中，以苏联的影响最大。”[※注]戈宝权是这一时期潜心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先后在《文学评论》和《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论文。这一时期，他对鲁迅作品在海外的译介情况也多有介绍和论述，例如《谈鲁迅和吉须（基希）》《青木正儿论鲁迅》《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等，阐明了鲁迅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影响。

1957年7月，为了有计划地介绍外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创刊，至1958年2月共出六期。目前仅四期可见，分别介绍了康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论，17—18世纪欧洲作家的评论文章，等等。1961年，文学研究所创办《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该系列第4辑重点探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问题；第6辑论述近代英国、德国和俄国美学史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古典作家和重要论著。这两套丛书选文广泛且具代表性，其中不少文章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文后还附有后记，介绍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思想。李健吾、朱光潜、曹葆华、柳鸣九、钱锺书、杨绛、卞之琳等人都参与了翻译工作。尽管这些丛书带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但从整体上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比较”研究特点，为后来的中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中收录的六篇文章。该辑“编后记”重申资产阶级文艺学中的“比较文学”与苏联学者所说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必须批判和克服前者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达成后者的目标。

除了上述中苏、中俄文学关系的相关研究之外，季羡林于1957年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多角度论述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范存忠于1957年在《文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文，就剧本《赵氏孤儿》传入英国的过程及其在英国引发的反响和改编热潮等作了详细叙述，堪称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范例。钱锺书于1962年3月和10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通感》和《读〈拉奥孔〉》。前者分析中国古代典籍和欧洲诗歌惯用“通感”——也即“感觉移借”这一表现手法；后者结合莱辛的《拉奥孔》讨论了诗歌等文字艺术与绘画等造型艺术在表现功能上的差异和表现手法上的共通之处。这些研究都是这个时期的比较文学亮点所在。

（二）港台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

与大陆的沉寂有所不同，港台比较文学的进步和其经济起飞同步。20世纪60年代起，比较文学学科在香港和台湾逐渐起步并稳步发展。1964—1974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大学陆续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68年台湾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博士班，1971年台湾成立比较文学学会。1972年6月，《中外文学月刊》在台湾创刊，该刊于1975年8月（4卷3期）、1976年7月（5卷2期）和1977年10月（6卷5期）发行了3期比较文学专刊，发表了系列重要文章。1973年7月，中国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中心”，出版中英文学翻译杂志《译丛》。1978年，香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1976年6月，古添洪、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在台北出版。该书收录论文十四篇，被称为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论文集。1977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出版，收录陈世骧、叶维廉、颜元叔等人以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十二篇。1978年，李达三在台北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该书回顾并检讨了东西方比较文学（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针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提出中国学派这一名称，以此与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

第二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学科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进新时期。80年代开始，知识界开始批判极“左”话语，随着僵化刻板思维的打破，学术研究领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西学再次涌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以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发展。各种理论和文艺思潮被大规模译介，中国社会迎来“新启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以跨文化沟通为主旨的学科，既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其研究的必要性也凸显出来。因此，1978—2000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段，在这十二年间，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从复兴走向繁荣，并完成学科化进程，成长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

一 学科复兴之旅的开启

新时期以来，国内和国际环境共同造就的有利外部条件，与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合力，促成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复兴。1979年9月《民间文学》杂志率先发表了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作者后来还著有《比较故事学》[※注]《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注]等相关著作。虽然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主张“比较”研究，但这些提法也开了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先声。复兴之路的真正标志是钱锺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于197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管锥编》接续了20世纪前半期个人化的、零星开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即一些学术大家以自身深厚的中西学养为基础，在自觉的跨文化视野中探求文学普遍规律；同时，该著作也是非学科化时代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臻达的高峰之一。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面对应着这样一幅图景：夜空中几颗星辰璀璨明亮，但只有寥寥数颗且彼此孤立，尚未形成群星灿烂的星系。那么，这种局面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彻底发生了变化。在此期间，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并且完成了学科化过程。

二 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

在现代学科化建制中，学科化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学科化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内部形成自我认同并获得学界普遍承认，对于集结科研力量、培养后继人才意义重大，为本领域研究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在于，顺利和蓬勃的学科化进程，本身就是对一个时代繁荣发展的表征和印证。重要的是，只有良好的社会条件与学术土壤，才能让一个学科快速进行自我完善。

据统计，自1983年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以来，三十多年来，比较文学教研队伍不断壮大、教学发展迅猛。目前全国各地已有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有一百多所高校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二十七所高校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下文从四大方面来概括这条从复兴走向繁荣之路，这也是其学科化的步步历程。

（一）学科意识树立与井喷状研究

在1978—1980年的研究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例如季羡林的《泰戈尔在中国》[※注]，林秀清、阎吉达的《卢梭、伏尔泰在中国》[※注]，戈宝权的《郭沫若著作在日本》[※注]，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注]，乐黛云的《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注]等。这些研究采用了比较文学中经典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范式，或考察中外各作家、作品、流派、风格间的影响、接受、转化、再生长等诸种关系，或比较不同民族、语言、国别间作品和文学现象之异同。同时，也有若干文章，如温儒敏的《美国两教授谈比较文学》[※注]、赵毅衡的《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注]、谢天振的《漫谈比较文学》[※注]等，介绍了当时国际上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并明确倡议在中国建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比较文学。

经过几年的积累和酝酿，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文学研究界对比较文学的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独立于国别文学研究的必要性。1981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团体。随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一方面翻译介绍国外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和发展动态；另一方面推出本土学者的探索成果，如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1982）、基亚的《比较文学》（1983）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传播。

在这段时期，既有老一辈知名学者如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人的积极倡导，又有一大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人热情投入其中，比较文学研究很快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在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前后，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比较文学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仅1984年上半年的论文数量就占到了过去五年间发表论文总量的一半。[※注]此后，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到2000年前后，每年出版专著几十种，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专业论文达数千篇。根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注]一书所作的统计，在二十年间，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刊载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总计一万两千余篇，出版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三百六十多部。从成果数量上看，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学科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明确的学科意识，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学科理论的高度关注上。关于“中国比较文学”概念的内涵、基本理念、学术特色、研究范式、发展方向等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一直具有极高热度，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新挑战的出现而不断展开更加深入与多维的探讨。

“中国比较文学”这一组合词的两个组成部分恰好代表了学科理论探讨的两大焦点。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危机意识便始终伴随，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对传统法国学派的批判，到80年代关于比较文学“理论化”问题的争论，再到20世纪末对泛文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回应，比较文学在一次次争论和辨析中，完成学科理念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方向的调整。

一方面，中国比较文学界借助“后见之明”，对较早时期的争论，如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事实联系与审美价值、理论探讨与作品分析、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采取辩证调和的理性态度，兼容并蓄，并结合本土古典文化资源提出“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围绕困扰学科已久的“可比性”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另一方面，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愈加迅猛的全球化趋势，中国学者以积极姿态投入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对学科定位的再思考，希冀在多元文明交锋与学科整合加速的全新时代语境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聚焦于“比较文学”的探讨，体现了基于学科性质的全球视野和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自信；那么，对“中国”的关注则对应着一门舶来学科在本土环境中生根成长的过程。早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筹备组于1982年召开的“西安座谈会”上，就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中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倡导肇始于港台学者，围绕它的讨论一度成为比较文学在大陆复兴时期学界关注的中心，因为其实质即为中国比较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派”的提法热度渐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化探讨的结束，相反，这说明学者不再热衷于树立旗号，而是更加冷静和深入地思考“中国”定位的深层次内涵。“中国”不仅仅牵涉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源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如何生发出植根于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问题意识，以及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模式才能与国际学界有效交流。

（三）高校科研教学体系的建立与教材的编写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以一种成规模、有建制的发展模式成长起来，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科研教学体制便是学科发展的基本依托，它保证了科研力量的集结、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不同研究流派特色的形成。

1993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培养高端学术人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文学一级学科隶属的二级学科，进入国家认定的专业和课程教学体制。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随后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成立硕士、博士培养点。2000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设立比较文学系，成为第一所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国内高校。从本科教育、博士生培养到博士后流动站建设的系统而连贯的人才培育体系完全形成。培养学生的需求促进了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时至2000年，已有几十种教材出版，基本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自学者研读的需要。除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还体现在学会组织的创立和专业刊物的发行。

学界普遍将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正式成立，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学会由国内三十六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是当时全国研究力量的一次总集结。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为领导与协调学界工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学会成立之后，每隔三年举办一次高水平学术年会，至2017年，已成功举办十二届。学会下属的各研究领域与各地方的二级学会也纷纷成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我国第一家比较文学刊物《中国比较文学》于1985年创刊，成为集中发表本学科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阵地，并及时刊发中外比较学界研究和出版的最新动态和信息。自从1996年改为季刊以来，刊物容量增大、栏目更为齐备，关注学界前沿问题和理论探讨是其特点。另外，国内一些高校也主办了比较文学刊物，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研究》《文贝》《跨文化对话》等。

（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成熟

在学科化过程中，中国比较文学也逐渐形成以“跨越”和“沟通”为基本界定，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理念，同时又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学科体系，形成文学关系研究、译介学、比较诗学、形象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学人类学、海外汉学等十余种研究分支，以下介绍其中研究力量较为雄厚、讨论热度较高、学术特色比较鲜明的几种。

跨文化文学关系研究：近代以来，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苏俄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对中国作家、作品、文体、写作风格、文学流派影响巨大。若不追溯外来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方式，就无法恰当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面貌和文学品格，这类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成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多以某个作家、作品为个案，追本溯源地考证其接受外来影响的路径，并追寻文学关系事实背后的文化动因。另外，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文化交流，探究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也是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结合，遂成为我国跨文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大特色。在20世纪末的约二十年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亮点之一，是对于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凸显出来。由于中国与日本同处汉字文化圈，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化史以各种方式纠缠在一起，因此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必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内容。1987年，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作为“比较文学丛书”的一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0年，程麻的《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孟庆枢主编的《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刘立善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张福贵、靳丛林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专著研究的范围涵盖了近代与现代，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分析，全面深化了对于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内涵。

译介学：译介学是专门针对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介的翻译文学及翻译现象的研究。译介学之所以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具有特别意义，主要是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在欧美文学界尚不十分突出的翻译问题重要性凸显。本时期的译介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译介理论探讨和翻译文学个案分析两方面，前者对“创造性叛逆”“误译”“归化”等核心概念多有分析，并集中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后者则将译作、译者和翻译行为置于两种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在翻译这种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理解、交融或者误解、扭曲现象。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堪称这一时期译介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回顾与梳理了中西翻译史上的文学传统，探讨了译介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与相关理论问题，并基于20世纪翻译研究的趋向对翻译文学未来的地位进行了合理预测。

比较诗学：比较诗学是另一个在中国比较文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以其作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曾经在学界引起过广泛讨论的一些问题也属于比较诗学，例如，中西文学基本概念的比较、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换、传统诗学阐释学的现代意义、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等等。比较诗学在中国比较文学体系中备受重视，一方面与中国比较文学特别注重理论的研究倾向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如下事实，即中西方诗学都具有悠久传统与丰富遗产，而双方文艺理论体系在思维方式、审美意趣、话语表达等诸方面差异巨大，深层次沟通困难重重。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诗学的跨文化对话为主要探讨对象，具体涉及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意义追溯与现代阐释、中西诗学话语的互译与接受、总体性诗学的建构等各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在比较文学界，而且在当时的整个思想人文研究领域都颇有影响。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94），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1997），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饶芃子等的《中西比较文艺学》（1999），钱中文等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97）等著作均引发了广泛讨论。

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是中国比较文学体系中“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领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该丛书结合文本材料、考古资料，重新解读若干中国上古经典著作，如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6），萧兵、叶舒宪的《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7）等著作，屡发新见，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第三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多元发展与新机遇

进入21世纪，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变，力图从理论上给予新的解释和建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科学界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80年代人文科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热，已被90年代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热所取代；与此相应，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那套普遍主体、自由解放、学科自主以及科学主义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激动人心。”[※注]这些因素都让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界风格多元，也从客观上使得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日益学院化和专业化。尽管研究方法愈发多元化、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学科危机论也相应而生，相关讨论此起彼伏。

一 边界与危机：学科讨论

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界问题和学科本体论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的重要问题。与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科的讨论相比，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尤其注重学科理论建设，特别关注学科边界和本体论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期刊2005年第2期整期讨论的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自2007年不再散排论文，而是按照不同的栏目分门别类地组织每一期刊物中的论文，之后一直到2013年为止，“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或“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期刊中的常设栏目，七年时间一共发表八十余篇论文，其中2009年第3期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有多达十一篇相关论文。在2014年取消这一常设栏目之后，刊物仍在2016年第1期设立了“学科前沿 世界文学理论：起源与发展”这一特别栏目。

国内学者特别热衷于讨论学科危机等问题，国际比较文学界又在不断为之扩张边界，不断地纳入新的学科内容。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中，有两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其一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其二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不管是追溯“世界文学”一词最早出现的语境和人物，还是讨论其当下和“比较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种热烈、持续的讨论都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亮点。同时，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世界文学”概念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并提出克服这一弊病的可能路径。陈跃红的《什么“世界”？如何“文学”》[※注]、叶舒宪的《“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注]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 日益专业化、深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机构与丛书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前二十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科更成建制，领域不断发展完善。2000年9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2002年，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被批准为首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我国最早成立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已于2015年迎来了三十年的庆典，并与复旦大学数次举办北大—复旦比较文学论坛。2004年6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主编刘献彪、孟昭毅，执行主编葛桂录。2006年，唐建清等编辑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出版，编入的书目均为在中国正式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收录了一百年来（1904—2005）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一百二十余种。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由乐黛云和王向远合著的《比较文学研究》出版，系“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该书更多地通过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验证和思考学科的意义、定位和目标。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首批十四种出版。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标志性成果的集中展示，选编了十四位著名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论文。2015年2月，由曹顺庆担任主编，曹顺庆、孙景尧和高旭东共同担任首席专家的《比较文学概论》[※注]出版，该书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成果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比较文学学科最新、最全面的教材。同年11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创办的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功申请到发行刊号，第1期在2016年4月发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命名的刊物，反映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重视与构想。

（二）传统和新兴领域的发展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意义，在21世纪，有新气象的研究体现在：第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其被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第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作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比如严绍璗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第三，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进行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对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意义。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亮点领域，比较诗学在21世纪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主要成果有饶芃子、周宪、曹顺庆、余虹、杨乃乔、陈跃红等人的相关论著。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突破了囿于中西的惯例，把研究视野拓宽至印度、东亚和阿拉伯等文论领域。再者，还有兼具系统性、导论性和实践性的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对诗学比较研究作哲学思考的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再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系列研究、王宁对后现代文论的系列研究、戴锦华对电影文本的文化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都有代表性。

21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发展十分活跃。2003年，叶舒宪的专著《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及其主编的“神话历史”丛书，集中体现文学人类学的学者们的探索实践。此后，“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得到学术界关注。[※注]

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译介学。译介学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得较为迅速、富有生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译介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译介学理论的推动下，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建立了国内首个独立的翻译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年出版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注]，堪称翻译史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注]出版于2006年，是一本汇总翻译理论资料的工具书。在文化翻译的理论建设方面，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注]、谢天振的《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注]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方面，21世纪以来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多元性、穿透性的特点，发展迅速，硕果累累。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走进大学校门、受过系统训练、通晓日文甚至曾经留学日本的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2001年，王向远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对百余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同年，王中忱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文集》，阐述了殖民、现代性、文体变革等中日文学之间的本质性问题。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独辟蹊径，在更大的视野、更久远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学中的国家民族想象。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从边缘性、跨国性文本出发，以“国民”身份为焦点，探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从关键词入手综合讨论近代以来中日间的语言、文学、思想问题。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9）、李兆忠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2010）、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2011）、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等，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学关系乃至中外文学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三 挑战与机遇

中国比较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间打开新局面，迈入21世纪之后蓬勃、多元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语境，在国际领域获得认可。200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布的比较文学十年发展报告中，特别指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国比较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张隆溪在点评这份报告的时候特别指出了东西方比较对于拓宽比较文学的视野、超越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的重要性。这一提倡在21世纪2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截至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第十二届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足迹。21世纪中国各大院校都积极地主办并参与了许多和国外的大学合作的双边比较文学交流会议。第二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将于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在澳门举办，这次会议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澳门大学、深圳大学和澳门圣若瑟大学共同举办，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年会。2011年以来，呼应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出的大力发展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号召，比较文学研究界以积极态度投入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问题的探讨，既体现了由本学科开放性特点所决定的对时代潮流与语境更新所一贯保持的学术敏感性，又彰显了研究者自觉参与国家文化发展重大问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学术责任感。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从那以来，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进入了更加受到全世界瞩目、在全球经济中重要角色更彰显的时代。与此同步发展，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研究，中国与中亚文学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增长点，中国西北是多元文化发生、发展、交融的地方，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沃土。从目前来看，已发表的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的难点所在。

总之，国内和国际环境共同造就的有利外部条件，与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合力，促成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发生、迂回与复兴。进入21世纪，电子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交通、通信、传媒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变革使“全球化”“地球村”成为现实，不同文明间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冲突成为常态。突破原有的视域局限，转向东西方比较的广阔天地，对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而言成为大势所趋。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席。

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看，由于中国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即由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由中国发挥重大影响作用的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研究理应更强调时代感和使命感、主体性和发展性。如果说“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是以“世界文学”的发生为基础的，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应当建立在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以近代以来所谓的“欧风东渐”为基础。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的倾向，“中国主体性”不足。七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为了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主体性”，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仍有待继续开拓创新。结合新时代，我们势必将比较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文学实践紧密结合，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相应，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了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对外工作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这些决议和讲话表明，要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要以文化为纽带沟通中外，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表达特点的话语体系。这种现实语境无疑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机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