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史编撰概述

一般来说，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关于文学自身的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观理解。文学史编撰的目的，则包括对文学发展进程的梳理，以及对其发展的理论性思考。

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发端于19世纪末期，文学史这一概念借鉴于西方，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量批评作品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包含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学史观之渊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着重于如何充分理解和利用目录学、史学、诗话等文学批评著作，以传统史料结合现代观念，由此建立起具有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传统。

文学史的首要议题是定义何为文学；其次是设立进入文学史的标准，亦即如何评价作家和作品；最后是建立编撰体例。如何断代，如何分体，是中国文学史早期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

七十年来，文学史的成果蔚为大观。通史类的著作，往往体现出文学史观的时代性和进步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致力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研究所组织余冠英、钱锺书和范宁等著名学者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文学史，以时代为序，重视作家和作品，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继承和呼应，文学研究所组织撰写的《中国文学通史》于1997年出版，是当时国内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其中古代文学编四册，近现代文学编三册，当代文学编三册。相对其他文学史，此套通史强调各民族、各地区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详尽地写入其中，港澳台地区的文学史也列入其中。这一部十卷本的通史，后经补充新的成果，成为十二卷修订本，可谓真正的“中华文学通史”。

此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首推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8）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8），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时代背景下，这两部文学史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其后，北京大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7），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1999），长期作为高校教材，拥有众多读者。

近年来，大型文学史的编撰一般是集体创作，邀请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分别撰写，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发挥长处，各自负责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不足之处在于章节之间容易失衡，考验主编的统筹能力。个人撰写的文学通史则能通过选取合适的角度，避免集体创作的一些弊端，展现个人对于文学史发展的全面理解。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03），提出了二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一种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

个人撰写的断代文学史，往往更具广度和深度，反映出文学研究的进展，代表着当时该段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重要著作如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册，1957）基本划定了先秦文学的研究范围；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1999）和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1991）达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新高度；罗宗强、郝世峰的《隋唐五代文学史》（1992）和乔象钟、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的《唐代文学史》（1995）提升了唐代文学史的专业性和学术性；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1991），徐朔方、孙秋克的《明代文学史》（2006），均体现出作者的文学理解和文学史观。

文学史的编撰成就，概而言之，体现在史料的发掘和史观的建立两个方面。文学史料的发掘，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的水准。文学史的进步，与别集、资料汇编、编年史等文献整理成果密不可分。在文学史观念上，可以说，七十年来，一个新的文学史编撰范式已经建立起来。首先，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和历史密不可分，文学史评价体系的科学性日益增强。其次，凸显中国文学的特质。古代文学术语庞杂，现代文学史则做了提纯的工作，在将文学性提炼出来的同时，保持了鲜明的中国文学特色。再次，吸收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将戏曲、小说及俗文学等传统学术中不受重视的部分纳入文学史之中。最后，文学史的编撰不仅是一种历史构建，更是致力于在历史的脉络中探索文学的规律。

第二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韵文史撰著

韵文史，主要指古代文学中诗、词、散曲等文体的专门史。韵文是古代文学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文体，一向最受史家瞩目。20世纪初曾出版有多部叙述韵文整体发展的韵文通史，但诸家著述中对“韵文”的定义各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韵文史的编撰主要以单一文体的分体史为主，如诗歌通史；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又可再细分为分体的专题史和断代史，如乐府史、唐代诗歌史等。七十年来，以诗、词、曲为主的韵文史编撰在范式和架构上不断展开新的探索，在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横切面中展现出历史的线索。

诗史的编撰，在丰富的诗歌总集、别集、诗话、年谱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中国诗史源远流长，作家作品众多，通史往往难以概括全面，反而容易流于粗疏。新近的诗史著作，绝大部分是断代史和专题史。葛晓音的《八代诗史》（1989）是诗歌研究转型的开端之作，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作者截取了从汉至隋的八个朝代，以时代为序，以问题为纲，交织成八代诗歌发展的图景和规律。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1988）接续其后，为诗歌史编撰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构建了科学的逻辑结构。此外，通史的代表作有张松如的《中国诗歌史论》（1985）；断代史方面，重要成果包括马银琴的《两周诗史》（2006）、许总的《唐诗史》（1994）、《宋诗史》（1992）、史仲文的《大唐诗史》（2005）、张晶的《辽金诗史》（1994）、杨镰的《元诗史》（2003）、霍有明的《清代诗歌发展史》（1993）、朱则杰的《清诗史》（2000）、严迪昌的《清诗史》（2002）、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2013）。不难看出，清诗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蒋寅的《清代诗学史》（2012）目前出版了第一卷，包括讨论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的导言以及论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诗学的六章正文，俟全书完成，必将极大推进对清代诗学的整体认识。专题史方面，则有李文初的《中国山水诗史》（1991）、王玫的《六朝山水诗史》（1996）、陶文鹏和韦凤娟主编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2004）、任文京的《中国古代边塞诗史》（2010）、杨生枝的《乐府诗史》（1985）、胡旭的《悼亡诗史》（2010）、韦春喜的《宋前咏史诗史》（2010）等。

词史的编撰，词非小道的观念，自清词中兴，至胡云翼、吴梅的词史著作，得以逐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词史研究较为薄弱，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得到了极大振兴，建立了新的词学史观和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严迪昌的《清词史》（2001）是清词领域的第一部词史著作，依托于《全清词》的整体性摸查和著录，对清词作了全景式的梳理和考述，具有开拓意义。通史类的词史，主要有黄拔荆的《词史》（1989）、许宗元的《中国词史》（2009）和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2002）。词的创作，在历史上有着鲜明的兴盛期和衰落期。所以在断代史上也以唐宋为主，主要成果有杨海明的《唐宋词史》（1998），陶尔夫等的《北宋词史》（2005）、《南宋词史》（1992），以及基于考订、还原明词历史发展进程的张仲谋的《明词史》（2002）。此外，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1992）、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2007）、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1999），虽然并非全景式的词史著作，但是展现出作者对词体在各阶段发展的理论认识。邓红梅的《女性词史》（1999）则是词史著作中一部重要作品，此书不仅为女性词作者垂名，更为女性词学研究设立了一个学术坐标。

曲史的编撰，在韵文史中属于较为冷落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曲的创作都无法与诗词比肩，在研究中也长期处于较为冷僻的境地。目前出版的曲史多为通史类的著作，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2007）是最为重要的散曲史著作，构建了散曲发展的基本体系，对散曲的渊源、体制、特征和风格均有详细论述。此外，重要的成果还有梁扬的《中国散曲史》（1995）、赵义山的《明清散曲史》（2007）、王星琦的《元明散曲史论》（1999）等。

总体而言，七十年来韵文史撰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以下几点：第一，开拓了诗、词、曲的研究领域，明清词、散曲等过去文学史未曾或者较少涉及的内容，均已得到初步的发掘，打破了以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刻板印象；第二，在七十年来文献整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韵文史得以对著名作家、作品作出重新审视和评价，并让更多的作家和作品登上文学史的舞台；第三，对诗、词、曲的文体性质和文学特性有了更为深入的剖析；第四，通过对研究方法、叙事模式、历史架构的反思和革新，韵文史的编撰，不断探索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框架，以寻求文学史类著作更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撰著

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不同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散文，而是涵括了卜辞、铭文、传记、碑志、书信、札记、诏令、奏议、政论、史论、八股文等所有应用性、议论性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为数众多、不同类型的古代散文史著作，为全面、立体、多维、深入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代表著作

广义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类型，若按照时间跨度来分，包括各种散文通史和断代史；若按照文体来分，则较为复杂，常见的包括骈文史、辞赋史、传记文学史、序跋文学史、山水游记史等多种类型；二者之间也存在逻辑上的交集，比如汉赋史、六朝骈文史、古今骈文通史、中国古代序跋史等。

民国时期，陈柱的《中国散文史》（1937）为后世散文通史的写作思想、体例树立了典范。该书以散文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时代区分的依据，把骈文、古文、八股文之间的互动、区别、嬗变关系作为考察视角；对于重要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则依据其对散文发展主脉与历史的影响强弱，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部书多次被再版或重印，足以说明其对于古代散文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的突出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代表性的通史式散文史著作，有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2011）、《中国散文史长编》（2008），谭家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6）、《中国散文史纲要》（2011），李修生、赵义山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2001），郭预衡、郭英德总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2013），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2014），以及熊礼汇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2005），马茂军、刘春霞、刘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2011），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2011），陈兴芜、傅德岷的《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2013），张恩普、任彦智、马晓红的《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论》（2015）等。此外，还有广义“散文”概念下具体文体、文类的散文通史，如姜书阁的《骈文史论》（1986）、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2018）、马积高的《赋史》（1987）、许结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2016）、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12）、石建初的《中国古代序跋史论》（2008）等。各种断代散文史，包括谭家健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2007年增订本）和《六朝文章新论》（2002）、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2001）、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1997）、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2012）、杨旭辉的《清代骈文史》（2014）等。

二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撰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写作在叙述的广度和考察的深度上都实现了有力的开拓。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成就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散文史书写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阔，任何朝代、时期出现过的各种散文文类几乎都已成为文学史家研究、关注的对象。以辞赋史为例，除汉赋、魏晋南北朝赋等传统热点内容外，近年来宋赋、金元赋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考察。以骈文史为例，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对辽金元明这一“低潮期”的骈文也作了全面梳理。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对于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隋唐五代、辽金元、明代的论辩文、奏议文、书信文、杂记文等各种文类的作品都作了专题论述。应该说，七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写作与研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广阔度和基本的精细度。

第二，文学史家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含义和发展脉络有了逐渐明确、深刻的认识，文学本位、文体本位的意识越发清晰、鲜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散文史著作，都不是以历史朝代的兴衰更替为单一线索展开叙述，而是充分考虑到了散文本身的发展阶段和沿革规律。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在其“导论”中对骈文的名称、文类、文化内涵、基本特征作了明晰、充分的界定和解析之后，分别以“孕育与萌生”“形成”“鼎盛”“盛极而渐变”“新变与延续”“低潮”“‘中兴’与衰落”这些核心要素，展开历史书写的基本脉络。杨旭辉的《清代骈文史》则把握住了清代骈文“初兴”“鼎兴”“融合碰撞”这三个基本阶段，分不同的专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论述。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每卷均遵循“按类结构”的原则，“大致以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等若干文类为序”，完全打破了以时期为线索的单一叙述；对于元代散文，则依据作者所处时代、地缘、学缘与历史影响的不同，分别在“宋金元卷”和“明代卷”的“金元”与“元明之际”章节下各自展开。应该说，这一古代散文史写作的新面貌，得益于文学史家对古代散文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文体研究的日益成熟。

第三，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写作与研究体现了越来越完整、清晰的理论建构与反思意识。散文史本身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绝不可能仅仅体现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上，而在于其烛照历史的反思视角和执果索因的规律总结。以近年问世的通史著作为例，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明确了“以时分卷，按类结构，依人展开”的撰写体例，以“类从”的叙述方法着力展现中国历代散文文体的文学性特征；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则突出了中华文化观念的叙述视角。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散文史写作的规律与得失，也进行了越来越全面、深入的总结。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3）、宁俊红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2006）、阮忠的《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都对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写作情况作了全面回顾，体现了敏锐精到的方法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散文既具有充分的艺术性，也具有丰富的知识性与广博的实用性。文学史家要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清晰的理论头脑，善于运用新材料，借鉴新方法，才能得出有价值的新观点，将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与写作的水平推上新的高度。

第四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小说史撰著

以改革开放为界，七十年来的古代小说史撰著可以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原因，小说史撰著基本陷于停滞，仅有的两部小说通史均为集体著述：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合作编写的《中国小说史》（1973）、南开大学中文系师生与天津碱厂工人合作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1979）。这两部小说通史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挂帅”，以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作为衡量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标准。当然，这不仅仅是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说史研究回归学术本位，小说史著述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多种通史著述，如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简史》（1988）、杨子坚的《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1990）、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1990）、徐君慧的《中国小说史》（1991）、李悔吾的《中国小说史漫稿》（1992）、张稔穰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1995）、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1996）、李剑国和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2007）等。总体而言，这些通史著作都可以说是对鲁迅的开创之作《中国小说史略》（1923）的补充和深化。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以类型为中心，重视小说发展演变的内在脉络，以及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借鉴与融合。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重新梳理“小说”概念内涵，强调叙事和虚构性，还引入“雅”“俗”范畴，探讨小说史的特质。李剑国、陈洪的《中国小说通史》分先唐、唐宋元、明代、清代四卷，早期的文言小说部分侧重文献考据与脉络追索，明清白话小说部分侧重文本阐释，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小说通史著作，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果。

第二，出现了众多的断代史著述。如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1988）、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1988）、萧相恺的《宋元小说史》（1988）、张兵的《宋辽金元小说史》（2001）、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1988）、张俊的《清代小说史》（1988）、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1988）。这些断代史的共同特点是体例严谨、资料详备、论述周详，在资料辑录和文本阐释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断代史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或许是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2000），该书突破了传统小说史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的藩篱，而是把与小说创作有关的诸种因素视作一个多元互动的有机整体，构建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型，出版传播研究、接受研究开始进入小说史研究视野。

第三，出现了活跃的题材史、文体史著述。题材史方面，有欧阳健的《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988）、向楷的《世情小说史》（1998）、林辰的《神怪小说史》（1998）、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欧阳健的《历史小说史》（2003）、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苏建新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2006）等。文体史方面，有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1980）、程毅中的《宋元话本》（1980）、吴志达的《唐人传奇》（1981）、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李宗为的《唐人传奇》（1985）、欧阳代发的《话本小说史》（1997）、苗壮的《笔记小说史》（1998）、薛洪勣的《传奇小说史》（1998）、陈美林等的《章回小说史》（1998）、萧欣桥等的《话本小说史》（2003）、刘勇强的《话本小说叙论》（2015）等。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具有学术上的典范意义，在史料的钩稽与考证方面最见功力，澄清了话本小说发展演变史上的不少问题。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初版，2005年修订）按题材内容把志怪小说分为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杂记体三种类型，注重文献的考订辨析，资料丰富，源流清晰，是文言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的叙事方式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唐以后的小说戏曲作品都可以看到唐传奇叙事方式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以唐传奇为中心的董著，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年初版，2014年修订）则是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变过程的系统分析和总结，该书立足于文体学和叙事学，正本清源，在辨析“小说”概念的基础上，对诸多文体的性质及其与小说的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创性论断。

回顾七十年的古代小说史著述，既有鸟瞰式的通史，又有深入细化的断代史、类别史。小说史著述，是小说研究成果的阶段性体现。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随着时代的变化，“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小说史撰著也不例外。

第五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戏曲史撰著

1956年6月，随着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国戏曲家协会组织的《琵琶记》大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戏曲研究呈现出热闹繁荣的景象。至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戏曲志》（1983）、《中国戏曲音乐集成》（1985）等大型项目的陆续启动为标志，戏曲研究逐步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戏曲研究在史论研究、文献发掘整理、音乐声腔、泛戏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从中可以看出戏曲研究既包括极为多样化的研究内容，也具有多种路径和方向。厘清戏曲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戏曲史的主要任务，根据叙述范畴的差异，大致可分成以下四类。

第一是各具特色的戏曲通史。学术界通常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为现代形态的戏曲研究的滥觞，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王国维开创的以治经治史方法、专注史实考证和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性研究不同，以表演、剧场等为对象的演剧性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尤其以周贻白为代表，其陆续出版的《中国戏剧史》（1953）、《中国戏剧史讲座》（1958）、《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1979）等著作规模宏大，合“案头”与“场上”为一，联系舞台演出来讲戏曲发展是其鲜明的学术特点。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踵武其后，强调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对各个时代戏曲的舞台艺术予以特别关注。唐文标的《中国古代戏剧史》（1985）、许金榜的《中国戏曲文学史》（1994）、李万钧的《中国古今戏剧史》（1997）等著作迭出。廖奔、刘彦君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2000）则将戏曲文学、戏曲理论、舞台演出、艺人戏班、声腔音乐等都纳入研究范畴，是一部具有综合性、总结性的重要著作。李修生和赵义山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2001）、傅谨的《中国戏剧史》（2014）、郑传寅主编的《中国戏曲史》（2017）三部高校教材各有侧重，特别是后者，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为戏曲史写作提供了新格局，其中的许多章节代表了戏曲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是成果丰硕的断代史。赵兴勤的《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2015）以先秦至南宋为研究时限，对早期戏曲的发展与形成进行立体的、多方位的观照。薛瑞兆的《宋金戏剧史稿》（2005）围绕宋杂剧、南戏、金院本的生成进行论述。徐宏图的《南宋戏曲史》（2008）认为南宋时期是中国戏曲的生成期，孕育了宋杂剧、南戏、傀儡戏、影戏等多种形式的戏曲。金宁芬的《明代戏曲史》（2007）梳理了明代戏曲发展变化的轨迹，论述了明代戏曲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1987）以作家为纲，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清代戏曲发展情况，兼及地方戏和少数民族戏曲。秦华生、刘文峰主编的《清代戏曲发展史》（2006）分传奇杂剧、宫廷戏剧、戏曲理论与批评、花部地方戏四编，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清代戏曲断代史。王汉民、刘奇玉的《清代戏曲史编年》（2008）以编年形式排列清代戏曲史料，便于检索。么书仪的《晚清戏曲的变革》（2006）主要从宫廷演剧、民间演剧与戏曲演出生态等方面讨论晚清戏曲的变革历程。

第三是南戏、杂剧、传奇的专门史。南戏方面，钱南扬的《戏文概论》（1981）具有开创之功，首次系统对南戏的源流、剧本、内容、形式、演唱等进行全面论述。刘念兹的《南戏新证》（1986）重视对南戏遗存的田野调查，利用田野资料对南戏发展流变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部研究南戏的力作。此后，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变迁》（1992）、俞为民的《南戏通论》（2008）都是南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后者可以视为带有总结性的南戏研究专著。

杂剧特别是元杂剧历来是戏曲研究的热点，杂剧史相关著作多见，如胡忌的《宋金杂剧考》（1957）、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1989）、季国平的《元杂剧发展史》（1993）、李修生的《元杂剧史》（1996）、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1979）、徐子方的《明杂剧史》（2003）、杜桂萍的《清代杂剧研究》（2005）、刘晓明的《杂剧形成史》（2007）等。其中以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最具影响力，其对明杂剧初期、中期、后期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尤为学界所重视。

传奇史有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史》（1999），该书对明清传奇的兴起、风行、繁盛到衰微的过程分编叙述，并对明清传奇的艺术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都作了阐释，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也是最具影响的传奇通史著作。此外，程华平的《明清传奇编年史稿》（2008）以编年史的形式展示明清传奇的发展脉络和实际情况。

第四是百花齐放的剧种史。自20世纪40年代“地方戏”概念的提出，各地的戏曲种类普遍受到关注，到50年代国家在全国开展剧团调查登记，使“剧种”迅速成为戏曲界和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戏曲分类学范畴，一直沿用至今。剧种史写作随之逐渐形成以昆曲、京剧研究为前导，各剧种史论研究相继展开的格局。昆曲史有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1980）、顾笃璜的《昆剧史补论》（1987）、胡忌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1989）、吴新雷的《昆曲史考论》（2015）等。京剧史有马少波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1990—1999）、王芷章的《中国京剧编年史》（2003）。昆曲史、京剧史之外，值得注意的剧种史著述，有吴捷秋的《梨园戏艺术史论》（1996）、应志良的《中国越剧发展史》（2002）、郑尚宪和王评章主编的《莆仙戏史论》（2006）、王文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2007）、余勇的《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2009）、刘志群的《中国藏戏史》（2009）、流沙的《清代梆子乱弹皮黄考》（2014）、章军华的《中国傩戏史》（2014）、叶明生的《中国傀儡戏史》（2017）等。

第六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撰著

在文学史的谱系中，文学批评史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组成部分。从其重要性来说，文学批评的话语既是文学史脉络、格局得以形成的基石，也是评价、研究文学史的基础素材。从其特殊性来说，文学批评史记载的不是作者创作的历史，而是读者阅读、评价作品，进行文学研究，形成文学理论的历史，从而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有内容上的区别。文学批评史也可以称作文论史、文学接受史、文学研究史等，对它的研究也属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的交集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变革和思想意识的更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与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代表著作

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即已开始了总结、写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和实践。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都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书名，在充分搜集、整理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基础上，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大致脉络。与之类似的还有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述著作都被多次再版、重印。

七十年来，随着我国学科建设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在数量与深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拓展，以“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命名的通史式著作至今已有四十余部。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989—1996），等等。另外，有些通史式著作虽然命名与研究方法与惯常的批评史有别，但其研究素材与解决的问题也属于批评史的范畴，如郭英德、谢思炜、尚学峰、于翠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尚学峰、过常宝、郭英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2000），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2012），等等。

此外，近年来还产生了更多针对古代某一文体、某一作家或作品的通史或断代式批评史著作，如方智范的《中国词学批评史》（1994）、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2001）、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2005）、吴中胜的《杜甫批评史研究》（2012）、蒋寅的《清代诗学史》（2012）、孙克强的《唐宋词学批评史论》（2017）、王辉斌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2017）等，再如小说研究领域对所谓“红学”的各种回顾和反思，都可列入文学批评史的范畴。这些著作或更加充分、细致地揭示了某一时期、某一文类的批评场域的全貌，或更加全面、客观地梳理了某类别文学作品被阅读、接受、评价的动态脉络，从而对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与研究有了更加广阔、更加纵深的开拓与推进。

二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撰著成就

七十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研究持续深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取得了丰富、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可总体概括为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阔，并在相当多的方面有了纵深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和总体发展脉络已经得到了颇为全面、清晰的勾勒和剖析。近年许多新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叙述方式已经突破了单一以时代为线索的传统线性模式，而体现了更加突出、明确的问题意识。例如张毅的《唐诗接受史》（2012），从范式选择、律绝“活法”、表彰“唐音”、把握“正声”和格调，以及诗学理论总结、整理注释与普及等多角度，来展现后人阅读、品鉴、模拟唐诗的历史；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批评史论》（2008）则通过南北宋之争、雅俗之辨、诗词之辨、正变论、范畴论、词学与禅学、词论与画论、流派论等各章内容，专题阐释了清代词学批评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国别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都伴随着对重要问题的发现、讨论和争鸣。文学批评史是问题的历史，本身即具有鲜明的问题属性。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说明研究者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和解决问题的成熟度在日益加强。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研究者扎实、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功底，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形成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拓展，往往意味着学界对于某一领域的批评文献有了新的发现和整理。例如，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批评史论》在其书末“附录”中，对清代佚失词话和论词绝句组诗都作了详尽的辑考和胪列；陈伟文的《清代前中期黄庭坚接受史研究》（2012）对清代前中期刊刻的七种黄庭坚别集进行了逐一考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宋笔记》《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清诗话三编》等重要文献的集成以及《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等一系列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完毕，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问世。

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写作与研究的不断成熟，对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意识和研究思维起到了重要的培养功效。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写作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即具有明确的教材属性；新时期张少康等人写作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既为专著，亦为教材”。应该说，如果没有系统接受过文学批评史的训练，没有充分阅读过文学批评史的经典著作，研究者很难形成严谨的学术意识和规范的研究方法。

文学批评史研究既可以专门指称针对所谓古代诗话、文话、评点等所谓“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时古往今来针对所有作家、作品或文体的专题研究，都可以被纳入批评史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写作和研究，都属于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也都有可能被后人写入新的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研究若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则必须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更高的重视和更有力的推进。